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发展与马尔萨斯_人口陷阱_的突破

中国的改革发展

与马尔萨斯/人口陷阱0的突破穆光宗

一、马尔萨斯/人口陷阱0的涵义和评价

我们知道,现代西方学者习惯于将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概括为/低水平均衡陷阱0或者/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0这样的说法,以至于托马斯#马尔萨斯这个英国牧师常常给后人留下一个人口学说史上悲观学派鼻祖的印象。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无妨简单地追溯一下历史:差不多在200年前,马尔萨斯发表了著名的5人口原理6一书(1798),在书中,他详论了在无控条件下的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出了一种关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

作为一名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将自己的人口理论建筑在经济学的/报酬递减0原理之上。马尔萨斯首先假定人口有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在人口增长不被干预、不加控制的条件下(按马氏的说法,通过减少食物供给的方法就可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将按几何级数来增长,即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这样的比率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固定生产要素和土地的报酬递减,食物的供给大致按算术级数来增长,即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这样的比率增加。换言之,由于人口增长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交互作用,食物等生活资料的供给将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由于两者的变动不能保持同步和平衡,这样,每增加一部分人口,就只能耕种更少的土地(人均水平),人均食物或推而广之人均生活资料的边际分配)))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口所增加的食物或其它生活资料供给量)))就开始减少,农村人口的人均食物水平具有一种下降的趋势,一种使人均食品降低到一定规模的人口勉强糊口或者刚

¹刚够得上最低生活水平的趋势。这就是当年马尔萨斯所警告的人口增长的陷阱。

虽然马尔萨斯建构了一个有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遗憾的是,这一理论是建筑在许多过分简单的假定和假设基础上的,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是一种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有着三个重要的假定:一是人口增长处于自由放任状态,不受干预;二是生活资料在一定时期内的供给量是有限的;三是土地报酬递减。基于这样的假定,马尔萨斯得出了持续的人口增长有朝一日会使人们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这样的结论。从逻辑推演和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历史事实来看,倘若没有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力量的牵引)))或者说在生产力发展保持相对静态的假设下,过度的人口增长导致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0,看来的确不可避免。但显而易见,从马尔萨斯模型的假定来看,他的思想有着特定的时代烙印,换言之,这是一种与传统农业社会人类的生存境遇相关联的人口问题观、马尔萨斯的假定似乎是适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且变化迟缓的传统农耕社会的,所以撇开其它不论,仅从人口增长的

影响来看,/低水平均衡陷阱0的产生在传统社会确有较大的可能性。

正如许多评论已经指出的,马尔萨斯忽视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巨大力量。问题恰恰在于,世界人口)))经济发展事实表明,技术进步的伟力足以抵消人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阻力。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已经与以科学发明、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为形式的一系列技术进步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递增而不是递减的规模收益已经成

º换言之,在现代工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经为现代增长时代的显著特征。

济总量的扩张,而且越来越具有革新的意义)))因为科技进步成了第一生产力。在这样与往昔全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口增长导致低水平均衡的现象日趋减少了。迅速和持续的技术进步使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可能从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魔影下逃脱出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口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入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和个人发展领域;另一方面,即便是仍然与土地打交道的人口也可能因科技进步的威力而受惠于土地报酬递增,从而在农业人口增长的大背景下也能跳出/低水平均衡陷阱0,这从人均收入及其它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指标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有所改善和提高的事实中均可有所佐证。

二、中国开始走出/人口陷阱0的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令人称道的/黄金时期0。中国在每年净增人口1400)1600万的同时,经济增长率较高且表现出了持续性,人均收入也在增加。以/八五0为例,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比诸/七五0高出412个百分点,高出计划所提出的6%的一倍,居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首位。而且/八五0时期各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仅相差315个百分点,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而又波动最小的一个五年计划。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199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3893元,比1990年增长1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递增717%,大大高于/七五0期间年均递增317%的水平。199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78元,比1990年增长112倍,年均增长415%,比/七

»毫无疑问,中国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活动使五0期间的增速高211个百分点。

得80年代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摆脱了人口增长的沉重压力。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在新的制度环境中得到了有效的抵制乃至消除,而其正面效应却得到了发挥。概而言之,是改革开放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使中国人民走出了前述的/低水平均衡的陷阱0。统计数据表明,1952)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年均仅增长212%,1978)

¼1995年提高到了619%。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确可以说深深地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0,突出如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增长压力问题。在昔日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社会经济格局中,弱质的传统型农业成了吸纳过剩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人均收益自然很低。但倘若将此完全归咎于人口的迅速增长显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恰恰相反,从改革前后的显明反照来看,应当说主要是因为战略决策的失误及相关的体制性因素束缚了人口增长能量的合理转化,铸成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人口陷阱0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悲剧。也正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勇敢地摒弃了/不患寡、患不均0这种历史证明与时代相悖的原始共产主义理想,中国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和进步。

中国人民开始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0的又一有力证据是在反贫困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贫困问题是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本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全球著名的/三P0问题之一(另两个问题一是人口,一是污染,因三大问题的英文单词均以P开头,

所以简称为/三P0问题)。因为贫困直接威胁着全球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所以,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1995年,在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1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与会代表共同作出将1996年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0的决定。中国政府认为,生存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不尽快消除贫困,彻底解决生存权、发展权的问题,世界就不得安宁,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0是传诵已久的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所谓绝对贫困,简单说是指因缺乏基本生存条件而导致食不果腹、缺衣少穿、居住困难、就医困难、收入低、寿命短的现象。

½然而,经过新中国据估计,绝对贫困人口在旧中国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0%)70%。

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已经根本改观。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5亿,减少到1995年的6500万。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具体来看,1978年仍有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31%的约215亿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而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8)1984年),平均每年有1785万人脱贫,到1985年,绝对贫困人口已减至1125亿人,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比例下降至15%。1985年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加大了反贫困的力度。1985)1992年这7年中又有4500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从不足200元人民币提高到了450元以上,人均占有粮食从不足300公斤提高到350公斤以上。这样,到1993年时,全国绝对贫困人口已减至8000万,约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的913%,主要集中在592个贫困县中。又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减少到6500万左右。毫无疑问,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明显地抵消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从而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0这一科学论断,换言之,现实人口问题的产生机制和解决途径只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去解释和寻找。

同世界贫困现象日趋严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反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在过去最近5年里,全球最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目前还在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加。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现在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处于赤贫之中,每年有1000多万的人口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在人类行将跨入21世纪之际,全球仍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贫困的险恶环境中挣扎。/贫困问题0不能不成为全球关注的跨世纪问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18年来,中国进入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和显著的社会进步使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被牵引出了/低水平均衡的陷阱0,从总量来看,大约有四分之三共1185亿人口初步摆脱了长期赤贫的境地,而中国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的比例,也已经由70年代末的四

¾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分之一减少到现在的二十分之一。

改革开放为缓解和消除现代中国人口问题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机遇,这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可以相信:在人口继续增长的历史背景下,强有力的改革开放所营造的制度环境和现代经济成长将为中国人民完全、彻底地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0的困扰作出巨大的乃至具决定性意义的贡献。当然,我们在认可/发展才是硬道理0的同时,绝不否认计划生育在新的历史时期抓紧抓好、更上一层楼的必要性,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在低生育率目标在全国各地次第实现的今天,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历史涵义,依然十分必要)))这是因为,生育率高低本身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大小,何况目前的低生育率情势是不稳定、非均衡和不彻底的,所以说,人口增长的出生控制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毫无疑问,我们所期待的是稳定的低生

¿育率格局。再者,也可以说是从根本的意义来讲,要不要推行计划生育(这里指将家

庭的生育活动纳入国家计划和社会管理网络中的PlannedChildbearing,而不是指家庭生育计划FamilyPlanning),要不要控制人口增长,在本质上取决于决策者在不同的国情、区情下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及资源环境在互动和整合中完成的系统运行能否在总体上实现协调、持续发展目标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考虑将现代中国人口控制的

À理论依据归为/协调发展理论0和/可持续发展理论0。

人口增长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说的确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但或许可以论断:在目前的发展态势下,未来的中国不会存在因为不可抗拒的人口增长而带来什么生存危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已经使我们跳出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人口陷阱0并将继续使我们远离这一陷阱。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将以明确的态度、坚定的信心和有效的措施,支持联合国关于消除贫困的全球性倡议,对消除贫困承担自己的责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994年,我国政府制定了5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6,明确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而在过去的两年中,计划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对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在中国政府国务院举行国际消除贫困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中曾有高度赞誉。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几个提出要在2000年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并已制定了综合性消除贫困计划的国家之一。这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全球社会与发展首

Á打好世纪末扶贫攻坚战的脑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是一致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因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强调指出的:/到本世纪末,我们解决了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个最大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从此就彻底解决了。这不仅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壮举。0Â

三、余论:全面、客观地认识人口问题的本质

自从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运动特别是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总体上之所以能逐步走出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0,应当说,与我们对/人口问题本质0认识的加深密不可分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认识尚须进一步推进,以期不仅跳出而且能远离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0。归根结蒂,人口问题观决定人口治理观,问题恰恰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人口问题的相对性和变异性,人口问题观必然会有所变化而不是无所变化。

记得在70年代初叶时,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曾经宣称:中国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什么人口问题。然而不过数年,旨在迅速降低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计划生育运动即在全国范围内被推开。与此同时,有关人口的诸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认识也被一一修正。如何解决现代中国人口问题?当时提出的广被接受的一个理论就是/两种生产理论0,即经济是有计划的,所以人口也要有计划。这一似乎顺理成章的认识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带有特定的历史烙印。但无论如何,它为风起云涌的计划生育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是功不可没的。但遗憾的是,当时将人口问题主要归结为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过高,这虽然是事实,却是偏面的,以致于两种生产理论被通俗地演绎成/人口要降下来,经济要搞上去0这一城乡熟知的口号式认知。然而,这种类似于/毕其功于一役0的急刹车式的极端做法毕竟是一种对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继而对人口的长期发展有很大损害的做法。对此,国际上极负盛名的美国人口学

家、曾任国际人口学会会长的安斯利#寇尔教授曾有审慎的提醒。他于1980年8月来我国讲学时谈到:/把人口增长率大幅度急剧下降对于人口年龄构成和社会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中国人口增长率不应当下降,而是说,增长率应该下

vl他这番降,但必须对人口高增长的不利影响和生育率急剧下降的负面后果加以权衡。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