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博得"曾剃头"绰号的由来

曾国藩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曾国藩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和县小池驿闻讣，二十八日即赶到九江，准备雇船溯江而上，走水路返乡。在九江，他收到江西方面的奠银千两，救了他的急。三十日起航，却遇到了顶头风，到湖北黄州三百里的水路，足足用了十一天。于是改走旱路，八月十二日抵达省城武昌，“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灼之至。”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尽快返乡。十四日自武昌启程，十八日到岳州，之后绕道湘阴、宁乡，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湘乡的老家。

到家当日，“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二十五日至白杨坪老屋，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其时，长沙攻防战已经开始，就在他到家的前一日，太平天国的西王萧朝贵，在扑击长沙南门的作战中中炮受伤。太平军如跑荒的野火，席卷湖湘，所过之处，不可向迩。好在湘乡不是太平军进军的必经之路，躲过了这一劫。俗话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国藩回到乡下，反倒多了几分安全感。在给滞留京城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颇为自信：“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对于地方官绅请他出山主持湘乡的团练，他态度消极：“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纟志(黑色丧服。古代礼制：在家守制应服白色丧服，夺情出征则服黑)，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纟志，显干大戾。”但出于保卫桑梓的道义，他答应参与，但也仅止于参与末议而已。

九、十月间，太平军数次穴地攻长沙城不克，粮秣给养渐渐匮乏，遂于十月十九日撤围北上。太平军在益阳一带掳获了数千只民船，于是泛舟直下岳州，清军不战弃守，太平军遂由水旱两路进入湖北，并于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等大批军政官员死难。由于战场转移，湖南一下子松快了许多。但曾国藩却在这个当口，接到了皇帝下达给他的新任务。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寄发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一道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曾国藩接到张亮基发来的咨文，已经在半个月后，当即准备上疏推辞。国难当头，朝廷急需用人之际，他为何如此呢？这就不能不由儒家的孝道说起了。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基本的社会伦理准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养生送死。在儒家看来，父母之丧是大丧，得知父母亡故的消息，儿子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都要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赶回家中治丧，也就是所谓“丁忧”。这个传统，现代中国人已经不甚了了，而在本书中还会不断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向今天的读者略作交代。

父母亡故是大丧，在依亲疏远近而划分的五等服制中属于最高一等，称作斩衰。衰音催，指孝服的下摆。传统中国人为死去的亲人服丧，要披麻戴孝，斩衰，指的就是用粗麻布缝制的、下摆不锁边的孝服，以此标示哀伤的程度与服丧的等级，丧服越粗砺，丧制的等级越高。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若母亲死在父亲后面，则母亲也可以享有这最高等级的丧制。若母亲死时，父亲尚在人世，为了凸显父权的尊严，母丧会减等为齐衰。斩衰按传统要服丧三年，服丧的实际时间是二十五或二十七个月，分为三期。周年之祭称为小祥，二周年之祭称为大祥，大祥过后不久为禫(音淡)，淡然而平安的意思，三年之丧到这里便结束了，丧服也可以脱掉了。齐衰(音资催)指的是锁了边的麻布丧服，标志次一等的服制，服丧的时间也会缩短为一年。所以，父在为母服丧，又称为期年之丧。在丁忧守制期间，服丧者应“不听乐，不婚嫁，不赴举(不参加科举考试)，不服官(不任官职)，此所谓心丧，固万世不可改矣”。

作为躬行实践的儒者，曾国藩于孝道看得很重，更何况对一别十二年，临死也未能见上一面的母亲，他心存愧疚。母亲下葬不过数月，热孝期间出山做事，既违背礼制，也有违孝道，他是绝不愿意的。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咸丰元年，曾国藩的好友江忠源丁母忧回籍守制，恰逢朝廷派任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督师，“湘阴左宗植方官内阁中书，素悉公(即江忠源)，为言于大学士祁寯藻：江某可倚以办贼。祁公荐之。赛尚阿公遂奏调军前差遣。”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不以为然，曾去信责之以大节，劝江不要轻易出山。进退出处，为朋友谋如此；现在轮到他，若尊朝命夺情出山，自己岂不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了吗？故在得知武汉失守的消息后，曾守制之心仍未动摇。在接到张亮基咨文两日后(十二月十五日)，他上折辞谢，并准备将折稿寄给留在京师照看其家小的妻舅欧阳秉铨，要他将自己的意思晓喻在京师做官的朋友们，如袁甲三、毛鸿宾、黎吉云、邵懿辰、李鸿章、吕贤基等人，要他们不要向朝廷举荐他出来做事，陷他于不孝。奏疏与书信写就，正待发出，郭嵩焘的到来与父亲竹亭公的训诫，却使他一改初衷，墨纟志从戎了。

曾文正公典试江西，奉太夫人讳南归。时贼方围长沙，文正公旋奉旨帮办团练。解围后，嵩焘驰弔文正公家。至湘乡县城，朱石翘(孙诒)方为县宰，为(我)发官(轿)伕两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则已具疏力辞，并缄致张石卿(即张亮基，石卿为其字)中丞，力陈不能出之义，专使赴省，束装将行矣。嵩焘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父竹亭公)，召语文正公，以嵩焘之言为正。(文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

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起行赴省，于二十一日抵达长沙，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此时在长沙，张亮基而外，尚有江忠源、左宗棠(时任张氏幕府)、罗泽南、王錱、刘蓉、郭嵩焘、郭崑焘等，旧雨新知，汇聚一堂，都是些志趣相投、谈得来的朋友。所以初到长沙的曾国藩，心情畅快，觉得很可以做一番事业，故家信中有“张抚台至明快，勇于任事，乡绅亦多信吾之言，或可办理得宜”11的乐观情绪。但转过年来，就收到朝廷派任张亮基收拾湖北残局的旨令。正月十一日，张亮基赴湖广总督任，江忠源所部随往，国藩的顺心日子只过了二十天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