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创作50年来的得与失

　　一、电视文艺节目在建构社会主流价值观中的历史经验 　　 　　1.1958～1966年电视文艺创作中的建设朝气与历史使命感 　　从1958到1966年的8年时间里,尽管由于技术条件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电视文艺的创作手法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处,但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引领社会思想建设风潮、整合新生社会文化秩序上,这个时期的电视文艺节目仍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历史成绩与宝贵经验。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时期的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创作,在艺术性和娱乐性上这些节目虽还很幼稚,但在彰显时代气息和承担社会责任上,其所呈现出的强烈的建设热情与浓郁的生活气息,却建树起了中国电视文艺的创作的独特特征。这个时期的电视文艺作品不仅配合着新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与巩固,也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创作的复兴奠下了基本的影像形态和思想基调。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播出的《岭上人家》《家庭问题》《海螺》《焦裕禄》,上海电视台播出的《红色的火焰》《姊弟血》,广东电视台播出的《长征路上》《杨柳春风》等文艺节目,都充满了新中国建设初期昂扬向上、清朗爽快的特有朝气。[1]这些节目在把握社会动向、观照现实生活、展树时代新风和刻画典型英雄人物的基础上,紧扣时代脉搏,取得了引领人生价值航向和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突出成绩。它们所彰显出的中国早期电视文艺创作的刚强气质与坚韧精神,不但折射着中国电视文艺工作者的牺牲精神与责任意识,也彰显着中国电视发展初期电视文艺工作者在突出个性风采与建树社会群体形象上所做出的积极探索。 　　2.1966～1976年电视文艺创作中的偏执观念及经验教训 　　“文革”十年中的电视文艺创作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反复播放的只有几台样板戏,电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信心和艺术勇气都受到了严重干扰和沉重打击。面面俱到的创作指令和苛刻的政治要求,严重限制了电视文艺创作发展的艺术空间和想象力,导致整个中国电视文艺都陷入到概念化、平面化、人物形象脸谱化的泥潭。虽然电视文艺创作的事业性建设以其特有的工具性价值及宣传功能,得到了意外的重视与加强,但失去了艺术性的依托平台,整个电视文艺事业仍然难以避免创作上的凋零厄运。在电视文艺领域,除去《考场上的战斗》《神圣的职责》等少数几部作品之外,几乎一片荒芜。“文革”十年电视文艺创作与宣传过程中所出现的偏差与失误,也警示我们在政治宣传和社会价值传播中,忽视艺术本身规律所必然带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既会毁灭电视艺术本身,也会失去最可宝贵的观众信任。 　　3.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文艺创作的理念革新与价值重构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得到调整,中国电视文艺创作和宣传事业在经历了十年冰冻时期之后,也开始全面复苏。以1978年彩色电视剧《三家亲》的播出为标志,中国电视艺术在紧扣时代生活脉搏,建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人生经验上,重新回归到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从更移旧时期民风民俗,反对婚事铺张浪费的民生琐事起步,中国电视文艺创作逐步将选题视野融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由“文革”行政命令所造成的创作僵化、律条式宣传弊端,也被全力介入新生活、新面貌、新观念建构洪流的新型文艺节目所取代。 　　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电视文艺节目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导向,形成了积极的呼应与传播形势,这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文革”思想的肃清与批判上。与这一时代主题相对应,以《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为代表的伤痕题材创作,以《乔厂长上任记》、《新闻启示录》为代表的改革题材创作,以《凡人小事》、《燃烧的心》为代表的歌颂优秀共产党员的创作,以《生命的故事》、《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反映新一代青年精神面貌的创作,以《家风》、《冠军从这里起飞》、《矿长》等弘扬优秀民族美德和拼搏精神为主题的创作,以及《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等优秀剧作,都集中显示出了这一时期中国电视文艺在积极介入并建构社会生活主流价值观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以《太阳岛上》、《北国音画》、《人参姑娘》、《墨舞》、《黄河魂》、《朝阳和夕阳的对话》为代表的综艺作品和以《外国文艺》、《大观园》、《大世界》、《百花园》等为代表的综艺栏目,也都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想气质。整个80年代的电视文艺作品,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支撑,对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信心,重树时代价值观,重构人伦与法治秩序,舒缓民众情绪和紧张的社会关系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应与传播业绩。 　　4.20世纪90年代电视文艺创作的多元化发展与主流价值观的建构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精英思想主导的文化反思浪潮之后,中国电视文艺创作在90年代进入到栏目和种类急剧变化的新发展时期。开放的市场观念、经营的模式转变、全球化传播浪潮的席卷,引发着观众审美心理的历史性变革,大众文化取代了80年代的精英文化成为主宰电视文艺创作流向的主导思想。在这样的情势下,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带来了荧屏的繁荣,也带来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在电视文艺娱乐节目中的滋生和蔓延。为了矫正这种偏差,引导电视文艺向健康良性运作的道路上发展,加强主旋律文艺作品的创作,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专门针对文艺创作的重要的讲话。这次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创作要求,并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灌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2]这一重要讲话所倡导的文艺创作精神,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电视文艺创作致力的指导纲领和重要路标。 　　在1996年文艺创作精神的指导下,正面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弘扬时代主旋律、讴歌社会进步,重树爱国主义精神的电视文艺作品开始大量涌现。《大潮汐》、《情满珠江》、《天路》、《孔繁森》、《英雄无悔》、《党员二愣妈》、《走过柳塬》、《突出重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一系列优秀电视剧作,《东西南北中》、《艺苑风景线》、《音乐桥》、《方荣翔》、《绝缘人生丰子恺》、《电影百年》、《漫话艺德》等一系列电视文艺栏目和节目精品,《回归颂》、《千里共婵娟》、《抗洪精神颂》、《风雨同舟楚天情》、《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众多优秀的大型电视文艺晚会陆续涌现,表现出昂扬的时代风貌和浓郁的文化气息。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上,这些作品或节目融爱国主义、民族意识和传统美德于一体,使得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在作品得以自然流淌、彰显。 　　 　　二、电视文艺节目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中的现实成绩 　　 　　1.平民故事、家国情感与时代图景的交互融合 　　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文艺在多样化的道路上继续深化发展,运行机制更趋多元,在个性化、娱乐化、时尚化成为主要创作潮流的同时,贴近社会发展现实、反映人民生活主体地位、能给人以思考和启迪的作品不断问世。在电视剧创作领域,现实题材剧数量持续攀升,继2006年60%的比例之后,2007年现实题材剧数量进一步攀升至388部10394集,占到该年度电视剧年生产总量的70%以上。[3] 这些剧作或以琐事中的脉脉温情为主导,或以平凡年代中的真诚成长为主题,或以喜见乐闻的乡间趣事为内容,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关切、体察和对平凡人生的默默礼敬。以《士兵突击》、《戈壁母亲》、《金婚》、《闯关东》、《恰同学少年》、《喜耕田的故事》等剧作为代表,中国电视剧在秉承三贴近创作原则、弘扬时代主旋律精神的指导方针下,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讲究时代传播艺术的特色渐次加强。在多维探索、深入挖掘中,以人性与情感的真实为基础来架构故事,以形象和题材的丰满来表达思想,将平民故事、时代图景和家国情感融合对接。这种创作思路上的改变和表现理念上的成熟,不但彰显着中国电视艺术本身的发展和完善,也表明着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在表情达意功能上对传统宣教观窠臼的时代性突破与创新。 　　2.直面现实的创作勇气与立正纠偏的大局意识 　　作为中国电视文艺节目中占据最大比重的电视剧创作,所显示出来的宣传理念的进步,以及在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秩序中的努力和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再次表明了电视文艺节目在创作中直面现实、关注现实的重要性。在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时代精神的宣传中,回避矛盾刻意拔高或贬低某种理念的做法,已经远远不再能适应今天电视受众的审美需要和接受心理。在受众文化层次和鉴别心理都不断提高的新情势下,只有不断提高节目本身的艺术水平,持续强化作品的精品意识,才能最终留住受众,才能最终达到价值普及和文化聚合的传播功能。新世纪之初的《抉择》、《省委书记》、《至高利益》、《民工》、《大法官》、《任长霞》等电视剧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就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对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做了不回避、不隐讳地真实展现和深刻剖析,也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它们也同时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充分理解和丰厚的收视回报。这些作品让观众明白物欲横流、投诉无门、腐败丑恶的现象并不是当今社会生活的主流,而只是时代洪流中局促逼仄的一角,对善良、公平、正义的追求与张扬,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它们的阻遏而停止。在这样的作品中,真诚的正视、勇敢地面对不但不会带来人们信心的失落,反而会起到纠偏立正、凝聚人心的文化价值观建构功能。这也是中国电视文艺创作者和管理者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过程中,所长期积累并形成的宝贵经验之一:凡是受到观众广泛好评的优秀电视文艺作品,无不在蕴涵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气质的同时,饱含着生活的真诚情感和直面现实的道德勇气。这既是电视文艺作品“移情塑性”本质力量的展示,也是树立、弘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文化体现。 　　 　　三、电视文艺节目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存在的问题 　　 　　1.审美形态的窄化与低俗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制度性变革,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审美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与道义坚守,越来越多地让位于休闲娱乐和轻松消费。在这个过程中,电视文艺节目的娱乐精神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继湖南电视台《快乐大本营》之后,淡化节目导向功能、大力迎合自我展示需要的节目纷纷涌现,以强调“快乐”和“欢乐”为宗旨的《欢乐总动员》、《假日总动员》、《超级大赢家》、《超级情感对对碰》、《第一次心动》、《美丽梦工场》等节目纷纷出笼,这些节目在开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新时代的同时,也对中国电视文艺节目传统的审美标准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中国电视文艺节目长期浸淫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范式中所形成的“以国为家、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越来越多地让渡给个性、时尚和本位主义的表达。在电视剧领域,表现宫廷斗争尔虞我诈、斗狠使忿的作品,戏说历史、调侃名著的作品,展示富家子弟豪奢淫逸、无病呻吟的作品也层出不穷。这些节目和作品多数语言低俗、动作淫猥、格调低下、表情暧昧,只以卖弄演员的媚态和矫揉造作为能事,缺乏深沉厚重的文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不仅严重阻碍了受众审美视野的开阔,也抹消了电视文艺作品所应担负的社会认知和价值建构功能。不但在总体上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也对电视文艺的整体形象和核心价值观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 　　2.创作路径的同质化与模式化 　　在现有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电视媒体来说,节目运营产业链还尚未发展完善,这也导致了电视文艺作品和栏目互相抄袭、同质化和模式化弊端现象的出现。尽管电视媒体的产业经营之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是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处于电视产业链上游的节目制作,还是处于电视产业链下游的节目资源后继开发(包括书籍出版、光碟发行、各种策划活动及相关衍生产品的开发和经营),都还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发展路径,它们在整个电视产业链中所应该具有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也都无法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视文艺节目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社会功能、节目形态、编播形式、制作方式、运行机制等多层面,都被市场经济和商业逻辑所渗透。加强电视节目内容和媒体品牌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避免无代价的模仿和复制,为电视文艺作品的创作主体和主流价值观传播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必须引起相关管理部门和电视媒体的足够关注。 　　 　　四、考察结语 　　 　　从对中国电视文艺节目的历史梳理和现状分析上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就艺术水平的提高,还是就时代精神的引领与把握,电视文艺作品集导向性、现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于一体的特质,都是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也无法抛舍的功能、使命与责任。站在电视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衡量,电视文艺在建树社会时代精神,建构社会文明秩序的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印证了一个不变的逻辑和真理:电视文艺是一个集多重属性和功能于一体的统一体,任何偏废与妄持都会从根本上背离电视文艺的发展规律和社会职能的正常发挥。 　　“过犹不及”、“不预则废”,在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复杂和思想文化的多元,既为电视文艺提供了更多的价值传播渠道和艺术表现方式,也对电视文艺的主流价值观建构提出了诸多挑战。在这方面,现实的问题与历史的经验同存并在,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传播的过程中,既要注重主流价值的稳定传承和畅达传播,也要注意受众审美习惯的发展演变与疏离帖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统摄电视文艺创作,深度开掘电视文艺娱乐节目的艺术审美潜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活化与艺术化,不但是摆在电视文艺工作者面前的艺术职责和社会担承,也是亟需电视媒体和决策机构重点解决的时代难题和历史使命。 　　 　　注释: 　　[1] 黄会林主编:《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2] 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 　　[3]《紧扣时代脉搏 贴近群众生活――2007年度中国电视剧创作回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