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彩票里的"中国梦"(中国青年报 20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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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里的"中国梦"

2006-09-06

实习生 杨芳

不一样的彩票点，一样的热闹

已是中午12时27分，老张还坐在温莎酒吧里，一边盯着电视屏幕，一边埋头写写画画。见到陌生人，他赶紧把一打彩票投注单揽在怀里，指一指桌子上的绿茶，说：“我是来这儿喝茶的。”

“我怎么看您在填投注单呢？”

“哎哟，我这不是顺便练练笔法吗？”他面不改色地说，“您瞅瞅，我现在1、2、3、4、5写得多顺溜儿！”

他的回答引来周围人的一阵大笑。有人打趣道：“老张，不就怕家里人知道吗？别装了！”

温莎酒吧开在北京一家三星级酒店里。除了3台公布彩票信息的电视、桌子上的中华绘图铅笔，这里和其他酒吧的摆设差不多：一个铁艺壁炉、3顶水晶吊灯、8把木制吧凳，还有两株绿萝和散尾竹。

自从两年前开设彩票投注站，酒吧的人气旺了，生意也好了，每天有5000元以上的营业额。“算是酒店的特色经营，”负责人高锦明眼睛一闪，“前天就挣了6万。”

这个数字和全国相比微乎其微：截至2005年，全国已有10多万个彩票投注站，7000万名彩民，彩票销量累计达 2860.3亿元。

1987年，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批8000万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在河北、山东等地区试点发行。至今，高锦明还清楚记得他念初中时北京刚开始出现彩票时的情景：卖彩票的人背着军绿色书包，站在供销社门口，拉了一卡车的洗衣粉、自行车等奖品。他也参加了抽奖，摸来的3块灯塔牌肥皂，成了家里的宝贝，“那时见过最大的票儿就是10块钱”。

与高锦明管理的酒吧相比，43岁的郭子常去的彩票点就寒碜得多。那是一家柯达彩印店的过道，只容得下几个人，两边竖着3把木椅。墙壁上挂着黑板，歪歪扭扭地记着中奖号码。如果想说说话，只能坐在外面的马路牙子上。

郭子就在马路边工作。他是北京公联顺达智能停车管理有限公司的收费员，管理100多米长的马路两侧的11个车位。半年前，同事“大个子”买彩票中了1000元。这给月工资只有640元的郭子带来无限诱惑。“一注不过两块钱，多收两辆车就够了。”虽然少了颗上牙，他说话仍然很利落。

下午5时40分，灰衬衣、黑腰包打扮的郭子穿梭于马路之间。路边撑着两把印有燕京啤酒标志的太阳伞，和一把露出海绵的靠椅，算是他的“露天办公室”，虽然他“很少有时间坐着”。

“嗨！该下班了。”接晚班的“大个子”把自行车停在彩印店门口。

“你先别买呢。”隔着马路，郭子挥手嚷嚷，“我跟在你后面买总是中不了奖！”

“运气不好别赖我啊！”“大个子”嘿嘿一笑。

“上次听你的买了仨也没中。”郭子走过来，交待道：“盯着那辆红旗，已经停了4个多小时了。”

一转身，他瞄一眼后院。他和老婆住在其中一间石棉瓦房里。虽然人前他拍胸脯表示家人十分支持。可是当着老婆的面，他就脖子一梗：“谁说我买彩票了？”

在老婆眼里，买彩票就是乱花钱。为这事夫妻俩没少吵架。“女人家，懂什么？”郭子吸了口烟，“我这是为家里赚钱呢！”

较之于温莎酒吧的优雅，彩印店显得有些喧闹。晚上7时刚过，门口就挤满了人，再过一个半小时就是福利彩票3D的开奖时间。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一个光头胖子从塑料文件袋中拿出笔记本，里面用蓝色圆珠笔记录着每期中奖号码。他翻开本子，频频点头：“这期应该有5。”

“有可能。”一个白发老者顺手捡起路边石子，在地上画起来，“5是有段时间没出来了！”

“可不一定！没准儿今天它就不出来。”

“管它呢！我就猜345了。”一个中年妇女拍拍腿说。

“行，我就投275！”光头胖子也下了决心。     不一样的彩民，一样的大奖梦

虽然一再声称不买彩票，老张仍然认真地把中奖号码记在投注单上，像扑克牌一样排列整齐，一旁是盒555香烟，下面压着4张一元的钞票。

“他一天也就买10块钱的。”高锦明压低了声音，“一大早就来了。”

如此小气的出手，50多岁的“孟主任”有些看不惯。在某部委下属贸易公司上班的他每隔几天，就心痒痒地溜出来，买彩票“找找乐子”，一次就扔进去三四百元。

在温莎酒吧，他常买一种名叫“快乐8”的北京福利彩票，投注方法是从1至80个号码中任意选择1至8个号码。这种彩票每5分钟开一次奖，能够带来即时中奖的快感，一上市就风靡京城。

“你说我们这样的年龄，还能有什么娱乐？”“孟主任”穿一件红色七匹狼体恤衫，啤酒肚微挺，“打麻将，多伤和气；去歌厅，没有伴；高尔夫，又消费不起；找小姐，那是违法乱纪！”

不过，像他这样出手大方的彩民并不多见。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研究，目前国内彩票购买者多为中低收入阶层，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一份关于上海市足球彩票消费者的调查也显示，彩民中月收入1001~2000元者比例最大，占34.1％，其次是501~1000元者。

对此，该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博士解释为“求富心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中低收入者容易产生“一夜暴富”的幻想。受限于教育水平等客观因素，彩票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之一。

郭子就是这种想法：“这年头没有钱什么都干不了！可我们穷人不能偷，也不能抢，该怎么赚钱呢？就买彩票吧！”

此前在家乡安徽无为，他也是个手下有30多个工人的包工头。因为欠款，2000年来到北京投靠妹妹，指望“接个奥运会的活儿挣点儿小钱”。

没想到，“北京的水太深”，半年过去了，别说工程，连工作都没找到。在老乡的介绍下，他当起了停车收费员。

在那间不足8平方米的屋子里，放着一张高低床，上面摞满了卖水果用的塑料泡沫箱。办公桌上有一台巴掌大的电视机。窗户被报纸糊上，密不透风。没有自来水，每天要拎着水桶到邻居家打。

虽然对面就是超市，郭子从没去过，而是走路十多分钟到早市上捡些便宜货。如今，有了彩票这个生财之道，偶尔也能多几百元外快，这都是为留在老家念书、即将读大学的儿子攒点儿学费。

谈起中500万元大奖的美梦，他先是向周围人打听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然后手一挥：“行，100万用来缴税。等儿子考到北京后，再买房买车。还要留点儿给他找工作用。”说着，他叹了口气，“现在找工作不都要钱来疏通吗？”

“等一切都安顿了，我就回老家钓鱼去。”郭子眼睛亮亮的，“虽然有些不切实际，但谁不想中大奖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命！”

这和“孟主任”的说法如出一辙。尽管月入万元，拥有一套百平方米的住宅，但他也想中个大的，“人无外财不富嘛！”

可惜，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一分钱也没中，倒是赔了100元钱。

“都是骗人的！”他急得吼起来。

“可不！我今儿都赔了1000多元钱了。”边上附和道。

埋怨归埋怨，“孟主任”又掏出一张“大票”，“不买就不可能中，买了还有可能，重在掺和嘛！”

“什么彩民啊，我们都是财迷！”旁边有人半开玩笑地说。     一样的彩票，不一样的心态

3年前，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李刚动手撰写有关中国彩票业现状的博士论文。消息传出，不少哥们儿前来讨教“中奖真经”。这令他哭笑不得，“稍有概率常识的人都知道，彩票是没有规律的，根本无法预测！”

然而一经调查，他发现不少彩民坚信彩票有规律。不少彩票报纸，甚至官方网站也会推出预测大师、星相秘笈等栏目，对此推波助澜。

为解释此事，李刚花了不少心思。他常用的比方是，目前最为火爆的“双色球”彩票，一个人中头等奖500万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1／1800万，而过马路被撞死的可能性都有1／300万。

可惜几乎无人相信。有些人反问他，“宇宙飞船都能上天，彩票规律怎么就研究不出来？”

他的一位室友一天早上醒来，说梦中有位高人指点，中午12时在学校附近的某家小摊买彩票，可以中大奖。

“结果？肯定没中嘛！”李刚很是无奈。对于这种现象，他分析为人性的愚昧和贪婪，就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老太婆，永远得不到满足。

王薛红则把这种号码预测心理称为“善意的无知”。她指出：彩票是一种以小搏大的概率游戏，如果投入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久而久之，彩民就会产生“输了钱想赢回来”即“翻本”的想法，逐渐引发部分自控力较低的人对彩票产生过度依赖，身陷其中，无法自拔。此类接近“病态彩民”的人，从早到晚脑中想的和嘴上说的都是彩票，诸如怎样选对的号，哪一次选错了哪个号，以及中了多少奖等等，而不是把彩票当成茶余饭后的休闲娱乐看待。更有甚者还把买彩票错误地当成“投资”行为，其实这应该属于“投机”范畴。彩票这种游戏方式本身包含了使人产生心理依赖的可能性，就像毒瘾、烟瘾、网瘾一样，有时需要心理医生的介入。

因此，郭子等人以彩票赚钱的想法，在她看来是不健康的彩民心态。因为彩票只是一种概率游戏，“中了就中了，不中也就当献爱心了”。

然而据李刚所做的一份上海彩票购买者的行为调查显示，55.3％的受访者购买彩票的动机是“中大奖”，表示“献爱心”的只有9．7％。

这与彩票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有所不同。一位墨尔本大学的医学博士生介绍，在澳大利亚，博彩产品分为赌博（Casino）、赛马（Horse Racin g ）和彩票（Lottery ）三类。作为学生，他每个赛季都会花上25澳元左右参与赛马，不过主要目的不是赢钱，而是娱乐。尤其到了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比赛时刻，所有的电视同步实况转播，连图书馆内也不例外。除此之外，还有精彩的帽子秀和时装展，“好玩极了”。

与这些国家相比，根据李刚的调查，中国彩民中穷人的比例高得多。“老百姓发财的机会很少，又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于是就会求助于彩票。”调查中大部分人表示中奖后首先就买房的现象，似乎印证了他的看法。

笔者在温莎酒吧提出同样的问题。“肯定是先买房！”高锦明毫不犹豫地说，“够住就行，100多平方米！花十几万元简单装修一下。”他晃着脑袋继续憧憬：“再买辆车，不用太好，就马六（马自达6型轿车，售价近20万元）吧！剩下的，买股票，作投资。”

中国目前尚未对彩民的购彩行为、习惯和心理预期等做过全面的调查，也缺乏专业彩民心理咨询和救助机构。为此，王薛红呼吁建立“责任博彩”意识，即政府、彩票发行机构及媒体等，有责任教育和引导公众正确消费，形成良性的博彩心态，并对“问题彩民”的产生给予预防及相应的救助。

有研究者称：“把彩票当成中国传统的‘小赌怡情’，或者西方一些国家的全民休闲娱乐，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底层彩民来说，都太奢侈了。他们节衣缩食投注的一张张彩票，其实是他们通往一个虚幻的‘中国梦’的门票。当其他的门都难以企及时，只有这扇门似乎还向他们开着。只是，这门票、这门，会把他们带向何方，恐怕是他们同样无力掌控的。”

李刚则把许多人的彩票梦想描述为虚无缥缈、望得见却碰不着的“海市蜃楼”。

他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老百姓把赚钱的希望寄托在概率很小的彩票上，会不会引发社会问题？并且这样的彩民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他手上的一份彩票年鉴显示，全国有10％的人有过购买彩票的行为。“这一数字仅限于城镇，算上农村的地下六合彩，应该在40％以上。”他忧心忡忡地说。

但是，当事人自得其乐。快到中午1时了，老张才开始点餐。跳过60元的金枪鱼三明治，服务员直接把菜单翻到最后一页，问：“您今天吃馄饨还是面条？”这是温莎酒吧最便宜的饭菜了，8元钱一份。

“算了，我还是出去吃包子吧。”老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