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作文材料人物素材(刘源张.谢冕.汤唯)
少壮常怀强国志 华巅犹抱济时心
方莉 严诗喆
【刘源张,1925年出生于山东青岛,1949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主修经济学;1955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主修运筹学。1956年回国工作,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系统科学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1995年当选为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一生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上海市政府白玉兰质量奖,全国总工会、中国质协授予的中国质量领域最高荣誉奖等30余个奖项。刘源张六十余年致力于质量科学与质量工程的研究与应用,主要贡献有:在中国首先倡导全面质量管理,并身体力行地在全国各地各厂进行宣传;致力于质量管理标准的制订、鉴定和推行;坚持多渠道的教育培训,坚持在一线宣传质量管理的理念。】
“失落番邦十五年”
1925年1月,刘源张出生于山东青岛。“汉文帝刘恒,以仁孝闻名天下,侍奉母亲,不遗余力„„”海风咸腥而温润,外祖母讲述着一个个儒家故事,正是这样的循循善诱,使得“忠孝仁义”的思想深深烙在了刘源张童年的脑海里,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
1941年秋,北平风雨飘摇。就在此时,刘源张被燕京大学录取,年仅16岁的他离开家乡北上求学。然而,他与燕京大学的缘分只有短短的三个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关闭。
战火纷飞,求学之路异常艰难。1942年3月,刘源张留学日本,辗转长崎、高松、山口等地。1946年4月,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经济学部。
1949年2月,盟军封锁了日本,岛国和中国大陆的交通中断。这一年,刘源张本科毕业,却回国无路。无奈之下,他只能留下继续深造,进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部。
在这里,刘源张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恩师——青山秀夫,也成为其唯一的中国弟子。
在青山秀夫的推荐下,1950年12月,刘源张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第二年冬,青山秀夫到伯克利访问,与刘源张见面。
“你学成以后有怎样的计划?”青山秀夫问。
“毕业后我要回到中国。”刘源张心里清楚,青山秀夫推荐他到美国学习是为了培养一名帮手,可面对导师的提问,他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夙愿。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海外求学的刘源张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早日投向祖国的怀抱。
青山秀夫有些失望,沉默了一会说:“既然这样,你还是改学工商管理吧,这对你的祖国更有用。” 几十年过去了,刘源张对这番谈话始终难以忘怀。他将这段往事写在了青山秀夫的纪念文集《青山秀夫先生的学问和教育》里,感激恩师对自己人生的指点。
随后,刘源张开始学习刚刚兴起的运筹学。运筹学内容繁多,质量管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格兰特教授是国际质量管理界的大师。连续两个暑假,刘源张都特地从伯克利去斯坦福听课。60多岁的格兰特学识渊博,讲课时引经据典、妙趣横生,他逐渐对质量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世纪5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的热潮,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意愿受到了阻拦。转眼到了刘源张学成毕业的日子,为了争取回国机会,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发起了留学生联名请愿行动。
刘源张一行沿美国西海岸一路收集中国留学生的签名,最后将联名请愿书交到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手中。终于,他们的决心和行动迫使美国政府作出让步,总统亲自签字放行。
1955年8月,刘源张突破重重困难离开美国。然而,他当时并不能直接回到中国,而是以日本华侨的身份先回日本,可总算离归国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1956年8月25日,从日本舞鹤港开出的“兴安丸”号轮船停靠天津新港。时年31岁的刘源张从船上走下,汹涌大海已在身后,而他内心的澎湃却始终无法平息。
十五年漫漫长路,辗转东西方求索真知,一个有志青年终于回到了他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国!
“失落番邦十五年,雁过衡阳各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归国后,刘源张去听了
京剧《四郎探母》,闻此语泪流满面,儿时那些“忠孝仁义”的故事又一一浮现在脑海。
“回家了就要把家里搞得好一些。”对刘源张来说,这个“家”不仅是自己的小“家”,还有国家这个大“家”,尽孝尽忠成为他日后从事所有质量管理工作的动力源泉。
十年尝试,十年磨砺
新中国百废待兴,“一五”计划正如火如荼进行。刘源张深受鼓舞,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和干劲,誓要学有所用。
“我们欢迎您到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您的专门学识一定能对‘运用学’组起很大的作用。”1956年9月11日,刘源张收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的一封信,力邀他到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运筹学研究室工作。
钱学森的邀请似一盏明灯。12月初,刘源张到力学所报到,正式成为该所的副研究员。从此,他与中国质量管理事业结下了终生缘分。
上班的第一天,所长钱学森找刘源张谈话。谈到自己的专业方向时,因为离开中国太久,汉语变得生疏,刘源张脱口而出的是英文“quality control”,钱学森马上翻译说:“质量控制。”
于是,在钱学森的建议下,刘源张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质量控制研究组,致力于介绍、研究、应用和推广这一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1957年9月,北京红庙。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一所学校里,刘源张组织的质量控制讲习班在这里开讲,钱学森亲自给40多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做了题为“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话。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质量控制讲习班,为中国企业撒下了第一把质量管理的种子。
1961年年底,刘源张转到数学研究所,在华罗庚指导下工作。1957年到1966年的这十年,被刘源张定义为“尝试的十年”。在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这位归国赤子既要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又要追赶科学技术的思潮,他始终带着“美国的理论如何联系中国的实际”的问题意识去看、去想、去做。
十年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下,刘源张跑遍了大江南北的大小工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北京国棉一厂、长春一汽、东风电视机厂„„
刘源张深入生产一线的脚步再也没停下过,他被亲切地称为“工厂大夫”。“理论联系实际”的信条在他的血液里不竭流淌,成为他坚守一生的质量管理准则。
让刘源张欣慰的是,新的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渐渐在国内打开局面。《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提倡领导、干部、工人共同参与技术革新;“三个三的检验工作法”让刘源张颇为兴奋,他认为是“科学与国情的完美结合”;“中间公差”法,让工人顺其自然地发挥自己的本领,不强求上限或下限,保持平常心即可。
正当刘源张要大显身手时,“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厄运随即降临。1966年8月15日晚,他在家中被蒙上双眼,以莫须有的“高级特务”罪名投进了秦城监狱。
不惑之年理应是一个人最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阶段,刘源张却是在监狱里度过。8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涯,他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探寻。
从监狱图书馆借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找来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身处昏暗的狱室,坐在小矮床上,刘源张一册接一册反复阅读。
那段岁月不堪回首,尽管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读书却启发了刘源张对质量管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运用马列哲学方法,反思和总结了过去十年的质量工作,总结出了质量管理工作的三原则——领会领导意图、摸清群众情绪、选用科学方法。
三条原则看似没什么理论性,却非常切合中国实际情况。2000年,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管理科学历程》一书将它命名为“刘氏三原则”。
“文革”十年黑白颠倒、纷纷扰扰,刘源张心里却只有工作。他相信中国需要管理科学,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到工作岗位。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不让头脑迟钝,他经常练习心算、推导微积分定理,还模仿京剧的跑圆场步法在狭促的狱室里走圆圈,到放风场跑圈。
1975年4月,阳光终于照到刘源张的身上,他出狱了。
“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刘源张回到原单位。可“特务”的嫌疑还没有平反,出狱后一年多,他没有被正式安排工作,只能自
己干些教授英语、翻译日语的工作。
八年多的囹圄生涯,让刘源张觉得不能再浪费一分一秒了,他迫不及待要重拾一度中断的工作,尽快将在狱中的思索运用到实践中去。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扭转了刘源张的命运。
1976年6月23日,受清河毛纺厂副总工程师王槐荫的邀请,刘源张到清河毛纺厂开展质量管理工作,在这里开办了第一个“全面质量管理”讲习班,组织了我国第一个质量管理小组。
“我叫刘源张,是到厂子来学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来的。”1977年春,清河毛纺厂的会议室里,后来成为北京市质量协会秘书长的韩以俊见到了刚刚讲完课的刘源张,只见他身穿褪了色的工作服,满身的粉笔灰还未来得及掸掉,头发稀疏。
韩以俊心疼刘源张。“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刘源张却平淡地说:“唉,那都是历史了,都已经过去了,不提它了。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加劲地工作,拼命地工作,把‘文革’期间损失的时间追回来。追是追不回来了,我们就补回来吧。”一席话,满屋唏嘘。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刘源张先后到清河毛纺厂、北京内燃机总厂、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电视机厂等单位试验和推广“全面质量管理”。他主动上门给企业传授科学管理知识、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以至于在家的时间极少,夫人张宁戏称:“家只是他的一个工作中转站或是会客室。”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这个春天里,刘源张像孩子般兴奋,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被压抑多年的奋斗激情喷薄欲出,他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这一年,刘源张晋升为研究员,出任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院党组决定平反这一冤案,恢复名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推倒。”1979年1月10日,刘源张终于盼来了中科院的平反结论。
而在平反前的三年里,刘源张的足迹早已踏遍了全国上百家企业,他用热情和学识在企业里浇灌着“全面质量管理”之花,为“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企业和工厂“拨乱反正”,帮助它们恢复生产、解读质量问题。
刘源张不会忘记那一天。1979年12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54岁的他站在主席台前,从邓颖超同志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的勋章。
这一刻,刘源张兴奋、激动与自豪。在他看来,这是国家承认了质量管理作用,是对所有质量工作者的肯定。他一生获奖无数,却最为看重这个奖项。他将这个荣誉印在了名片上,为的是提醒自己,要时刻担负起质量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我不需要你做科学家,但你必须是专家。”1982年7月,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的佟仁城刚到中科院系统所工作,初入师门,刘源张对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在之后长达32年的交往中,佟仁城逐渐理解了恩师所言的“科学家”和“专家”的区别。所谓“科学家”,是指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研究人员;“专家”则是指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在刘源张看来,对质量管理工作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陈旧的,真正有生命力的知识全在企业家的脑袋里,这就要求研究者一定要到实践中去,到企业里去。
刘源张一生这样要求自己,“崇尚实践”的信条也成为质量学子宝贵的财富。
“正是江南好风日,花开时节又逢君。”1978年到1983年间,刘源张六进山城,到湖北十堰为二汽解决质量问题出谋划策。1983年3月22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用动情的笔触,表达了对刘源张由衷的赞许。
刘源张对工作的投入和热情,源于他对党和国家深深的爱。他一直对身边人说,把产品质量工作搞好,就是“既尽了孝又尽了忠”。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1日,在鲜艳的党旗下,61岁的刘源张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等了22年。早在1964年,他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因为出身成分不好,申请书如石沉大海。出狱后,刘源张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终于在1986年6月底成为预备党员。
和他同一天入党的,还有现在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当时的系统所博士生汪寿阳。在刘源张身上,汪寿阳看到了一位科学家“几度劫难心不死”的报国热情,“刘先生一生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这个评价”,刘源张去世后,汪寿阳郑重地将
此写进了讣告的第一句话。
“实现质量强国是我的梦”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质量管理工作也开始面临新情况新问题。1986年1月,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年内要在1000个大中型企业建立健全全面质量管理保证制度。
刘源张看到,全面质量管理的春天到了,是该播种新的作物了。
计划经济年代,全面质量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靠说服政府部门的有关领导,通过行政命令推行。到了市场经济年代,企业的质量管理不能只靠行政命令来指挥了。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靠什么来促使企业做好质量管理,保障产品质量呢?是质量意识!
刘源张认为,质量意识是个需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话题。于是,1986年年底,他按照“全面质量管理始于教育,终于教育”的思路,以电视讲座为切入口,将质量管理由工业企业扩大到服务业。
刘源张诚意邀请郎志正教授作教材主编和讲座主讲,自己担任顾问。郎志正欣然接受了任务,并于1987年2月递交书稿。从1987年到1992年五年时间里,这套名为《服务工作全面质量管理》的电视讲座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教材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在中国质量管理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95年7月,刘源张当选为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院士证书这样写道:“鉴于对质量工作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管理上的突出贡献,并作为国际同行领袖之一在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以谋世人福利和日益提高生活标准所作的贡献。”
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从1957年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学校里举行第一个全国性的质量控制讲习班,到后来在全国推广的“全面质量管理”;从1977年在清河毛纺厂点燃中国QC 小组的星星之火,到20世纪80年代推进QC 小组的燎原之势;从1979年提出“三全”“三保”理论,到1989年提出并在企业取得相当经济效益的工业企业定额制定准则;从1979年参与创办中国质量协会,到1988年起任国家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151)主任委员„„刘源张不仅在中国大地播下第一颗质量管理的种子,而且在他的精心照料和细心呵护下,质量管理之树茁壮成长,现在已是一片绿树成荫、硕果累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森林。
在刘源张心里,还有一个梦想。
“太令人振奋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了!”2012年2月7日,听到《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的发布消息,刘源张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这份《纲要》凝聚着刘源张的心血,他多次参与《纲要》的起草和定稿讨论。2011年盛夏的一天,专家们围绕“是否将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写入纲要”这一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刘源张静静地听着大家发表意见,到最后,他要求发言:“我只说两句话,一是我干了一辈子质量,实现质量强国是我的梦;二是追求和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梦。不圆这个梦,我死不瞑目!”
如此豪言壮语,多么荡气回肠。
终于,2012年2月6日国务院颁布的《质量发展纲要》明确规定:“推动建设质量强国”。
刘源张的梦,正在变为现实。
2011年5月,刘源张出版自传《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回首一生,这位“中国质量管理之父”最终书写下“感恩”二字:“人要懂得感恩。不懂得感恩的人是不能成功的。”而在他的同事、学生们看来,刘源张终其一生为“质量兴国”奔走实践,在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工作与事业的坚守中诠释着“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刘源张书房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副字联:“少壮常怀强国志,华巅犹抱济时心”。这是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同志送给刘源张的。这句话,是对刘源张一生最好的注脚。
谢冕:把日子过成诗
李琭璐
谢冕先生今年82岁了。
先生老了,亲友们总是劝他好好保养,要活到一百岁。听到这些善意的祝愿,谢冕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是惧老,而是他越来越感觉到“寿”字背后的空虚与乏味。如果精神与肉体能够同步衰老,那是一种值得欣慰的和谐,而先生不是这样。
颐养天年的日子谢冕过不来。养花养草、玩鸟遛狗他不感兴趣,下棋打牌更不会,甚至不办寿,过节、过年均从简。
在《我的西郊生活》里,谢冕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随心所欲,不忍过于苦了自己。唯有这夜阑人静之后的写作才是惬意的,也说得上是‘认真’的。”
对于这种“刻板”的生活,谢冕有过自责。但是没办法,既然“嫁”给诗歌,就靠诗歌活命。
盛夏时分,我试探性地拨通了谢冕家的电话,说明采访意图,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甚至主动问,你哪天有时间呢?如此大师,如此谦和,不觉让我心里一暖。
采访路上遇到一小盆火鹤,翠绿的叶,火红的掌,心中一动,后来为先生买下递到家中。花虽轻,先生依然欣喜地发短信给我:“花很美,老师很喜欢,谢谢你。”
那日,夫人陈素琰正要出门,看有来客,忙走出屋外表示欢迎,茶几上的龙井茶,已经泡得很酽了。这对头发雪白、相濡以沫的夫妻,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
北京昌平北七家,一片普通的欧式别墅群,谢冕一如既往的低调。问周围邻居,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大家住在隔壁。有时先生下楼散步,被人认出,总是笑着说,不是的,不是的。
房间简朴至极。依然是水泥地,客厅墙壁只有一挂钟,再无更多装饰。阳台上摆满了植物,一大株绿萝挺拔苍劲,门口的书堆得有一米多高,斜斜地靠在墙边,先生有些不好意思:“书太多,有些乱。”
年至耄耋,谢冕的晚年作品更多偏向于诗歌评论,少了曾经的恬淡诗意,多了内心的情绪万千。愤怒、激烈、欢乐与忧愁„„人愈年长,情愈浓烈。
而谢冕也一生警醒,始终没有高高在上。是大师,更是草芥。
诗歌·探索
夏日的暖风搜索着地面,刮不到任何东西,早些时间落得满地的玉兰花,早已都被清洁工清走。红砖墙,水泥门汀,锈涩的自行车在别墅楼前摆成一排。
那日,去谢冕家是暴雨来临前的天气,远处的天并不晴朗。也可能是我有把现实文艺化的潜意识,故意要沉溺于一种陈旧的环境里,又孤独又安定。
读过谢冕的诗歌与评论,我总觉得他是孤独的,冒昧地这样想。
这一次,我请先生叙说个人历史,企望有好的运气——愿他是善谈的,不用我提问,便可滔滔不绝。但谢冕不是那样的人,说出来的都是片语微光。
我几乎没法跟先生展开辩论,他驳你一遍之后,你想诱他多说些而故意说反话,他却毫不接招:“你这样想,也可以,也有你的道理。”
我们不断地陷入僵局,我思路受阻,尴尬,干着急,谢冕却保持着一个乐呵呵的固定姿势,眼睛望着一摞书,像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
谢冕自幼喜欢诗,有古典诗,也有新诗。古典诗好像一座高山,谢冕很向往,但是心向往之而不能及;新诗是身边的,好像朋友,有一种亲近感。
“我从少年时代就是诗歌少年,很喜欢诗,而且也学着写。年纪大了对成熟的人生回顾起来,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幼稚,那么天真,居然写了那么多。”谢冕从新诗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诗歌与人的情感、内心世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和自由的内心世界、一种无拘束的情感是有关系的。
诗歌是和心灵非常接近的一个文体。受到“五四”新文学及新诗革命的一些前辈影响,谢冕看到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得那么充分,那么无拘无束,“这个境界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学”。
那时,谢冕知道胡适,知道郭沫若,还有后来出现的一些新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觉得他们的表达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这样接近了诗,学习诗,梦想做诗人。”
1948年,散文《公园之秋》发表于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这是谢冕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文章写
道:“枫叶红似榴火,我不想做一首华丽的赞美诗,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难大众的血迹;他们,这批可怜的被献祭的羔羊,被侮辱了,被宰割了,在黎明未降临之前,他们被黑夜之魔夺取了。血,斑斑地染在枫树叶子上。”
谢冕17岁时,新中国成立。他自己也投身革命,穿上军装,自愿而真诚,几乎没有任何世俗考虑,就是告别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当时,谢冕由少年转入青年,虽然他仍在写诗,但总觉得所写的并不是自己想写的,“我是按照一种理念、一种号召来写的,那不是真实的我,而且‘我’也消失了,‘我’的消失是最严重的一个事件,诗不能表达一个活生生的、有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我,那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了”。
谢冕最终放弃了诗歌理想。
20世纪50年代,谢冕与其他5位作者共同写成了《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那是很复杂的一个产物,也可以说是少年无知,那对诗歌历史是歪曲的写作、歪曲的表达。那也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充满了内心矛盾的产物,现在我把它保留下来了。”谢冕认为,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是不对的,将诗歌分为革命诗歌、不革命诗歌、反革命诗歌,现实主义诗歌、反现实主义诗歌,这些观念是有毛病的。“当时隐隐地感觉到这是错的,但又不敢说不对。”
谢冕一直盼望着新诗走出绝路,让青年看到希望,看到新诗能够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内心世界结合得很好。
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遇到了现在的朦胧诗,后来又遇到了那些被流放诗人的“地下写作”,谢冕觉得他看到了希望:“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我能够毫不犹豫地站在新诗潮的潮流中,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我所盼望的诗歌,我所想念的诗歌,现在终于回来了。”
“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与此同时,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这是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热烈讨论。
对于别人的围攻,谢冕不作申辩,朦胧诗论争的对手都是大牌诗人和身居要位的评论家,可他从没有写过一篇答辩文章。他保持沉默,这是一种境界。
谢冕自称“反季节写作”,其专著也是一反常态在宾馆里写而不是在图书馆写。他记忆力超常,才华横溢,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笑声时时溅落。
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默默相对,间或闲言碎语地笑一下,心情松弛、眼神涣散,分别进入一种自顾自的状态,却又不觉得无礼。
客厅兼会客室不足30平方米,坐了两个小时之后,谢冕突然问我:“你读过《诗探索》杂志吗?”那是他从1984年办起来的杂志,销量不大,更不赚钱,但做得有声有色,虽没热卖,却也被众多诗歌爱好者挂念。
这座城市并不缺乏诗歌的氛围和热情,而诗歌用更大的热情点燃了谢冕。“我们只不过在一个真空地带,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情。”
当然,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让谢冕特别震动的事情。“唉,对了,我想说个事情给你听。”他很郑重地说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广西玉林还有狗肉节啊!那些动物多无辜。”先生的眼睛瞪得老大。
师道·呵护
“尽量不要打扰我的学生吧,他们太忙。”当我提出要侧面采访他的学生时,谢冕特意叮嘱。
谢冕的学生,大多活跃在当今学术界。
学生张志忠说,谢先生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青年诗人的全力扶持,30余年间,他为青年诗人撰评作序,不遗余力,这在当代诗评家中可以说是为数不多。“早些年间和先生交谈,我曾经劝他,不用这样来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个来访者、来信者,这样的杂事太多,沉不下心来,会妨碍做更重要的学术研究。”
“不能把青年人挡在门外啊。”那些来自远方的访客和书信,在谢冕这里都得到了热情的回响,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还是诗人们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过一面之缘,还是素不相识,在他这里
都不会碰壁。
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诗人去世,他的哥哥为了满足逝者的心愿,将其诗歌编成集子,到谢冕这里求序,他欣然允诺。
在谢冕这里,与青年诗人的交流,并无等级差序,首先是一种情感和诗性的撞击。就像鲁迅当年,为那么多的青年作家写序,称赞他们的生命热力。而被鲁迅评价过的青年作家,有许多今日已经湮没无闻,但是,文学评论毕竟不是选择“绩优股”和“潜力股”进行投资,扶植新人,推荐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为新人新作推波助澜,为当下文坛留下参差错落的风景,这才是真正有见识、有热情的大家风范。
学生们常笑谢冕是“守财奴”,每次上北大取信件,总会拿一大包回家,看过后整整齐齐地摆放一旁,不舍得丢掉。“反观诸己,若不是当年先生不弃草芥,把稚拙愚钝的我收留在门下,耐心提点,对先生来说,不过是少了一个来自古城太原的弟子而已,而对我自己,人生的轨迹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学术之路会走得异常艰难吧。”谢冕惜才,张志忠上学时常在先生家吃饭,受到很大关照。
“老孟”,这是谢冕对学生孟繁华的称呼,二人相识32年。多年前,在北大有个批评家周末,开始前,谢冕随意自如,谈笑风生,学生们则自在率性,书生意气,师生间的谈话海阔天空。一旦正式开始的时间到了,顿时安静,“老孟还没来?等等老孟,他说来的。”谢冕的话音刚落,孟繁华就气喘吁吁地进来,一副庄严而厚重的样子。谢冕笑着说:“老孟来了,大师来了,我们开始吧!”孟繁华朗朗大笑,算是对先生的回答。
谢冕对待学生一向宽厚温和,但也有发火之时。1992年,谢冕让孟繁华第二天陪他一起买《新青年》杂志影印版,但当天从意大利使馆来了位学习当代文学的学生,孟繁华便把先生交代的事情忘了。“先生当时很生气,教育我要对他人的事情言而有信,要有时间观念。”事后,孟繁华骑车又去买了一套杂志,从此再没爽约过。
高秀芹,谢冕最小的学生。她读博士时,正值谢冕63岁,毕业后与先生交往甚多,一些诗歌活动都会见面,她认为先生没有老过,保持了最好的活力,堪称“行走的诗人”。“他能看到学生的优点,毕业时不限定我们的论文题目,但要求学生从宏观的角度叙述细节。”
毕业后,学生们虽然在不同领域发展,但谢冕总是惦记,时不时就聚一下。在高秀芹眼中,谢冕本身就是一首诗,“与他在一起,我们都是老的,他是诗歌的孩子。他一生都在呵护着诗。”谢冕为诗歌奔走,不喜欢说不,而且都会给予最炽热的关爱。各地的诗歌活动,但凡需要他,从不推脱。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谢冕常开玩笑说,自己好读书,但不求甚解,“我翻得不够,到了这个岁数,应该多到图书馆看书。”
人的知识面是不断翻书翻出来的,让谢冕得意的是,他曾经读过一个面包车的书,记过大量笔记,还将感兴趣的内容装订成册,随时翻阅。因为如果不阅读作品,在新诗领域就不配有发言权。
读过许多书,但谢冕并不想写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我写了也没人理嘛。”话虽这样说,但他是不会去做“锦上添花”的学问的。
谢冕常常会引用诗人济慈的一句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像他这样的人,几无占有欲,对于知识、名气、权力,甚至于“来自他者的认可”等抽象的东西,全都无欲无索。
这样一个大热天,谢冕在家里完完整整地穿戴着干净的衬衫、鞋,手腕上还戴了手表,一副要外出的样子,他坐下来之后,裤腿缩了上去,露出深蓝色袜子,脚背上有一个大洞。
谢冕在北大畅春园的家,书籍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另有一尊拜伦雕像。这样一来,他的房间就显得格外拥挤,外人来了总会一不小心就碰这碰那。所以,每逢送客,他都要谨慎地提醒:“小心脚下!”
性情·自由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谢冕对我说。我惊讶地笑出来:“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接受:“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幸福吧?”
谢冕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因为太震惊,之后我多次向别人转述他的这个观点,经历或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认同:“怎么这么想?我完全就不想经历‘文革’!”
“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对谢冕说,“我很难保证自己能在运动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
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
谢冕笑一下:“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我一直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格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热情又单纯的人很难不被卷入集体情感,况且那曾经是一种“幸福感”。
“你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战争时期,不会害怕吗?”“不会,我觉得很幸福。”那时候,包括谢冕在内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坚信: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谢冕说,一个人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个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现在,谢冕已经活了82年。他说:“无法相信未来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但不往前走一步,怎么会知道结果?”
“谢门”有个“馅饼大赛”,固定的比赛地点是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而馅料就是普通的猪肉大葱,活动迄今已办了3年。谢冕一人能吃七八个,但有个女学生能吃十个。今年改成了“包子大赛”,更是有学生吃下了六个大包子。“在那个氛围下,有什么比吃馅饼更重要的事呢?”谢冕侧着头,笑眯眯地问我。
谢冕喜欢用粗糙的生活方式来表现鲜活的生命力,年纪越来越大,他却越来越馋酒,常常在饭桌上觥筹交错,红酒白酒啤酒混着喝。
每逢大年初六或初七,学生张颐武会到谢冕家拜年,聊过之后,便会把先生和师母从昌平的家中接出,先去北大理发,再去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维兰西餐厅吃饭,“谢先生对牛排和咖啡等西餐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颐武还是学生时,谢冕就曾多次带他去吃西餐,“现在是颠倒过来了。”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李朝全在《飘落在燕园的一粒种子》一文中写道:“谢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这大概是他的诗歌为何如此文采斐然的重要原因吧。跨进他的家门,首先听到的便是一片仿佛从遥远的丛林中传来的鸟儿的喧闹声,这是先生养的小鸟在欢迎客人呢。每当此时,他便会走到鸟笼前,故意做出教训小孩的样子,高声呵斥:‘这样高声地叫,真是个人来疯。’那些美丽的小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只,竟都害羞似的噤了声,低下头去,装作啄食小米或是水罐里的水,眼睛却不时偷偷抬起去溜先生一眼。鸟儿们都不长记性,或许是受先生的感染生性乐观开朗,等到下次客人来时,小鸟们依然如我。谢先生还是像往常一样,当着客人的面高声地训斥它们,小鸟们依旧装作噤了声,埋头去偷听主人与客人们的谈话。”
“我是想不通,有些老年人为了多活几年,付出的代价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喝。我经常锻炼,我什么都吃,活得好好的。”谢冕洗衣服从不用洗衣机,夫人与他各洗各的,“就爱洗衣服。”先生笑着打趣。
谢冕这样总结自己:“一点自由主义,一点唯心主义,加一点唯物主义。”回顾起来,他在北大度过了数年岁月,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原因是:自由。
谢冕崇尚自由。
2008年去杭州,看到碧波湖水,谢冕兴奋得绕湖跑了一圈,是性情中人;每一次诗歌研讨会发言,谢冕总要写出稿子,开会结束后,稿子就可拿去发表,是虚心之人;谢冕兴趣广泛,出差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拿着笔和本详尽记录,勤奋发问,是心细之人;谢冕不搞特权,早年出差,活动主办方考虑他年龄大,特意买了软卧,但他自己又换成了硬卧,老友刘福春说,不同年龄的人与谢冕在一起都会快乐至极,是低调之人;谢冕谦虚谨慎,一次开会,几位年轻人批评诗歌界之怪现象,他笑着回应:“我不能免俗。”是大度之人。
在认真与随和中,在自由与原则里,在悲观与乐观间,谢冕保持了很好的平衡。除去写作,他还喜欢吃,到任何地方的餐馆习惯抄菜谱。
北大东门的红辣子饭馆,每逢谢冕就餐,服务员总会甜甜地喊一声:谢爷爷来了。先生很高兴,邀其坐过来一起聊聊,这种既温暖又有人情味的生活让谢冕很是陶醉。
老友洪子诚说,谢冕这20多年来,为学术,为新诗,为新诗的当代变革,为朋友和年轻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做了那么多事情,自然获得许多人的爱戴、尊敬,但相信他也不会没有体验过“世态炎凉”。
十多年前,洪子诚和谢冕到南方的一所大学去访问,那里的领导奉他们为上宾。再过几年,又到那所学校开学术会议,可能觉得他已经“过气”,也没有占据什么政治、学术的资源和权力,对他就换了一副面孔:虽客气,但明显将他冷落在一旁,而改为热捧那些掌握着“资源”的人。
因为亲眼见到这样鲜明的冷暖对比,洪子诚不禁忿忿然。但谢冕好像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认真参加会议,认真写好发言稿,认真听同行的发言,仍一如既往和朋友谈天,吃饭仍然胃口很好,仍然将快乐传染给周围的人。“我有点惭愧,他也许不像我这样的狭隘。”
在《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中,收有谢冕的墨迹。先生写的是培根的语录:“幸福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应该是他所欣赏、甚至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了。
以“节制”和“坚忍”来概括谢冕性格中的重要方面,应该是恰当的。他经历厄运,对待厄运他取的态度是坚忍;他对自己能够独自承担拥有信心,他也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和负担。在他的生活中,又确有许多幸福。他懂得幸福的价值,知道珍惜。但从不夸张这种幸福,不得意忘形,不以幸福自傲和傲人,也乐意于将幸福、快乐与朋友甚至与看来不相干的人分享。
下午5点,采访结束。谢冕起身送我到门口,又马上走回去抬眼看看表,嗫嚅着:“素琰怎么还没回来?”
我用12年改变命运
汤唯
我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一位画家,母亲在我出生之前是一名越剧演员,之后也转入绘画学习。小时候,我们的一切都是由父母来安排,因此顺理成章,父母安排我走画画这条路。
但其实,我从小就有个愿望,就是会说很多种语言,方言、外语都行,所以每回看见那些在多种语言间很骄傲地自由转换的人就羡慕得不得了,总会偷偷地多欣赏一会儿。
我喜欢语言,掌握它,和当地人聊天时,语言上的亲切感能让某些隔阂瞬间消失,能帮助你快速融入对方的文化,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后来,记得是高中二年级,我在杭州报纸中缝里看到美国交换生的申请消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于是我想也没想,第二天立刻按要求把申请材料,包括照片啊、老师和学校介绍信啊等,都准备好了。
可是„„在父母这最后一关卡住了,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不让我去,而我那时候也就是个高中生,别无选择,好吧,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心中被演练了千百遍的画面,暂时冷藏起来了。
那年,我15岁。
人生就像一个圆,常会走着走着,就遇到了陌生又熟悉的机会。
在我拍完第一部电影,而合适的第二部又尚未出现时,有了个空当。突然我发现,咦,机会来了,超级兴奋。公司当时提议去纽约,但我想去瑞典学戏剧,因为我喜爱的两位大师斯特林堡和英格玛·伯格曼都从那里来。但是,我不会说瑞典语,英语也仅限皮毛。好,那就先从英语国家开始,我决定去那个有海德公园的伦敦。
之后就是不停在追问公司,我何时可以走?可以走多久?去哪间学校?什么专业?要带些什么?住在哪里?那段时间我兴奋得就像个明天要去远足的小学生。
最后,在公司和李安导演的帮助下,我去了伦敦数一数二的戏剧学校LAMDA (London Academy of Music and Dramatic A r t,伦敦音乐戏剧艺术学院),虽然只是念了两个summer courses,但小时候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就是在国外学语言。
那年,我27岁。也就是说,12年后,我实现了15岁的少女汤唯的梦想。
包括后来因为电影工作需要,我有机会在香港学习广东话,也是一样。
我时常觉得生命很神奇,有很多事想做而未能成,一度失望至极,你以为生命中的那扇门已经关闭,你以为自己也已经放弃,可当日子过去,你只要踏踏实实走你该走的每一步,积极地去面对生活,有一天,你冷不丁就会发现另一扇门不晓得何时已经悄悄地为你打开了。对我而言,伦敦的学习生活,就是我生命中的一扇门。
我喜欢语言,掌握它,你就可以去探索这语言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我选择了莎士比亚。
那会儿整所学校我怀疑就只有我一个亚洲人,这正合适。在伦敦的日子,我给自己设了条规矩,除了与国内联系非用不可,绝不说中文,珍惜时间,给自己一个最纯粹的语言环境,有效率地专注于感受这种语言的氛围。
但这真不是那么简单,一开头就给了我个下马威——第一堂表演课,全班同学光脚一圈围坐在排练厅黑色的橡胶地上,挨个儿一句句读《仲夏夜之梦》。
我永远忘不了,轮到我读的那句,几乎没有一个词是我认得的,大家都等着我,尴尬得呀,真想扒拉条地缝钻进去,最后还是身边的老师帮我念了,当时特想哭,要知道莎士比亚所用的英文是古英文,可我连基础英语还没掌握完全呢!
剧本读不下来这件事挺可怕,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怎么演啊!以前只演过中文的,这英文的使使劲儿我也能读,可这回好嘛,是我拿着剧本,那些词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们,就算查了字典也不知道整句在讲什么鬼东西,崩溃!
但话说回来,我还就不信了,怎么就不行呢?我冲去老师办公室,拿着手机对着老师说:“Could you please read all the lines for me?”老师也很好,全都读了。之后的两三个星期我就跟这录音谈起了恋爱,每天上下课,坐地铁一个小时,还有走路大概二十分钟的路程,那一个半小时,来,去,我永远都是在听着跟读,回到家里也是在听,做饭也听,睡觉也听。人多就小声咕哝着跟读,四下无人就扯着嗓子跟读,耳朵里永远塞着耳塞,永远在听。
暑期班时间很短,只有三四个星期。期末演出后,很意外地,我获得了两出将在伦敦上演的舞台剧女主角的邀请,其中一出是莎士比亚剧。但因为与《月满轩尼诗》撞期,最终只好忍痛割爱。这愿望至今还在冷藏柜中。
这是我学习英文的一个小例子。我想说的是,困难总是和我们如影随形,用不着害怕,怕也没用,反正它就在那儿,拐个弯儿就碰上了。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面对它,拥抱它。这时它就不再是个坎儿,只是一件事儿。对我而言,困难是一种营养,能强壮我的心智,帮助我成长,为将来做准备。
我是个喜欢一直往前跑着的人,总好奇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没见过。跑着跑着自然会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状况(这应该是我天生好奇的性格决定的),遇到了,害怕没用、唉声叹气没用、逃也逃不掉。
这种情况,我喜欢把自己收拾利索了,准备好,迎上去,和它say hi ,理解它,与它交谈,握手,拥抱,它会离开,你也不用回望,继续往前走就是了,生命这么短,世界那么大,多的是你可学可看的。我坚信,再大的障碍除非你投降,不然谁也吃不了你。当一切时过境迁,便是你破茧化蝶的日子。不用管别人怎么想,听从内心的声音,自己做的决定,不管结果怎样,我不会后悔。
刚刚说到,语言是我人生中的一扇窗户。因为伦敦打下的那一点语言基础,令我有可能参与国外电影的拍摄,比如2009年的深秋,在西雅图,我主演了韩国电影《晚秋》,意外收获了韩国电影同行的诸多认可与观众的支持。2011年在国内上映时也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喜爱,感恩。
当然,也因为这部电影结识了当时的金泰勇导演,更没想到,几年之后,他竟成了我的家人。泰勇,对我而言,亦师亦友,亦是兄长,也是爱人。其实小时候,我是觉得我肯定不会嫁给一个外国人,但是缘分就是那么随性,我也欣然接受。要知道能遇上那么有默契、互相那么懂得对方,而又能一起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有多难,所以我绝不会错过。
回到最初我的感叹,生命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在前面等着你的是什么(You ’ll never know what life has to offer)。
对我而言:
遇到机会,当机立断,抓住它;
遇到困难,调整心态,拥抱它;
遇到缘分,变成傻子,珍惜它。
改写命运,就是点点滴滴的生活态度。最后用三句话结束我的分享:
Every second,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the next second greater than now;
Change , is in all of us;
I believe, you can change your desti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