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对父亲说: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 | 父亲节特刊
父子撰文 李宗陶
阿城是钟惦棐的儿子。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建国后曾在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后任《文艺报》艺术部主任。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文章分析、反思并提出警示：“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1957年钟惦棐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这一年，阿城8岁。
阿城第一次带到学校被老师没收的书，是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直到“一九八四年买到再版的《父与子》，翻来覆去看了一个月，终于将童年洗干净。”但父亲的“洗干净”，则是22年以后的事了。
母亲拉扯5个孩子长大，这其中的艰辛怎么算也算不清楚。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不能穿了，姥姥会糊成碎布渣做鞋。“一年二十多只鞋一针针做成，姥姥总说膀子疼。冬天，家里养的鸡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
弟弟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离去的亲人。阿城初中时参加游泳训练，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便没有再去，只好到玉渊潭去游浑水了。
18岁那年，父亲对他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此，当1979年右派平反的消息让父母开始张罗当晚的牛肉面时，这个朋友坐在椅子上，心事沉沉。该组织怎样的语句，才能既表达自己的看法又不伤父母的心呢？
因为除去面条和灯芯绒裤子，阿城兄弟几个吃过的苦头还包括：无权考大学；后来在各个农场村寨度过青春；1979年回到北京，“痴楞楞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
阿城最后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30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我来说是残酷的。
这一年，阿城帮着父亲撰写《电影美学》，也陪“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去公共澡堂。他记下了父亲在热水里“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的样子，也记下了许多与父亲有共同命运者洗澡后头发湿湿坐下来的样子。及至在纽约听到父亲病重，他在雪地里行走，耳边响起的是父亲的大笑以及，“洗澡吧”。
对“跟别的孩子一样可爱”的自己的儿子，今天的阿城只说了几个字：他已自立。早年的片断隐在故纸堆里，也只是零星的几句，比如1984年末《中篇小说选刊》上的文章《一些话》：
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都吃光。带他去吃冷食，三根冰棍几分钟便吞下去了，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还要。”我就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
正是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让他的文笔洗练，力大才深，平实却又精致，悠然却又磅礴。王蒙评价他的文字“美不胜收，口语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过‘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