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的功与过

　　在中国银行历任董事长中，与宋子文一同主持了币制改革的孔祥熙有着特殊地位：他在中国银行任职前后，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达12年之久，处心竭虑为蒋介石筹措内战经费，仅用几张金融公债的预约券就使官方轻易控制了中、交两大银行；他主持中国金融由银本位制向纸币制度的改革，确立了统一的现代货币制度；抗战期间，他担任行政院院长，主管战时财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支撑着正面战场的军事供给。然而，他又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贪赃枉法，聚敛巨财，终而声名狼藉，被迫下台，最后远走他国，度过余生。 　　孔祥熙出身商人兼塾师家庭，作为新青年留学海外接受新式教育，曾因不满中国的黑暗与落后，崇拜孙中山民主自由思想几次寻访未见。进行币值改革时，孔祥熙曾宣言，中国的通货制度是独立的，不与任何一种外币挂钩。日本政府曾表示“热心”于中国的币改，主动表示愿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条件是中国要聘请日本的经济军事顾问，偿还北京政府所欠的“西原借款”，企图以此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孔祥熙断然拒绝日本的要求，但最后英美介入，法币还是依附于了美元和英镑。 　　尽管币改最终以惨淡结局收场，但法币崩溃之前，孔祥熙本人依然将它看做是自己任期内的两大功绩之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资和洋货的进入让本来就缺乏统一的货币体系变得更加混乱。无论是清朝后期还是北洋军阀年代，货币的不统一都是中国金融发展面临的一大顽疾，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白银大量外流和民族工业缺乏资本。待到孔祥熙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首脑时，已经到了必须采取措施的地步。 　　与宋子文不同，孔祥熙在“剿共”问题上向来支持蒋介石，这也是他得以取代宋成为后来民国金融主持者的原因之一。但在币改问题上，早在1932年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就已经在币改问题上同孔祥熙有了共识，并且提出过早期构想。孔祥熙通过宋霭龄向宋子文传达了币制改革的想法，宋子文听到姐姐一说，立即抛下了先前的成见，开始与孔祥熙合作。 　　正如币制改革的动机即源于当时迫在眉睫的金融形势，又包含了孔祥熙、宋子文、蒋介石的个人愿望一样，其最终结局也不能仅以孔祥熙“大盗窃国”、“揽权敛财”一人之功过来衡量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主理战时经济，他固然依靠这样的契机大发“国难财”。但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势下，八年抗战之后，蒋介石政府的国库里竟然仍然存有十亿外汇和黄金。 　　即使在蒋介石心中，对孔祥熙也心存矛盾，一方面，他对孔祥熙公中饱囊的敛财行为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孔祥熙的理财能力又是无人可以替代。1945年，有人开始检举孔祥熙在“美金债券案”中的贪污行为。事发后，孔远走美国，再也没能为中国金融发展施展其才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祥熙的个人经历和矛盾性折射出了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的曲折道路――实业落后、依赖外国资本、政局动荡、官商纠葛、投机猖獗，无一不在制约着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确立与成熟。 　　无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但仍能肯定的是，民国金融硬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长起来，在投资、管理、货币、信贷上取得了卓著成就。自晚清以来，经过中国第一代银行家励精图治的开拓和第二代银行家独立顽强的探索，中国金融业得以起步。这段沉浮也印证了一个事实，一个国家的富强，必须依靠实业，实业的发展，必须依靠金融，而金融之发展，必须拥有勤勉之作风和独立之精神，这也是发展一切事业所必要。 　　正如民国银行家陈光甫所言：“有创办之精神，仍须有勇猛改革的精神。创办而改革，改革而成功；成功再改革，改革又成功；使创办、改革、成功三事，循环不断，周而复始，一直向上进展。”这是吴鼎昌、张公权、宋汉章、贝祖贻等民国银行家，为中国金融留下的永久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