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闭关锁国的历史一页

朱纨（公元1493-1550），字子纯，号秋崖，明代苏州府长州县（今江苏吴县）人。其父朱昂（字圭庵，死于1515年），曾任景宁教谕。朱纨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与副总兵何卿共平深沟诸寨番。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七月，朱纨以都御史衔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由周亮等“建议”改为巡视，以削其权。嘉靖二十八年四月被劾罢职，翌年七月被捕，抱恨自杀，终年五十八岁。

一、明前期的海禁政策与私人海上贸易

明代海禁政策始于洪武年间。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朝廷命令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隶各卫为军时，就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十月，又宣布 “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再次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并且在《大明律》中明文规定：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货物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漏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 ”

从永乐、宣德直至正德时期，海禁稍弛。然而到了嘉靖年间，明世宗却又大力强化抑商政策，厉行海禁，其严厉程度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皇帝，此类禁令如下：

“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如私贩苏木、胡椒千金以上例；交结番夷互市、私贷、绍财、构衅及教诱为乱者，如川广云贵陕西例；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如会同馆内外军民例；搅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如私将应禁军器出境因而事泄律，各论罪。 ”

“浙闽二省巡按官，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官吏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 ”

“禁沿海居民勿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违禁大船，悉报官拆毁，以杜后患。违者一体重治。 ”

“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赋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 ”

以上禁令清楚地表明，嘉靖年间的海禁逐步强化，从禁止私人从事海上贸易发展到禁止制造和使用航海大船，从由海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发展到邻里连坐。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禁越加严厉。

与此同时，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严格厉行海禁的局面终于难以为继。杭、嘉、湖三府和整个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为拓展国内外的大市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江南各地生产的大量丝绸、棉布、生丝、棉纱等商品，更需要开辟新的市场，走出国门从事海外贸易。因此，嘉靖初年海上私人贸易迅速发展，表现在：

（一）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数量众多，具有相当的规模。福建沿海商人“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器，收买奇货”，远航到海外进行贸易。浙江沿海商人在正德末年时犹寥寥无几，但到嘉靖初年已不可胜计。嘉靖二十七年，仅五六两个月，“浙海瞭报贼船外洋往来一千二百九十余艘。 ”广东的商人也竞相经营海外贸易，“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棉、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 ”

（二）私人海上贸易的据点遍布海内外。到嘉靖年间，远至日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都有海商的立足之处。有些海商则定居国外，建立贸易据点。国内除了原有的外贸港口之外，又出现了许多进行私人海上贸易的新港口。如浙江宁波的双屿港（按：即今之舟山双屿港）、福建漳州的月港都是商船穿行如梭的热门港口。

（三）形成了实力强大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海商从独自经营发展为合伙经营，形成了一个个由强有力的船头为核心的海上贸易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徽州籍许氏兄弟、王直、徐海、林碧川等人分别统帅的海商集团，以浙江宁波人毛海峰、徐文亮，桐乡人叶麻等人为首的海商集团。这种海上贸易集团后来在海禁严厉时就从私人违法进行海上贸易转向海盗活动。

因此，海禁政策并没有扼制住蓬勃发展的私人海上贸易，相反严厉的海禁为海上走私贸易的兴旺提供了有利的时机。海禁愈严，番货价愈高，犯禁出海的船只愈多，“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为了冲破政府的海禁政策，发展海上贸易，私人海商不得不内外勾结，采取亦商亦盗的走私贸易形式。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与海商互相勾结的内地奸宄，多是沿海的“乡官”，即当地的豪门势家，有的本人就是退职官员，有的是官员亲属。违禁走私的海商大多以他们为“窝主”，依靠他们接济，并求得保护。这些“乡官”为了攫取贸易巨利，无视海禁律法，公然参与走私贸易，或者“为贼腹心，标立旗帜，勾引深入，阴相窝藏，展转贸易”；或者“强截良贾货物，驱令入舟”；更有甚者则明目张胆地让走私贸易船泊于近郊，张挂旗号，贴上官文封条，役使官夫送出境。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交通官府，挟制有司，倚结豪势，包庇窝藏。到嘉靖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支持海上私人贸易的政治力量。

二、朱纨厉行海禁的具体措施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六月，巡按御史杨九泽上疏“言浙江宁、绍、台、温皆枕山濒海，连延福建福、兴、泉、漳诸郡，时有倭患，沿海虽设卫所、城池控制要害，及巡海副使、备倭都司督兵捍御，但海寇出没无常，两省官僚不相统摄，制御之法，终难画一”，建议设置巡视重臣，尽统两省军事，使“威令易行，事权归一”。明中央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同年特派朱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任内，他为灭海寇而厉行海禁，主要措施有：

（一）划一事权，统掌兵权，明定职掌，免除御史掣肘。

鉴于浙江、福建以前并没有巡抚之职，只有巡按御史专制，同时深感沿海“乡官”勾结官府，串通上下，“事未办而谤先行，效未见而肘先掣”，因此朱纨于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条陈，要求明确其权限责任，以便“动止皆有法守，所司亦易奉行，彼此相维且相安于无事矣。 ”

为了减少阻力，他上疏，首先要求划一事权。除统率所属官员，督理全省钱粮、操练兵马、修理城池、抚安军民、禁革奸弊等常职外，要求在不能议决的事情上有独断专行的权利。遇到与御史意见不合的事情，他希望御史能“正言导臣，使自酌损，请勿径施文移以妨大体。 ”其次，他要求统掌兵权。除嘉靖二十六年九月初一圣旨中赋予的权利外，他认为“与巡抚不同，军机贵密，大事宜断，道旁作舍，徒成掣肘”，“乞照两广并两赣等处军门事体，不必御史干预”。最后，要求明定职掌：“臣专提其纲，海道副使分理其目；臣住杭州，副使住漳州，皆不时往来巡视，御史从而监察之。 ”并明确表示：“各寨不职，责在海道；海道不职，责在臣身。 ”他认为御史虽负有监察之责，但应充分信任他，“有见有闻，即付海道，群疑满腹，姑观其后”，使“吹毛之风息，则顾忌之心轻”。明中央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

（二）禁乡官，革渡船，以清弊源。

沿海“乡官”，本应为本乡遵守国家法律的表率，但如今“或擅受民词，私行考讯，或擅出告示，侵夺有司，专造违式大船，假以渡海为名，专运贼赃并违禁货物……不惜名检，招亡纳叛，广布爪牙，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赀本，藉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蓋不止一年，亦不止一家。 ”其目无官府，对地方的危险最大。 “乡官”势力之盛，及至于干预地方政务，决官员的前程命运。沿海守备人员而卫、所官兵，为保存性命，人人自危，根本无心防务。更有甚者，如林希元“每遇上官行部，则将平素所撰诋毁前官传记等文一二册寄览，自谓独持清论，实则明示挟制。守土之官畏而恶之，（亦）无如之何（矣）。 ”

因此，朱纨认为，沿海 “乡官”，尤其是漳、泉奸豪，是海道不靖的“弊源”。于是，他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下令禁乡官渡船，究治豪右：“将本地方见在二桅以上船只，但假乡官，装载木石、粜买米谷、雇兵渡人等项名目者，不分真伪，不论有无货物在内，一体收入本寨，将高广丈尺并物件数目开报本院。施行有人在船，肘锁解审。 ”随后，又在公文中，对违式船只的标准作了详细的规定：“以平底三百石为率，用令裁缝，小尺计量，长不过四丈，阔不过一丈二尺，深不过六尺者，许其自便。 ”但“不许假借乡官名目，亦不许官与编号，如丈尺过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内报官，一体免罪，估价官买。 ”他甚至还在奏疏中 “镌暴贵官家渠魁数人姓名，请戒谕之。 ”但朝廷却不予理会。

（三）巡视漳、泉，严保甲，申盐法。

朱纨上任不久，即亲赴漳、泉地区。漳、泉卫所败坏，官兵缺员，月粮不足，战船残破，总督备倭官黎秀不知军数，亦不知船数。朱纨认为：“海防大坏又如是，曰兵、曰食、曰船、曰衙门墩台等项，计非岁时所能整顿，而夷船贼船乘风往来，瞬息千里，又非仓卒所能捍御”，所以，只能“革乡官之渡船，严地方之保甲，以救仓卒不能捍御之患。 ”

因此，于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在漳州、泉州、兴华、福州四府所属州县沿海地方实行 “保甲法”：“每十家一纸，即成一甲，……每纸各要甲头甲尾联络明白，用印钤盖，付本甲人户用板裱装完固，面则牌格，背则告示。 ”每个牌格有十行，每行都标明日期，“每月一家，输直三日，第一家输初一、十一、二十一，以次分去，第十家输初十、二十、三十日，互相讥察，输日者悬牌于门。 ”并且规定官吏、生儒、军匠等人，不许容情优免。如果有人要迁移，则要“将牌送本州县，换给一纸，仍前裱装，违者连罪。州县底册，对同改正。 ”《保甲法》编制十分严密，处罚相当残酷，“使贼船不得近港湾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济。 ”

此外，朱纨还申明“盐法”。明初盐法甚严，违禁私贩者治以重罪。后来，政府盐课渐重，以致灶户生活艰难。明中叶以后，海禁渐弛，因此灶户纷纷舍其本业，竞趋海利。朱纨认为，“海禁、盐法，故并行不悖也。 ”他上任后，重申盐禁，令将盐船“编号定界”，严加约束。这样做，有保证明政府盐课收入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以海为家之徒，借此为名，出洋通贼”。

（四）加强海防，剿平双屿港，大战走马溪。

朱纨上任后，就在闽、浙设置防御设施，添置战舰，提拔富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并在短时间内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海防部队，分驻在各海防要塞。

双屿港是嘉靖时期东南沿海最大、最有名的海上走私贸易港口，其日益频繁的走私活动，引起了浙江地方政府的严重不安。因此，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命福建都指挥卢镗率军捣毁双屿港。首先，张四维、张汉等部署兵船包围了双屿港，断绝岛内外一切交通。进入夜晚后，明军发起偷袭，两面夹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一举抓获当时盘踞在那里的许氏海商集团首领许六。随后，卢镗带兵进入港内，把中外海商在岛上兴建的天妃宫、教堂、医院、民房等建筑物尽行毁坏，又一把火烧了停泊在港中的商船及其货物。为了彻底摧毁海盗、商人的居地，朱纨本想在双屿港驻兵立营戍守，然而这种建议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最终采取聚木石填港口的办法，一举填塞了双屿岛的南北各港口。经过这一战役，双屿已完全失去了作为贸易港口的条件。

福建的主要贸易港是漳州诏安的走马溪，此地为外国商船由粤趋闽的始发之处，亦是走私贸易的又一交接之所。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朱纨指挥副使柯乔、都司卢镗进攻梅岭，发动了著名的走马溪之役。朱纨的《甓余杂集》中记载说：“本月二十日，兵船发走马溪；次日，贼夷各持鸟铳上山，被梅岭伏兵乱石打伤，跑走下船。卢镗亲自挝鼓督阵，将夷船王船二只、哨船一只、叭喇唬船四只围住。贼夷对敌不过，除铳镖矢石落水，及连船飘沉不计外，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 ”

走马溪之役，大破葡萄牙走私贸易商，擒获倭寇头目李光头等96人，并将96人全部在演武场就地斩首。

三、闽浙势豪对朱纨厉行海禁的抵制

由官军实行严厉的海禁，无异于断绝了沿海居民的生路。因此，朱纨扫荡海上走私贸易及其禁海措施，遭到了浙、闽两省那些与海上贸易有牵连的地方官员和乡绅们的强烈反对。

（一）制造谣言，抵制海禁政策。

朱纨就任浙江巡抚，厉行海禁，严重侵害了闽浙海商的经济利益，激起了他们强烈反对。尤其“福建多贤之乡，廷论素所倚重，而滨海不理之口，流官亦能动人”之地，长期以来“威福之柄，移于乡评，是非之公，乱于野史久矣。 ”“先年参政蔡潮亦行保甲之法，亦因讹言而止。 ”因此，当朱纨再次推行保甲之法的时候，闽、浙地方势豪即散布流言。如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泉州一路，讹言妄传京军将到，两院会同迁徙一方，因而惊窜。 ”当谣言并未奏效后，他们“又倡说漳州海滨驾船逃窜，或冒风涛而死，皆为保甲之故。 ”一波又一波的谣言使朱纨不禁为之担忧：“夫奸豪一倡，讹言遂能震撼至此，岂不能传播京师？ ”

为了继续出海贸易，谋求利润，闽、浙海商一次又一次地违反朱纨的禁海政策。如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把总官裘祖贻呈详拿获竹山海洋船一只，犯人八名，称系势家缘由。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破坏朱纨禁海政策，公然下海的人群不光是闽、浙势家，也包括在海外贸易中获得利益的朝中大员，如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福建盐运分司盘验水上，户部主事宋曰仁座船二只、杠船四只搜出私盐二千四百斤，象牙五十斤，胡椒、苏木等项番货。 ”当违禁出海的风险日益加重之际，他们不惜花费重金收买官员，以保证其正常的海外贸易。 “浯屿水寨把总指挥佥事丁桐收伊买港沙金一千两，……先任海道副使姚翔凤，贪财无厌，法纪尽隳……把总王畿等，并卖放番徒田瑞器等金银。 ”在大量金钱面前，众多官员“上下通同，唯财是竞，通番之徒遂公然出入而不知禁。 ”对于被抓获的下海者，地方势豪亦“百计求脱之判延。 ”

（二）潜通外贼，破坏军事行动。

为了抵制朱纨的海禁政策，闽、浙地方势豪与外夷在共同的利益受损时日趋联合，破坏朱纨针对外洋走私港口的军事行动。他们充当夷人的耳目，“夷人初入境内，未敢肆然直入，先托接济之徒上下打点，方敢入境。 ”每当明军集合准备剿击时，他们往往泄露军机，“负直者胁将吏捕逐之，泄师期令去，期他日偿。 ”与此同时，他们还暗中接济，“宁绍奸人，通同吏书，将起解钱粮物料领出，与双屿贼船私通交易，行查领解未获，批单起数未报。 ”

在朱纨的军事行动中，他们百般阻挠，破坏、拖延明军的物资供应。 “贼缺火药，则争先运出接济；官兵用火药，则推称土无出产。 ”如在军前急取硝二千斤、璜一百斤的时候，承行吏书只将硝三百五十四斤、火药三百六十四斤，差老人张瑞等解送军前。以致明军“战具不继，伤损兵卒，几乎失事。 ”就算朱纨亲自发牌追究，他们“尚以收库听候明文为辞，不知一种火药，须烦几度明文也，巧申支吾，又恐诘问，却以为事。 ”

史载，朱纨行海禁，究奸豪，“素与贼连者愈憾，百端坏败其功，下亦偃蹇不受命。 ”每当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则谣言立起：“一闻九山之捷，平时以海为家之徒，邪议蜂起，摇惑之心，沮丧士气”；嘉靖二十七年，“双屿一倾，怨言四起”；同年柯乔捣灵官澳，“漳人大恐，往聚观，偶语籍籍，纨益排根究治，豪右恶之于朝”；走马溪之役，90余人被斩，“一时诸不便者大哗。盖是时通番，浙自宁波、定海，闽自漳州月港，大率属诸贵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与诋诬不休。 ”

（三）上下一体，削弱朱纨权力。

朱纨上任之初，为厉行海禁，于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疏，曾要求明确其权限责任，以便“动止皆有法守，所司亦易奉行，彼此相维且相安于无事矣。 ”作为首辅夏言在阁时擢升的第一任浙江巡抚，他的建议自然得到了夏言的支持，并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可随着海禁的深入，沿海绅商的抵制，现有的权力已不能有效地保障他实施海禁政策，为此他于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再次上疏，希望“比照两广事体，住扎温州，提督闽浙军务，兼理巡抚责。 ”

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与他刚上任的时候大大不同了。一方面，随着海禁的深入，他不仅损害了闽、浙地方势豪的利益，在朝中又树立了更多的敌人。如言官周亮，是署府事推官张德熹之乡友，“双屿官兵，斩获贼犯张珠首级，系张德熹叔。 ”因此，周亮利用御史的权力，公报私仇，竭力诬陷朱纨。另一方面，朱纨在朝中的支持者夏言，在与严嵩的政治斗争中落败。 “夏四月，夏言逮至，上书自讼，下镇抚铐讯……冬十月，杀大学士夏言于西市。 ”出于政治需要，当政的严嵩不仅不会支持他，相反会想方设法削弱朱纨的权力。因此朱纨的反对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行反击，以图削弱朱纨的权力。中央政府中首先对朱纨发难的是巡按御史、闽人周亮与给事中叶镗。

“亮谓纨原系浙江巡抚，所辖者止于福建海防。今每事遥制，诸司往来奔命，大为民扰。镗谓纨以一人兼辖二省，非独闽中供应不便，即如近日倭夷入贡，舣舟浙江海口，而纨方在福建督捕惠安等县流贼，彼此交急，简书狎至。纨一身奔命已不能及矣，今闽浙既没有海道专官，苟得其人，自不必用都御史，若不得已，不如两省各设一员。

吏部覆言：浙江旧无巡抚，或遇有警，遣重臣巡视，事宁即止，今宜裁革巡抚，而复巡视旧制。

上曰：浙江巡抚去岁无故添设，一时诸臣依违议覆，以致政体纷更，今依拟朱纨仍改巡视，事宁回京，凡一切政务，巡按御史如旧规行。

而后御史陈九德又借朱纨在走马溪生擒李光头等96人，就地便宜斩首一事，弹劾他“擅专刑戮”，迫使朝廷将他免职待查。朝廷派遣给事中杜汝祯往福建会同巡按御史陈宗夔审查朱纨一案。调查结果，朱纨以“擅杀无罪拟杀”，柯乔、卢镗也一同被杀。

四、对朱纨海禁政策的评价

朱纨推行的禁海政策，把违禁下海作为严重的刑事犯罪予以惩罚：“一人违反，同甲不举者，即揭前册，查系某地方、某甲、某日、某人，连牌拘到官，治以不举之罪。或寇至不救，或人逃不追等项，则限擒拿，必获乃止。 ”轻则发往边卫充军，重则处死，并且邻里连坐。官吏如果放纵犯罪，也要受到严重惩罚。如海寨防守之官丁桐，因私受贿赂，被判“定发边卫，永远充军，子孙不许承袭。 ”于此，海禁条例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应该说朱纨的海禁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严格保甲制度，在极短的时间里就稳定了社会秩序，“虽月港、云霄、诏安、梅岭等处，素称难制，俱就约束。 ”整顿海防，即加强沿海的水军建设，又注意沿海岸上的布防，防守严密，使沿海防务迅速得到加强。而且，禁海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朱纨的这种“严海禁以绝盗源”，不惜以禁绝国际贸易来换取海疆安全的海禁政策，却与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给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海禁断绝了广大人民的生路。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东南沿海一带广大贫苦农民“卖屋者有矣，卖田者有矣，卖牛者有矣，卖子女者有矣。 ”嘉、湖、苏、松地区本是富庶之地，因赋重税苛，以致“窘于饥殍者，不下数十万户也。 ”福建沿海地区农民也是“倾家荡产，十室九空”。广大破产农民迫于生计，大量从事海上贸易，以贸易的厚利来维持生活，他们把海上贸易当成“衣食父母，远近同风。 ”因此，就连小孩子都“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 ”而朱纨的海禁政策，即包括传统海禁政策中禁止私人出海通商，又增加了“盐禁”与“征收渔税”。因此，严酷的海禁，不但使广大破产经商的农民丧失了生活来源，而且沿海渔民和盐民也断绝了生路。致使部分贫民因生活所迫，加入到流民队伍和闽、浙矿徒起义队伍中去。此种情状，连当时负责禁海的权宦赵文华也不得不承认：“海上居民，近来海禁太严，渔樵不通，生理日促，转而为盗。 ”而朱纨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又加以残酷镇压，如在嘉靖二十七年年底至二十八年年初（诏安大捷以前）镇压了浙江处州矿徒起义，尽管海禁针对的是经商的富户和商业地主，但最终是广大人民成了海禁的最大受害者。

其次，海禁导致海盗丛生，“倭患”日趋严重。嘉靖年间的海商集团具有相当的人力和财力，他们在海禁严厉之时，转向武装走私，甚至以从事掠夺来与明朝政府对抗。明代人当时就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于是滨海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连福建巡抚谭纶都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 ”到嘉靖二十年以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 ”在这群海盗中，“闽浙大官豪杰是为祸首”，破产农民和贫困渔民“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其中也不乏被掳胁从者。朱纨却不察其情，不分首从，擒获交通者，概按以“违下海之例”，论以“犯谋叛之律”，“稽首示众”。这种做法使在籍者畏罪入海为寇，增强了贼势，也断绝了入海为寇者的自新之路，使朝廷失去了“以招抚之策，分化瓦解海盗”的机会。

再次，海禁遏制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嘉靖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许多以外销为目的的行业，如杭州的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松江的棉织业、饶州的瓷器制造业、漳州的纱绢手工业。海上贸易的发展，可以拓宽销售市场，刺激资本积累，扩大商品生产。而跨国的商品流通，是自然经济过渡为商品经济的必要条件。把这些放在全球贸易的视角下进行观察，就可以发现当时的对外贸易已经由地区性贸易向世界性的事业过渡，商业总额和商品种类在大量增长。朱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彻底实行海禁，扼杀私人海上贸易，限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所谓海禁，其实“从本质上说是明朝统治者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而作出的一种消极回应。 ”因此，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具有远见的官员在当时也看到了海禁的弊端和严重后果，因而积极主张弛禁。早在嘉靖八年（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就上疏提出，广东地区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海上贸易，如果片面的因为屯门之战等原因而罢市舶、绝番船，必然导致公私两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浙江杭州致仕佥都御史张濂目睹当时情况，就建议复海市以散贼党。他说：“相机稍复海市之旧，不惟散已聚之党，而濒海贫民，假此为生，又足以收未溃之人心。 ”以后，刑部主事唐枢在论处海盗王直时，也主张开放中外贸易。他指出：“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这番话很有见地。直到嘉靖四十三年，福建巡抚谭纶还分析了禁海的后果，要求世宗开放海禁。

结语

朱纨受命提督闽浙军事，为国靖海，不避权贵，不畏艰险。他在上疏中说：“臣诚寝食不遑，兼融炎海瘴毒，外切忧危，内负痛楚，旦夕不知死所。 ”其心之诚历历可见。他死前写下《绝命词》曰：“纠邪定乱，不负天子；功成身退，不负君子。吉凶祸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国非之；人孰无死？惟成吾是！ ”可见，他至死都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死而无憾。而且，他一生“尽节为官”，廉洁奉公，“十年中丞，田不亩辟，家徒壁立”，是个难得的清廉之士。但他的视野局限在海禁政策下的是是非非，没有意识到严行海禁，并不能从根本上使海疆安靖，也没有意识到开禁贸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更没想到海禁会使倭寇愈演愈烈。在严行海禁的高压政策下，“商在此者，负夷债而不肯偿。商在彼者，甘夷居而不敢归。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为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他无法跨过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看到由葡萄牙东航所标志的新时代的来临，从而“根本不明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海上贸易已是大势所趋，海禁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堵塞不如疏导”的道理。因此，朱纨剿平双屿港和走马溪之战不仅未受嘉奖，反而以擅杀之罪被捕，从而导致仰药自杀的悲剧。朱纨之死，标志着海禁政策的失败。此后，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摇手不敢言海禁，从而引发了历时十多年的“嘉靖大倭寇”。 （本文参考文献：《明太祖实录》、朱纨《甓余杂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