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惊诧中开始
1983年在大学图书馆里我目不暇接、瞠目结舌。这并不是夸张，观念与思想的冲击迎面而来，令我这个来自山谷里的学生蒙头转向。
此前，我连一本外国书也没有读过。在山脚下的中小学课堂里，我埋头做一个学业成绩排名在前的好孩子，有限的知识从不逾越老师给我之外，18岁之前，文化的一切内涵对我来说只是“中国的”。我出生于60年代成长于70年代，正是祖国教育事业相对荒凉的一段时间。我的课本很薄，课外阅读谈不上。所以，上了大学到了省城，我张开胃口读书那是显而易见的。
我记得那时的口号“科学的春天”，大家常用“百废待兴”这个词汇。其时改革开放也涌入异域文化，补充前些年的知识沙漠状态。我们这些80年代的大学生欢欣鼓舞，读名著，学习、思想。大学图书馆里，夜夜挤满学生，为了抢到座位，有时晚饭都不吃就赶往阅览室。绝大部分课余时间我们都泡在阅览室里抄书、读书，一个个小本子，写满了幼稚的心得体会，或者大段抄录外国作家、思想家怎么说的。是啊，就是如此，一群群中国青年，跳进了外国文化的游泳池里，畅游，呛水，不一而足。而那个年代，大学生饱读西方著作后，改变了自己的一些思维模式，提高了一些认知问题的能力。
我珍惜四年的大学光阴。朝气蓬勃的年龄，国家除旧布新蒸蒸日上的年代，大学校徽挂在胸前，我们觉得自豪，觉得正在担负国家兴旺的重任，写作课常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字句鼓励自己。我的专业是历史，我极感兴趣明治维新、罗斯福新政这样的章节，以为将来自己要投身到国家建设的重要岗位上，应该更多地学到改变国家命运的知识。选修课我专挑思想史这种生涩的课程，硬啃自己陌生的东西。毕业论文写康有为和严复，探究中国发展应走的道路。不自量力吗？晚辈们会对此大笑，可我至今以为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是严肃思考的。然而，没有开放的形势，没有对法国启蒙思想家懵懂的认识，也许我们不会那么认真地武装自己。我依稀明白了，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复兴或者繁荣，一定有它正确的思想根基，古希腊广场上苏格拉底的演讲未必不与古希腊成为强国有直接关系。人有灵魂，一个国家有国魂，正是那些伟大的先驱先声夺人，让旧时代的大厦发抖，为新时代的到来拉开序幕！即便是尼采那样疯狂的呼声，也对冷漠的时代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我欣赏为民族和人类能首先沉心思考的人。
然而大学三年级以后，文学的光线炫目，使我把兴趣移转到另一条轨道上。天性更接近诗歌吧，我来个阅读习惯的大转弯，《吉檀迦利》《先知园》《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书站立到我的书架上。文学语言、文学形象、文学人物命运带动我进入另一重境地，文学无穷的魅力，让我入迷。但是，遗憾的是，也正是那样外来文化一股脑涌进的年代，我忽视了中国文学的许多优秀品质。我没有好好地背诵唐诗宋词，没有好好地阅读《道德经》《庄子》。对《诗经》的喜爱，还是由于我碰上了一个出色的古汉语老师王雅轩教授，才格外深读了一点儿。祖国文化遗产丰厚，我知之甚少。所以，35岁以后我要用很大的精力，重新展开中国文学深层次的史卷，品味屈原和曹雪芹，品读汉赋元曲。晚矣，我心灵的白纸上那么多的外国名字难以抖掉，以至于中华文明的巨擘也只能在我内心的一角提示我学养的缺陷。事物的两面极其悖论，我个人的烙印就这样历史性地形成了。但是，即便有些遗憾，我仍然不能否定西方文学、哲学对我写作有良好的影响。
精神因素的激变对社会整体的更新重不重要？不言自明。中年了，当我坐在窗前凝望棕榈树被风吹动的羽叶，当南方的喜鹊飞过楼前的天竺葵，我会很有感受地体味人的更新，常常也是环境因素的产物。我感激异乡的人文与风景，在我的经络中融入与我血液相反的气息。这杂糅的融入，给了我多一重理解事物的渠道。我变得宽容，变得平静……
一个时代也会是这样，博大才会有精神气脉的磅礴之势，从而产生大气象。因此，改革开放的国策，到什么时候都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个人的封闭、民族的自我陶醉，只能力量萎缩，造成悲剧。
沿着先行者思想的轨迹，我们怎样的精神进取，都不足够报效时代的养育。我们必须警醒，继续思考。而文学的最大意义，就建立在严肃的思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