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的主要战果与失利原因
武汉会战的主要战果与失利原因
2011011743 分1 黄浩
背景: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战正式打响,从此,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开始进行全面抗战。在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后,数十万中国军人血洒疆场,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鲜血染红了祖国大地。而日军未能在徐州会战中对中国军队造成毁灭性打击,反而自己越陷越深,数百万日军被牵制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为给国民党及其军队予以致命一击,并迫使蒋介石退居西南乃至向日本投降,日军决定孤注一掷,集结了最大规模的部队,动用了海陆空三军,开始向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猛烈攻势。
过程:
1938年6月12日,波田支队突袭安庆,武汉会战正式开始。以畑俊六为总指挥的日本陆军开始从长江两岸、大别山北两个方向开始向武汉周围进攻。6月26日,由德国顾问设计的长江马当要塞失守。而后,至9月29日,彭泽、湖口、九江、广济、田家镇相继失陷,沿长江通往武汉的大门由此洞开。在大别山方向,9月2日,日军开始依次向富金山、罗山、信阳进攻,10月12日,信阳失守。10月11日,日军突袭广州,21日广州沦陷,武汉也失去了战略上的意义。国军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为保存有生实力,不做孤城困守,各部交替掩护依次撤退。至10月27日,武汉三镇全部沦于敌手,武汉会战结束。武汉会战,国军共计伤亡40余万,日军伤亡20万。
主要战果:
一. 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的阴谋,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最终也未能保住武汉三镇,国民党完全退居重庆一隅,但是日军最初的战略构想,即摧毁国民党军主力、速战速决、“结束对中国的战争”、迫使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投降的企图却没能实现,竹篮打水一场空。“三个月灭亡中国”成了一句空言厥词。在武汉会战中,日军兵力调遣反而捉襟见肘,守卫日本本土的兵力只有一个近卫师团,可见日本的扩张已近强弩之末。
在会战中,日本集结了最大的兵力,陆、海、空三军一体化作战,血战 4余月,伤亡惨重。据国军统计,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虽然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尚待考证,但无可否认,日军在武汉会战中过度消耗,严重削弱了战斗力。从此之后,本来就兵源匮乏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战区的扩大、增多,越发力不从心,无力进行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防御,中日进入到相持阶段。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成为了这之后中国抗战的主旋律,日军不得不抽调更多的部队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清剿反日势力,从而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在武汉会战之后,为维持侵华战争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侵略,日军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多,而日本的岛国弱势则充分显现了出来。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的黄金以及正币储备量, “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可见日本在一步步地被拖垮。
二. 在有效打击日军的同时,为持久作战保存了有生力量
在抗战初期,国军一味进行阵地战,与机械化的日军拼消耗,虽然在武汉会战的大部分战役中,阵地战仍然是主流的作战形式,然而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影响以及以往的经验教训的驱使下,国军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迂回作战,伺机出动,以优势兵力进行歼灭战。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当属万家岭大捷:1938年 9月25日,日军106师团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因地图失误而迷路,被薛岳兵团发现,于是薛岳指挥第4、第66、第74军等部共10万人从侧后迂回,将106师团包围。尽管日军不断增援,并空投军官以及物资给养,但都收
效甚微。10月7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激战三昼夜,多次击败日军反扑。日军由于孤立无援,补给断绝,战至10日,由于日军各部疯狂救援,国军伤亡巨大,106师团得以寻找缺口,突围时仅剩1000余人,已失去作战能力。
在广州失陷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广州既失,国际社会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被全部占领,如果此时坚守武汉,不仅会有全军覆没、主力尽失的危险,而且武汉也很难保住。更何况,此时的武汉,已成了一座孤城,毫无利用价值,其突出的地理位置与重要的战略意义会牵制国民党军大量人力物力。于是,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下令坚壁清野,“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而在撤退过程中,国军也吸取了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交替掩护、有序撤退,最终,国军主力全部跳出包围圈,保存了有生力量。
毛泽东也在延安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上指出,“这次蒋委员长放弃武汉是很对的,不能死守。我们把力量保存起来,四面和他打,不好吗?武汉失守,敌人方面不便宜,他的力量被分散了,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要进行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敌人不能在进攻,敌我相持。” 诚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军队主力应避免消耗战而采取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在相持中不断消耗敌军锐气,方能以弱胜强。
失利原因:
一.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与国军组织结构的混乱
众所周知,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个军阀都有自己的打算,明争暗斗,互不相让,而蒋介石更是排斥异己,将其他军阀及其杂牌军视为心腹大患,处处提防,这使得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各军队长官之间互不团结,为各部的协同动作创造了很大的障碍。一方面,各师单独作战,自存私心,置战局全局于不顾,100个师拧不成一股绳,不能形成优势兵力,容易被强
大的日军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中央为团结抗战,平衡各派势力,不得不设置冗多的中间单位,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直至战区长官部,这样时常会造成军机延误,甚至在传达方案时篡改上级命令,使原来就不能协同一致的国军变得更加松散。 正如国军将领鹿钟麟和李汉魂所云,“协同一致为战斗胜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领袖亦曾一再告诫。惟有少数部队,迄今恶习仍未全除,如对友军危急,不实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责,故每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又如两军衔接处,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为敌所乘。”可见当时国军互相猜忌,联想无信任都无法做到,何谈协同一致?
在马当要塞被围之时,海军陆战队2大队队长鲍长义率全队顽强阻击,并向上级请求增援,白崇禧(兵团级)命令167师师长薛蔚英率部增援,而16军军长李韫珩在接到消息后却指示其沿小路行进,出于对白崇禧杂牌军的不屑,薛蔚英选择走小路。最终,由于救援不力,长山失守、马当防线一触即溃,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马当要塞在一周内土崩瓦解。
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薛蔚英按照兵团命令沿大路快速挺进,及时增援,牢固的马当防线不会那么轻易就落入敌手,日军的战舰就不可能沿长江继续西进,那么日军沿长江两岸作战的计划就会受到很大阻碍,这对整个武汉会战的战局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与日军相比,军队素质有很大差距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一跃而起,成为雄霸东方的帝国,而当时中国却处于双半社会,基本属于农业国,只能生产步枪、小口径火炮等轻型武器,坦克、飞机、军舰等重型装备没有自主研制能力,海空军实力更是无法与日本相提并论。因此,自中日开战以来,虽然中国军队在兵力上有绝对优势,但技术装备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伤亡惨重。
在武汉会战中,长江本来是我们的“天堑”,但由于我们没有制空权,军舰出击即遭日军飞机轰炸,因而日军军舰能在长江上肆意航行,对国军阵地进行轰击,造成了极大的伤亡,也增加了防守的难度。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国军拥有了一定数量的空军,也总是能以少胜
多,战果辉煌,然而终究实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控在敌人手里。因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军飞机可以毫无顾忌的向中国军队阵地疯狂投弹、扫射,既增加了军队的伤亡,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士气。
除了军队装备外,军队素质的低下也极大影响了战斗效率。陈诚在反思武汉会战的时候,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实际上,在国民党军史中,打仗不怕死的军队有,但由于派系斗争、缺乏训练、官僚主义盛行等缘故,国军上下军心涣散,国民党军队的平均素质较低。而由于武士道精神与为天皇尽忠的思想深入日军骨髓,使得日军官兵极少被俘投降,即使被围也会战至最后一人,万家岭战役就是明证。无可否认,军队素质直接影响了战争天平的倒向,也决定了武汉会战的最终结局。
三.军事指挥上的策略失误
武汉会战,国军仍然延续了自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以来的阵地战的战术,一味地消极防御,根据日军的进攻来安排兵力配置,死板僵硬,指挥严重落后于军情,使100万国军反复被迫地调动,被日军牵着鼻子走。同时,统帅部计划不周,作战环节反复变更,许多战役的准备不足,致使临战时仓促混乱,又加剧了各自为战的弊端。
毛泽东在总结抗战初期的教训时说,“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迂回包围战法,独立自主地抗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军是正规军,肯定不能像共产党的部队一样,进行游击战,只能拼消耗,进行阵地防御,等待时机成熟再进行反击。这是一种缺乏军事常识与现代战争思想的错误看法,这种观点将游击战的概念狭义化了,正规军完全可以进行游击战、运动战,这是一种主动调动敌军,“制人而不制于人”的战术策略,是一种主动的态势。事实证明,被动只能挨打,即使是采取防御,也应树立积极防御的策略,一方面诱敌深入、分割歼灭,延缓敌军的进攻锋芒,另一方面,建立机动野战兵团,从侧翼迂回,直插敌军的薄弱点或切断敌军
运输,给敌军以有力打击。而反复拼消耗,是决然拼不过装备精良的日军的。
结束语: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总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在会战中,中国军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无数烈士血洒疆场,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最终,国军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0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并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落空,反而自己越陷越深,再也无力组织如武汉会战之规模的战略决战。此后,中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 虽然武汉会战取得了空前的战果,国军牵制了日军并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兵力、物力,而中国军队也保存了一定的有生力量,为之后的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然而,纵观武汉会战,由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军事上的策略失误以及军事装备的差距,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对于国军而言,在战略上是惨胜,在战术上却是惨败。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向那些在武汉会战中牺牲的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 《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张洪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2
[2]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3] 《抗战时期武汉会战等战役纪实》,张振国,《湖北文史》,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