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初入北大的胡适
初入北大的胡适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系列”之一
1917年夏，因《文学改良刍议》而在国内暴得大名的胡适完成了留美学业，应邀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英文学和英文修辞学三门课程。这一年，胡适刚刚26岁。
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社会地位很高，收入也不错，可以安心写文章、做研究，比在美国留学时舒服多了。9月30日，开学不久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汇报自己的情况：“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适现尚暂居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
胡教授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在课堂上的表现却引起了非议。据学生回忆，原来他们的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谈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这位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教授却将中国历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讲起。这样不是误人子弟吗?哲学门(即后来的哲学系)的学生们决定请胡适走人。但也有的同学认为胡适讲课很有新意，不应该赶他走。这种情况下，大伙拿不定主意了，于是便派顾颉刚去请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系)的傅斯年来商量。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儒学世家，其先祖傅以渐是清朝进关后的第一位状元，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权倾一时。傅以渐的这位后人继承了祖先的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国学功底深厚。到北大读书后，深得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国学大师的青睐，黄侃更是将其视为传人，期望甚殷。傅斯年的同学聂湘滨回忆说：“据我了解，他(指傅斯年)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给他上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的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上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么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这就是同学们找他商量的原因。
傅斯年听了胡适几堂课，耳目一新，感觉很好，于是便对同学们说：“这个人读书虽然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学生一句话保住了教授的饭碗，但胡适对此事却是浑然不知，傅斯年也从未向他说起过，直到多年以后胡适才知道这件事情。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提及此事还颇为动情：“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听课后，傅斯年对胡适刮目相看，与黄侃等章太炎门生逐渐疏远，转而投到了胡适门下。当时北大文科存在着新旧两大派系，胡适与黄侃分别是两派的代表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大力提倡白话文，而黄侃等“国粹派”则与胡适针锋相对，对白话文恨之入骨。因为这些缘故，黄侃经常攻击胡，据说每次上课必先“骂”一通胡适后方才开讲，平常见到胡适，也总要嘲讽、奚落一番。黄侃攻击胡适的重点是白话文，据说有一天他讲古文之美，又拿胡适举例：“比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拍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达十一字。而用文言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后来胡适在课堂上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学生以黄侃的例子提出疑问。胡适解释说：“这倒不一定，我们可以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朋友给我写信，邀我去行政院当秘书，我不愿从政，发电报拒绝。回电用的白话文，非常省钱。同学们若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古文省钱。”同学们纷纷拟稿，最终挑出一份字数最少、意思表达最完整的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说：“这是十二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我的白话文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其中‘干不了’即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则既有婉拒之意，又有表示感谢的意思。所以，语言的简练，不在于是白话文还是文言，关键在于用字是否恰当。”
初入北大的胡适以其学识和真诚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也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