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阙与胡笳

　　A 　　 　　一位熟识的日本评论家谈及我的《敬重与惜别》，说了一句出人意外的话。他说：“如果日语中还有‘恋阙’一词的话，张承志对毛泽东的感情就是它。” 　　我先是吃了一惊。 　　这“恋阙”一语既用日语讲出，我的思路便被斜拉歪拽，朝着“阙失、残缺”等处寻觅。词义未明，而一股类似憾意的感触，就已经袭来。仿佛自己的潜意识里藏着什么。藏着什么呢? 　　查了之后才知道，这完全是一个中文借词。从出典到读音，都来自中国古代、尤其唐诗。 　　――当过考古队员的我，早知道古建筑中的阙，还知道午门其实就是汉代门阙的演变。恋阙，即留恋宫阙，比喻心不忘君，典出杜甫等人。如：“恋阙丹心破，恋阙更忆家。”朝天阙，想皇上，在野的士大夫远向宫阙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遥拜。爱得恋得心破碎、白了头――令人遗憾，只是古典的败笔而已。 　　我还不清楚这一词汇借入日语后的具体用法，它与“四十七士”似有一线相通。无疑它与天皇制也会搭上关系。突然想起，不少电影都有志士死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镜头――那就是恋阙! 　　恋阙，虽然出典高贵，不过只是奴才的表达而已。 　　 　　B 　　 　　我苦笑，真是说不清了。 　　显然，同文同种的阅读，仍隔着巨大的障碍。他们居然没有发现――那一股发了霉的忠君情，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复杂感受，并无一丝类似。 　　韩愈、杜甫等人用这个词，表达自己对朝廷的忠诚。而我却终此一生，也不会向什么朝廷示忠。对毛主席我藏着一份自己的感情，那感情与对革命的观点、以及胸中因革命失败而涌起的遗恨――渗透纠缠。但它从未愚忠，更从不作态，它意味着我更尖锐地直视着他的错误。唯因革命的又一次无功而终，而深深地痛惜与遗憾。 　　――若说有什么让我依恋，倒是有一对名字的旧事，多少年来一直难忘。 　　 　　C 　　 　　那时，我刚刚经历了“荣获”1978年即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眼前洞开着黄金屋颜如玉的青云梦――正是那节骨眼儿的时刻。 　　君不见，除我之外又有几人――不是从那时起便一步一步异化，四眼如钩瞄准官位金钱，而且装腔艺术、作态诗歌! 　　而我在那个节骨眼儿上，曾不假思索，只仗着――那时全仗蒙古草原的养育而择题命笔，所以现在我也用蒙语比喻――仗着“小马的气性”(uro-in iang)，拒绝过一次思想的妥协。 　　唉，jang-tai的天性!可能就从那一天，我开始了不妥协、也必须吞咽下“不妥协”种下的硬皮果子的人生? 　　故事很简单： 　　在我的第一篇草原知识青年笔记《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莫名中彩、使得我突然变成了作家以后，我马上兴致勃勃，开始了第二篇。如后来的黑骏马一样，那是一篇题目先行的作品：我不管写好写坏、情节逻辑框架是啥，先咬牙决定，题目一定叫做《刻在心上的名字》。 　　我要杜撰一个故事。要借助编造的“小说”，塞人我珍视的名字。这个名字乃是蒙语，叫“阿尔丁夫”(Ardin-ha)、意为“人民之子”。但它必须与另一个名字接续，完成一个思想的传承。那个旧名字叫“红卫兵”。在一个蒙古叙事中，哪怕它难译胡语，终于被我把双语言两思想，硬是搅到了一处、画圆了圆圈! 　　稿子写成、或者说概念之圈被我描出来以后，我以当红获奖作家身份，把它投寄给一份大刊。 　　大刊编辑不满我这过时的念头，又怜惜我这文学新秀，于是破例费心，亲操牛刀，指示迷津，为我写了近乎一页的大纲。无疑，若我孺子可教，则瓦可充玉，只等我按照一页梗概，“创造”出一篇新的佳作，顺风便可以接着刮。 　　――大刊虽大，但不足惧。那时的我，浑身羊膻浓烈，豪气傻气贯通，刚从蒙古归来，又正学习哈语。满腹胡笳的浪子回乡，胸中激荡的意气，岂能任人摆弄! 　　大刊不悦，稿被退下。 　　他们不知道，“新秀”就是这样炼成的。我自我打分：那是我作家生涯中，第一次宝贵的不妥协。 　　 　　D 　　 　　关于大刊到此为止。若不是为了思想的叙述，我毫无兴趣对别人说哪怕一句讽刺话。 　　我要说的是――在1979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正在痛感、我渴望倾诉的，是革命者与人民的关系、是革命史的前一环与后一步的接续、是我们红卫兵一代正在反省或摸索的一个结论：唯有在人民的大海里我们才能获得重生，唯有人民的利益才是我们忠诚的对象。――这句话像娃娃说的大实话，但多次证明它也相当费解。 　　稿子辗转良久。 　　但是即便我不是千里驹、顶多是一匹jang-tai uro(有脾气的小马)，我的出世，却处在一个有许多伯乐寻寻觅觅、打着灯笼寻找的时代。 　　好运气追着我。辗转良久之后，我遇上了当时《青海湖》的主编老赵(已逝的赵希向先生)。显然，他对一个青年作家居然为这么呆傻的一点想法而发愁，大大不以为然。 　　唯因伯乐来，uro作好马。我的粗糙习作《刻在心上的名字》――关于一个非要找一个和红卫兵意思一样的蒙古名字的知识青年、在草原上走到了迷误与伤害的尽头，终于懂得了“阿尔丁夫／人民之子”含义的思想，被发表了出来。 　　我自知它并无艺术可言。以往结集时，我总把它和另几个篇什一起划出删掉。除了一次例外，从未把它编入书中。 　　而这期间，三十年已弹指而逝。 　　最近的某一天，鬼使神差一般，我把它重读了一遍。 　　重读之后我不免沉入遐思。当年自己的删除，可能不必要，也可能有好处。那三十年前的往事，恍如隔梦。一阵阵心中涌起的，是对老赵的怀念。 　　《青海湖》还在，老赵却隐去了。在西宁甚至编辑部，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踪迹。他的淡出离去，一如当年的出现――给我留下了一丝神秘。 　　在1979年的“思想解放”大潮中，对当红获奖作家的话语限制，没准有点可供咀嚼的滋味。但于我而言，我命中前定的、对自己坚信的真理的坚持、与对话语限制的突围，从那时就早早开始了。 　　那一年我三十一岁。每当摊开稿纸，便向草原寻觅。蒙古草原几乎是我唯有的文化资源，也是我自信的依据。 　　随着古代的终结，恋阙已是一个死语。在我心里它并不存在。一个时代过去以后，我心中唯有一对名字深藏。哪怕心如生锈，但那刻在心上的名字，才刚刚打磨，正呈现它的光亮。 　　 　　E 　　 　　别忘了：两个名字，没写出一点艺术。 　　我还没有原谅那篇生硬喊叫般的小说。它享受了社会的援助，但没有达到艺术。 　　此刻我想稍稍补救一回。 　　虽然此刻我拥有的，都五音逆反声若胡笳――与恋阙者分庭抗礼的艺术，会相当异类。 　　并非是恋阙，且正好相反。包括对那位伟人；堵噎我们胸中的――是注视着革命退潮的痛苦。是对缺残历史的无奈。 　　对缺残的爱惜，有难言的美感。它藏在人的情感奥深。它是泥巴里、下贱中的一个个外族异类，是一些纯朴姣好的女性，是一些缄默无望的农夫。它也是耗尽了我半生年华的――西吉海原的穷山恶水，伊犁喀什的绚丽风土。它们一件件一处处都并非寄身高阙，而是尽数都在底层!…… 　　每逢此时，胸中便有胡笳奏起―― 　　我猛然想起一首蒙古的短歌。 　　也许我该说，是我的满腔心事，曲扭周折，换成了一节胡音的哀调。 　　海忒～阿勒斯～达～～ 　　霍莱～德勒斯～～ 　　谁在我心底埋下了如此一节?它响着，如提醒我――那旧有的惯用武器。我觉得它有一种混血的韵感；虽早已彻底地蒙古化，但又可能起源于坝上汉地。一丝远溯晋北、也没准是东北的味道，说不清地早就消逝了――但唯有它收藏着什么，那是拂之不去的思绪，一种叫做缺憾的东西。 　　那一瞬只是掠过耳际，便被我死死记住。它从被我听见的那一刻起，就与我纠缠不已，在夜阑之际――逼我为它填词。 　　居然有这样的旋律!它勾引已经埋葬的旧事，挖掘不合时宜的心思。它如在催促，无论能否，强人所难，要求填入合适的词，回应它渺渺的招魂。 　　――以下三段，便是我以蒙语写的歌词的、不求其工的随手汉译。 　　乌洛 　　变了颜色 　　没人能认出来 　　北方 　　沙窝子上 　　德勒斯草枯黄 　　老人 　　远望着我 　　不靠近到这儿来 　　这三段，分别使用了蒙文“白头”的u、h、n头韵。 　　为了不在推敲中耽误，更考虑到自己毕竟是用汉语写作，这儿只列出了汉语。其实它的每一句，都是用蒙语吟味过，大体觉得通顺之后，才搜寻对应的中文词再把它们填进去的。 　　至于歌的题名，我本意想写的，是“小马的名字”。但那样不合蒙古民歌的格律。我遵守文化规则以马为主格，题目也自然成了《有名的小马》(Alder-tai uro)。 　　连文体也是莫名的前定。 　　只有使用亲爱的蒙语，我才能尽情倾吐――既区别于古代中国文人的恋阙、又把埋藏心中的缺憾、同时还把对历史的感觉，多少表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