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刘保玉秦伟)

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刘保玉 秦 伟

上传时间:2003-9-1

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不仅有关民法基本理论和基本体系，更直接关乎行为人的本人责任、亲权人与监护人的替代责任的承担和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的实现，也涉及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诉讼法上当事人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故在民法理论与立法上应予其相应的地位。然对于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的涵义、判定标准及其在民事能力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学说见解及各国立法规定上尚存分歧。本文试对以上问题发一孔之见，以期抛砖引玉，求得共识，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之完善有所裨益。

一、 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涵义界定

（一）学说观点之分歧

民法上所谓的能力，是指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进行民事活动所应具备的地位或资格。19世纪以降之民法学说理论，一般将自然人的民事能力分解为权利能力、意思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四种。其中，意思能力为所谓的天然能力（或称自然能力），其余三项则为所谓法定能力；意思能力虽为自然能力，却是法律上确定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之重要基础。大陆法系各国民法上，对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这两种能力，多设明文规定，理论上也均予承认，而责任能力的涵义如何、是否明设为一种民事能力，其与行为能力及意思能力的关系如何，立法上与理论上则有不同做法与主张。

学说理论上对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涵义之界定，概可分为下述五类： 其一，民事行为能力包容说（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或资格，它不仅包括自然人为合法行为而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而且包括自然人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即，自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或资格为广义的民事行为能力所包容，是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方面。此种观点为国内众多著述所采用，以致被认为系

其二，侵权行为能力说。谓侵权行为能力，亦称责任能力，乃负担侵权行为之责任之能力。 持此说者或认侵权行为能力为一种独立的民事能力，或认其仍属广义民事行为能力之一面，但均承认侵权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与狭义民事行为能力有所差异。

其三，意思能力说。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预见其违法行为结果的心理能力，亦即关于违法行为的意思能力。对于民事责任能力与其它民事能力的关系问题，这种观点认为，民事责任能力以民事权利能力和意思能力为前提，无民事权利能力，固然谈不到民事责任能力，而无意思能力也同样谈不到民事责任能力；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有共生关系，有民事行为能力者，同时也有民事责任能力，但责任能力的区分情况，与行为能力不尽相同。

其四，识别能力说。这是传统民法理论及民事立法所采行的通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

一定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五，独立责任资格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对于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认为以意思能力为根据逐一进行个案审查，失之烦琐，难以操行，故而以民事行为能力之有无作为判断民事责任能力的根据，更具优点。

（二）各种学说观点之评析与己见

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之上开观点，在理论根据及涵义之侧重点上各有差异，虽各有所得，但也均有所失，难称圆满。

依上开广义行为能力说：（1）民事责任能力非为一种独立的民事能力，而为民事行为能力所包容；（2）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与民事行为能力的状况应为一致；（3）由于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主体

识别能力说之各种定义方式的共同特点，在于：（1）肯定责任能力为行为能力之外的另一种民事能力；（2）表明责任能力以识别能力的有无为一般判断标准，与行为能力以意思能力为一般标准不同，识别能力的层次低于意思能力，故责任能力之状况与行为能力之状况未必一致。这种观点，在肯认责任能力为独立民事能力之一种方面，值得赞同；以识别能力为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判断标准之论，也不无道理。但，将识别能力作为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之一般标准，必使责任能力的认定建立在逐人逐事进行个案审查的基础之上，在法技术上是否妥当、可行，值得商榷；作为天然能力的意思能力如何具体确定，在理论上及实务上已有颇多争议，在意思能力的标准之下再分设识别能力，一方面会产生识别能力的标准如何认识、其与意思能力的界限如何划定的问题，另方面还会使得法律上对自然人之能力的分类过细，难以把握和操行。此外，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与其判断标准是有关联但又不相同的两个问题，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不宜径以其判断标准来定义，也不必在责任能力的定义中表明其判断标准如何（如同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概念中一般并不表明其判断标准一样）。再有，以识别能力为立论基础的诸说，对于民事责任能力的范围或者过窄地限定

侵权行为法上的赔偿义务之识别能力

独立责任资格说的特点在于：（1）强调责任能力是

据上分析，综采各种学说主张之所长而避其所短，我们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应定义为系指自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或能力。有民事责任能力者（含有部分民事责任能力者），即须对其不法行为所致损害于其民事责任能力范围内负相应的民事责任，无民事责任能力者，则不负赔偿责任，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由其亲权人或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自然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不应以其能

二、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 ㄒ唬┲钪盅倒鄣?/p>

对于自然人之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关系，学界观点并无分歧。通说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事能力，无民事权利能力即无法律上的人格，自然谈不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更谈不上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但民事权利能力所要解决的是民事主体资格问题，而民事责任能力所要解决的是民事主体对其不法行为所致损害承担责任的资格问题。法律赋予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以其自然生命的存续为条件，而责任能力的享有，还须具备其他条件，故有民事责任能力者，必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有民事权利能力者，未必有民事责任能力。 对于民事责任能力的地位及其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学说及立法上则有较大分歧，概可分为三类：

其一，民事责任能力无视说。该说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或资格，它不仅包括自然人进行合法行为而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而且包括自然人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该说中既未出现民事责任能力或侵权行为能力的字样，也未对民事行为能力作广义与狭义之区分，而是直接将对不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入民事行为能力之中，抵噬鲜俏奘用袷略鹑文芰χ嬖凇?/p>

其二，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该说中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定义，与前说略同，但认为民事行为能力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民事行为能力仅指自然人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资格，广义的民事行为能力则还包括自然人对其实施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能力。大陆学者持此说者颇众，且认为我国立法上所规定的民事行为能力概念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故而均在广义上解释民事行为能力问题。 在我国台湾学者之著述中，虽认民法学上的行为能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认为我国台湾民法总则编中所规定的行为能力系指狭义的行为能力即法律行为能力，而债编所规定的侵权行为能力则为民事责任能力，且其二者的认定标准有重大之差别。 实质上，仍是将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作为两种民事能力来规定与解释的。

其三，独立民事能力说。此为近来大陆学者提出的有力之新说。该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与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民事能力；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既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不可混淆；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应作狭义解释，即仅指为合法行为的能力，而不包括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 我们赞同这种主张。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区别 前述之民事责任能力无视说，显然忽略了民事责任能力的客观存在及其在解决民事责任承担问题上的意义，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缺陷且也无立法例的支持。在民法理论蓬勃发展、民事立法不断完善的今天，殊不足取。后两种观点，均承认了民事责任能力是法律上所规定的民事主体的一种能力，只是对其地位及其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而已。我们认为，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无疑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法律上所规定的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均以意思能力这种自然能力为基础，故两者之间必然有一定的重合关系，具有意思能力者，一般也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及对其行为负相应的民事责任之能力，无意思能力者，则无进行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法律行为之能力，原则上也无民事责任能力。由于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均与自然人之意思能力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设立的目的不同。法律规定民事行为能力，目的主要在于使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为法律行为，以追求、实现和保护自身利益；而设民事责任能力的目的，在于使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以保护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其二，解决的事项不同。民事行为能力针对行为人有识别力与判断力地实施法律行为而设，是决定民事行为是否有效的根据；而民事责任能力针对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而设，是决定行为人是否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由于设立目的与解决的事项不同，各国民法上一般将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规定于民法典的总则编，而民事责任能力及责任的具体承担问题则在分则的侵权责任部分规定。

其三，能力的范围不同。民事行为能力总是具体的，有一定的范围，不同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范围也不尽相同；而民事责任能力则是抽象的，并无一定的范围，更不受民事行为能力范围的限制。民事主体超出其民事行为能力范围所为的行为将不生效，但无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还是侵权行为或其它违法行为，在引起民事责任的产生上均为

其四，判断的标准不同。由于上述方面的不同，各国立法上对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也作有不同的规定。尽管各国立法上对此问题的规定未尽一致，理论上也有不同的认识与主张，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点可谓是有共识的，即：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标准系在意思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法技术之处理而确定（年龄主义＋有条件的个案审查），该标准之确定不考虑个人之财产状况，而民事责任能力的确定，除考虑意思能力或行为能力状况之外，还必须考虑个人之财产状况。将财产状况作为确定民事责任能力的特殊或例外标准，就使得自然人之民事责任能力状况与其民事行为能力状况出现不完全对应之结果：虽因自己责任原则之贯彻而不得将有民事行为能力而无财产的人认作无民事责任能力人，却得因公平原则之考虑而将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但有财产的人认作有部分乃至全部民事责任能力人。

（三）立法分析

从各国立法上看，民事责任能力并非当然包含于民事行为能力之中，无论是大陆法系国

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诸多立法例上都是在行为能力制度之外而于侵权责任制度中单独规定未成年人或无意识能力人致人损害的责任问题。 我国的《民法通则》中，于第二章

三、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与责任承担

（一） 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的学说与立法例

对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问题，理论上及立法例上也同样存在着分歧。 如前文所引，在学说理论上对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问题，有的认为应以有无意思能力为根据，有的认为应以识别能力为要件，也有的认为应根据其民事行为能力状况来决定。还有学者指出，无论是意思能力、识别能力还是行为能力，均只是认定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标准，除此之外，还应有例外标准，至于例外标准是什么，有的认为是公平原则， 有的认为是财产状况。 从立法例上看，虽采行的具体标准有所不同，但鲜有采行单一标准的。 在以德国法为代表的诸多立法例上，采行的是以识别能力或同等层次的辨识能力、理解能力等作为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标准，例外地考虑

在日本民法典中，对于

法上的

我国台湾民法综合了德、日民法之做法，并有所创新，该法第187条中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以行为时有识别能力为限，与其法定代理人连带负担损害赔偿责任； 行为时无识别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负损害赔偿责任。法定代理人如其监督并未疏懈，或纵加以相当之监督，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不负赔偿责任。如不能依前二项规定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被害人之声请，得斟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行为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该项规定亦准用于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行为致人损害的情形。

以判断能力和意思能力为一般标准、例外地考虑经济条件的立法例，当以意大利民法典为代表。该法第2046条对

1994年和1996年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一、二部分）中，对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划分、致害人的责任以及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亲权人、监护人、保护人的责任等，作了非常细致的规定，该法中基本上是以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来确定其民事责任能力的（参见该法第3章中第21、24、26-30条，第59章中第1073-1078条）。1995年制定的越南民法典中对有关问题的规定，与之略同，但对于自然人之民事行为能力状况为决定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能力的一般标准，规定得更为明确（第611条）。对于一时丧失辨认能力的人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俄罗斯民法典中规定：有行为能力人或者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不能辨认行为的意义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下致人损害，不负赔偿责任；但该状态如系自己饮酒、使用麻醉品或其他方式所致，则不能免责，如系造成他人生命健康损害，致害人也不能完全免责，法院得斟酌受害人和致害人的财产及其他情况，责成致害人负担全部或部分赔偿责任；法院还可以责成与致害人共同生活、知其有精神障碍却未提出认定其无行为能力请求的其有劳动能力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负担赔偿责任（第1078条）。而越南民法典中对于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于一时意志丧失情况下引起损害发生时的责任能力及责任承担问题，并无例外规定，而是应按一般规定自行赔偿（第611条第1款）。俄、越民法典中，也肯定了无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财产状况这一确定责任能力的例外标准，但在有财产的致害人与其父母、监护人等承担赔偿责任的顺序的规定上，与他立法例有所不同。依俄罗斯民法典中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及被认定为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致人损害，不能证明其无过错的父母、监护人或有监督义务的组织应承担赔偿责任，该责任为首位责任，且不因该致害人日后取得行为能力或取得足以赔偿的财产而消灭（第1073条）；而对于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致人损害，其父母或保护人仅在致害人无收入或其他为赔偿的足够财产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责任且得因致害人取得行为能力或拥有赔偿能力而终止（第1074条）。越南民法典中还进一步区分了亲权人与监护人承担责任的顺序，规定：15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首先由其父母（亲权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父母的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方由有财产的未成年人负补充责任；15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则须先以其自己的财产赔偿损失，不足部分由其父母负补充责任；在由其他个人或组织担任未成年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

护人的情况下，监护人可用被监护人的财产承担赔偿责任，如被监护人没有财产或其财产不足赔偿时，监护人方须以自己的财产负补充赔偿责任，另外，监护人如能够证明自己在监护过程中无过错时，可不必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赔偿责任（第611条第2、3款）。

（二） 我国现行法上的规定之分析

依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对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的确定实际上也采行了两个标准：

1．一般标准--民事行为能力

首先，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也同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依《民法通则》

第11条和第106条的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自应由其本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相应的民事责任。确认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自担民事责任，是现代法上的意思自治与自己责任原则的直接体现，也是各国立法上的通制。至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财产状况如何，并不影响其民事责任能力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民法通则意见》）第161条第2款明确规定：

其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不具有对其致害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责任应由其监护人承担。这点，在我国《民法通则》中也有明确体现，该法第133条第1款规定：

2．例外标准--财产状况

依民法一般原理，唯有意思能力或对其行为的性质、后果有认识能力、判断能力的人方应对其行为负责，对欠缺这种能力的人，无从追究其过错责任。而经济能力或财产状况如何，与人的意思能力或认识能力无关，故财产状况原本不应作为认定责任能力的标准。但由于民事责任主要是对违法行为所致损害为财产赔偿，并不涉及人身，故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刑事责任能力等的判断标准亦有一定的差别，在特殊情况下，出于公平原则或衡平原则的考虑，有必要使无意思能力或认识能力而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自己的财产支付赔偿费用，以维持被监护人、监护人及受害人三方在损害后果负担与补偿方面的相对公平，适当减轻监护人的负担。从立法例上看，出于衡平原则的考虑而以财产状况或经济能力作为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的例外标准，是各国立法上的通行作法。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亦明确规定：

神。如不承认这点，而一概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责任能力，则无法解释无民事责任能力的人如何能被列为被告并被判令从其本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 我们赞同我国现行法律上对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所确立的两个标准。在判断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标准问题上，以识别能力或认识能力等为标准的学说与立法，尽管不无道理，也更为精确。但是，依此而行，需逐一进行个案审查，既要审查行为人本人的个体辨识能力之主观情况，又要考察与其行为有关的一系列客观情况，徒生烦累，难以操作。日本法上虽采行了识别能力的标准，实践中也不得不有所变通，而再形成确认识别能力的一般年龄标准（12岁）的惯例。如果法律上为追求精确而牺牲效率和便捷，则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确定也应当逐一审查其意思能力状况，而事实上，各国法律上并未采此做法，而是兼顾二者并予折衷，采行了更为简便易行的确定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标准（对正常人的实行年龄主义，对精神障碍人方实行个别审查与宣告）。因此，不妨仍依此精神作为确定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根据前述立法例的考察，可以发现，对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问题，早期的立法采行识别能力标准的居多，而20世纪中后期的立法，则以改行意思能力或行为能力标准的为众（意大利民法典上规定的判断能力和意思能力标准，实际上也是认定行为能力的标准）。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规定，应当说是符合立法发展的趋势的。至于以财产状况或经济能力作为确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例外标准，是各国立法上的通行作法。我国立法上采行这一例外标准，并无不妥，唯有在责任承担的顺序上应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对于有的学者将公平原则作为确定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例外标准的观点，我们认为不妥，法律上所规定的公平原则，属于侵权责任中的归责原则问题，他并不是用来确定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

（三）其他几个具体问题的分析与己见

1． 成年人在无意识或一时丧失意志情况下致人损害时的责任能力与责任承担

如前所引，对此情况，各国法上关于该行为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等问题，有不同的态度。德国及我国澳门民法上对此种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问题规定：因本人有过失而处于此种状态并致人损害者，不可免责；非因本人的过失者，则因不具有可归责性，其本人的责任得被免除，而由其监督义务人或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此种情况下行为人有无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未予明确，但从其以行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有无免责事由的角度来解决责任的承担问题来推断，其法律上并未否定成年人在一时意识丧失情况下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意大利民法上对此种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问题之规定，与德国民法相同，但其将该行为人所处的状况称

我国《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中，也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处于一时无意识状态时其行为能力既归于丧失或受限制的规定，更无此种情况下的免责规定。理论上的通说与实践中的通行做法是：对于有行为能力的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致人损害，如其本人有过错（如过量饮酒、服用麻醉品等），自亦应由其本人承担责任；如其本人并无过错（如系梦游、偶发癫痫病或其他导致意识丧失的突然疾病等情况），也并不能免除责任，惟得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公平责任的规定，由均无过错的致害人与受害人分担损失。而公平原则只是侵权责任中的一种特殊归责原则，它并不涉及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确定问题，故此，不能因公平责任的适用而认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一时丧失意志的情况下其行为能力、责任能力也受到了限制或归于丧失。笔者认为，我国法律上的这种做法，堪称允当，应予坚持。

2． 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责任能力状况及其责任承担

我国现行法上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责任能力状况并无明确规定，对其民事责任的承担则是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害责任的承担一并规定而未予区别（《民法通则》第133条）。理论上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如何，未有深入的讨论。但有学者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有与其年龄、智力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责任能力，即有限制民事责任能力。 我们赞同这种主张。理由主要是：首先，法律既已肯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自亦应肯定其应对此类行为的后果负相应的责任。如若一方面认定其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另方面却又认为其无须对行为能力范围内的行为负责，在法律逻辑上难以解释。其次，依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民法通则意见》第148条的规定，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在侵权人的确定及责任承担上有所区别。该项规定也已体现出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责任能力上的差别。第三，限制行为能力人有一定的认识能力与判断能力，对其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的行为所发生的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责任，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责令其承担。而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此类责任则不必由其本人承担。

3． 关于致害人与其亲权人、监护人承担责任的顺序问题

在不少国家的法律上，区分亲权与监护、保护。晚近之立法，如俄罗斯、越南等，对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其与亲权人、监护人或保护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顺序，作出了与早期立法上不同的规定。我们认为，这种规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值得肯定。我国在将来完善民法时，亦应考虑区分亲权与监护，并相应地使亲权人与监护人对受其管教、监督、保护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侵权损害，在责任承担上体现出一定的差别。借鉴有关国家的经验，我们的建议是：处于亲权之下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致人损害，亲权人概应负首位责任，如其财产能力不足，则由有财产的致害人负补充责任；处于亲权之下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致人损害，其亲权人如有履行职责方面的疏懈，应负首位责任，如无疏懈，则应首先从致害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再由亲权人适当赔偿；处于他人或有关组织监护之下的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致人损害，本人有财产的，应首先从本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监护人仅须就不足部分承担适当的补充责任。

至于有些学者主张的借鉴我国台湾民法上的做法，而使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负连带责任的做法，我们认为并不妥当。因为其二者于致人损害之行为，并无共同的意思联系，也无以形成共同过错，缺乏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另外，如使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对外负连带责任，其内部如何确定责任的份额、有无追偿损失等问题，仍是悬而未决且颇难决断的问题。依前述处理方案，有关问题已能圆满解决，自无须再考虑连带责任的问题。

原载于：《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