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

作者：林德山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2年06期

　　[中图分类号]D5，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1-0068-10

　　一、影响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基本因素

　　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有其客观的基础，即有利的内外环境变化。其中，以下三 个方面的变化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的建立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的资本主义实际奉行的是一种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传统，国家作为“守夜人 ”基本不直接影响国内的生产市场过程，其结果是出现急剧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资 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随生产的社会化进程的加快而加剧。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两方 面的冲击使这种自由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一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即出现了垄断 的趋势，开始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①(注：鲁道夫·希法亭(Rudo lf Helferding)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最后发展阶段的研究》试图发 展马克思对资本的集中化的分析，将资本主义区分为两个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 本主义。后者被认为是源于19世纪末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种结构性变化。后来，列宁在《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著名概念。) 它导致财富集中在了越来越少的人手中。1929年，美国200家最大的公司拥有该国银行 业之外的一半的财富。[1](p97)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 政党的普遍出现。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及其逐渐强大无疑也使得资本主义惶恐不安。这 两方面的冲击迫使资产阶级调整政治统治方式，一些主要西方国家都相应地出现了政策 调整，其中最突出的是改变国家的传统职能角色，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国家在 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由此开始发生变化。另外，一些新的思想理论的诞生进一 步强化了这种趋势。这些新的思想理论强调个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和谐，同时强调国 家在促进个人和社会利益方面特有的作用。其中，凯恩斯的新政治经济学对后世资本主 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突出的特征就是试图将社会公正引入社会政治经济机制之中， 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融合起来。这些思想和理论创新无疑推动 了社会观念的转变，尤其是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为战后的福利国家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

　　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更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全面 危机，它们最终促成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转变和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建立。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并以其巨大力量，对 全部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它是一种“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为垄断资本服务的 资本主义”。①(注：参见李琮著《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第17，9—10页。需说明的是，笔者同意该书作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 这种界定，但并不完全同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是“超 越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观点，因为无论如何，人们很难在19世纪的自 由资本主义与二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并列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 ”所以，笔者更倾向于把这一时期看作是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 渡时期。)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国 家为中心建立起了一套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它分别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 民主等各个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调节。国家利用法律、法令，在工人斗争的压力 下，通过集体协议，努力使资本主义人道化。

　　可以说，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起的 这种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它改变了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在生产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一 系列紧张关系，由此而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的发展，甚至出现一个资本主 义的“黄金时代”。

　　(二)世界体系的变化及全球化的新发展

　　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但从一开始，它就是世界性的 ，是与世界体系的建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254— 255)这种“世界性”的过程在19世纪主要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以廉价 的商品打破落后国家工业的“民族基础”，由此而使得世界真正成为了一个整体，所以 说它实质上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它所建立的世界体系无疑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 的，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维系这一体系的基本方式是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这一体 系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早期的工业化实现了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在两次世界大 战的沉重打击以及殖民地人民持续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冲击下，传统的殖民体系难以为继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认识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协调对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重要性。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是这种认识的结果。这种以美国霸 权为基础的国际协调体制所维系的实质上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通过该体系， 来自边缘国家的巨大市场、廉价劳动力、廉价能源以及发达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不平等 的交换体系，这些都是战后资本主义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的有利因 素，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得以建立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进入20世纪末，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虽说全球 化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但总的来说，迄今为止的全球化 发展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资源配置格局中占据了主 导地位。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和金融方面的全球化。在生产领域，国际直接投资 的明显加速更反映出了生产的国际化趋势，而发达国家在这种发展趋势中占据了主导地 位。这种国际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是在世界经济的三极，即美国、欧洲和日本相互之间进 行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相互投资占了国际投资的3/4。①(注：国际直接投资从1984-85 年度的500亿美元增加到1989-90年度的2000亿美元，1996年达到3500亿美元。按美元的 不变价格计算，自1985年起，国际直接投资的年增长率平均为15%，比同期国际贸易的 增长率高一倍多。参见(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第95-97页。)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还不只是反映在吸纳国际直接投资的量上，也反映在 它所体现的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在金融领域，全球化同样也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所 操纵。发达国家普遍放松对资金流动的管理和普遍采用电脑交易，导致了金融中心之间 巨额的资金转移和证券交易。为追逐高额回报，跨国界的资本流动更为自由，公司和政 府可以通过必要的资本投入而介入世界任何地方的证券市场。各种派生金融产品的交易 也令人惊愕，从1986年1万亿美元增长到了1994年的20万亿美元[3](p112)。这种国际化 趋势带来了传统国家管理方式的革命，尤其对国际范围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 ，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在银行、投资机构和跨国公司之间，已形成了一个网络，由此而强 化了它们左右世界经济活动的力量。相比而言，南方国家则“进一步的边际化和处于更 加无能为力的境地”[4](p5)。而且，新的全球化发展主要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 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推动的，跨国公司的作用日渐增强是新的全球化发展中的一 个主要特点。上述国际直接投资主要不是由国家而是由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 近年来，在国际私人资金流动剧增的带动下，跨国公司所进行的接管与合并已经在成倍 增长。到1992年，37，000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三分之一的私人财富，仅它们在海外 就生产了5.5万亿美元的产品。最大的公司的规模、权力和财富都在急剧膨胀，它们直 接或间接地决定了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政策议程。[1](p97)

　　此外，从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方面来看，发达国家也走在了前列。发达国家无疑在技术 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处领先地位。而从新的全球化对国际协调提出的更高要求来说，发 达国家的优势更为明显。尽管战后的协调体制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经历了剧烈的动荡， 可从80年代中期后，西方七国加强了协调力度。目前的国际协调体系，包括协调经济政 策、组成地区联盟和加强多边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 织等)等，虽然对世界市场的规范和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但无疑都是以发达国家为主或 主要在它们之间进行的。所以，其主要的活动重心还是围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这无疑是西方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大优势。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

　　推动20世纪资本主义新的发展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是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生 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与此前相比，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体现出革新加快、科学 —技术—生产的转化日益迅速的特点，大约每三、四十年就掀起一次新的科技革命。相 对论、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学的建立导致了20世纪的现代科学革命，而航空技术、电讯 技术和高分子化学与合成材料的出现完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是各学科相互渗透、交叉发展的结果，它的产生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思 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在20世纪70—9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中，微电 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英特网和多媒体技 术的诞生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西方国家的工业年平均增长 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1.7%，而在1950—1972年间高达6.1%。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经 济总规模(GNP总值)从1万亿美元增到约30万亿美元，其中，科技进步的因素由世纪初的 5%左右上升到世纪末的70—80%。[5](p375)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变化，基本趋势是日益利用科学技术的发 展减少对自然物质资源的依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大产 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的变化，农业所占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第三 产业迅速扩大。到20世纪末，科学技术的最大变化集中体现在了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 带来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它对当代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的衰退中走出起了巨大 的作用，同时它也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而西方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无疑 是它占据目前全球化进程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

　　二、结构性危机与调整：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

　　20世纪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克服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放任无序，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社 会自我调节机制，其核心是围绕着国家政府的职能而展开的。曾经对20世纪资本主义发 展产生巨大影响的福特主义模式集中体现了这种调节机制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 了传统资本主义放任无序和社会关系的紧张，使利润率的全面增长和稳定成为可能，从 而为长期繁荣创造了条件。尤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20世纪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和政治结 构体系，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内在调节机制。它具体体现为三个层次上的调节 职能：

　　(一)生产方式的调节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还是从生产规模和组织以及对市场的占有 等各个方面来看，其程度都是很低的。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仅仅靠古典经济学家们所 言的那只“无形的手”已经无法适应生产社会化的急剧发展了。唯利是图、追求利润的 最大化是资本家的本性，它既是刺激资产者的“创造性”的原动力，同时也是造成绝对 的自由市场方式恣意蔓延的内在原因。在寻求资本主义新的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思 想和政治精英们一方面试图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寻求用一定的 方式来抑制市场的无序所造成的动荡。由此出发，20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 传统资本主义中的绝对自由市场方式，政府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介入了市场。

　　政府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的活动来积极影响市场：一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控制需求方 式，直接影响生产和消费市场。国家改变了过去对经济运行不直接干预的态度，作为最 大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投资者、购买者，国家直接参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可以 凭借手中掌握的强大经济力量渗入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组 成部分，形成了一种新的机制，即国家有计划地对经济进行调节的机制。这种机制与市 场机制同时并存，互相结合，互相补充，从而为克服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的无序状态，保 持相对长期的稳定和繁荣创造了条件。二是通过法律和其他强制行政行为规范市场。20 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基本上都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规范市场的法律体系，包 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环境法等。这些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 产者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 今天，缺乏规范的市场是不可能适应这种社会化的管理和组织需要的。

　　(二)社会关系的调节

　　在19世纪的传统资本主义方式中，资产者的“唯利是图”和劳动的异化一方面成为进 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桎梏，另一方面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和阶级冲突的日益加剧。 凯恩斯的新政治经济学试图缓和这种矛盾。凯恩斯认为，必须在经济领域发掘适应和控 制经济力量的新的政策和手段，促进那些适宜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当代观念。[6]( p11)20世纪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之下产生的，而把对社会关 系的调节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正是福利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具体的调节方式上，欧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但以下两个基本方式却是共同 的：首先是通过政府的介入和法律手段影响劳动关系。在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政 府无权干预企业雇佣雇员的“自主行为”，而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这种观念被 打破。国家政府或者通过法律的形式，或者通过在企业主和劳动者或其代表工会之间的 协调作用，促进劳动关系中的双方共同参与解决劳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稳定 、和谐的社会关系，以保证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政府的直接介入无疑是影响劳动关系 的重要手段，但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劳动关系和劳动市场，营造一种有利于劳资双方的长 期稳定关系的氛围，这也是体现政府调节社会关系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为普遍的一种调节方式。其次是通过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方式调节实 际收入，抑制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并以此加强社会的凝聚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 美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制度即是服务于这种社会目的的。它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对老 年、疾病、伤残、失业、无家可归者和其他贫困者予以救助，以保证贫困者维持最基本 的生活需要；二是通过对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公共事业的投入而为更多的人提供受教 育机会和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这种以社会团结为目的的福利制度方式无疑对缓和紧张的 社会关系、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并以此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尽管20世 纪70年代以后这种福利国家制度陷入了危机，但正如一些西方人自己所承认的，20世纪 20、30年代的大萧条可以成为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温床，而现在的欧洲联盟失业人数 达1800万却没有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正是因为这种福利制度抵御了这种危险，把社 会凝聚在一起，把紧张的社会对立化为社会共识。这正是西欧社会福利国家的“伟大的 历史性成就”。[7](p156)

　　(三)相对健全的政治民主机制

　　20世纪资本主义调节机制的第三个层面表现在它的政治机制方面。显然，政治民主制 度的相对健全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加强了资本主义应对和 处理社会危机的能力。现在的西方并不是没有危机，人们也时常会听到一些著名人物在 谈论全球化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挑战和“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问题。[8](p113)但西方国 家应付危机的能力显著加强了。它主要是通过一种相对完善的多层次的民主机制，而不 仅仅是赤裸裸的暴力方式来实现国家在政治方面的调节职能的。

　　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相对健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公 民的基本权力更为广泛，更为全面，实现了真正意义的普选权，从法律上明确了消除种 族歧视以及其他一些歧视行为；其二，现代民主政治结构基本成型，包括德国、日本、 意大利等一度出现法西斯主义专制的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建立起了新的民 主结构，英国、法国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20世纪出 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三，政党政治的范围和基础更为广泛。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民主 的一个重要形式，但在19世纪对于普通的劳动者来说，政党政治实际上是离他们很遥远 的事，而在20世纪，由于普选权以及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及其政治代表在西方各国 政党政治竞争中相继取得一席之地，总的来看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其四，社 会关系各个方面的相应机构日益复杂，但却更为规范，而且把它们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 法制体制下，最典型的就是工会。工会一方面作为工人的利益代表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 并直接影响了劳动关系和社会分配，另一方面，在欧洲许多国家工会又通过与一定政党 的相应关系而成为政党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变化至少从表面上给人以人民普遍 参政的印象。

　　20世纪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摆脱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但与19世纪相比，上述调节机 制使得资本主义抗危机的能力大大加强。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 普遍出现危机，继承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方式重新占据了主导地 位，但其所以为“新”，就在于它从根本上吸纳或继承了上述资本主义的调节机制。

　　三、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及阶级关系的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是以19世纪的社会 生产方式为背景的。那时，社会生产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产业部门中，规模比之20世纪的 生产规模要小得多；资本的积累(除了早期一些特殊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外)主要是通过 传统的再生产方式(即部分剩余价值投入再生产)进行的；资本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基本是 同一的，生产的组织相对简单；受教育及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主要的生产劳动者普遍 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或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在这种生产方式下 ，资本的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又几乎是不受限制的，由此而形成了两大阶级的 “简单”对立。

　　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传统产业部门在社会 生产中的比重日渐缩小。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也在探寻适应生产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 组织形式，上述泰勒制及福特主义模式是其集中体现。生产的扩大化及新的生产组织形 式带来了一场人们所称的“管理革命”，从中产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 阶级的新的社会力量。

　　由于这种“管理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领域至少出现了两个相关的新变化：(1)资本的 所有制形式和资本组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中，股份公司日益成 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出现使生产资料所有权趋于分散，生产资料不再 被个人或家庭单独占有。独资、合伙企业以及其他世袭传统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大大下降，而股份资本急剧上升。这样，个人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已不像过去那样明确 ，因为对生产资料的有形和整体占有，已经转变为无形和局部占有——占有股份和债券 。而被雇佣者同样可以通过职工入股和购买股票等享有一定的资本占有形式。(2)由于 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资料管理权与所有权发生了分离，出现了一些不拥有或较少拥 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 这支新的社会力量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间阶级，他们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他们在收入 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大大不同于工人阶级。后者更多体现为 集中在传统产业部门的体力劳动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人的普遍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中间阶级队伍在不断扩大，而传统的工人队伍在日益缩小。

　　社会构成的变化无疑会导致社会意识的变化。而资本主义调节职能的加强，尤其是战 后的福利制度更直接影响到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意识变化。社会生产的发展及福 利制度使得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明显逐步增长。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也通过股份和债券 等形式进入到了资本的无形和局部占有者队伍中。而从生活质量，包括受教育程度以及 工作和社会环境来看，西方包括普通劳动者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由此也给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生活方式的机会。同时，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逐步健 全，劳动者的政治权力在形式上有了进一步的保障。这些变化无疑会影响到劳动者的社 会意识。总的来看，这些变化促进了一种社会包容的趋势而不是19世纪的那种阶级对立 趋势，由此而缓和了阶级冲突。

　　阶级冲突的缓和并不意味它的消失，但其形式和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更多的 阶级冲突发生于局部的经济领域，而很难在普遍的政治领域发生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其 二，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及其斗争主要是在合法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其三，由于劳 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意识的变化，相对温和而非激进的左翼政治力量日益成为了他们 的政治代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战后的发展证实了这种现实。

　　由于这些社会构成和关系的变化，人们已经难以简单用传统的阶级概念来概括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以及阶级意识。国内有人提出以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 工人阶级来划分西方社会的主要阶级。[9](p183)但“中间阶级”本身就是一个变动、 模糊的概念。尤其是到20世纪末，“中间阶级”已经成了一个抽象的、多层次和多元的 概念，人们很难用某一固定的概念(如财产状况，政治信仰等)来涵盖所有的“中间阶级 ”，而且，人们也越来越难以用一种固定的“阶级”意识来概括某一社会集团的共同意 识。即便是我们传统所说的“工人阶级”，也越来越难以有共同的认同意识。这是一种 客观的现实，是社会生产、科学技术、信息社会以及现代“媒体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产物。

　　总之，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阶级关系随着社会生产的巨大变化而在 不断变化着，总的方向是社会阶层的多元化，与此相应的是人们的社会意识的个性化和 多元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这种变化仍在继续，它要求我们根据时代的变化来更新 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阶级观念。

　　四、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形式

　　在经历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之后，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资本主 义的基本矛盾有其新的表现形式。在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 ，资本主义都存在且面临一系列新的矛盾：

　　(一)经济关系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普遍承认了国家调控的必要性，但对国家调控职能的形式、范围 和程度却始终存在分歧。而由于全球化加深加快，资本主义目前又面临新的危机，即失 去必要的国家调控能力的危险。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的变化更多地反映出了生产 的国际化趋势，它主要不是由国家而是由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生产的国际化 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 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 控制这些生产因素。而作为全球化主体的跨国公司尽管在其内部实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 计划性，但从全球市场来看则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时代的 新的表现形式。金融领域的动荡和危机便是这种全球市场无序的集中体现，它是虚拟金 融资本急剧膨胀并与实际经济脱节或失衡的结果。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对环境的破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 的环境污染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资本主义人均耗费的资源远远超过了它在全球总 人口中的比值。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高消费是以牺牲全球环境 为代价的，它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 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方面的控制明显加强，环境 状况也在逐渐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实质上是以上述的产业转移，即将低效 率、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为前提的。

　　(二)社会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关系的稳定是战后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但社会 保障制度的膨胀转而又影响了资本主义的效率。由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私有化和 削减社会福利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付危机的一个普遍的措施，这一措施显然是以单 方面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特点的。在此形势下，战后工人及工会一度获得的利益正日益 受到侵削。而在全球化发展加深加快的同时，这种社会保障体制以及稳定的社会关系又 受到新的打击，陷入了新的危机之中。

　　首先，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 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在全球化发展加快的形势下 ，一方面，资本的加速流动使得政府失去了对它的控制能力，“充分就业”这一过去以 及现在经常被西方一些政府奉为政策目标的方式几乎是不可能了，难以克服的大规模结 构性失业以及失业工人被边缘化正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政府 也越来越容易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来屈从于全球竞争的需要，因为在国际竞争加剧 的形势下，为了吸引国际资本，减少税收和减低社会成本成了各国的主要竞争手段，一 度成为资本主义稳定社会关系基础的福利制度陷入了新的危机之中。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不平等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改革福利制度实际是以单方面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而上述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劳动 者的弱势地位使得西方社会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到20世纪末，虽然西方国家 拥有投资资本的人数激增，但2%的上层者控制了60%的财富，[1](p4)而占总人口25%的 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在30年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社 会最下层的这种被边缘化的趋势也在加剧。社会不平等加大的趋势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 ，而且也体现在其他社会领域。全球化发展促进了社会群体多元化的趋势，由于社会地 位、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各种群体之间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也在发展，其重要的体现就是现在西方人自己所谈论的社会排斥现象，即某些群体的人 被排斥在社会主流机制之外。这是对西方社会所标榜的民主社会的一种极大的讽刺。

　　再次，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同时，西方社会陷入了新的道德危机，极端个人主义、 消费主义蔓延，物欲横流、毒品泛滥、青少年犯罪、家庭瓦解等现象成为西方社会普遍 的社会问题。福利制度的破坏同时也危及到了一度得到加强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全球化 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社会意识的分裂趋势。这些都成为了危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稳定的新的矛盾。

　　(三)政治关系

　　在上述经济和社会关系变化的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也在发生相应的变 化，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首先，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传统政治关 系受到侵蚀。全球化渗透的加深直接冲击到了政府的职能和组织形式，对于一些传统属 于政府的可控制和调节的事务，政府感到越来越难以控制。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导致 社会构成的变化，并由此而冲击到了传统的政治结构和组织形式。其次，全球化过程的 加快，尤其是信息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一些传统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例如，社会结构的变 化改变了传统政党政治的基础，传统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发生变化，加上媒体对现代社会 生活影响力的增强，传统的政治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政治意识淡薄的 趋势，选民失去了对政党和政治家的信任；另一方面，政治生活越来越受制于金钱和媒 体的操纵。这些实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危机。

　　(四)国际关系

　　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我们看到，世界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世界分工体系是 资本主义生产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之一。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与世界不平等的经济秩 序，尤其是与不平等的世界资源分配和贸易体系密切相关的。在全球化发展加快的同时 ，这种不平等秩序有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许多发展中国家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趋势也在发展。这种趋势必然会危及到世界作 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并转而威胁到发达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效率”，这是全球化发展 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矛盾。同时，资本流动的加快和生产的国际 化也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因此各国保护主义的暗流不时在牵制着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显然是不 协调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又一矛盾。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协调 有加强的趋势，但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却一直采取 漠视的态度。这种南北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最终势必会危及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资本主义所处的基本环境以及它的内在变化促进了资 本主义的发展，但这些未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未能改变其生产过程的对抗 形式，未能消除其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更未能解决人类的共同发展问题。

作者介绍：中央编译局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北京 100032 林德山，男，1964年生，湖南华容县人，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