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蒙难史典型案例回顾

所谓科学蒙难，就是指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因素，使某些科学成果在发表或公认时间上被延迟，在传播的空间上受限制，甚至使发现者本人遭遇不幸等现象。

考察、分析和研究科学蒙难事件，是为了从反面来分析阻碍科学增长的因素，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接受启示，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克服和避免科学蒙受损害，以推动科学更加健康向前发展。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当全息生物学创始人张颖清教授受邀演讲于瑞典并获具有诺贝尔奖提名权的国际生理学及医学权威高度评价后不久、第三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正在美国召开并收到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贺电之际，国内某物理学权威突发绝招，将这门由中国人创立20余年、正在造福人类的新兴学科打入伪科学之列，张颖清教授投诉无门，于2004年10月20日含冤去世，事件发生过程之荒唐令人震惊。

科学史表明，许多科学蒙难来自学术权威的压制。学术权威对科学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权威是相对的，作为一个学术权威，如果把自己绝对化，看不见或看不起别人的成果或贡献，甚至采取学阀的作风，那么，他就不仅不可能起到学术带头人的作用，而且还会压制科学新发现，阻碍科学新生力量的成长，从而造成科学蒙难。而权威跨学科干预造成的科学蒙难事件，在世界科学史上则是空前的。

善良的人们大多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科学权威必是道德高尚之人，公正无私之人，一贯正确之人。而实际上，科学权威也是人，也有认识上和道德上的局限性，也有私心，也会犯错误（甚至大错误），也有固执己见者、滥竽充数者、嫉贤妒能者，甚至还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本文正文全部内容节选自《科学蒙难集》（解恩泽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原著介绍了世界科学史上32例较大的科学蒙难事件，本文从中选出7宗与张颖清事件相似的案例，推荐给网友。本文案例对于我们认识学术权威作用的两面性，思索避免科学蒙难的途径，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此向原编著者致谢！

案例1：       罗巴切夫斯基创立非欧几何的艰难历程

1826年2月23日，俄国的伟大学者罗巴切夫斯基于喀山大学物理数学系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的第一篇关于非欧几何的论文《几何学原理及平行线定理严格证明的摘要》。这篇首创性论文的问世，标志着非欧几何的诞生。然而，这一重大成果刚一公诸于世，就遭到正统数学家的漠视和反对。

宣讲论文后，罗巴切夫斯基诚恳地请与会者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但谁也不肯作任何公开评论，会场上一片冷漠。那些最先聆听到发现者本人讲述发现内容的同行专家，因思想守旧，不仅没能理解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反而采取了冷谈和轻慢的态度。会后，系学术委员会委托西蒙诺夫、古普费尔和博拉斯曼组成三人鉴定小组，对罗巴切夫斯基的论文作出书面鉴定。他们的态度无疑是否定的，但又迟迟不肯写出书面意见，以致最后连文稿也给弄丢了。

1832年，根据罗巴切夫斯基的请求，喀山大学学术委员会把题为《几何学原理》的论文呈送彼得堡科学院审评。科学院委托著名数学家奥斯特罗格拉茨基院士作评定。奥斯特罗格拉茨基曾在数学物理、数学分析、力学和天体力学等方面有过卓越的成就，在当时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也没能理解罗巴切夫斯基的新几何思想。奥斯特罗格拉茨基使用极其挖苦的语言，对罗巴切夫斯基作了公开的指责和攻击。他在给科学院的鉴定书中一开头就以嘲弄的口吻写道：“看来，作者旨在写出一部使人不能理解的著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接着，对罗巴切夫斯基的新几何思想进行了歪曲和贬低。最后粗暴地断言：“由此我得出结论，罗巴切夫斯基的这部著作谬误连篇，因而不值得科学院的注意。”

此后，名叫布拉切克（C.A.БypaЧek）和捷列内（C.И.ЗeЛeHbiЙ）的两个人，以匿名C．C在《祖国之子》杂志上撰文，指名对罗巴切夫斯基进行人身攻击。匿名者在题为《评罗巴切夫斯基的著作，》一文中，开始就不怀好意地写道：“甚至难以理解，罗巴切夫斯基先生是如何用数学中最简明的几何学，建立起晦涩的、不可思议和神秘莫测的学说的。”文中嘲弄道：“为什么不能把黑的想象成白的，把圆的想象成方的，把三角形内角和想象成小于两直角，把同一个定积分值想象成既等于π/4，又等于∞？非常、非常可能，尽管理智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更加放肆地讥讽道：“为什么不写成，例如对几何学的讽刺，几何学漫画等什么的，来代替标题《几何学原理》？”

针对这篇污辱性的匿名文章，罗巴切夫斯基撰写了一篇反驳文章。但《祖国之子》杂志却以维护杂志声誉为由，将罗巴切夫斯基的文章扣压下来，一直不予发表。

俄国著名数学家布尼雅可夫斯基（В.Я.БyhЯkobckИЙ，1804－1889）在其所著的《平行线》一书中对罗巴切夫斯基发难，他试图通过论述非欧几何与经验认识的不一致性，来否定非欧几何的真实性。英国著名数学家莫尔甘（Morgan，1806－1871）甚至在没有亲自研读非欧几何著作的情况下就武断地说：“我认为，任何时候也不会存在与欧几里得几何本质上不同的另外一种几何。”莫尔甘的话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对非欧几何的普遍态度。

在创立和发展非欧几何的艰难历程上，罗巴切夫斯基始终没能遇到他的公开支持者，就连非欧几何的另一位发现者德国的高斯（Gauss，1777－1855）也不肯公开支持他的工作。高斯凭任在数学界的声望和影响，完全有可能减少罗巴切夫斯基的压力，促进学术界对非欧几何的公认。然而，在顽固的保守势力面前他却丧失了斗争的勇气。高斯的沉默和软弱表现，不便严重限制了他在非欧几何研究上所能达到的高度，而且客观上助长了保守势力对罗巴切夫斯基的攻击。

罗巴切夫斯基不仅在学术上受到压制，而且在工作上还受到限制。教育部借故免去了不那么顺从的罗巴切夫斯基在喀山大学的所有职务，使罗巴切夫斯基在精神上遭到严重打击。他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多病，眼睛逐渐失明。1856年2月12日，罗巴切夫斯基在苦闷和抑郁中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喀山大学师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高度赞扬他在建设喀山大学、提高民族教育水平和培养数学人材等方面的卓越功绩，可是谁也不提他的非欧几何研究工作，因为此时，人们还普遍认为非欧几何纯属“无稽之谈”。

1868年，长期无人问津的非欧几何才开始获得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深入研究，罗巴切夫斯基的独创性研究也就由此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赞美，他本人则被人们赞誉为“几何学中的哥白尼”。

一名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声望较高的学术专家，正确识别出那些已经成熟的或具有明显现实意义的科学成果并不难，难的是及时识别出那些尚未成熟或现实意义尚未显露出来的科学成果。我们每一位科学工作者，既应当作一名勇于在逆境中顽强点头的科学探索者，又应当成为一个科学领域中新生事物的坚定支持者。

案例2：   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艰难历程

1842年， 德国的青年医生迈尔（J．R．Mayer，1814－1878），迈尔写成了他的第一篇关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论文：《论无机自然界的力》。论文发往当时德国主要物理学年鉴杂志，结果被主编波根多夫拒绝发表而退了回来。虽化学家李比希主编的化学年鉴杂志1842年5月号上发表了迈尔的论文，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1845年的迈尔的第二篇论文，则是以自己的经费才得以发表的。

迈尔的论文很快受到权威的嘲讽。学术界偏见的打击使迈尔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1849年5月28日，迈尔从二层楼窗口跳下自杀未遂。大致恢复健康以后，他又写了一篇关于热的机械当量的论文。1851年，他被关进精神病院，受到残酷折磨。1853年恢复自由，可是精神却从此再未恢复正常，以致在痛苦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余生。

英国酿酒商焦耳，是最先用科学实验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人。他先后用了四十多年时间，进行了大量实验。1840年，22岁的焦耳首先测定了电流的热效应，发现一定时间内电流通过导线所产生的热量，同导线的电阻和电流强度平方乘积成正比。这就是著名的焦耳定律。

焦耳的研究并没有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英国皇家学会拒绝发表他的两篇论文。因为在皇家学会看来，作为酿酒商的年轻焦耳的发现不可能有多大学术价值。

1847年4月，焦耳在曼彻斯特作了一次通俗的学术讲演，介绍了他测定热的机械当量的新实验，即用铜制翼轮来搅动水，使水温升高，而转动翼轮的动力用砝码下落来提供。地方报纸起初不予理睬，有一家报纸甚至拒绝报导这件事。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曼彻斯特信使报》才全文发表了焦耳的演说。在1847年6月，这个论题又提呈到牛津会议上，大会主席建议只由焦耳作简要报告，而无须进行讨论。当会议丝毫不考虑焦耳新思想而要立即转入其他议程的时候，年轻的威廉．汤姆逊站起来发言，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这个理论的新兴趣。结果，焦耳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思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焦耳本人才成为科学界注意的人物。

1847年，当焦耳在英国报告他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时，26岁的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elmholtz，1821－1894）在柏林物理学会上宣读了他从研究动物热的途径中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论文：《活力的守恒》。这篇论文被权威们看成是异想天开的思辨，波根多夫主编的物理学年鉴杂志同样拒绝发表它。赫尔姆霍茨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掏腰包自费印刷，1847年以小册子的方式散发，仍然很不受重视。1853年，它受到物理学家克劳修斯的强烈抨击。后来，杜林等还对赫尔姆霍茨进行了人身攻击，辱骂他的发现是不诚实的，是从迈尔那里剽窃来的。其实，迈尔、焦耳和赫尔姆霍茨都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然而后来，焦耳和赫尔姆霍茨却都愉快地承认了迈尔的优先权。

正如婴儿坠地的第一声啼哭决不是一首好诗一样，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最初问世难免带有不完善之处。波根多夫主编的杂志拒绝发表迈尔的论文，原因之一是论文里没有实验工作。实际上，迈尔论文中的能量守恒和转化的思想正是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新发现吹毛求疵而不看其本质，缺乏扶植科学幼苗的热情，很容易导致科学发现蒙受灾难。这里，既有学术水平问题，又有道德修养问题。因此，评定科学成果时必须实事求是，抛弃妒贤忌能和学阀的作风。

对于科学发现者本人来说，应当学会在艰苦复杂的外因环境中奋斗进取。迈尔遭受精神摧残是令人同情的，但是采取自杀行为是不足取的。因此，科学技术工作者在探索的实践中既要加强学术修养，又要加强意志力和思想品质方面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科学技术事业做出贡献。

案例3：     魏格纳大陆漂移说的沉浮

1903年，23岁的气象学学者魏格纳的头脑里开始产生关于大陆漂移的想法。　　魏格纳立志钻研，1912年春，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论文《大陆的生成》，并在同年先后以《从地球物理学的基础上论地壳轮廓（大陆与海洋）的生成》和《大陆的水平移位》为题，作了两次关于漂移说的演讲。但由于他的大陆漂移模式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强大的传统势力的抵制，使它一开始就受到能否生存下去的考验。当时对魏格纳的演讲，既有火热的赞许，更有冰冷的嘲讽。

1915年，魏格纳又将《海陆的起源》一书公布于世，一个完整的大陆漂移假说从此诞生了。很快风靡全球。世界不少人专程到德国拜访它的作者。但是，这也为他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因为假说的论证还不足以说服反对派而使他陷入苦苦求索外，还因为他那具有革命思想的利剑，刺痛了地学界的“权威”们。这些与固定论的理论直接悖谬的观点，更使魏格纳受到他的论敌的攻击。魏格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直到1924年，他才接受了邻国（而不是自己祖国！）奥地利盖茨大学授予的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正式教授头衔。

1926年11月，美国石油地质协会专门讨论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这里在漂移学说史上一次调子最低沉的会议。会上，在14名权威地质学家中，只有5人支持，7人坚决反对，2个保留意见。反对者对假说持贬斥、歪曲的态度，甚至把它讥讽为“积木游戏”；对出席会议的魏格纳本人进行诽谤和人格上的非议。

此后，大陆漂移说便被认为是魏格纳狂想曲，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大陆漂移说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海陆固定论的影响由来已久，传统学派的势力盘根错节；另一方面是由假说本身的缺陷或某些细节证据不足造成的。

首先，要消除固有的偏见是十分困难的。权威们或者由于魏格纳的论证有错误，就全盘否定漂移说；或者拉来其他学科的只言片语作为否定的根据；有的甚至不为自己的理由提出任何说明就断然否定；还有一些浅薄之人竟因魏格纳原是气象学家和天文学家，就把他提出的大地构造假说，看成外行的“左道旁门”而表示不屑一顾。

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魏格纳当时还不可能对大陆漂移的机制作出准确判断。在魏格纳时代，人类对地球的了解还只限于大陆的浅层，对其深部（包括深海底）基本是一无所知的。

魏格纳逝世后，漂移说也随之衰落了。从此沉冤三十余载无人问津。固定论作为真理被长期坚持，漂移说却当成谬误被抛弃了。

正当它濒临覆亡的绝境时，50年代古地磁学的崛起，使它再度复兴。众多古地磁资料有力的说明大陆漂移的事实，而且科学家又成功地完成了大西洋两缘大陆轮廓的电子计算机拼合，为验证漂移说提供了形象的证据。到了60年代，随着海底扩张说的出现，又为大陆漂移的机制，找出了进一步的合乎逻辑的答案。大陆活动论开始取代固定论。魏格纳也被誉为“地学的哥白尼”而名垂千古。

“真正的知识不是出于他人的权威，更不是来源于对老朽教条的盲目崇拜”。先哲的认识早已变为后人的实践。魏格纳不愧是在强大习俗力量和顽固的传统观念围剿下，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典范。他对科学勇于探索并奋身战斗，才能“独上高楼”，提出系统的大陆漂移理论。他和他的学说虽然长期含冤，但是，科学是不容歪曲的，科学家的功过也自有历史来评说。

案例4：    梅契尼柯夫发现吞噬细胞的苦闷

为了揭示人体的免疫之谜，一位俄国科学家伊利亚．梅契尼柯夫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做出开创性的发现之后，曾遭到权威们的强烈攻击与非难。

梅契尼柯夫在观察海星消化食物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这种动物体内有一种游走细胞，就像变形虫一样，能够迅速地游向食物，将食物包裹起来吞下去。由于海星的幼体像玻璃一样透明，可以清楚地看见游走细胞吞下去的物质。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现象，梅契尼柯夫在柯夫在海星旁边放置一点石蕊，海星的游走细胞迅速将它包围起来，吞下去了。并且被吞噬的石蕊在海星体内的酸性环境里变成了洋红色。

这个发现引起了梅契尼柯夫的奇妙联想，他从海星游走细胞吞噬食物的现象连系到人体的免疫功能，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血液细胞能吞噬微生物，这确实是惊人的富有创造性的联想。这是科学家的可贵品质。联想往往是提出新颖的假说、通向新理论的桥梁。

正当梅契尼柯夫雄心勃勃乘胜追击的时候，反对派的攻击和责难劈头盖脑地袭来。

梅契尼柯夫最先遇到的是德国微生物学权威科赫的冷淡与藐视。梅契尼柯夫在参加了维也纳的一次学术会议之后，归途中拜访了科赫，满怀期望地向他讲述自己的发现，渴望得到支持与鼓励。可是，这位权威没等听完梅契尼柯夫的叙述就皱起了眉头，脸上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当时科赫心想，我们德国学者已经发现使人免疫的是人的血液，这位俄国人仅凭肉眼直观地看到海星、水蚤的吞噬现象便断言人体的吞噬细胞能够战胜致病微生物，真是海外奇谈！科赫以极其冷淡的态度送走了梅契尼柯夫之后，便指示他的学生：为了捍卫德国学者发现的“体液免疫”学说，要对这位俄国佬的“细胞免疫”理论“群起而攻之！”

在科赫的影响下，德国学者在学术会议和刊物上猛烈反对吞噬理论。例如，老年博学有包姆加敦每年都要在最著名的学术刊物上指名道姓地攻击吞噬理论。哈勒大学教授埃米尔．贝林（EmilBehring，1854－1917）在学术会议上大喊大叫：“我已经证明老鼠血清杀死炭疽杆菌——使动物对微生物免疫的是它们的血，而不是它们吞噬细胞！”

梅契尼柯夫的所有论敌几乎异口同声地附和贝林，证明血液是免疫基础的学术论文像雪片一般飞来，当时有人夸张地说，这些论文多得可以填满三座大学的图书馆！

德国的“反梅”声浪很快波及到俄国，嫉妒梅契尼柯夫的俄国医生立即卷入了这个“大合唱”。于是梅契尼柯夫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如敖德萨医生们说：“这个梅契尼柯夫算老几——他连医生执照也没有呢，他不过是个自然学家，区区细菌猎人罢了——他怎么能够懂得预防疾病呢？”其实，那时的俄国医生对于炭疽病的原因和预防方法也是一无所知，可他们自恃有医生执照便说长道短，更煞有介事地抓住探索过程中的某些失误散布流言，当地的报纸甚至出现了蛊惑人心的谣言，大叫“梅契尼柯夫在散播死亡！”

权威们粗暴的指责、学者们狭隘的妒嫉、医生们轻蔑的嘲讽，这种种偏见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再加上实验中的失误，使年轻的梅契尼柯夫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饱尝了被人漠视的苦闷。在这种情况下，梅契尼柯夫一度动摇了，甚至还想到自杀。

正当梅契尼柯夫苦闷与失望之际，独具慧眼的巴斯德给予了热情支持与真城帮助，使濒于绝望的梅契尼柯夫产生了绝路逢生之感。由于巴斯德和梅契尼柯夫具有相同的思维方法，这使他们经过初步的交流后就一拍即合。巴斯德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很强的直觉能力，有时在作出实验结果之前，就已经提出了大胆而正确的设想，然后再进行实验加以证实，并回答批评者。正是这种可贵的直觉能力，使巴斯德能够在实验资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科学地预测天吞噬理论的前途和意义，果断地给予支持，表现出一位导师的不凡气度。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无法看到人体内的吞噬细胞吞噬微生物的具体过程，因为人体内的吞噬过程不像水蚤吞噬酵母菌芽胞那样直观可见。这也可能是德国微生物学家拒不承认吞噬理论的原因之一。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医师大会上，双方论战的激烈程度达到了顶点，甚至发展到有失尊严地互相攻讦。德国人指责梅契尼柯夫说：“你是说谎者！”梅契尼柯夫寸步不让地回击道：“恰恰相反，说谎的是你们！”

双方的论战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19世纪末，鏖战缓和下来了，论战双方的功过是非也慢慢做出了公正的结论，细胞免疫现象得到更多实验资料的证实。

回顾这场争论的历史过程时，可以看出：有时由于人们认识角度的差异，导致观点上的片面性，从而使某个即使正确的理论难以通过。因为在探索真理的征途上，人人都偏爱自己的发现，信赖自己的实验资料，由此产生的自信往往使人陷入片面性。某个领域的权威学者由于其成就已经得到公认而成为该领域的最高仲裁者。他们对某个新发现的排斥态度可以变成一个动员令，驱使其追随者向新理论发动一场理论“围剿”，其攻势之猛烈有时可能使新理论的发现者产生动摇，甚至使研究被迫中断。这对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损失往往是难以估量的。这就是我们必须经常重温科学蒙难历史的理由所在。

1900年，梅契尼柯夫发表了《二十年来对传染病的免疫性研究》一文，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的白细胞和肝、脾内及细胞吞噬微生物的特性，正式提出最初的噬菌细胞免疫学说（Phagory-tentheorie），1908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梅契尼柯夫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案例5：       集合论的创立者康托尔的遭遇

19世纪末期，数学界出现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一位名叫康托尔（G.Cantor，1845－1918）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古怪理论----集合论。它的内容是如此与常识格格不入，以至于一出世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康托尔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马上遭致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数学家的激烈攻击。德国数学家克隆尼克（L.Kronecker，1823－1891）是这些人中言辞最激烈、攻击时间最长的一个。他认为，康托尔关于超限数的研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数学疯病。因而他各种用得上提尖刻语言，粗暴地、连续不断地攻击康托尔达十年之久。他甚至在柏林大学的学生面前公开攻击康托尔，这在许多数学家看来是很过分的事情。克隆尼克的影响还使康托尔的学术论文一再延误发表日期。总之，克隆尼克的专横无理令人震惊，他的激烈攻击使康托尔的精神状态受到极大损害。

除了克隆尼克之外，还有一些著名数学家也对集合论发表了反对意见。法国数学家彭加勒（H.Poi-ncare，1854－1912）说：“我个人，而且还不只我一人，认为重要之点在于，切勿引进一些不能用有限个文字去完全定义好的东西”。他把集合论当作一个有趣的“病理学的情形”来谈，并且预测说：“后一代将把（Cantor）集合论当作一种疾病，而人们已经从中恢复过来了”。德国数学家魏尔（C.H.Her-mannWey1，1885－1955）认为，康托尔关于基数的等级观点是雾上之雾。菲利克斯．克莱因（F.Klein，1849－1925）也不赞成集合论的思想。数学家H．A．施瓦兹原来是康托尔的好友，但他由于反对集合论而同康托尔断交。

在克隆尼克等人的围攻和反对下，康托尔的精神逐渐崩溃了。从1884年春天起，即在他40岁的时候，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1918年，他在哈勒大学附属精神病院去世。 一位数学家为自己创立的理论付出这样大的代价，这种事情在数学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集合论的创立和康托尔的遭遇，给后人留下的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它告诫人们，要坚持和发展科学真理，决不能离开实践。科学理论的对象和内容越是抽象，就越需要深深扎根在现实土壤之中。 它还告诫人们，当一种新的科学发现或发明出现的时候，不要凭借直观的、常识或以往的经验来下判断，更不要给科学成果施加某种主观的、人为的标准。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人们的实践。它告诫那些创造科学新成就的人们，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听取各种反对意见，承受可能出现的冷遇、嘲讽和打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要充分认识到，获得科学发现是艰苦的，使科学发现为人们理解同样的艰苦的，两者都要经历一个奋斗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它还告诫那些评价科学新成新的人们，要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每一项科学发现或发明，要善意地对待科学新成果发展过程中难免的缺点和弱点。科学工作者要注意科学道德修养，避免再出现克隆尼克那样的事情。像集合论这样的科学成果，在科学发展中应是越来越多的；而像康托尔这样的悲惨遭遇，则是不应该再出现了。

案例6：    饱受权威责难的阿伦纽斯电离学说

1884年瑞典化学家阿伦纽斯（Arrhenius，1859－1927）在溶液导电性的研究试验基础上发表了题为《电解质的导电性研究》的论文，公开提出了电离学说。

它同原子论、分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等学说一起，共同奠定了现代化学的理论基础。阿份纽斯由此荣获了19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金。但是，电离学说从刚刚诞生起就遭到了化学权威们的嘲讽、责难和打击，以至不得不在经历了一场艰苦和激烈的斗争以后才得以确立。

阿伦纽斯学说用崭新的思想揭示了电解质溶液的本性，破除了当时流行的权威理论的束缚，这使该理论一问世就遭到了以一些化学权威为代表的传统偏见势力的发难。

1883年，阿伦纽斯把新学说的思想汇报给了母校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克列维（Cleve，1840－1905）教授。这位化学家曾因发现钬（Ho）等稀土元素而闻名于世，同时在地质学和植物学的研究上也有很高造诣。阿伦纽斯热切期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然而没有想到他在听了以后，却毫不掩饰地大加嘲讽说，阿伦纽斯的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是把“鼻子伸进不该去的地方”了。

1884年，阿伦纽斯在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答辩会上宣读了论文后，教授们“个个怒不可遏”，觉得难以容忍这种“荒谬绝伦”的想法，认为“纯粹是空想”。克列维说，“我不能想象，比如，氯化钾怎么会在水中分解为离子。钾在溶液中能独立存在吗？任何一个小学生都知道，钾遇水就产生强烈反应，同时形成氢氧化钾和氢气；氯的水溶液是淡绿色的，又有剧毒。可是氯化钾的水溶液却是无色的，完全无毒”。他们认为，这些事实似乎就充分“证明”电离学说是一种“无稽之谈”了。新学说在乌普萨拉大学遭到了几乎所有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冷遇。然而实际上正是这些专家们自己未能分清原子和离子的本质区别而犯了错误。

对电离学说的责难并不止此。当阿伦纽斯论文公开发表以后，就遭致了更大规模和更加猛烈的攻击。英、德、法、俄等许多国家的化学家，其中包括一些在声望上远远超过克列维教授的著名化学家，都群起而攻之，形成了一条国际化学界的反对阵线。为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以发现元素周期律而享有极高盛誉的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此外还有以研究溶液理论著称的英国化学家阿姆斯特朗（Armstrong，1848－1837），以发明溶液渗透膜闻名的法国化学家特劳贝（Traube，1826－1894），以研究溶液电动现象受到德国人民尊敬的德国化学家魏德曼（Wiedemann），以建立“溶液蒸汽张力”定律知名的俄国化学家柯诺瓦洛夫（KohobaЛob，1856－1929），以及化学家皮可林（Pikering）和别凯托夫（Бeketob）等等。他们认为，由于电离学说违背了戴维和法拉第所建立的经典的电化学理论，因而是“奇谈怪论”，“不值一提”，迟早会被推翻。对此，门捷列夫预言说，“这个假说随着时间的转移将占有如燃素论所早已占有的那种地位”而必将失败。它像燃素学说一样，虽然也“曾有过不少热心的捍卫者”，然而却是在“捍卫一种不正确的假说”。电离学说受到了传统偏见的暴风雨般的打击，严重地影响了这一新学说的确立和传播。

许多化学家在报刊和杂志及学术会议上不断攻击电离学说，“告诫”青年千万不要醉心于那种狂妄的荒谬的新学说。阿伦纽斯不得不写出一篇篇文章进行批驳。他同奥斯特瓦尔德和范霍夫等人一起回答了诸如电解质电离的能量来源，电荷相反的离子未成对结合的原因，亲和力强的电解质反而易电离的道理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进一步提高了电离学说的说服力。1889年门捷列夫又发表了《溶质离解简论》，对电离理论进行了再次抨击。阿伦纽斯则立即予以回击，强调指出，虽然门捷列夫的观点得到了许多著名化学家的支持，但是也“不能同意这位伟大的俄国化学家的见解”，因为他“忽视了构成离解理论的那种东西的主要部分”，没有看到“大量的物理化学问题都是靠了渗透压和电离理论才得到解决的”。

经过了反复和艰苦的斗争以后，电离学说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科学家的承认。著名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Plank，1858－1947）以他严谨的热力学观点给予了有力支持。著名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Boltzmann，1844－1906）和著名荷兰物理学家范德华（VanderWaals，1837－1923）等人也都积极肯定。电离学说提供的大量科学事实已经是无可非议和无可辩驳的了。这样，电离学说终于征服了一个个艰难险阻，取得了最后胜利，促进了化学进展。

案例7:        孟德尔遗传理论的厄运

196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捷克布尔诺的摩拉维亚镇的一座教堂里，曾举行过一次盛大的纪念会。参加这次纪念会的大部分人并非教徒，而是应捷克科学院邀请而来的各国遗传学家。他们怀着崇敬而又惋惜的心情来纪念一位为遗传学奠定了基础，而其成果又被埋没35年之久的伟大生物学家。他就是格里戈．孟德尔神父。1965年是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一百周年。

通过豌豆杂交实验，孟德尔推出了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两个遗传原理并写成一篇题为《植物杂交实验》的论文。他向许多权威人物寄送过该论文，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明显的反响。这样，孟德尔的为遗传学奠定了基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竟被当代人们所忽视和遗忘，被埋没达35年之久。

孟德尔发表他的新发现时，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修士。至于他从事植物杂交的研究，被人们看作“不过是为了消遣，他的理论不过是一个有魅力的懒汉的唠叨罢了”。的确，在一个专业学者的眼里，他还够不上一名地道的生物学家。因为他既没有生物学专业的学历，也没有博士、教授的头衔。因此，他的具有挑战性的发现，自然不易被人们所相信。怀疑以至不相信孟德尔这个小人物能有什么新发现，乃是忽视他成果的一个和重要原因。当时了解孟德尔最多的是生物学家耐格里。孟德尔跟他素来关系甚密，相互交往达七年之久，孟德尔常同他交换种子。他也是读过孟文的第一个人。然而，正是由于他不仅没有正确地认识孟德尔的工作，而且还提出种种怀疑和责难，从而成为这桩遗憾后世的科学蒙难案的重要原因。另一个了解孟德尔工作的A．凯尔纳，接到孟德尔寄送的论文后，曾给孟德尔写过复信。但据凯尔纳的助手说，孟德尔的论文在凯尔纳的图书室中压根就没有拆过封。人们是否可以推论：在凯尔纳的眼中，像孟德尔这样的小人物的文章，简直是不屑一顾的。

孟德尔的发现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当时的流行观念。在当时，传统的遗传学观点是融合遗传理论，而孟德尔的思想则是粒子遗传；其次，当时在生物学领域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的观察和实验，而孟德尔用的是定量的数学统计分析。所以，即使是认真地看过他的文章，如果跳不出传统框框，也不一定能理解其重要意义。如H．霍夫曼不仅看过他的文章，而且在自己的著作中，五处引用了孟德尔的文章，但现在看来，不是没有引到重要的地方，就是有所误解，总之，没有真正理解孟德尔工作的意义。所以，在霍夫曼的书中完全忽视了孟德尔的贡献。福克也曾多次提到孟德尔的成果，但他说：“孟德尔所作的很多次杂交的结果，十分类似于奈特的结果，但孟德尔自以为发现了各种杂种类型之间稳定的数量关系”。他所否定的正是孟德尔的成功之处，说明他根本不理解孟德尔发现的意义。他的提到孟德尔，不过是因为孟德尔培育成了植物杂种，不得不提一下而已。

孟德尔的发现不被理解从而导致被埋没，主要应归咎于传统观念的束缚。理由是，孟德尔的课题当时已经摆到了人们的面前。至少有几个人的工作接近于孟德尔的结论（参阅斯多倍《遗传学史》，第126－138页，第189页），其中甚至包括人所共知的达尔文，他关于金鱼草的杂交实验距离孟德尔的结论只差一小步。这充分说明，孟德尔的发现决非偶然的早产儿，而是具备成熟的历史条件的。上述几个人和看过孟德尔论文的人，之所以没有作出孟德尔那样的结论和没有认识到其意义，主要因为他们没有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和跳出传统的定性方法的局限。而孟德尔的成功，正由于他的老框框少些，所以才有可能冲破当时的研究方法和流行的遗传学观念，不受干扰地从客观的实验事实中引出应有的结论。

传统观念作为人们认识的一种惯性，对于保持人的认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于科学创新来说，却是一个大敌。历史上有很多新发现，常常由于束缚于传统的旧观念，碰到鼻子上而被忽视和否定。科学的一大不幸就在于：人们有着怀疑和抵制新概念、新学说的心理。一种新学说出来，人们常以种种方式来反驳、嘲笑、吹毛求疵，求全挑剔、不理睬，以至拒之千里之外；相反，则安于原有的框框、迷恋于流行的观念。孟德尔事件，不过是又一次证明，抵制新发现、新学说是人类难克服的“大自然的一项基本法则”。因此，科学工作者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传统观念捆住手脚，要时刻牢记一个平凡的真理：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科学的胜利在于冲破传统观念。

本来科学史上的很多重要发现，是由开始不出名的小人物作出的，权威是由小人物变成的。然而，人们却养成了一种迷信权威、漠视小人物的偏见。孟德尔的发现被埋没的悲剧，也在于他当时是一个小人物。可以设想，如果他当时是个权威，他的论文就会被多种刊物争相登载，他的实验就会被很多人重复，他的结论就会被许多人研究、讨论以至接受。从科学史方面看，漠视小人物的成果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在今天，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容易重视和相信权威的话，包括他们的部分错话；容易忽视小人物的成果，甚至是一件了不起的成果。特别是有些权威们，他们切身体会到一项真正的科学发现不是轻而易得的，所以也不轻易相信一项新发现。虽然这里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尽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也可以看到有那样一些权威，他们在谈论自己的研究或某项工作时，是那样津津乐道，而当听取或阅读别人的，特别是初出茅庐的小人物的论文时，则不断摇头蹙眉，表现出一种极不耐烦的样子。总之，在科学史上，由于权威漠视小人物从而扼杀或埋没了重要发现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在浩瀚的书林文海中，正确地评价和识别一项科学新发现，有时同这一发现本身同样重要。所以说，在向科学的进军中，不仅需要有不拘一格发现人才的伯乐，同样，也需要不以资历取人、不以人废言、独具慧眼、能识别科学新发现的伯乐。

孟德尔蒙难的教训告诫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摆正权威和小人物的关系。历史的辩证法证明，盖世权威难免一失，无名小辈常有所得。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尊重权威，又不忽视小人物。

孟德尔蒙难记和类似的事件说明，一项科学上的新发现被人们所承认，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需要战胜传统观念的抵抗、需要克服许多世俗偏见，还因为新发现本身在开始阶段往往是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备性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可能成为反对自己的口实。现在已经知道，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也是不完善的，他没有估计到性连锁现象的存在。因此，为了今后不再重演孟德尔式的悲剧，尽理避免在科学征途上人为地设置障碍，使科学事业得以顺利发展，我们应自觉地以满腔的热情来对待科学上的新事物。所谓满腔热情，并不是要求对任何一项科学新发现都不加分析地、简单地予以承认。因为声称新发现的，并不都是正确的和真实的。而是要求：对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新发现或新学说，绝不要轻率地、简单地加以否定，或者放置一边不加理睬。只要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就应允许公开发表，让大家来讨论、鉴别。即使经过讨论、证明是错误的，也会对科学有利，因为它可以避免人们重蹈复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