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杨荫榆

　　在中华民国史上，有两位知识女性是不可忽略的，一位是杨荫榆，另一位是吴贻芳。她们同为女子大学的校长，地位相当，命运却迥然不同。前者是坏校长的标本，后者是好校长的典范，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盖棺之后的定论。但任何历史都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那些负面人物，“一居下游，则天下之恶尽归焉”，这种最方便的做法不无可议之处。何况当年给杨荫榆判处“极刑”的是鲁迅先生，就更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一番。虽不能使杨荫榆超生，至少能还原点真实吧。 　　杨荫榆（1884—1938）小名申官，江苏无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她在兄长杨荫杭创办的锡金公学就读，学习近代数理知识，开男女生同校风气之先。二十岁左右，她就读于苏州景海女中和上海务本女校。1907年，江宁学务公所录取女生官费留学日本，杨荫榆有幸成行，她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可以这么说，迄至1924年，杨荫榆四十岁前，她的履历表上没有任何污点，她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这可算是一项光荣的纪录。 　　杨荫榆早年的经历理应比一份履历表更生动，所幸她侄女是作家杨绛，尽管彼此关系疏远，好感不多，但杨绛还是撰写了散文《回忆我的姑母》，描绘出杨荫榆鲜为人知的婚姻生活： 　　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亲小六岁，甲申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样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一九二0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周岁。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她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1935年盛夏，杨绛与钱锺书在苏州完婚，大喜之日，赋闲在家的杨荫榆前往道贺，她身穿一套新潮白夏布衣裙，足蹬无锡人认为很不吉利的白色皮鞋，装束打扮不伦不类，引得众人侧面诧怪。 　　杨荫榆一生大起大落，她在1925年的“倒行逆施”帮她赢得了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数十年不变的定性——“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肩头被这一沉重的骂名压着，可不比希腊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苦役犯西西弗斯更轻松，时至今日，仍见不到她卸下骂名的尽期。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四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当年，鲁迅逮住杨荫榆所导演的全武行，在杂文《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写道：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这是她从哥仑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使再填入学自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 　　鲁迅的另一篇杂文《寡妇主义》文笔尤为辛辣：“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么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招引警察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没有沟通就没有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许多悲剧由此而生。鲁迅等文化界名人以百分之百的爱心翼护学生，用心也是善的，但后果未必就佳。学生受到多方鼓励，遂以闹学潮为进步，在嗣后不久的“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和杨德群喋血殒命于执政府前，岂非痛事？左翼激进就一定是进步和正确的，这种武断早已被历史证明十有九不通。若易时易地来考量，学潮又被哪家政府所乐见？大学终究是用来读书的，爱国者也先须具备可靠的学识、才能和判断力，此理千古不废。然而一个“理”字并不能轻松走遍天下，于是乎杨荫榆就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了。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到苏州，赋闲了一阵子。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名声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和“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十一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避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已故老诗人杜兰亭留下《饮河轩诗词稿》，其中有一首叙事诗《哀榆曲》，写到杨荫榆的悲惨结局。诗前有一小序导出事由：“吾邑杨荫榆女士，卜筑苏州，敌酋占其居，杨不服，竟遭惨杀。侯先生病骥为文记之，吾又于吴先生迅如处闻悉杨平生行事，有感其人，为作《哀榆曲》。”杜兰亭与杨荫榆同为无锡老乡，但比杨荫榆小二十二岁。1937年冬，日寇占领苏州，他亲历痛事。且看《哀榆曲》：“城市山林小筑新，鹊巢自古恨难伸。飞飞一对堂前燕，犹向当檐觅主人。旧主杨家女学士，军门怒去争情理。捋须虎口语铮铮，却得胡酋声唯唯。奴隶如何有主权，回头性命片时捐。淙淙桥下清波浅，凄咽声嘶说可怜。铜驼荆棘悲如许，彤管何人传烈女？白发侯生洒泪书，空垅吴季伤心语。”前四句用鸠占鹊巢的典故，点明杨荫榆的房舍被日寇强行占据，后八句描述杨荫榆前去军营据理力争，日寇佯装答应她的要求，却将她骗到吴门桥上，从背后开枪，然后将她踹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杨荫榆身受重伤，尚自扑腾，兽兵又连开数枪，致使杨荫榆顷刻殒命。杜兰亭此诗作于杨荫榆惨遭杀害后不久，他所讲的杨荫榆的死因是站得住脚的，这个说法虽然不及挺身而出保护年轻姑娘的贞操那么大仁大义，但也足见其不肯屈服于倭寇凶焰淫威的超凡勇气，同样令人叹服。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老妇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牺牲后，烈士之名落空，这全是因为她早年被鲁迅的投枪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铁案难翻。现在看来，当年杨荫榆两眼只盯紧教育，缺乏政治嗅觉，思想偏于保守，固然可议，但她身为女师大校长，反对学生闹学潮，则情有可原。杨荫榆错就错在手段过激，盲目使用强权和武力解决棘手的难题，以致酿成乱局，引发公愤。但无论如何，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诚也值得敬佩。至于所谓的“定论”，后人理应做出更接近客观事实的分析才是。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选自《随笔》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