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复古与新文化运动
康有为不了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统治的历史潮流,不理解民主政治取代封建专制是历史的必然。仅凭一些革命中的消极现象,就否定辛亥革命。他把社会的动荡,归罪于革命者的革命行为。他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学习选择不当,进而为他在学校设立孔教科目立下基础。康有为认为,要改变当时的社会面貌,必须定国教,尊孔复古。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在1913年应北京孔教会的邀请,担任了孔教会的主席,而且上书教育局,要求在学堂开设孔教科目,抵制革命思想。并建议袁世凯祭拜孔庙,参与了弟子张勋的复辟活动,以致晚年成了历史进步的阻碍力量。
《新文化运动》文献资料
1.原始资料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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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
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
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陈独秀《敬告青年》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陈独秀《敬告青年》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文学改良刍议》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2、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他早年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曾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895年经李鸿章推荐任荣禄部下的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网罗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为党羽,拼凑起家的政治资本。“百日维新”中,他以曾参加强学会和表示效忠光绪皇帝,骗取了维新派的信任,被光绪帝破格授予兵部侍郎。戊戌政变前,他满口答应维新派的要求,同意在天津阅兵时诛荣禄,以武力保护光绪帝,清除后党,但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因此,获得慈禧宠信。1899年,他升任山东巡抚,勾结德国侵略者残酷镇压义和团。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期间,他参加帝国主义策划的“东南互保”。1901年李鸿章临终前推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3年,清廷成立练兵处,他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改“新建陆军”为北洋军,扩编为6镇约六万人,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1907年,因皇族猜忌,调他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他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罢免,回河南老家“养病”,但仍操纵北洋军队,是最大的实力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内阁总理,独揽清朝军政大权。他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对革命党人施加军事压力要挟议和,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起大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1913年他派人刺杀鼓吹组织“责任内阁”的国民党人宋教仁,在取得“善后大借款”后,先发制人,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来,他又以暴力迫使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然后
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炮制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实行个人独裁。1915年,他为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复辟帝制运动的支持,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年底,他宣布恢复君主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出兵讨袁。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响应。帝国主义考虑另换走狗,对袁不再支持;袁的心腹段祺瑞、冯国璋等也趁机要挟他交出权力,袁众叛亲离,统治迅速瓦解。1916年3月他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称大总统,6月,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忧惧而死。
3、尊孔复古逆流
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极力推行尊孔复古的反动政策。1914年9月28日,孔子的生日那天,袁世凯头戴天平冠,身穿古装服,率文武百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朝圣大丑剧。12月23日冬至节,袁世凯又穿起特制的古怪祭服,率领百官,拥到天坛,举行祭天大典。这是袁世凯的又一次复古表演。帝国主义分子在文化思想上支持袁世凯的复古尊孔政策,也助长袁世凯的复古反动气焰。帝国主义在华的传教士和传教机关不遗余力地鼓吹孔教。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所组织的“尚贤堂”相当活跃。1912年初,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帝国主义者欣喜若狂,包括“尚贤堂”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组织同日举行所谓“为国祈祷”,随后又纷纷跑到山东曲阜去朝圣。据记载:“欧美传教士游览泰岱,漫步孔林,磨挲断碣,低徊不忍去,登孔子庙堂,雍雍肃肃,未有不鞠躬行敬而去者。”甚至英国派驻威海卫的总督骆赫“且至诚入孔教会。”沙俄伯爵盖沙令也鼓吹中国需要“古道之复兴”,宣扬“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英国的庄士敦则说:“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武力,而当归功于孔教„„使能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进行善良矣。”可见,他们是要用孔教来反对革命,复辟倒退的。
4、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在创刊号上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五四时代的“德赛二先生”实际上都包括在这里了。这是“新青年”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陈独秀在驳康有为等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说明了三点:第一,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第二,尊孔,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的原则。第三,定“孔教”为国教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而他的最重要的论点又是集中在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两立这一点上,而把思想上的反对封建礼教与政治上的主张民主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痛切地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他认为要“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些反对封建礼教、宣扬民主思想的宣传,说明当时的陈独秀在反封建斗争中是坚决而彻底的。1917年,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主张废除反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提倡反映现实的新文学,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要求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文
学改革。同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第二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以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
5、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民主是指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专制,希望以此来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6年2月,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他号召人们积极干预政治,认为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有政治觉悟,自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不要把实现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贤人政治”上面。
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客观事物的科学观点。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当时,在《新青年》杂志上刊载了许多宣传无神论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驳斥神鬼迷信的文章。
旧道德主要指以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通常指仁、义、礼、智、信)为中心的孔子之道儒家伦理学说。李大钊在1916~1917年之间相继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反对尊孔的论文。他的看法是:孔子是数千年来封建帝王实行专制统治的护符,儒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比专制帝王加于肉体上的淫威更其严重。今天的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该随着时代有所改变。他们还猛烈攻击封建家族制度,把儒家的伦理学说和封建专制政治、封建家族制度结合在一起加以抨击。《新青年》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名义下,对妇女解放问题,封建家庭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宣传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
《新青年》提出了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的口号。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意见。胡适的主张,着重于文体形式的改革。陈独秀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要求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进行一次革命。《新青年》从四卷一期起改用白话文,采取新式标点符号。一些新体诗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出现。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他陆续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和一些犀利的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旧礼教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6、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二、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四、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五、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
7、《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月刊。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般笼统地称为《新青年》,1916年底迁到北京出版。这个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俄国十月革命后,在陈独秀、李大钊主持下,《新青年》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3年6月,《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一直到1926年7月停刊;其间有几次休刊。
8、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1894年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以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是没有培养革新人才,便决心兴办教育,1902年参与创办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立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作为培养革命人才和进行活动的机关。1905年参加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赴德国,在驻德使馆工作。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宣布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等。同年,因不满袁世凯篡权而辞职。后去欧洲,1916年回国,第二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面貌一新。五四运动时,他站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军阀政客的巧取豪夺,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9、胡适与《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先学农科,后改学文科。1914年获文学士学位以后,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就学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以《先秦名学史》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1917年2月他还在美国时,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又把“八不主义”归为四条:“一、要
有话说,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他强调“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为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打开了缺口,对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还率先进行白话文学的创作,发表了几首白话诗,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的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五四运动以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0、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豫人,1898年改名周树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改学文学。1909年回国。1912年他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工作,先后任科长、佥事等职。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复辟帝制,他虽对国事感到失望,但继续探索改造社会的新路。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他一出现便成了反封建斗争中最彻底和影响最广的思想家,在这个斗争中起了极为显著的作用。鲁迅在五四时代的主要著作绝大部分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他的杂感、小说和论文,给《新青年》的反封建斗争带来了更大的深度。他从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出发,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发出了解放的呼声。他在1918年5月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是《新青年》上第一篇白话的创作小说。它以特有的深刻性彻底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性质,发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的卓越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他的随感录,不只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罪恶,而且用旧的必将为新的所代替,新的必将比旧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而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的发展观点鼓舞着觉醒中的人民。正是在这时,他写下了那代表着他的大仁大勇的宣言的名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论文、杂感和小说,在青年中引起了极热烈的反应。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后,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1、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起点,以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它还倡导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梁启超曾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柏拉图)
《孔子改制考》写于1892年,刊于1898年。此书论证儒家经典都是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的言行写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康有为以此证明孔子亦是一位维新派,并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金字招牌,为自己的变法改革寻找根据。 康有为等人则是更直接地思考制度变革中传统价值观的意义,首先是他意识到中国的制度变革的不可避免性,但他依然坚持要从传统的儒家的思想资源中发掘这种变革的合理性。这是他写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原因。
1891年前后,在广州晤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之后,康有为深受启发,开始从今文经学中吸取可资运用的内容来作为议政的依据,这些理论建构主要体现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
在《新学伪经考》,康有为首先将古文经学宣布为刘歆伪造,同时宣称刘歆的所作所为,使人们看不到孔子作为“制宪者”的形象,并导致人们由于惧怕“非圣无法”而所应存有的改革的想法。
康有为将一些经典判定为伪经是有他现实的目的,就是要将孔子塑造成改革家和万世立法的制宪家。在他看来,三代之治只是孔子为后代人树立的样板,而非实有其事。而刘歆的做法便是将孔子的功劳错按在周公的头上,使孔子的真实意图得不到呈现。他说刘歆“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这样一来,六经的真意便被误解,所以他强调:“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在视儒家经典为万世不易之真理的时代,居然将一部分经典判为“伪经”,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冲击之巨大是不难想象的,以致当时许多人要求禁毁这部书籍。
《新学伪经考》只是康有为维新理论基础的基础之一,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发挥今文学的传统,写成以《礼运注》、《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为代表一系列著作,利用公羊学的“通三统”“张三世”的观点,提出系统的历史进化观念,构造了一个“托古改制”的理论体系。
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指出:孔子之前的历史完全是孔子为了救世改制而虚构出来的,中国的历史要到秦汉之后才可考信。“由于书缺籍去,混混茫茫”,所以周秦诸子百家纷纷出来创立各自的教义,用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制度来劝导当时的统治阶层,并假托这些制度是古代曾经实施过的。而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与诸子百家之间的争论,逐渐取得了优势。
因为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完备,徒众最多,所以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
康有为之“托古改制”理论,完全是为了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提供理论支持。但康有为之深谋远虑之处在于,他深刻地关注到制度变革的同时所必然带来的儒家思想的安顿问题。所以一方面他强调必须废除科举,推行西政西学,但同时又在新的制度设计中为儒家寻找新的生长点。他总结考察西方的经验后认为西方的教会制度是实施制度变革之后儒家最可能依托的制度性资源。 尊孔复古(百度百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此后,文化领域的复古主义抬头。
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会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因为与当时的大气候不一致,没有获得通过。但由于蔡元培等力争,最后达成妥协,这个方案不颁行,但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子的条文。这样,学校拜不拜孔都可以。然而,1912年9月13日,教育部公布以每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各学校届时举行纪念会。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这就是说,旧的纲常伦理还不能改变,因为它是维系人心的好工具。这时,袁世凯的尊孔还比较掩饰,他没有公然提倡“尊孔读经”,而用道德说教来转移视线,妄图再度取代国民心中刚刚建立的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思想。
1914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加紧进行尊孔活动,大造社会舆论。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过了几天,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有人甚至发出请愿书,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曾经七次上书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竟然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复古一派乌烟瘴气。
与恢复祀孔制度的同时,袁世凯也决定恢复祭天。1914年12月23日,这一天是冬至,也是袁世凯祭天的日子。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是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
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坛周围密布着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到处都是岗哨。清晨3点,一辆装甲汽车载着袁世凯出了总统府,向天坛驶去。在南门外,袁世凯下了汽车,换乘早已准备好的四角装饰着璎珞的轿车,到昭亨门,下了轿车,又坐上竹椅轿直到天坛前。到了天坛,袁世凯开始步行,这时天还没亮,天坛前点着明亮的灯火,他在更衣殿换上离奇古怪的衣冠,便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他祭天所用的祝板,和清朝皇帝的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子臣”两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祭天大典从凌晨3时开始,一直进行到8时50分才算结束。
至此,袁世凯尊孔复古的目的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先向亲信透露:“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抚使,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有,样样俱全。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顺应民意”,尽快登基。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称帝,改号洪宪。
清朝皇帝虔诚地祭孔,却换来数千年中国末代王朝的命运,袁世凯机关算尽,孔夫子却也没有带给他好运,只发了83天的短命皇帝梦。
资料和注释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民国政治舞台上,有两股复辟力量在蠢动。
一、以袁世凯称帝为宗旨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
二、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清王朝残余势力。
两股势力,都要借助于孔子的亡灵搞复辟。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为复
。1912年6月,亡命海外的康有为,鼓吹“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他把孔丘推崇为至高无上的通天教主。其门徒也据此纠集前清遗老,在上海发起组织“孔教会”。袁世凯政府的教育部立即予以批准。以后,总会设在北京,推康有为任总会长。自此,各地纷纷出现孔社、孔道会、尊孔文社、宗圣会等尊孔团体。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又进一步倡议:要“定孔教为国教”,恢复祭天祀孔。还规定“凡入庙而礼孔圣者,必行脆拜礼”。他还大肆鼓吹复辟,胡说只有让“旧朝旧君”的帝制复辟,才能“弥乱息争”。
袁世凯对康有为的言行是心心相印的。1913年6月,他向全国发布了《通令尊崇孔圣文》。1914年2月,袁世凯又通令全国,一律举行祀孔典礼。9月28日,他自己头戴天平冠,身穿古怪服,在孔庙举行了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祀孔盛典。以后,又恢复了前清的祭天制度,他亲自登天坛顶礼膜拜。一时间,尊孔复古的逆流遍及全国,弥漫各界。在教育界的表现主要有:
(一)恢复了清末的教育宗旨
袁世凯上台后,实行专制独裁,同时鼓吹“尊孔祭圣”,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1913年,在他炮制的《天坛宪法》草案中,明文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为复活封建教育提供了法律根据。1915年又在《颁定教育要旨》中提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七项教育宗旨”。其实质是强调“忠君”、“尊孔”,要求学生“恪守圣人垂训”、“奉公守法”,不要“犯上作乱”。把“法孔孟”当作“治国为人之真谛”,正式列入教育宗旨之中。康有为这时也为之相呼应,积极鼓吹“定孔教为国教”,说:“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乃是无中国矣”,积极为恢复旧教育宗旨摇旗呐喊。袁世凯还颁布《复学校祀孔令》,要求“各学校均应祭孔”,以示对“古圣贤”的“崇奉”之意。这个教育宗旨的颁定,作为封建文化支柱的孔子,又在中国的文化教育界保持着支配地位。
(二)恢复学校的读经讲经课
1915年,袁世凯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中,明确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把尊孔尚孟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内容。还规定:“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由教育部编入课程,并妥拟讲读之法”。“大学校外要独立加设经学院,按经分科”,“专以阐明经义发扬国学为主”。同时还“将京师所设图书馆大加扩充以资参考”。此外还积极“提倡各省各处设立经学会,以为讲求经学之所,并冀以养成中小学校经学教员及升入经学院之预备”。这样,就把民国初年一度废止了的读经课又恢复起来。
(三)重提贤妻良母主义的女子教育
袁世凯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认为女子不能受高深教育,更不能谈国政。如果“女子舍家政而谈国政,徒事纷扰,无补治安”。女子应该“勉为贤妻良母,以竞争于家政”。在仅有的女子师范、女子职业教育中,也一定要“保持严肃之风纪”,”且勿骛高远之谈”。
这些教育上的倒行逆施,使得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教育象征破坏无遗,民初的教育改革完全淹没在反革命的复古主义逆流之中。教育领域出现了暂时的复辟倒退。
百度百科袁世凯
关于袁世凯的挽联:
袁世凯的自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杨度挽袁世凯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抑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黎元洪挽袁世凯联
华夏日重光,回思缔造艰难,亿兆生灵应感泣
勋名天不朽,太息受终危急,万几擘画失师赀
冯国璋挽袁世凯联
为天下痛,更哭其私,一柱存亡关气运
如四时行,成功者退,千秋华夏仰威灵
骆宝善口中的袁世凯
(下文根据:骆宝善2006年8月19日在凤凰卫视做的一期节目《:民国人物系列之袁世凯》进行整理)
(1)清末新政中的袁世凯
晚清十年的新政是当时中国当政的主流势力在中国全面移植西方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的一个努力。在新政当中,袁世凯是最中坚的力量,坚强的力量。《辛丑条约》签订不久,李鸿章去世,袁世凯被清朝政府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是个少壮派,当年才42岁。清朝政府这时候,任命他当山东巡抚,巡抚就省长了,他当山东巡抚才一年半,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他妈妈去世,在那个“夺情”期间,就是过去按中国规定,父母去世,他要辞官回去三年守孝的,清朝政府要他夺情,叫他继续在这当官,还在他母亲去世这个夺情期间,又把他从山东巡抚提升成为直隶总督,可见清朝政府对他十分重用和信任。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全面地大刀阔斧地在河北省这里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里边,他在河北这里进行了全面的倡导,推动实业的发展,就是建设工业,发展工业。比如说当时的滦州煤矿,就是后来的开滦煤矿的一部分了,像唐山的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都是这时候他主导建立起来的。他还鼓励民间,民营的资本大量发展工业,更可贵的是,他在直隶全省各州县推行这种实业的建设。他常言,官可以不做,实业不能不发展。一直到他罢了官,回老家,他还多次表示,罢官不算什么,但是实业救国
是我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在军事方面,大家都知道的,他编练的北洋新军,那就是当时中国最近代化的军队。在政治制度方面,他首先在天津这里进行了法制方面的改革,移栽西方的司法制度。在天津首先实行议会制度,然后在这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作为实行立宪,实行宪政的基础措施。他在全国积极倡导实行君主立宪,他常言,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那就说,我们的君主立宪是绝对要实行的。在文化领域,袁世凯在整个的河北省推行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兴办,因而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自己身体力行,创办大学、中学、小学,在十年新政期间,就是到辛亥革命之前,他当直隶总督的这么几年,直隶这一省建立了有大学两所,各种专门学校,类似于现在的中等技术学校有29所,各级师范学校有40多所,中学22所,在当时那是了不起的大事啊。
他还联合了其他的地方督抚,比如像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一起联合上奏折,要求清朝政府废除科举,结束八股考试,到了1905年,清朝政府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废除了科举,就是不再八股取士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以来六百年的这种取士制度,人才录用制度得到了彻底的改革。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啊。当时的读书人都靠科举吃饭啊,现在不考举人、进士、秀才了,都要上新学了,那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阻力呀,他们想了许多办法,让这个旧的考试和新学接轨,借用一个词吧,是实现了这种废除科举的软着陆,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 袁世凯深深知道,实行新政最重要的是录用人才,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在新政期间,全面地培养新式人才,培养新式人才的首要的办法是要建学校,学校的首要的主导力量是教师,那就大量地发展师范,培养教师,各种长期的、短期的师范建立了几十所。自己培养来不及,就用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当时日本是中国的榜样,那是最成功的榜样。而且日本离我国最近,还有同文之便,所以日本是大量派去留学生的地方。
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时袁世凯请严修,是天津的一个大教育家,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创始人,请他来主持直隶的学校改革。严修接受了袁世凯的礼聘。严修提出说,我先去日本考察,回来我再接受你这个任命,袁世凯说,我有经验了,前是,我请吴汝伦,他就说他去考察,回来他不干,
你先来上任,上任了,接受了我任命,你再去考察。严修40几岁,那时候40几岁已经是老头了,他带了很精干的考察队伍到日本考察三个月。早晨、下午,一天两场到四场的考察,从日本的文部省到日本的幼儿园,大学、小学、中学,严修自己去,每一趟亲自去,事必躬亲,到那去,去访问,去向人家的官员请教。到小学、幼儿园,坐在那就听人家讲课,乃至于那些学生们的课外活动该怎么做,该怎么组织,他都事必躬亲取经,那种精神啊,那种态度啊,十分令人感动,后世的人,能赶得上的,说实在的,就不多,不是没有。袁世凯还大量地延纳了海外的精英,同光之际,我们中国派出了第一批留美的学生,有一百一二十个人,这一帮人最先是被李鸿章接纳到了北洋的幕下,他完全全盘地接收下来。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有7个年头,实际上有整整6年,1901到1907,然后1907年的年中,上调中央,去当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六个军机大臣当中,他的资历最浅,但是他的才干最高,管事也最多。当了一年的军机大臣,到他1908年,他虚龄50,在北京这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50寿辰的庆典,这时候袁世凯权倾朝野,红得发紫,如日中天。但是好景不长,一个多月以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了,就在帝、后百日大孝期间,当国的载沣对袁世凯下手了,找了一个借口,说他脚有病,你回家休养吧,这就叫做回籍“养疴”,就是把他贬回到老家去,据说还差一点把脑袋给他砍了。这在袁世凯的仕途官场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他正在高潮当中,那么一下子把他打回老家去了。
到辛亥革命枪响之前,袁世凯被打回老家这个时候,过去被贬了官的人,他们的声望很快没了,但是只有袁世凯在这三年当中,他的声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逐节攀升,当时的朝野都希望清朝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就在这个背景下面,辛亥革命枪声响了,清朝政府又重新把袁世凯请出来,当湖广总督,到前线去镇压革命党。
十年前的庚子年间,荣禄手下的那个“武卫军”五军,全军覆没了,被八国联军打败光了,只有袁世凯这个新建陆军,神差鬼使地在八国联军攻打天津之前,清朝政府调到了山东去,完整地保持了新建陆军这一支力量,袁世凯也调到了山东当了巡抚,这个新建陆军就成了后来袁世凯的政
治资本和军事资本。
辛亥革命一起,中国人,外国人,朝野,从皇室到革命党,一致认为只有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样他顺理成章地当了清朝政府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当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当了大总统,后来去当皇帝,都是在这个机遇下起来的。
(2)二十一条并非称帝交换条件
日本借着欧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禀承日本政府的训令,进见袁世凯,提交了这个二十一条的条文。
好多史书,小说家也说,日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文本的时候说,请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意思是说你接受二十一条,我日本支持你称帝,咱们达成这个政治交易,这说是袁世凯拱手卖国的最重要的根据。其实早在30年代初,王芸生在撰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就指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不合事理,不可采信。袁世凯指挥了整个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原本,二十一条的修正本,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文本,这三本原本的东西,袁世凯在上边用红笔,就用朱笔,用墨笔做了批文,在许多地方做了重点的圈点,除了这些圈点之外,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条文的批示有70多处,长短的批文。指出牵涉到国家领土主权的绝对不谈,日本在中国扩大权益,把势力发展到长江腹地,发展到东南沿海的第五号内容,这大家都知道的,第五号内容绝对不谈。这一条不仅不能承认,根本不能谈,坚持住这一条不能谈。他指示外交部,要认清当时强弱的悬殊,耐心谈判,能够谈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同时说希望拖,把给日本的谈判尽量地把时间拖长,因为日本提出是秘密交涉,他想用拖的过程当中,希望引起欧美列强的注意,进行国际的干涉。这样一直拖了几个月,拖到5月,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欧美国家没有一个出来来支持的,甚至于像俄国还打算趁火打劫。袁世凯也征询了袁政府文武们的意见,诸位说,咱们是接受,是给日本打一场,文武官员们一致认为,只有接受,打不得。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整个过程当中,国人仇日的情绪跟恐日的情绪,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仇恨,那么仇恨日本人趁火打劫,提出这样的苛刻的条件来灭亡中国,这种仇恨之气确实是一股民
气,但是这个民气没有实力做后盾,这个民气只能是一股窝囊气。恐日的这个情绪,恐日的这个病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回过头来看,从1895到现在的1916,20年,在这20年当中,1895年一次甲午战争,中国打败,大清王朝败了,1905年,日俄战争,沙俄帝国被日本打败了,日本趁打败大清王朝、打败俄国的那种余威睥睨世界,连欧美都看不在眼里,你中国算什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他才敢那样肆无忌惮的来欺负。
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唯一能做的,那就是用艰苦的谈判,用艰苦的够挣扎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在这样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换换别的势力,换换别的人当政,当时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二十一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五.九,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在五九签字之前,五.八,五月八日那一天,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不得已,只有签订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也是奇耻大辱。当是这种谈判,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办法。当时在国外,中国的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已经很成名的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了。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说陈恭禄的《近代史》啊,像这个蒋廷黻的《近代史》啊,也都肯定了,这时候二十一条的交涉。应该说这种结论,是中肯的。说他拱手卖国,起码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后来接着二十一条订立之后,他就马上就称帝了,而且这个政治交易啊,谁也很难保证他们没什么幕后的政治的交换。政敌们拿着作为攻击他的靶子,这是理所当然的。
(3)称帝是遗憾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最多的是他称帝问题。其实袁的年号就是“洪宪”就是弘扬宪法的意思。当时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的许多都是知识精英、民主斗士,如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天演论》的翻译者。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相比而言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而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并不矛盾,
没有皇帝的国家未必就能实行民主。英日等国皆属君宪政体,是事实上的民主政体,君主立宪是完全值得选择的一种政体。当时国会的议题非常明确,就是更改国体,推行君主立宪,在给袁世凯的推戴书中说:“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固请袁世凯称帝,赞成中国改制为君主立宪国体。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还有十九将军,纷纷表态支持实行君主立宪。美国也支持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在洪宪前,美国相关部门经过反复物色,终于在1913年2月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向袁世凯委派了宪法顾问古德诺。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家,曾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袁世凯让古德诺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内阁宪法顾问。他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明确表示,“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共和回到君主,只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就行了。”当时还拟定了《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这些是典型的君主立宪法律条文。 但称帝后遭遇了蔡锷护国军的声讨,也被后人屡屡指责和批评。这是他晚年留下来的最大历史遗憾。
三、康有为立宪思想的来源
休•塞西尔认为 ,英国近代保守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 ,即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王党主义和帝国主义。撇开“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不论 ,分析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发展可以发现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主要来自两方面 :孔教传统与“同治情结”。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 ,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 ,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1 879年 ,康有为结识张鼎华 (字延秋 ) ,这是康有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 ,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 ,开
始阅读“西国近事汇编” ,并“薄游香港 ,览西人宫室之环丽 ,道路之整洁 ,巡捕之严密 ,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 ,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23 光绪八年 (1 882年 ) ,康有为自京应试返南海 ,“尽释故见”、开始“大讲西学”。康有为这一时期所接触的西学 ,仍然以游记和历史为主 ,并没有使他放弃儒家正统观念 ,而是对传统的儒教进行了“扬弃” ,做《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汤志钧在评价近代经学在中国的地位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 :“把封建经学进行改造 ,„„冲荡了封建势力 ,促进了思想解放。„„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中体’ ,也只能说要‘西用’ ;资产阶级由‘革政’到‘革命’ ,也和儒家经学有关。经学的改造 ,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而经学在近代中国还能起它‘改造’的作用 ,又说明它的传统影响还是很深。”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 ,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 ,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 ,指出 :“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 :一曰势 ,一曰俗。二者既异 ,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中国„„秉礼而日弱。泰西„„尊贤而能
强” ,但终究认为“幸先圣之学 ,深入于人心 ,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 不然 ,由今之法 ,不能一辛亥革命后 ,他更痛心疾首地谴责 :“今之共和 ,非革清朝之命 ,实革孔子圣教之命 ,黄帝民族之命 ,故可惊可痛 ,莫此为甚也。窃惟方药不论补泻 ,惟在能起沉疴 ;政体不论君民 ,惟在足以立国。盖身有老少强弱之异 ,决无万应之单方 :国有历史风俗之殊,难全从人而舍己。若误行之 ,可以死亡。今中国群医之误 ,几以共和之方杀中国 ,成效已毕见矣”。又说 :“万国礼教主无不跪 ,中国民不拜天 ,不奉耶会 ,又不拜孔子 ,留此膝何为 ?” 这和他后来“引孔入宪”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 ,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 92 7年 )中 ,康有为称 :“臣海滨鄙人 ,文质无底 ,虽十三世为士 ,而门非华腴 ,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 ,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 ,谕臣专折奏事 ,由是感激 ,竭尽愚忠。”此后 ,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 ,康有为强烈反
对 ,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 ,是一种自我“革政” ,并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说“制度局也罢 ,懋勤殿也罢 ,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 ,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 ,29 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 ,帝制既已被推翻 ,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 ,直至策动复辟 ,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最后 ,辛亥革命以后政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也使康有为对共和制丧失信心。辛亥革命之后 ,军阀混战、各派轮流执政 ,康有为曾感慨万千地说 :“吾用法国责任内阁之制 ,则总统、总理日相争轧 ,黎宋卿、冯华甫、徐菊人之与段祺瑞 ,至于之战德国、战湖南。甚至于军事二十一条与日本为争具 ,前几亡国 ,后起争裂 ,幸而德败美胜 ,日本解约 ,否则中国亡之久矣。此法国共和制之不可行也。瑞士七总裁制广东行之 ,岑、伍、孙、唐争祸至今 ,瑞制又不可行矣。„„十二年来号称共和 ,而实共争、共乱、共杀 ,以召共管而已”。因此 ,他认为民国是以“秦始皇专制之戮 ,而冒称共和 ,„„。”本来就对君主制存有怀旧之心的康有为 ,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几年的政治现实 ,再次对民主共和制失去信心 ,转而支持复辟帝制 ,反对当时的民主共和。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 :“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 ,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举宪法的旗帜对封建专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学者和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近代中国宪法思想启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评价欧洲的思想启蒙时认识到 ,从历史上看 ,尽管启蒙哲学热衷于进步 ,并力图粉碎旧法律的框架 ,建立新的人生观 ,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却是屡屡返回那些哲学的老问题上去。这种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 ,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的两重性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康有为在宪法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性。进一步来看 ,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 ,但是作为一种方法 ,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 ,并兼顾本国国情的思路 ,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