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郑永年北师大演讲的几点看法
今天上午在北师大京师学堂聆听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演讲，有不少收获，也有一些令人困惑的观点。
郑老师首先从国内资金雄厚亟需投资出路、发展中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讲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必要性、可行性，随后就讲到中国的优势：西方国家支配不了国内资本的流动，因为投资是公司自己的事情，而我国民间储蓄丰厚，国家资金充裕，可见集权体制的优势。接着，郑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又谈到这一战略实施的困难：陆上丝路开发可能会引入恐怖主义、触动俄罗斯的利益，海上丝路又面临严峻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南海领土纠纷，可能卷入美、日、越、菲等国的对抗;此外，其他国家也有复杂的利益、宗教问题，很是难以处理。这些观点，我是认同的。
但是，郑老师的观点又有许多矛盾：一方面，中国的优势是国家权力、资源的集中，可靠政府推进政策的实施;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的民营企业由于文化的原因，宁愿投资东南亚也不愿投资西亚、非洲等地;而腐败的国有企业的老板在国外一边管理国有企业，一边办着个人公司，把好处留给自己的公司、亏损甩给国有企业。
另一方面，西方早期的发展靠的是暴力为后盾的殖民政策，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而现实的国外投资，由于所在投资国政治领袖的更迭，新当选者不认可前任的政策，造成大量的亏损。谈到西方的民主，虽然郑老师不敢直接否认民主的价值，但他提出民主通过每人一票制度，实际上是每人得一份利益，却并不能得到每人出一份力量的结果，因而福利国家没有能力集中资源进行大规模建设。
虽然亨廷顿也曾提出过“民主的经济困境”，但实际上，发达国家通过独立的市场经济进行融资，并能够进行理想的经济决策，进行投资。认真思索，字里行间似乎抱着对当年暴力的殖民者的羡慕，以及对民主的抵触心理。但大家都知道，民主才是人类迄今最值得追求的制度，连最极权的国家都打着民主的旗号。
郑老师还有几个不可思议的观点：一是他大肆追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认为那是自由贸易体制，还说给皇帝叩几个头得到贸易机会甚至赏赐较战争手段成本会更低。听了这话我简直傻了，这是国际知名学者的观点啊。大家都知道，皇帝为了自己的统治绝不会甘心答应西方自由贸易的要求的。他心里留恋的是自我中心的天朝大国心理和皇权，看重的是权力的尊严，而不是国民的利益，这哪里是市场平等交易的自由贸易制度。还有许多违背逻辑的观点。如他说国外的中国威胁论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对外威胁，要真的威胁几次就没有这种观点了，你看美国到处干涉却没有听说美国威胁论的。一种19世纪的外交逻辑!
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却带来了很多问题。且不说资源环境的代价，仅就社会而言，贫富分化、征地拆迁造成了多少家庭悲剧和社会矛盾，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使社会对立加剧、道德沦丧。通过政府间的协议，将这种发展模式扩展开来，给投资地带来什么影响还真难说。看过一些报道，中国在非洲的公司老板，搞了许多黑人二奶、老婆，对当地劳动力颐指气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引起当地老百姓的愤怒和反感，甚至出现了绑架中国商人、工人的事件。这种投资虽然对当地经济发展有些好处，但当地居民所得到的好处很有限。看到那些外国商人发大财，不仅会出现当地居民与投资商的冲突，甚而可能会激化当地居民与政府的矛盾。
我本人在88年在北大读研时曾见过郑老师，记得当时他刚留校结婚，租住在北大西门外的平房，和我的一个同学住邻居，也曾听过几次他上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课，在80年代末的那场新权威主义论战中，郑老师的观点似乎也不保守，五、六年前在早稻田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他还提交了一片“组织化的皇权”的论文。虽然后来未曾见过面，但知道郑老师在政治学界很活跃，为《联合早报》等写了大量的时评，也看过他很多他的网上文章，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再次听他的课。看郑老师的文章，长了不少知识，但这次演讲却令人大跌眼镜。也许是时势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年龄的增长，郑的观点似乎也越来越保守了。但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没有超然的独立的观点，就有可能助长带来灾难的公共政策，就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
201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