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乐天,别误伤了白居易--其实谈爱国你们都比不上他

编者按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躺着也中枪先生”——这不，在全民抵制韩国乐天集团的事件中，白居易又一次躺枪了。

国家面前无利益，国家面前也没有白居易——当然，这只是恶搞。

话说回来，“爱国就不背白居易的诗”？！白居易表示不服。要比爱国，你们还真比不上白居易。

一、忠言直谏，他不惜得罪皇帝

▲白居易像

古代的官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朝官，就是在朝廷里当朝臣；另一类是地方官，就是在京城以外的各地担任行政职务。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士人来说，最理想的职位当然是朝官，那样才有机会直接参与朝政，从而实现安邦定国的宏伟抱负。

元和元年（806），35岁的白居易被任命为盩厔县县尉。白居易自幼即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所以屈居县尉是令他大失所望的。

幸而白居易出色的学识和文才很快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他在盩厔只待了一年多时间，便被调入长安。807年冬季，36岁的白居易先是进京任京兆府进士试官。到了第二年（808）四月，白居易才被正式任命为左拾遗。

“左拾遗”是属于门下省的职事官，与它相对的“右拾遗”则是属于中书省的职事官，门下省和中书省都是最高的国务机构。“左拾遗”的官品也只有从八品上，比盩厔县尉的九品下是高了几级，但还是一个低品级的官职。不过左拾遗的职责倒是相当重要的，“言国家遗事，拾而论之”，也就是凡是国家大事或者朝廷措施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左拾遗都应予以指出。在白居易以前的唐代大诗人中，陈子昂曾任右拾遗，杜甫曾任左拾遗，他们都曾经诚心诚意地对朝政拾遗补阙，没有辜负“拾遗”的名称。白居易在《初授拾遗》这首诗里说：“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诗意是，虽然左拾遗仍是一个品位低下的职官，但是毕竟摆脱了“风尘吏”，而且前代的大贤杜甫、陈子昂都担任过拾遗的官，自己决心以他们为榜样。

他在《初授拾遗献书》中这样表达自己的高度责任感：“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他甚至写出了这样的诗句：“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和阳城驿》）

让我们来看看白居易是怎样实现他的誓言的。

抨击权臣宦官毫不留情

首先，白居易对当时骄横不法的权豪重臣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尖锐抨击，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先后上书弹劾了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荆南节度使裴均、岭南节度使王锷、河东节度使严绶和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的贪暴不法行为。这些节度使大多拥兵自重，在所领方镇对百姓横征暴敛，对朝廷或拒缴贡赋，或以贿赂珍宝、进献美女等手段邀宠，甚至勾结朝臣或宦官来干扰朝政，成为中唐时代国家政治肌体上的一颗颗毒瘤。白居易对这些权臣深恶痛绝，奋不顾身地上书揭露他们的种种不法行为，反对朝廷对他们姑息养奸，即使为此得罪皇帝也在所不顾。例如荆南节度使裴均，本是个无耻小人，但当时唐宪宗念其拥戴有功，对他恩遇有加。元和三年（808），唐宪宗允许裴均入朝，并升他为尚书左仆射、判度支，也就是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此，白居易上书表示坚决反对。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裴均被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但他仍不甘寂寞，在第二年通过宦官向宪宗进献银器一千五百多两。白居易又专门上书揭露其狼子野心，可惜唐宪宗也是贪婪成性，竟然照收不误。

其次，白居易坚决反对宦官擅权。中唐政治最大的弊病就是宦官专权，宦官头子掌握着左右神策军，连皇帝自身的命运都被控制在他们掌中，更不用说朝政了。唐宪宗的登基，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力于宦官俱文珍等人，所以唐宪宗从根本上是对俱文珍等人持倚重、庇护的态度的。俱文珍，后改名刘贞亮。此人在德宗朝就颇受重用，他为人心狠手辣，又有过多次外事活动的经历，俨然成为阉党的首领。在永贞内禅的过程中，俱文珍带头反对王叔文，在策立李纯为太子以及拥立太子登基这两大活动中都起了关键作用，被唐宪宗视为翊戴功臣，升任右卫大将军，掌管宿卫营兵，死后竟赠“开府仪同三司”，身份的显贵已等同于王公了。在这种政治氛围中，白居易敢于无所忌讳地接连抨击俱文珍等大宦官，体现了忠心报国、不顾自身安危的高尚品质。

最令人钦佩的是白居易对大宦臣吐突承璀的连续抨击。吐突承璀是唐宪宗最宠信的大宦官，唐宪宗刚登帝位，就任吐突为神策互军中尉，让他掌管禁军。到了元和四年（809），唐宪宗居然任命吐突承璀为“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也就是前往镇州讨伐叛乱藩镇的军队统帅。白居易当即上书提出尖锐批评，坚决反对任命宦官为军队统帅。唐宪宗虽然迫于舆论压力，把吐突的头衔改为“招讨宣慰使”，但依旧让他统军出征。吐突的出征兴师动众，却毫无战功，白居易又连上三状，要求罢免吐突。可是唐宪宗执迷不悟，在吐突无功而返后仍任命他为左军中尉。对于这个位高权重的大宦官，白居易不但在朝廷里上书抨击其弄权误国，而且在诗歌中无情地揭露其暴虐害民的罪行。白居易有一首诗题作《宿紫阁山北村》，写的是诗人游览长安城南的紫阁峰，到一个村民家里投宿。主人热情好客，备了酒菜招待诗人。没想到主客举起酒杯还没来得及饮上一口，突然有一群凶暴无比的士兵冲进门来。他们身穿紫衣，手持刀斧，不问青红皂白，夺过酒杯就喝，夺过菜肴就吃。而主人反而噤若寒蝉，后退静立，敛手旁观，像是宾客。庭院里有一棵材质奇特的大树，已经栽种了三十年了。这些兵士举起斧头把树砍下，带了树木扬长而去，临走前还声称他们属于神策军。为什么人们必须容忍如此的暴行呢？诗的末句揭开谜底：“中尉正承恩。”原来这些神策军的首领，也就是官居左军中尉的吐突承璀，他正得到皇帝的无比恩宠呢！

注视社会下层民生疾苦

第三，白居易在朝为官时，他的目光不仅盯着高高在上的不法权臣，也注视着社会下层的民生疾苦。对于朝廷里那些虐民害物的苛政恶法，白居易也没有保持沉默。当时有一项政策叫“和籴法”，从北魏、隋代以来沿用已久。这条法令的基本内容是朝廷设立“和籴官”，在丰收年头粮价低贱时加价籴粮，到灾年歉收粮价飞涨时则减价粜粮，以此来平抑粮价，使农民的收入和百姓的生活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冲击。就其本意来说，这条法令是有利于农民利益的好政策。但是日久弊生，到了中唐贞元以后，这项措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官府不论年成如何，按户口分配定额，强行贱价征购农民手中的粮食，使农民不堪其害。白居易愤然上书，揭露了当前“和籴法”的实质是：“号为和籴，其实害人！”他还以亲身经历为证，说明和籴对百姓的危害之烈：“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闻！”

针对上述弊端，白居易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一是“开场自籴”，就是官府公开设立收购点，以略高于市价的优惠价，让农民自愿地交售余粮。二是“折籴”，就是针对当时的税法强令农民交纳钱币，逼得农民贱卖粮食得钱纳税的现状，建议让农民以交纳粮食来折算成钱币，以免受到中间盘剥。白居易的这道奏状实在元和三年（808）上奏的，过了三年朝廷总算下诏京兆府减免当年折籴粮二十五万石。虽说白居易没有能力彻底根除这项弊政，但他的仁政爱民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元和四年（809），白居易针对当时贫民因欠官租而被囚在狱，至死不见天日的惨状，上书陈情。他指出：虢州的阌乡、湖城等县（在今河南灵宝附近）的监狱里，关押着数十个囚犯，他们只因拖欠租税无力还清，就被长年累月地关在牢中。他们身陷牢狱，竟然还要自己负担口粮，于是他们的妻儿在外面靠行乞来为他们提供“狱粮”。有的人已经被关押多年，死在牢中，官府竟然把其儿子抓来代父坐牢。白居易愤怒地指出：“自古罪人，未闻此苦。行路见者，皆为伤痛！”因此他请求朝廷降旨予以释放，清除此类冤狱。白居易的《歌舞》一诗中所说的“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可以与此奏状对读。

总之，白居易身为谏官，确实做到了忠于职守从37岁到40岁的三年多时间，是白居易在政治上奋发有为的时期。他不顾自己官位低下的实际处境，也不顾勇于进言可能带来的不测之祸，积极地为朝廷献计献策。他的一系列奏状，系统地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也充分展现了儒家杀身成仁的政治风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思想是最能体现人类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白居易用他的实际行为表明他对儒家思想不但由衷信从，而且付诸实践。儒家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不事空言，而见诸日用人伦。白居易的行为正是儒家风范的具体体现。

二、写讽喻诗，他为人民代言

▲景宋本白氏讽谏

与白居易在朝廷里勇于言事相为表里的是，他在朝十年之间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所谓讽喻诗，就是以政治批评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就本质而言，这些诗歌的精神是与谏疏互相一致的，不过后者是直接呈献给皇帝和大臣，前者却是让更广大的人群来阅读，从而间接地向朝廷反映现实社会中的严重问题。

“讽喻”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用委婉的言语进行劝说，汉人班固在《两都赋》的《序》中最早用到这个词，他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意思就是抒发社会下层的情绪来对统治者进行委婉的劝说。李善注解班固的这句话时引用了《诗大序》说：“吟咏性情，以讽为上。”《诗大序》是汉人解说《诗经》的主旨的一篇总序，可见人们认为这种表达方式是与《诗经》一脉相承的。白居易自己在《与元九书》中也指出：“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他明确拈出了“美刺比兴”四个字，而“美刺比兴”正是人们对《诗经》的正面评价。何谓“美刺”？就是赞美与讽刺。《诗经》中那些传诵千古的名篇，往往是以讽刺为主旨的。何谓“比兴”？其本来意义是指《诗经》所运用的两种艺术手法，但对于唐朝人来说，从陈子昂到杜甫，都更加倾向于把“比兴”理解成《诗经》那种以委婉的方式来进行美刺的特征。所以白居易把“美刺”和“比兴”合成一个复合词，正是强调要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用诗歌来针砭时弊、干预政治。也就是说，白居易写作讽喻诗，其主要价值取向在于政治，而不在于文学；在于社会功效，而不在于个人抒情。正因如此，白居易大张旗鼓地揭示了著名的诗歌纲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就是文学，歌诗就是诗歌，“为时”就是为了时代，“为事”就是要以具体的事实为写作对象。

在白居易看来，他的讽喻诗与谏书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是为了反映舆情，揭露弊政，从而警戒朝廷，改善朝政。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谏书是直接的抨击，而讽喻诗则是间接的讽刺。诚如清人张培仁在苏州虎丘的白居易祠堂的题诗所说：“绝代才华归讽谏，忧时乐府见忠诚。”（《虎丘白公祠》）白居易写作讽喻诗的终极出发点当然是对朝廷的无线忠诚，是要想让君主和大臣了解社会真相和政治弊病，从而施行仁政，达到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但是在客观上，白居易的讽喻诗无情地揭露了中唐社会的种种弊端，反映了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不幸遭遇，批判了统治者荒淫无耻、不恤民情的真实嘴脸。这样的诗歌表达的是人民的心声，这样的诗人是人民的代言人。

相传白居易诗风通俗易懂，连不识字的老妪都一听就懂。其实风格通俗的基础是内容的切近民众，只有与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诗歌才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欣赏。

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

白居易悲悯地注视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观察到民间疾苦的方方面面，从而毫发无隐地揭示了中唐普通百姓极其悲惨的生活状态。请看一个世世代代居住在杜陵的老农民的愤怒控诉：他年复一年地辛勤耕种着一顷有余的薄地，可是今年的年成实在不好。三月里正当麦子抽穗的季节，却遭逢大旱，麦苗枯死。九月里稻子还没成熟，却严霜早降，颜色还没变黄的稻穗就干枯了。夏收、秋收都几乎是颗粒无收，靠种地为生的农民将何以为生呢？可是官吏们明明知道今年遭受了如此重的天灾，但是为了多收租税，以求得优良的考核成绩，他们竟然依旧逼着农民交纳租税。农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抵押自家的桑树，又出卖自家的土地，换得一些钱财来交租。可是一个农桑之家，一旦没有了桑树和土地这些生产资料，明年的衣食又从何而来呢？官府这样做，简直就是剥夺我穿在身上的衣服，抢夺我将要进嘴的口粮啊！官吏们这般残害百姓，他们简直就是豺狼，何必要长着铁钩般的爪子和锯子般的牙齿，真的来吃人肉！总算有人把今年的灾情报告了皇帝，皇帝对人民的痛苦有所同情，于是朝廷下诏今年免收灾区的租税。昨天“里胥”才慢吞吞地来到村子里（“里胥”就是“里正”，是管理一百户人家的村长），他到处张贴减免租税的诏书，可是此时的村民们十家倒有九户已经交清了租税，大家只好虚受皇帝免税的恩惠了！在所有谴责苛政的古典诗歌中，这首《杜陵叟》的语气是最为激烈的。孔子早就说过“苛政猛于虎”的名言，但白居易的“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等句子却更为尖锐、犀利。更加值得重视的是，此诗中还对皇帝的假仁假义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如果说《杜陵叟》所批判的急敛暴征还算是封建社会中合法的剥削的话，那么《卖炭翁》所揭露的“宫市”就是无法无天的公然抢劫了。请看那个烧炭老翁的悲惨遭遇：老翁长年在终南山里伐木烧炭，烟熏火燎，满脸尘灰，两鬓苍苍，十指乌黑，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他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全靠卖炭得钱来维持生计。木炭当然是天气严寒时才需要的东西，可怜这位穿着单薄衣裳的老翁，为了让他的木炭卖个较好的价钱，竟然一心盼望着天气严寒！“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真的是一字一泪！总算天如人愿，夜降大雪，城外的积雪已深达一尺。于是老翁赶着牛车，运着千余斤重的木炭来到长安市场。可是他等来的是怎样的买主呢？两个身穿黄衣白衫的太监骑着马走来了，他们手持文书，口称敕令，不由分说就抢过牛车，赶往宫中。老翁束手无策，因为太监是打着“宫市”的旗号而来的。“宫市”就是宫廷买卖的意思，这个“市”是动词，就是购物的意思，宫廷购物。“宫市”是中唐诸项弊政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种。所谓的宫市，宫廷购物，它真的是购物吗？它是公平的交易吗？不是的，是太监拿着圣旨到长安市场上面，随意地抢夺人民的货物，有的是稍微给一点钱，有的干脆分文不给。所以，这个卖炭老翁的一千多斤重的木炭就被两个太监公然地抢走。他们还装模作样地把一段红纱系在牛头上，这就算给了你钱，红纱等于是给你发一张荣誉证书一样，你很光荣，你的木炭贡献给朝廷了，这个老翁就两手空空了。他怎样度过寒冬？他身上的衣服、他口中的食粮从何而来呢？白居易没有说，留给我们思考。

白居易在《卖炭翁》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说：“苦宫市也。”其批判矛头直指这项弊政恶法，也直指宦官和他们身后的皇帝本人。诗人代表不幸人民对苛政所作的控诉，字字血泪，永远感动着千古至今的读者。

对权贵恶行的无情揭露

白居易的讽喻诗中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愤怒地指责那些身居高位、不恤民情的权贵，揭露了他们骄奢淫逸、暴殄天物的腐朽生活。这方面的主题以《秦中吟》十首最为集中，难怪白居易自己说“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因为“正声”就是正大之音，《诗大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批判朝中权贵的诗有益于政治改良，所以近于正声。在《秦中吟》中，《伤宅》揭露了权贵竞相建造豪华宅第的风气，他们的豪宅“累累六七堂”，而且“一堂费百万”，请大家算一算，那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白居易愤怒地责问那些权贵：你们这样暴殄天物，为什么不救济救济饥寒交迫的穷人？难道你们真能千年万代长保富贵？《不致仕》则揭露了权贵们已到退休年龄却恋栈不退的丑行：“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为了贪恋富贵，也为了荫庇儿孙，他们恬不知耻地赖在高位上不肯退休，成为国家的一大祸害。汉代的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官至太傅和少傅，却不贪富贵，叔侄同时告病辞归，回乡后也不为子孙置田产。白居易深深地叹息如今已经无人仿效二疏的高风亮节了！《立碑》则讥讽朝中权贵的后人用金钱收买无耻文人为权贵们树碑立传，恣意美化死者，那些既无功业，又无德行的权贵竟然“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也就是他们的墓碑上竟被说得功勋像兴周的姜太公，德行则像万世师表孔子，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白居易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刻在碑上的虚假言辞不但让贤者嗤笑，而且给后代留下疑团，真是流毒无穷。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揭露权贵豪奢生活的作品，几乎都以贫苦百姓的悲惨生活作为对照。《轻肥》揭露了宦官们骄横奢侈，暴殄天物，他们的豪华宴席上竟然“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而当时正值江南大旱，衢州（今浙江衢州）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歌舞》则揭露了豪门权贵在大雪之天听歌观舞的享乐生活：“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可是这时的阌乡监狱中，无辜地囚犯却受冻而死！

最发人深省的无过于《买花》一诗，此诗先用浓墨重彩叙述了长安城里富贵人家赏玩牡丹的盛况：车马喧嚣，人们争着前往花市购买牡丹。花价昂贵，一百朵红牡丹，竟然价值二十五匹白绢，也就是一匹绢才能买四朵红牡丹！牡丹当然是娇贵无比的名花，为了让它保持鲜嫩，竟然上面张起了帷幕，旁边树起了篱笆。牡丹移栽时根部用泥土封裹，而且不断地往上面洒水，所以颜色丝毫不变。这种奢华的风气已经成为习俗，大家都沉溺其中，执迷不悟。忽然有一个庄稼汉偶然来到花市，他低头长叹，旁人却不解他为何而叹息。其实他叹息的是：“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也就是一丛深红色或深紫色的牡丹花，竟然价值十户中等人家所交纳的租税！在唐人眼中，牡丹以深红或深紫色的最为珍贵，“深色花”就是最名贵的牡丹。“中人”指中等人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请大家注意，这还不是十户贫苦人家，而是十户中等人家的租税，竟然只够买一丛牡丹！这是多么惊人的穷奢极欲！

唐人喜爱牡丹，可谓时代风尚，几曾有人从中看出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来？唐人咏牡丹的诗也有不少，像李正封的“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唐诗纪事》卷40）就是咏牡丹的名句，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也咏过长安城里争赏牡丹的盛况“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但是只有白居易一人从京城的牡丹崇尚中看到了贫富不均，还看到了国计民生！因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两句诗不但说出了富贵人家的一掷千金与贫穷百姓的生计艰辛，而且暗示着富贵人家所挥霍的钱财正是来自广大百姓的赋税。就反映现实的深度来说，白居易的讽喻诗已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

白居易的讽喻诗义正词严，疾恶如仇，语言犀利，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向。如此尖锐辛辣的讽刺，如此锋芒毕露的批判，当然会触怒那些受到讽刺的人们。正像民间俗语所说，“说着病，不要命”。讽刺一旦击中了某些人的要害，他们一定会暴跳如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肯定会有人来对号入座。果然，被白居易讽刺的宦官、权贵们一个个都暴跳如雷了。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具体记载了他们的丑态：“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相目而变色”是互相示以眼色，脸色大变；“扼腕”是用一只手握住自己另一只手的手腕，是古人表示愤慨的习惯性动作；“切齿”就是咬牙切齿。请看那些权贵们愤怒到了何等地步！

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遭到朝中权贵的诬陷打击，不但没人帮他说话，反而有人落井下石，其原因无非就是白居易的奏状与讽喻诗都深深地刺痛了许多权贵的神经。这从反面证明白居易的讽喻诗真正起到了反映民情、干预政治的良好作用，这是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最好体现。从《诗经》、汉乐府到杜诗，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就是直面社会现实、揭露民生疾苦，白居易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有所发扬光大。在这个意义上，白居易的讽喻诗不但堪称唐诗中的精品，而且是整个古典诗歌中不可多得的精华部分，至今仍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所以，不要因为乐天，就不背白居易的诗啊！

>节选自《莫砺锋评说白居易》，最后一句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