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逑传]故事情节与名教思想

　　摘 要：《好逑传》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影响巨大，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它的艺术成就和评价都不高。作者创作《好逑传》，旨在以文学作品为媒介宣扬封建论礼教化，用封建的故事情节对抗当时追求自主自由的思潮。

　　关键词：故事情节；风流消解；名教思想

　　《好逑传》在中国小说中并不闻名，与其“载道”目的有关。

　　一

　　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确认为统治思想。此时，原始儒家中的部分思想已被消解，统治者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在原始儒家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形成等级森严的封建伦常。理学又将原始儒家里所认同的正常的“欲”完全消解，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苛刻的框架束缚人心，这完全符合统治者的需求，在统治者的支持下，理学极大发展。

　　至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渐渐产生，部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理学与心学形成对抗，心学一时兴盛。但王学左派的矫枉过正，相当程度上助长了晚明纵欲之风，造成了色情的泛滥。明末清初，人们开始对此思潮进行反思，儒学内部对此思潮进行调整，统治者也不允许这种与正统相违背的“异端邪说”冲击新生的统治政权。因此，社会上又掀起对教化伦理的维护，《好逑传》正好诞生于那个时代。

　　《好逑传》作者自诩“名教中人”，作品的命名源于《诗经・国风》的《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无论是作者署名还是作品命名，均指明了其中塑造的“才子”和“佳人”才符合正统情爱观，将其与风流佳话中的“才子”和“佳人”区别开来。可以说，它是对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对“上谕”的回应和拥护，也是对明朝中晚期反禁欲主义的反抗。

　　二

　　《好逑传》讲述了一个“逼婚”与“抗婚”的故事。 官家才子铁中玉和闺阁小姐水冰心相识于危难之中，铁中玉救下了被抢婚的水冰心，却因此遭到毒害。水冰心为报恩将其接至家中。但因为这段往事，二人即使成婚后仍保持清白。最后在皇上的主持下，才终于圆满结局。

　　很明显，在传统才子佳人小说重视真情、展露欲望时，《好逑传》以大团圆的故事来宣扬名教的生命力，并借由天子之口突出作品的主旨：

　　水冰心一弱女也，……其慧心俏胆，明识定力，又谁能及之？……而悠然励坚贞于自持，表清洁于神明，诚女子中之以圣贤自持者也。……一铁中玉之君子，而配水冰心之淑女，诚可谓义侠好逑矣，朕甚嘉之。

　　天子成为名教的代言，天子赐婚已不再是“风流”类小说中成全佳话的点缀之笔，而是成为卫道士的才子佳人的根本情感价值追求。

　　程朱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对原始儒学的背离，《好逑传》不表现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而突出“礼”，则是拥护程朱理学。第七回“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讲述两人共处一室却循规蹈矩的情节，是全书主旨的最好体现。二人始终在合乎礼义的范围内，对情做出合理的疏导，歌德对此评价为：“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设计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1]

　　为突出以理制情，作者生硬的将“风流”类小说固有的“一见钟情”情节进行淡化，两人是超越一般才子佳人的名教知己。作者为反复表现两人的名教大义，安排了第二个大高潮，并与之前两人共处一室的情节呼应，加强情感表现力度。在双方父母结下婚约后，两人不肯结为夫妻。后被诬告两人婚前就有私情，经皇上皇后验明两人的清白，并对两人的行为大加褒奖。这次拒婚就纯粹是死守名教的固执迂腐。这是作者对名教的最强呼声，却使小说彻底失去生命力。

　　再次，它深刻反映了儒家文化中的“性善”，宣扬“邪不胜正”的道理。《好逑传》中的矛盾冲突就是围绕水冰心、铁中玉为代表的义侠好逑和过家为代表的恶势力。外界的压力再大，最终他们战胜了恶势力，获得皇上赐婚，恶势力受到应有的惩罚，作者目的在于引导读者遵守儒家正统礼教，引导读者自觉遵守名教规范，以理制情。

　　整个《好逑传》故事结构是“丫”字形的叙事结构，以一段公案故事引出铁中玉，另一段公案故事引出水冰心，在公案中将两人结合到一起，开展单线叙述，形成高潮，最后经过几个波折，以圆满的结局结尾。全书一共写了六个公案故事，形成了两个高潮，这两个高潮又相互呼应，成为表现全书名教色彩的重要情节。“丫”字形结构叙事，表现两人相识相处到成婚的过程，突出旗鼓相当的卫道行为，以并肩作战的模式来捍卫名教。

　　三

　　相较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可谓独树一帜。他们虽互相倾慕，但没有因此而破坏伦常，这就否定了才子佳人小说“慕才慕色”的风流际遇，提倡“爱伦常甚于爱美色”。在“名教”类的小说看来，“千古风流美事”不能带来团圆式的结局，只有“名教中人”的君子对“风流”严于防范，为“名教”而甘心错过良缘的固执，才是钦赐良缘的保证。

　　名教小说对“理”的宣扬，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欲横流的不良社会风气，重新确立了“理”的作用。

　　但宣扬教化伦理势力的复兴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也同明末王学左派一样，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这类“名教”小说所宣扬的理论，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极端思想，“他们从’情’中排除了‘欲’，但又强硬地加了‘理’，即严格地用封建伦理道德来约束‘情’，因而使所写的‘情’扭曲、变形，从而消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2]，以社会属性来消解人的自然属性。小说没有解决好情理的关系，没有找到一个兼顾情与理适宜的‘度’。

　　注释：

　　[1]张淑贤.论才子佳人小说对儒家文化的表现[J].中国文化研究，2009，（2）：104-110.

　　[2]雷勇.才子佳人小说的文化心态探析[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2，（2）：6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