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新经济政策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摘要:本文以苏联新经济政策为出发点,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新经济政策的共同点做一些比较研究,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是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的。 　　Abstract: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ommon with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to do some more research, the practic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a considerable theoretical value. 　　关键词: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新经济政策共同点比较 　　Keywords: ad hoc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the Soviet New Economic Policycommon comparison 　　作者简介:戴宝(1979― ),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助教,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管学院2008级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在理论上已经确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马恩所描述德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已经无可讳言。但同时,它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一种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全新而特殊的道路,因此,这是一种创新。但它是否就完全在历史上无根可循呢?不是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早在列宁执政时期就搞过一种类似于我国现行制度的制度――新经济政策。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我认为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制度与苏联新经济政策做一些比较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背景是1921年苏俄反对西方国家武装干涉战争的完全胜利,以及战后工农矛盾的激化。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时的苏俄政权还未巩固,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就将原对德作战的大批兵力东调投入了俄国,准备将苏俄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年轻的苏俄取得了反对外国干涉战争的完全胜利。支持这场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就是严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叫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要求农民在留下少数口粮后上缴全部的“余粮”,因此也被称为余粮收集制。其实,政策在制定时就已经偏“左”――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条件下,这种“左”是绝对必要的――但在执行时就更“左”了。在很多地方,国家征粮人员拿走的不仅是农民的“余粮”,而是连口粮也一起拿走了。或许在战争极度紧张的特殊环境下,农民还能短时间的容忍这种近乎于可怕的政策,但一旦外部矛盾解决之后,这种政策就不能再向前走了,就连一步都不行了! 　　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名叫达昂的代表在发言中总结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下战争胜利的代价:“建立暴力基础上的粮食政策破产了,尽管这种政策榨取了3亿多普特的粮食,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播种面积普遍缩小(仅为原有播种面积的25%),牲畜饲养量的普遍缩小,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普遍缩小,农村经济严重滑坡,把农民的谷物榨的一干二净,和当年从农村横征暴敛人头税一样,我们自己毁坏了占我国经济四分之三的农民经济所赖以存在的基础。”[1]虽然达昂是一名孟什维克的代表,他说这段话的动机是有问题的,但说出的却都是毫不夸张的实情。 　　其实在战争结束前后的时间里,列宁本人也接到了许多农民的来信和申述书,反映了当时苏俄农村的状况和普通农民不堪重负的反抗情绪:“粮食被收集的像扫帚扫过的一样干净,一点也没剩。”“我们这里发生了手枪对着农民太阳穴的强制行为”。其中一名地方驻军战士的来信说得更是明确:“农民的情绪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在我们县不很快杜绝这类现象,就必然会发生暴动。这将不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一切希望的劳动人民的暴动。”[2]从1920年9月至12月,列宁大约收到了400封这样的来信,然而还有比农民来信更能说明问题的事件,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农民暴动。据不完全统计,就在战争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俄国农民暴动已波及13个省,其中坦波夫省最为严重。 　　不仅农民不好过,在农村经济几乎崩溃的条件下,工人也都不好过。诚如列宁所说:“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3]仅在1921年2月,彼得格勒就有4000多名工人因没有按时领到国家供应的面包而罢工。[4] 　　除了工人与农民,连这个政权支柱――红军――也在挨饿,饥饿使纪律松懈了,部队开始拒绝执行任务,这种情况在1921年2月到达了顶点。1921年2月18日,驻波罗的海卡朗斯塔得海军基地的15000名水兵因饥饿发动了军事政变,以“彼得罗巴浦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与“塞瓦斯托波尔”战列舰为首的叛舰明确要求俄共下台。当时正在召开俄共的十大,虽然由一部分十大代表组成的特殊军队迅速平定了叛乱,但矛盾并没有解决,一个共产党的政权总不能指望长期依靠暴力去不断的平定劳动人民与红军的“叛乱”吧。 　　列宁因此而在1921年3月清醒的意识到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 [5]正是在样的背景下,俄共(布)十大果断的放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它指农民不再需要上缴全部的“余粮”,而只需要在缴纳了一定数量的“粮食税”后就可自由处理手中的其他“余粮”――包括在市场上出售,以及去交换其他物资。随后苏维埃俄国正式规定,1921年――1922年的粮食税税额在正常年景下为2.4亿普特,这使得国家比在实行余粮收集制时少征收了2亿普特的粮食,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而大大提高了,农业迅速恢复了,社会也自然稳定了。 　　 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列宁曾深刻分析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说:“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的、而是本能的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于我们自然的、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有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的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 　　苏维埃俄国以及1922年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除了以“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以共产党政权的力量、在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目标的前提下、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它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征。当时的苏联将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具体化为租赁制和租让制两种形式。租让制就是将一些大型企业、矿藏、森林按照一定的条件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租让期一般在20年以上。但截止1925年仅有91份合同生效,注入的资金总计仅有3200万卢布,其生产总值也不足当时苏联全部工业产值的1%,其实实际效果很差。租赁制则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而言,租期最长为只有6年。截止1922年底,也仅有4000份合同生效,生产总值也仅占当时苏联全部工业产值的3%。这个结果也并不比租赁制的效果要好多少。

　　虽然租赁制和租让制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苏联实施时间较短,效果也极不明显。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毛泽东主席就曾这样评价过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6]但它却为原来政治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条确实可行的道路,因而具有重大的借鉴与启迪意义。 　　在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实行56年后,即1978年,社会主义的中国也走了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区别只在于我们比当时的苏联更有勇气,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之所以把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当代中国的改革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它们有太多的共同点,而且带有本质层面的意义。 　　而在中国却直接体现有十年文革的破坏因素。从1966年到1976年整整十年的文革给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不可思议的破坏,虽然没有发生像苏俄那样的大规模的暴动,人民生活的生活却是十分贫困的。在吃的方面,1976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191.5千克,比1956年还要少14千克;人均植物油消费量为1.6千克,比1956年要少0.95千克。从穿的角度来看,1976年全国人均棉布消费量为7.9米,比1956年少1。83米。在住的方面,由于人口增加但国家住宅建设投资却在大幅度下降,城市居民住房十分拥挤。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4.9%。1976年每个农民的全年平均收入只有62.8元,全国还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生活的困难实在难以想象。[7]这些实际的经济困难成了开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把钥匙。 　　但是我们将1921年的苏俄和1976年至1978年的中国相比较就能发现,虽然造成困难的具体原因各有不同,然而究其最根本的原因仍然还都是生产力实在达不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要求”所致。无论中苏,改革前其实都到了不改革就必然会亡国的境地了,我们实在都是“因穷而变”。 　　再次,这两场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生产力,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我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在物质文明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现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仍旧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啊,这一点前面已经祥述。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在稍有成绩后就因列宁的去世而被斯大林早早结束了。这都能说明它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还有,这两场改革都几乎是在“骂声”中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传统意思形态对它们的非议都十分严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谢韬老先生就说过:“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8]而在1921年的苏俄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的俄共党员穆拉维也夫有一段话相当具有代表性:“当听到要把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石油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还要把北方和西伯利亚的森林以及其他许多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的时候,真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痛心。就在这一瞬间,脑海里闪出这样的想法: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这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俄共党员、甚至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都是较为普遍的。 　　最后,这两场改革应该都是取得了成功的。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当然无可置疑,我要指出的是,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应该也是成功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全新而特殊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历史参考就是前苏联曾实践过的列宁主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这种道路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达不到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水平。用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瓶”――共产党政权――装“国家资本主义”的旧酒,看似换汤不换药,但其实旧酒也已不太旧,因为它不再是利润的工具,而是在有计划、有目的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准备。因此,我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解读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里,在生产力还不太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以公有制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依靠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而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是一种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实践已经作出了证明,这条人类历史上的全新而特殊的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诚如上述,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的风雨与30年的辉煌至少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改革要大胆,思想要解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我们搞社会主义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结果,我们“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 　　参考文献: 　　[1][苏]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47―48 　　[2][5]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77,277―288. 　　[3][4]苏联历史档案选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周尚文.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137 　　[7]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4 　　[8]张凯之,杨先材.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北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