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莱温形象分析

安娜的“三美”

廖慧

作家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过安娜的爱情、家庭悲剧寄寓了他对当时动荡的俄国社会中人的命运和伦理道德准则的思考。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是托尔斯泰最伟大的艺术创造之一，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最高成就之一！

安娜的美是外在美（惊人的美貌）和内在美（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追求爱情幸福、真诚正直）以及内心不安的有血有肉矛盾美。

第一、外在的美貌。她第一次出现时的音笑貌令人难以忘怀:她姿态端庄、温雅，一双浓密的睫毛掩映下的眼睛中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在眼神和微笑中显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的女子在瞬间就吸引了握伦斯基的眼球，继而占据了他的心灵。安娜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不仅仅震撼着像涅伦斯基样的男子，连吉蒂在第一次见到她时就产生一种惊异的，倾倒的，嫉妒的感情。直到后来安娜夺走了她的爱情和幸福，成为她的情敌，可她依然被安娜的“超自然的力量”的美所深深吸引。（美貌）

第二、美丽的心灵。安娜超越于社会的不仅仅在于她美丽的容貌，同时也在于安娜是一位富于知性与教养的女人。她有强烈的求知欲，经常埋首于字里行间，她也会海阔天空地畅谈法国之美与文学，令一向对事物认真的列文感叹道:“对、对、这才是女人。”在那样一个思想道德腐化堕落的社会人人醉心于功名，醉心于逢场作戏，可是安娜却出淤泥而不染。她不仅用容貌，更多的是用知识来装扮自己，这样的安娜才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震撼所有人的心灵。列文的这一句话，几乎道出了所有读者的心声。

安娜美貌惊人，风姿绰约，娴雅大方，楚楚动人; 卡列宁带着刻板、冷漠的神情，长着一对刺眼的招风耳。性格方面也迥然两样，安娜善良，乐于助人，是她挽救了她哥哥家庭危机，她真诚，胸怀坦荡，认为“什么都比虚伪好，’; 卡列宁冷酷而虚伪，“他乐于游泳在虚伪里，正像鱼在水里游泳一样。”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导致安娜离开卡列宁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安娜与卡列宁的生活宗旨的对立，才在社会变革、个人思想成熟的条件下，两人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直至分庭抗礼。安娜崇尚精神生活，她视真诚的爱情为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以爱情幸福为家庭生活的目的; 卡列宁一出校门便托身官场，热衷功名，夫妻之情、亲子之情在功名面前都被排斥得干干净净。他将安娜视为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爱情看作是人们的一种幼稚的情感，对之嗤之以鼻。他之所以要娶安娜，是为了装点门面，为了能在官场上更顺利，安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她那凄楚的呼唤:“爱是什么，他连知道也不知道呢”中，我们看到她追求爱情幸福无望的痛苦心灵。八年来，安娜将全部感情倾注在儿子谢辽沙身上，其中甚至有自己变相了的、曲折的爱情之爱。对儿子的爱和儿子对她的爱成了她感情上的唯一支柱，唯一安慰。但是儿子的爱代替不了她对爱情的渴求，她内心的追求因八年来的压抑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化作一阵阵不可遏止的激情的波澜，时时拍击着她的心房。

握沦斯基的出现预示着安娜真正开始背离丈夫。“我知道，我不能再欺编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我要爱情，我要生活”。从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在安娜心目中，爱情是人类本性的正当要求，对真爱的渴求也就是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在七十年代新旧交替时期的俄国，封建势力还相当强大，安娜的爱情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思想的萌芽，必然要爱到压抑与挫折。可是，安娜完全退缩，而是昂起头来接受更大的世俗的挑战。

她原本可以选择与握沦斯基逢场作戏而不伤大雅。可是，爱对于安娜，是一种倾注全部热情的崇高的情感，她憎恶一切虚伪的情感。即使与握伦斯基真正相爱，她依然可以选择秘密约会情人，既保全体面的家庭，又能维护爱情，可这是一个为爱疯狂的女子，她追求的是完全自由的爱情，于是她选择了将自己的背叛告诉丈夫。安娜的大胆与勇敢，不仅表现在她敢于爱握沦斯基，而且表现在敢于公开自己的爱情，当她向社会公开自己爱的权利时，也就把自己置于整个上流社会的对立面上。于是在背叛丈夫之后她有背叛了整个社会！

第三、凄美的内心矛盾。一方面，她勇敢地向传统的社会道德准则和世俗的观念挑战，把爱情幸福当作理想的生活境界，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它; 另一方面，她又时时向社会道德准则和世俗的观念妥协，从内心深处感到背弃卡列宁是犯罪。另一种矛盾就是爱情和母子的亲情选择之间不断地在内心深处斗争。

是人性还是社会道德？是情人还是儿子？尤其是后者，安娜陷入了无限的矛盾之中，由卡列宁之流的官僚机器们组成的政客团体，莉姬娅·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为首的宗教团体和培脱西·特维斯卡雅夫人之流的如同娼妓般的年轻貌美的贵妇人组成的彼得堡社交团体这样三个彼得堡上流社会主要团体，或用法律、责任等来折磨安娜，或用宗教名义，夺走安娜的儿子，拒绝她离婚的要求，或用关上一切社交大门的办法向她施加种种侮辱和歧视。在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在爱情和母爱之间的不断冲突之下，安娜忍痛告别自己的亲生儿子。安娜对家庭的反叛，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对母爱的一种反叛。安娜矛盾性格的表现之一，就是母爱与情爱之间的取舍抉择。缺少自由的爱情，她无法生存，缺少对儿子的母爱，她同样也无法生存。爱情与母爱乃是一个女子正常的生活权利，冷酷无情的社会却把他们分裂并对立起来，作为陷害的安娜的工具。在一个如此男性霸权的社会里，要想保证一个女人正常的生活权利是多么的不易。对母爱的反叛不是安娜的错，追根究底还是社会强加给妇女的一种罪。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安娜是不幸，但却是勇敢的。

她一方面带着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勇敢地冲破了精神的罗网，热切地渴望爱情，大胆地追求爱情幸福，不惜舍弃其它一切; 另一方面沃伦斯基不能真正了解安娜内心对儿子的母爱，也不能了解安娜为爱情的付出所做出的痛苦斗争。作为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沃伦斯基不能忍受家庭的桎梏，不能抛开社交界的安娜便成为了他的重负，也无法理解安娜莫名的醋意，更不愿做出任何牺牲，为行动受到约束而益发不能忍受，于是慢慢地爱情变成了憎恨。这对于是爱情为生命的安娜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安娜的精神于是终于彻底地崩溃了，最终走上卧轨自杀的道路。

本来以为安娜出了婚姻的围城会很幸福地生活，没有想到又进了一个更加痛苦的爱情围城，人生的围城何处没有？处处都有！何况是在安娜生活的那个冷酷无情的社会？安娜的追求固然是一种活力的标志，也不乏合理性，但终归是打破了旧有的宁静，放弃了一位母亲的天职，为爱付出一切，代价惨重，实在是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

列文的“三危机”

廖慧

《安娜·卡列宁娜》中的男主人公列文生活在俄国社会急剧变化的七、八十年代------农奴制改革后期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时期，他是在农村面临危机时进行改革探索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一位开明的地主人物形象，作家通过他的爱情与生活的探索经历，把他的形象反映的淋漓尽致。其实这一切实际就是作者列夫·托尔斯泰的精神外化。这里我暂且把列文概括为三个危机：感情危机——农村改革危机——精神危机。

列文是个拥有三千亩地的大贵族地主, 天性忠厚, 为人坦诚、热情、善于思索。他既反对保守顽固的贵族封建势力, 又对资本主义的侵袭感到恐惧及否定。在新兴资本主义进攻下, 他痛苦地感到贵族地主经济面临着灭顶之灾, 迫使列文对生存意义的探索更具悲剧性。对自己的富裕和农民的贫困感到不公平, 他是充满道德自觉的贵族，于是谴责自己, 寻求与人民接近, 找寻普遍幸福的道路。列文研究经济规律, 自己还著书立说, 决心改造庄园的农场, 身体力行地实行农业改革。但他的计划终于失败, 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这位贵族青年在失望之余, 从农民普拉东的信仰之中得到启发, 人活着是为了灵魂, 为了上帝, 从此获得心灵的宁静。列文经历了忏悔和探索的苦难历程, 包括着行动上的挫折和失败。最后, 仍找不到人生的出路, 而折回“圣经”的宽恕里。列文的精神志趣虽然算不得什么纯洁高尚, 却与一般贵族规约格格不入。他那无法排解的莫名其妙的苦闷, 烦腻的情绪和骚动不安的追求, 恰恰是风云变幻的时代在不愿意混沌活着的一代人心灵上留下的深深的印迹。

首先，对吉提的爱表现得如此软弱，对爱情的呐喊。(爱情危机) 列文上大学时，就喜欢上了吉提三姐妹，当多丽嫁给奥布朗斯基时，他发觉自己爱的是吉提，但他却担心高攀不上，便回了乡下老家，两个月后终于鼓起勇气，重新回到莫斯科，打算向吉提求婚。在吉提家，一向羞涩的他大胆地说了一句：“做我的妻子吧！”便遭到了吉提的拒绝。当渥伦斯基进来时，透过吉提的眼神，列文意识到了吉提已经钟情于这位军官了，所以他默默地离开了。这正是列文的软弱，对于自己心爱的人都表现得如此软弱。吉提大病一场过后，要回到乡下过安定宁静的生活，这又激发了列文对她始终不渝的爱，列文从内心呼喊着爱情的到来。在田野边的大道上，一辆马车迎面驶来，马车里坐着一位姑娘，列文认出来了，她就是吉提，吉提回来了。列文又开始快乐起来，当再次来到吉提家时，他看见吉提那对明亮真诚的眼睛，如同他自己的心一样，洋溢着幸福的爱情光芒，他们幸福的走到了婚姻的殿堂。

其次，在乡下改革时的努力与彷徨。（农村改革危机）爱情上遭到吉提的拒绝后，列文回到了乡下，他认为“乡村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乡下人虽然劳累，有时还要吃苦，但大部分时间是充满欢乐的。”在享受这种庄园式的生活的同时，列文又致力于农业改革。他引进了农业机器，努力尝试去养育新的优种牲畜。列文经营的农业现如今却成了他同他的雇员之间的一场艰苦战争。他改良的农具雇员们甚至都不想试一试，结果农具给白白糟蹋，遭到损坏。他为获得和节省每一分钱而不遗余力，以便能付给他的雇员较好的报酬，然而雇员们所要的就是照他们所习惯的那样懒懒散散，松松垮垮地干活。他不知道该如何去生活，如何去面对，苦闷得几乎要自杀。

他总是不愿意按照别人教给他的那种生产方式去生活，但也从不背离大家都普遍认可的时尚的东西，当然也不怕背离上层社会中认为高贵的道德标准，在生活中他奋力探索属于自己的路，根据自己的信念去展开行动，探求合乎自己理想的生活。但由于他的阶级出身，限制他不能历史的、恰如其分的认识这种现象，他不懂得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农奴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他仅仅看到资本主义给农民带来的祸患，企图维护原来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这当然不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因此列文所从事的农业改革注定是失败的，从此他感到人生无常，不知所措，处于彷徨之中。

再次，生活的苦恼（精神危机）。在19世纪70年代, 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家庭连遭不幸, 姑母死去、孩子夭折, 其妻也险遭不幸, 在短短几年间, 家庭发生这么多变故, 迫使托尔斯泰对家庭、社会、人生等问题, 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带有列夫·托尔斯泰自传性的列文在文中也有同样的反应：列文不久前遇到哥哥尼古拉时，就预感到了不幸会降落他身上，那就是死亡。所以当他收到信时，意识到了不幸即将降临，随即带着妻子到了哥哥那儿。看到哥哥躺在那，列文不知做什么，只有妻子吉提和保姆在那忙着照顾着即将死去的尼古拉，而列文流露出来的却是那样的不知所措，既惊慌又无助，死的意义是什么？人必然会死，那还活着干什么？这是列文一直以来都解不开的谜团。为此他追求生的意义，他试图与农民们一起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感受生存的意义，但苦恼并未消失。生活中的苦闷与彷徨使他产生了精神危机，为了从精神危机中解脱出来，他转向了哲学方面的探讨，大量阅读唯心主义的哲学著作，企图从宗教中寻找人生的答案。“最终，他从农民普拉东那里得到了一个答案——人应该‘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他信了教，在宗教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作者自身精神状态的外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作为故事情节的一位线索人物，在对个人爱情生活上，他经历了对吉提爱情的迷恋、痛苦到最后的幸福；对社会制度问题特别是对农民阶级问题的探索，他奋力改革，经历了对理想的狂热追求到失败后的彷徨与苦闷，最后在宗教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他的这一切是伴随着精神探索的历程有层次的展开的。实际上，这是作者列夫·托尔斯泰在俄国第二次革命之前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感受。当时资本主义冲击俄国社会生活，人的内心焦虑不安，而作者托尔斯泰是一个充满道德自觉的贵族, “他始终坚持手段的合情合理, 坚持目标的神圣与崇高, 并强调贵族与农民关系的改善依赖于贵族的觉悟, 由此来缩小两个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正是列文的精神危机和努力的探索过程，作家托尔斯泰的观念和理想便悄然而至, 也使我们真正的理解了作品。总之，列文的软弱与痛苦，努力与彷徨，呐喊与苦恼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体会到了托尔斯泰那时的心境，真不愧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