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国都地望三题_孙华

第44卷第4期.44　No.4Vol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7月

.　2005JournalofHuazhong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Jul

楚国国都地望三题

孙　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摘要　楚国在其发展的历程中,阶段,除了河南淮阳的陈城外,最早的楚都丹阳目前还无

考古遗存可寻,从。楚都郢所,从《左传》记录的楚巴战争所涉及的地名分析,当以纪南,,就在今安徽寿县城关,但其范围仅比,。

关键词　楚国;楚都;丹阳;郢;寿春

中图分类号　K92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456(2005)0420051209

　　楚国是周代中国南方最重要国家,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因其灭国最多,占地最广,日益受到中原列国的重视。楚国由最初的僻在荆山,到后来的邦畿千里,再到最后偏安东楚一隅,其国都位置曾经发生过多次重要的变更。楚国最初的国都是在“丹阳”,楚武王至楚顷襄王间(约前700～前278年)楚国的国都主要是在“郢”,秦将白起攻陷楚郢都后(前278年),楚国又先后在“陈”和“寿春”建都了不长的一段时间,直至被秦国灭亡。因此,我们不妨将丹阳称之为早期楚都,郢称之为中期楚都,陈和寿春称之为晚期楚都。在楚国早、中、晚期的都城中,早期楚都丹阳的问题最为简单,研究者都是围绕着丹阳的地望展开讨论,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中去寻找丹阳的所在,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早期楚都探索的基本目标。中期楚都的问题比较复杂,尽管考古研究者已经找到了江陵纪南城和宜城楚皇城两座规模较大的楚国城址,但这两座城址的年代都显得偏晚,它们与楚武王所迁郢都的关系还有不同的意见,并有排除这两座城址另寻中期郢都等不同的意见。至于晚期都城“陈”和“寿春”,其地理位置相对清

收稿日期　2005203227

作者简介　孙华(1958—),男,四川绵阳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研究。

(楚鬻熊居丹阳、(楚郢都辨疑》①　首倡者为清宋翔凤《武王徙郢考》,宋翔凤《过庭录》卷四),以后如童书业《,《中国古

(豫西南与楚文化》代地理考证论文集》,第91～9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张正明《,《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第22～27

(从楚人初期活动看丹阳之所在》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赵世纲《,同前书37～50页)等都主此说。

②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第275～37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第8～21页,《江汉论坛》编辑部1990年9月。

楚一些,但楚都寿春的位置和范围却也存在一些疑

问和异议。本文不可能全面讨论楚都的问题,只打算就不同时期楚都地望某些问题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楚都丹阳的大致位置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南方的大国,楚国的

崛起和强盛是在春秋中期以后。在这以前楚国的历史,文献材料中尽管保存有楚国先公先王的世系和一些以楚王室为中心的事迹,考古材料中也有少量铜器从铭文可以确认是春秋中期以前的楚器,还有大量与后世典型楚文化陶器有前后演变关系的陶器种类,但总的说来,有关早期楚国历史的材料还比较缺乏,楚国早期都邑丹阳的地望以及早期楚人活动的地域,因而就成为众说纷纭的问题之一。

楚国始都丹阳,至楚武王(前740～前690年)开始迁都郢。关于丹阳的地望,自古就有湖北秭归说、湖北枝江说、河南淅川说等不同说法。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考辩,秭归说目前已经被基本否定,研究者的意见大多集中到丹、淅二水之间的河南淅川说①,以及新出现的湖北南漳说上②,此外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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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将最初的丹阳更锁定在丹江上游的陕西商县①。笔者赞同丹阳最初应当在陕西商县丹江北岸的意见。下面,笔者就楚都丹阳的地望提出一点新证据,供关心该问题的研究者参考。

按照文献的记载,楚至迟在商周之际前后就居住在“丹阳”。《世本・居篇》说:“楚鬻熊居丹阳。”(左传》《桓公二年唐孔颖达《正义》引)《史记・楚世家》则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鬻熊之后熊绎于丹阳,在另一地,位而已。不过,,究竟是泛指丹水之阳还是特指丹阳这个都邑,研究者的看法并不相同②。从先秦古籍所述其他古族古国国君所“居”地来看,“居”字指所居的都邑,应当是没有多大疑问的③。不过,丹阳这个都邑的名称,如同许多“某阳”的地名一样,应当因河流或山岭而得名,丹阳系指丹水之阳(北)或丹山之阳(南)。寻找楚都丹阳的地望不能脱离丹水或丹山的所在,二者的地望应当共同成为确定楚都丹阳的线索之一。

先秦的丹山见于《山海经・海内南经》,其文为“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这个传说中在古巴国担任神职的孟涂,他居住地在丹山西侧的山上,晋人郭璞认为“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并判定其具体地理位置在“今建

④平县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之所居”。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在叙述长江巫峡时也引

述孟涂的故事,并引述晋人袁崧等人的看法将丹山和丹阳都推定在今湖北秭归县一带的长江边上。实际上,楚都丹阳秭归说是从《山海经・海内南经》丹山与巴的关系推演出来的,因而秭归丹阳说只以丹山立论,不见丹水的影子。《水经注・江水》中的秭归丹山和丹阳,二者还存在名称上的矛盾。按照郦道元的描述,丹阳城是在长江南岸一座小城堡的对岸,也就是长江的北岸,故丹阳城“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我们知道,长江沿岸的古今城市,江北的城市必在山之南面,如果丹阳因丹山而得名,丹山就应在丹阳之北,这与晋人郭璞注“丹山在丹阳南”就发生了矛盾⑤。我们注意到,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丹山是传说中帝舜和丹朱所葬的“苍梧之山”、“苍梧之52

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林方三百里,在犭生犭生东。犭生犭生在舜葬西。”根据郭璞引《竹书》“后稷放帝丹朱于丹水”之上的传说,丹山和丹水之名都应当与丹朱有关。这个丹山靠近巴人之神孟涂所居

(山海经・海内南经》的附近,在巴的东面《明说该)。这恰与先秦文献神所居之山“在丹山西”《左传》

昭公九年“及武王灭商,濮、楚、邓,吾南土也”出上,为秦、楚所败而南

[1)

巫峡一带的巴人之神孟涂所居之山

上,同时迁移到长江边上的还有附近的丹山和丹阳。

《水经・丹水》说:“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东南过其县南。又东南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郦道元于上洛县下这样注释:“楚水注之,楚水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两源合舍于四皓庙东,又东迳高车岭南,翼带众流,北转入丹岭,上有四皓庙。丹水自苍野,又东历兔和山,即春秋所谓左师军于兔和,右师军于苍野者也。”这段文字极其重要,在丹水上游不太长的范围内集中了“楚水”、“楚山”、“丹岭”、“丹水”、“苍野”等多个与楚早期活动地域有关的地名,其中“楚山”当即熊绎所处的“荆山”,“丹岭”应当也就是“丹山”。故石泉等历史地理学家早已经指出,“西周早期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

①如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

坛》1982年第3期;石泉:《再论早期楚都丹阳地望——与

“南漳说”商榷》,《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第10～2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周光林、郭云进:《楚丹阳地望新探》,同前书第64～79页;刘士莪、黄尚明:《荆山与丹阳》,同前书,第28～36页。

②杨宽先生认为:“今西峡县以西的丹阳,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文献,是个地区名称,不是都邑名称。……既然如此,

(杨宋翔凤以为楚最早国都丹阳在此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宽:《西周时代的楚国》,《江汉考古》1981年第5期)

③如《逸周书・度邑解》:“自洛　延于伊　,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阝,羿亦居

(史记・周本纪》之,桀又居之。”《正义引)

④今本《山海经・海内南经》将郭璞注“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误入经文,清杨守敬根据《水经注・江水二》的引文已指出其误。

⑤王光镐指出,《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及《水经注・江水》将楚都丹阳推定在长江边的秭归,实际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其中之一就是,“古以‘水北为阳,山南为阳’,若丹山之侧有丹阳,则此丹阳当在丹山之南。可是,上引《山海经》明谓‘丹山在丹阳南’,即丹阳反在丹山北,与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古俗可谓驴唇不对马嘴。”,第

34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丹江河谷”。这个推论是非常合理的。需要补充的是,郦道元所引《左传》哀公四年的文字,其原文为:“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司马起丰、析与

岸,楚公鄂所作的铜钟在长江南岸的湖北嘉鱼县出

土,或许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不过,在西周早期以后至春秋早期楚迁都郢都以前,楚都丹阳的位置很有可能曾经至丹、淅之会一带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这里才会直到战国时期仍然保留“丹阳”的名称;并且由于楚国就是从这里逐渐走向强盛,②的根基,的俗语。

狄戎,以临上洛。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使

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在这段年代较早的东周文献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这段文字中的“苍野”,有学者已经指出,“苍野”应当就是“苍梧之野”的简称①。海经》,,(野)的旁边二是根据这段记载,洛,也就是今陕西商县,楚国的右师驻扎的苍野应当与商县相去不远,且在丹水的北岸(军队沿丹水北向进军商洛,左师应在丹江西岸,右师则应在丹江东岸),这正合水北为阳的古人地理命名的习惯。最早的楚都丹阳在陕西商县以南不远的汉江北岸的一片较宽阔的台地上,这是很可能的。

楚都丹阳商县说接近于楚都丹阳丹淅之会说,但二者不完全等同。后说的论据主要是《史记・楚世家》记楚怀王十七年秦大败楚于“丹阳”,《屈原列传》则记作“丹、淅之间”,可知丹阳在丹水淅水之间;而在丹、淅之间的河南淅川县发现了多处春秋中晚期楚国高级贵族的墓地和铜器,证明这里很可能曾经是楚国的通都大邑所在。从文献的角度来看,丹阳的地名在汉代以前就不止一处,尽管丹淅之会在战国时期被称作丹阳,但它是否就是西周早期的楚都丹阳,文献中并没有透露有关信息。目前在河南淅川县一带因丹江口水库的缘故已经发现了大量的楚国贵族墓葬,却无一座墓葬的年代超过春秋中期偏晚阶段,距离楚国早期建都丹阳的年代下限还有近100年的年代缺环。这些考古材料已经属于楚迁郢都以后的遗存,与丹阳发生不了关联。从西周时期到春秋前期的历史背景来看,楚都丹阳的位置很可能也曾经发生过变动,变动的趋势应当是顺着丹江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迁移。迁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楚国与周王朝搞坏了关系,周昭王时就发生了周伐楚济汉,昭王南征而不返的重大历史事件,楚国需要将都城迁到距离周王畿稍远点的地方,以便在周王朝势力范围的东南方向开辟疆土。至迟在西周末期楚公鄂的时候,楚国可能已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沿汉水扩展到了长江沿

,,还要寄希不过,无论是根据后世文献材料还,都还存在着一些概念上和方法上的问题。首先,我们现在能够依据的有关楚都丹阳的文献,都是后世人们的追述而非当时的实录,这些认为楚都丹阳在某地的记述既可能是记述人援引的更早的原始资料,也可能是记述人综合了当时各种材料后的一种判断,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没有交代他作出这种推断的理由——是确有更早的史料和实物依据?是根据一些民间传说的附会?还是出于地方主义的编造?这些,都必须首先进行判断分析以后方能够利用。其次,楚都丹阳是早期楚人活动中心,当然应位于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区域内,但是,目前考古界流行的对春秋早期以前楚文化的认识,只是根据陶器(尤其是所谓楚系鬲)建立起的关联,缺乏具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可以确认其创造者或所有者为楚人的高等级遗存类型,我们无法判断这些由陶器特征划定的所谓“早期楚文化”是否真的是历史上楚人的遗存,只根据这种层面的“早期楚文化”的分布来探索早期楚都的地望,以及早期楚人的活动地域,这是有点冒险的。我们知道,夏商周“三代”正处在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有一些文字资料、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但除了诸王世系和少数王者的突出事迹外,这一时代的历史还存在许许多多的空白点。考古学家们试图用考古材料去弥补这些历史的空白,他们自信地以为,通过对陶器形态演变的追溯就能够寻找到缺乏文字记载的某些古族的族源,例如用陶器去追寻夏王朝建立前夏人的情况,灭夏前商人的活动区域,周人在迁岐前的行

①钱穆早就“疑苍梧之野亦可称苍野,相其地望,当

在今陕西商县东南,菟和山西境。”见钱穆:《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原载《齐鲁学报》第一号,引自钱穆《古史地理论丛》,第260～266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版。

②《水经注・丹水》:“丹水又经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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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等。然而,过去的历史都是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历史,所谓某个国族的族源是指特指该国占主导地位的王族或上层贵族的来源;而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器具,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指示王族或上层贵族的行踪,这还是一个待验证的问题。后世楚文化的某些典型陶器来源于某个地区,不等于楚王族就来源于这个地区,楚人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采用他所征服区域内其他古族人们使用的生活器具,这是完全可能的。要从考古材料来判断楚都丹阳的地望,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春秋早期以前楚国的大型遗址,文字或文献信息作佐证。,,希望能,使早期楚都问题能够有所突破。

湖北西北部,与楚、邓、庸等国为邻。关于这一时期巴国所在地望,《左传》关于楚、巴等国关系的记载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左传》桓公九年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之南鄙　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喜　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围　。邓养甥、。三逐巴师,不克。,,而北。邓人背巴师。　人宵溃。”(前703年),这,还不能确,“上左氏文,巴欲与邓为好而以楚为介,则似巴在楚西,邓在楚东,巴国当在汉水中游”,“申在今南阳,楚与巴人伐申,可见巴离南阳不甚远。那处或云在今南漳县附近,春秋初楚都亦可能在汉水中游,是巴国当在楚之西

[1]p231-北”

(

234)

二、楚都郢江陵说补证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周王朝对诸侯国的

控制能力一落千丈。为了适应王室东迁后政治格局的大变动,楚国在春秋前期的楚武王至文王间将国都从丹阳迁到了郢。关于楚国这次迁都,《左传》桓公二年唐孔颖达《正义》引《世本》:“楚鬻熊居丹阳,武王迁郢。”《史记・楚世家》却记“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武王年代在前740～前690年间,文王元年在前689年,二者年代前后衔接。可能是武王迁居于郢,但都城仍然是故都丹阳,至文王时才定都郢。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春秋列国都邑表》卷七之四说楚都郢:“今为湖广荆州府治江陵县。《史记》文王熊赀始都郢;孔颖达曰《世本》及《谱》皆云武王都郢;又《左传》沈尹戌曰若敖、虫分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犹不城郢,则楚之都郢并不始于武王,盖经营之数世,至武、文而始定耳。”至于楚自丹阳迁都郢的具体时间,清人宋翔凤从楚武王向外开拓疆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推测是在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年)①;石泉等则基于童书业春秋时期巴国在陕西东南部汉水上游的意见,根据上述《左传》桓公九年所记的巴、楚、邓三国的位置关系,认为楚迁都郢“盖不出楚武王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初

[3]

(公元前703～699年初)之间”。无论是哪种意见,楚都迁郢的时间不过武、文之间前后,差异不过六七年。然而,关于楚武王所迁郢都的地望,研究者意见就分歧较大。研究者往往从一些相关国家和城邑的位置来推断楚郢都的地望,其中根据当时楚、巴、邓、庸等国的相互关系来推断郢都所在,就是其中方法之一。

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的巴国频繁活动在54

。按,楚国自丹阳迁都至郢,是出于向

汉水以东扩展的目的,不是受到外敌压迫才迁都,当然不会将其丹阳故地放弃,因此,上起丹水之阳,

下至楚郢都所在(湖北宜城县或江陵县)的丹水——汉水以西、沮水以东的地区,应当都是楚国的版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当时楚国的都城是在丹阳还是在郢都,位于当时楚国统治区域西北的巴国要同汉水东侧的邓国发生友好交往,自然就要越过楚国的版图,需要楚国同意其使者过境甚至还需要楚国派人作为中介。上述《左传》桓公九年这段文字实在不足以作为当时(前703年)楚国尚未迁居郢都以及郢都所在位置的证据。

按照传统的说法,楚武王和文王所迁的郢都是在今湖北江陵县北的纪南城,这里有规模巨大的楚国城址和丰富的文化遗迹,不少研究者都赞同这种意见。但童书业等先生则根据《左传》所记楚国与周围国家的相对位置,尤其是吴、楚柏举之战的前后经过及楚昭王自郢的出逃路线,推断“春秋时楚之

[1]p231-郢都应在汉水中游一带”

(

234)

。石泉先生更通

过对春秋战国至南朝江陵城历史地理的考察,得出了“楚郢都及齐梁以前的古江陵城故址虽有迁徙,始终未出今宜城县南境。春秋、战国的楚郢都及秦汉江陵城应当在当时的沮漳二水间(今蛮河流域下游)、汉水以西不远处。今楚皇城遗址应即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故城遗迹”的结论[4]。

以上关于楚郢都地望的两种意见,传统的楚

①宋翔凤:《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宋翔凤《过庭

录》卷四,南菁书院本。

武、文王所迁郢都在今江陵纪南城之说,其有利条件有三:一是今江陵的位置南依长江险阻,有利对北方陆路来敌的防守和南方水路援兵的支援,进可攻退可守;二是早期史料和地志所记楚郢都位置与今江陵纪南城合而与宜城楚皇城不合;三是江陵纪南城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楚国城址,与楚郢都地位相称。如果将楚郢都改定在今宜城楚皇城,将秦汉至齐梁间的江陵城也改定在汉水与蛮河边的话,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问题之一是按照这个新说,不仅楚国在江汉地区的重要城邑全都集中到了汉水中游,可寻,更大、城内外楚文化重要遗迹更多的等问题。事实上,在战国后期至西汉早期人们的观念中,楚郢都就在长江边。《战国策・燕策二》记苏代说燕王曰:“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

①汉,四日而至五渚。’”《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

说楚王曰:“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正义》:“鄢乡故城在襄州率道县南九里。安(按),郢城在荆州江陵县东北六里。秦兵出武关,则临鄢矣;兵下黔中,则临郢矣。”以上文献讲到秦军攻楚时都是西、北两线进军,一是从蜀地顺长江而下攻郢都,一是从汉中顺汉江而攻鄢或五渚,郢都在长江边而不在汉江边,这是很明显的。秦汉时期,江陵仍然在长江北岸,西有巫巴,东有云梦,南临江南。如《汉书・地理志下》说:“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后汉书・公孙述列传》记荆邯建议公孙述道:“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三国时期,江陵也肯定在长江北岸,故魏曹仁守江陵,吴周瑜帅军与曹仁隔江相望,先遣一部分军队攻占江陵上游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待曹仁分兵争夷陵时才渡江屯驻江北,与曹仁决战。《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记其事道:“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凌统以

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只是通过这场战事后,吴国可能觉得原江陵城距离长江北岸还有一段距离,不便于舟船登陆增援,可能将江陵城从原纪南城一带南移至今江陵城一带,故在文献中留下了吴移江陵的说法②。

笔者认为,确定楚武王或楚文王所迁郢都的地望,,应以《左传》所,,。《左传》庄公十:“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　陵。”楚文王即位之元年为前689年,这时的楚国国都肯定已经在郢,楚文王从郢都率领楚国军队与巴国军队一起征伐申国,因巴国军队受到楚国军队的惊扰,巴国叛楚,转过来攻打楚国的“那处”,攻克那处后还一度攻打楚国国都的城门。由于在这场战争中楚国处罚了放弃那处逃跑的楚国贵族阎敖,阎敖的家族就作乱,在楚文王十五年的时候与巴国勾结,巴国因此征伐楚国,楚文王带兵抵御巴军,在“津”这个地方打了败仗,楚大阍鬻拳不让文王回郢都,文王只有带兵转而东向攻打黄国。当时的申国,文献记载是在今河南南阳③,这里出土过西周晚期至春秋

①《战国策・楚策一》记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说楚王

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不十日而距扌干关。扌干关惊,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

(通典》②刘宋・何承天《安边论》《卷一九六边防十

二拓跋氏条引):“曹孙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间不居者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入南岸。”论者或据此以为吴国把江陵城移到了一条河的南岸。实际上,《宋书・何承天传》记这段文字作“(吴城)江陵,移民南矣”,《通典》所引的“入”字恐为“人”字之误。按照《三国志・魏志・

(引贼远水”),孙满庞传》对曹魏移合肥于新城原因的解释“

吴重修江陵城移民的原因当然是使城近水,便于舟师增援。“移民南矣”或许应当解释为“移民向南靠近水边”。

③《左传》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晋・杜预注:“申国,今南阳宛县。”唐・孔颖达《正义》说:“《国语》曰:‘齐、许、申、吕由大姜,’言由大姜得封也。然则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中绝,至宣王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谢,《诗・大雅・嵩高》之篇,美宣王褒赏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故申伯国’。宛县者,谓宣王改封之后也,以前则不知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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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申国铜器,位置确切无疑[5,6]。那处,晋人杜预说:“楚地,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编县故城在唐宋文献中都在长林县境,其地在今湖北钟祥县西北部或荆门县东南[4,7]。楚国与巴国的军队一起攻打申国,楚、巴联军的位置当然应在楚郢都与申国国都(今河南南阳)之间,巴军与楚军闹翻后所攻占的楚邑那处也应当在楚郢都的北面。那处所在钟祥县西北部,其位置在宜城的“楚皇城”以南,如果将“楚皇城”当作楚郢都的话,与该条文献记载不符。而如果把郢都确定在江陵纪南城,那么巴军叛楚后先攻占汉水中游的那处,然后进抵楚都北门楚”,这就在情理之中。,(左传》失利后,,《桓

公十三年),都在江陵纪南城附近①。

楚郢都在江陵纪南城说,今后应当注意解决的问题有两个。首先是纪南城的年代问题。目前在纪南城发现的可以证明此地为楚都城的楚文化遗存都集中在战国早期以后和战国晚期以前,缺乏更早的春秋时期的遗存,而楚都郢开始于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王光镐先生因此主张江陵纪南城是楚宣王至楚顷襄王时期楚国的陪都“栽郢”,而不是楚国首都郢[8]。王光镐先生的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却还不足以否定江陵纪南城为楚郢都说,因为目前春秋时期楚国的重要遗存还发现很少,规模较大的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的墓葬只在河南淅川县下寺等不多的地点有所发现,并且其年代都不超过春秋中期偏晚的时段。宜城楚皇城已经发现的考古材料也都在战国时期,并且遗存的丰富程度和重要程度还远不及江陵纪南城,目前还找不出一座楚国城址可以代替纪南城。一座延续时间很长的大国国都,其营建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通常最先修建的是宗庙、府库和主要宫殿,然后再向周围不断扩展。根据《左传》等文献记载,楚郢都自武王或文王迁都后,一直没有修筑城墙,直到平王时才“城郢”。因此,在江陵纪南城的大型建筑集中分布区的中心部位寻找春秋时期的建筑基址,是今后纪南城考古的重要项目之一。其次,是秦汉至南北朝江陵城的位置问题。有的历史学家基于对江陵城位置变迁的研究而提出了楚郢都在今宜城楚皇城而不在今江陵纪南城的新认识,无论是要维持常说还是要改信新说,都需要对萧梁以前江陵城的位置进行验证。验证的途径之一,就是开展对纪南城南靠近长江的江陵城的城市考古工作,以求对该城的历史沿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如果通过考古工作判定,齐梁以前在今江陵一带确实有56

一座规模可观的隋唐以前的城邑,可以与文献记载中的曾为萧绎都城的江陵城相对应②,那么,对江陵城位置及其相关楚纪南城的疑问自然就会消失。

三、楚都寿春城址的范围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冬,楚国迁都寿春。关于寿春的地望,。。,由于过去主持该项工,将未确切验证的遥,将自己对城墙位置的推测与考古实际发现混淆了起来,从而误导了城市史研究者和楚史研究者对楚都寿春的研究。另外,由于废寿春县说所提出的楚考烈王所迁的寿春城在今寿县西20千米的洪小庙遗址已经在淮河河堤改造工程中被全部平毁,该说还给人们留下了可以假设的空间,所以这里一并提出讨论。

关于寿县城关及其附近地区系楚都寿春说,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汉书・地理志》,该书解释九江郡寿春邑道:“楚考烈王自陈徙此。”可见至迟在东汉时期,人们就认为楚考烈王所迁的寿春城就是汉代的寿春邑。汉代去战国末期未远,当时人们记录的楚寿春的位置应当是可信的。东汉以后,寿春虽然归属建置无常,城邑名称也有所变动③,但从《续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水经注・淮水、肥水》等文献记载的信息看,

①《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江陵,有津乡”下

刘昭注引《荆州记》说:“(江陵)县东三里余,有三湖。湖东有

水,名苌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左传》曰:‘群帅囚于冶父’。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水经注・沔水中》也说:“江陵城西北有纪南城。……三湖合为以水,东通荒谷。荒谷东岸有冶父城。《春秋传》曰:‘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谓此处也。”

②《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一》记西魏于谨攻梁江陵,设想梁元帝萧绎可能采取的对策有三,“耀兵汉污,席卷渡江,直据丹阳,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以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并推断梁元帝萧绎必取下策。“癸未,魏军济汉,于谨令宇文护、杨忠帅精骑先据江津,断东路。甲申,……是日帝乘马出城行栅,插木为之,周围六十余里。……丁亥,魏军至栅下。……于谨令筑长围,中外信命始绝。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反者开西门纳魏师,帝与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退保金城。……辛未。帝为魏人所杀。……魏立梁王　为梁主,……　居江陵东城,魏置防主将兵居西城。”据此可知,当时的江陵城有外栅、罗城、子城(金城),子城应在罗城东侧,故当魏军从西门入城时,梁元帝得以退保东侧的子城。后来萧　为梁主所居的东城就是以原先的子城为中心,监督萧　的魏军驻扎的西城则应是罗城的西部。

③参见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一。

南北朝时期的寿春或寿阳也就是汉代的寿春,其位置和范围并没有发生变动,只是刘宋时期宋武帝刘裕在城的西北部加筑了一座子城即内城①。唐代的寿州城又是在南北朝的寿春或寿阳城基础上形成的,唐人杜佑的《通典》卷一百八十一记寿州城说:“寿州(自注:今理寿春县)。战国时楚地。秦兵击楚,楚考烈王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即此地也(自注:今郡罗城,即考烈王所筑。今郡子城,即宋武帝所筑)。……宋属淮南郡。齐因之,兼置荆河州为重镇。后魏曰扬州。梁置南荆河州。后周曰扬州。隋文帝改曰寿州,炀帝初,复为郡。大唐为寿州,郡。”五代时,周世宗围攻寿州,守不降,,,寿春废为县。,城池状况与。南宋乾道三年(1173年),改寿春府为安丰军,移治寿春县。其后的嘉定年间,为了加强城池的防御,在重修安丰城时将南城墙后移并给夯土城墙包砌城砖。宋代以后,“元为

(顾祖禹安丰路,明初复曰寿州,以州治寿春县省入”《读史方舆纪要》卷21)。清代至今,城池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寿县城外东南近郊一带曾经多次零星出土高品级的楚国文物,如太府铜牛、鄂君启金错铜节及

力又极度衰弱,这时期楚都城的规模却超过了楚国

全盛时期的都城纪南城达10平方千米,这从情理上是很难说通的。

为了重新认识楚都寿春城的规模和范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一起对楚寿春城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并,,,在可能有城墙的位置进行了勘,并在两处地表有土垅隆起的类似城墙的地点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工作的结果表明,除了距离今寿县南城墙不远且与南城墙大致平行的被称作“牛尾岗”等土梁外,其他地点都没有城墙的迹象发现。参加发掘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曹大志因此重新分析了有关楚寿春城的历史文献,结果发现所谓楚寿春城外郭很大,绵延曲折数十里的说法原来是清代末期光绪修《寿州志》提出的④,在此以前的地志都只是说当时的治所就是楚都寿春,并没有说楚都有外郭。如唐人《通典》说唐代寿州的州治寿春县为“汉旧县”,并说郡罗城是“楚考烈王所筑”,这是明确指出当时寿州所在的寿春县城的外城就是楚考烈王的都城和汉寿春城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它说明了楚国最后的都城同先前的楚都纪郢(即湖北江陵纪南城)、楚都陈郢(河南淮阳县旧城)一样,都只修筑了一圈城墙,而

众多的金币等②。基于这些线索,从1983年起,安

徽省和寿县的文物部门组成了楚寿春城工作组,由丁邦钧先生负责开始在寿春城遗址上开展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他们根据清代地方志对寿春城范围的记载,通过考古调查、发掘和钻探,发现了包括大型建筑群在内的多种重要的楚文化遗迹,并采用了航空遥感的方法来寻找楚寿春城的城墙、街道和大型建筑群的线索。这项重要的考古工作因故于1989年前后中断,考古报告也因故未能问世,这次工作的收获只有丁邦钧先生发表的几篇综述性研究文章③。丁邦钧先生等所作的重要结论有两点:一是寿县城内及城东南东至东津渡,西抵寿西湖,南逾十里头～西九里沟一线,北达肥水一带为楚寿春城遗址的范围;二是楚寿春城的西城墙和南城墙已经通过遥感确认,其中西城墙的位置在今寿县城南北向中轴线大街向南的延长线上,南城墙在十三里古堆～兴隆集一线,东城墙和北城墙还有待确认。按照丁先生的意见,楚寿春城址的南北长6.2、东西宽4.25千米,面积达26平方千米。丁邦钧先生后一个结论当然是令人怀疑的。我们知道,楚国长期定都的郢都纪南城,其城内面积不过16平方千米。楚都寿春城的时间不到20年,当时楚国的国

没有修筑更大的外郭,这为理解楚国都城规制特点

①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一:“寿春汉旧县。东晋以

郑皇后讳,改为寿阳,宜春曰宜阳,富春曰富阳,凡名‘春’,

悉改之。今系东四十余里,宋殷琰筑四垒於此。此郡在齐梁间有淮南、梁郡、北谯、汝阴等郡,隋并废。有八公山。”

②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殷涤非:《安徽寿县新发现的铜牛》,《文物》1959年第4期;涂书田:《安徽省寿县出土一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寿县博物馆:《安徽省寿县再次出土大量楚国郢爰》,《文物》1992年第10期。

③A.丁邦钧:《江淮地区楚文化考古述略》,《文物研究》第二辑,1986年;B.丁邦钧:《楚都寿春城考古调查综述》,《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C.丁邦钧、李德文:《寿春城遗址遥感调查的新收获》,《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D.丁邦钧:《寿春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④清光绪修《寿州志》卷三说:“寿春县故城……其外郭包今之东陡涧,并肥水而北,至东津渡,又并肥水而西,尽于大香河入肥处……其地绵延曲折三十余里。”

⑤这是曹大志在寿县发掘归来后汇报发掘和研习体会时与笔者的谈话,后来他将这个想法写入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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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出发点。

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存线索,现在的寿县城基本上应当是南宋嘉定七年重修后的遗存。不过,现在的寿县城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其四面城墙靠近中间的位置各有一个城门,城门南北东西相对,其间为比较宽阔的十字街,将整个城区划分为四个方形区域,每个方形区域内还有十字形街道划分成更小的区域,有的小方区中还保存有更小的十字形街道及最小的方块形街区,其街区规划不符合宋代街区的特点而与更早的街区特点类似。二是其城墙范围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个大的街区基本上呈正方形,四个小的街区,其内大;、,其内只,南北不对应。在今寿县南城墙以南约300米处,有一道与今南城墙大致平行的宽大的土梁(牛尾岗),如果以此作为原南城墙①,则寿县城就是一个比较规整的以四门十字街为南北东西的中轴线、全城共16坊的棋盘状的唐代或唐代以前的城市格局。唐代的文献明确指出,当时的州城的罗(外)城就是楚寿春城,子(内)城是刘宋时增建的相国城。按照唐代地方城市的规模,当时的罗城不可能大于十六个坊,也就是不可能超出今寿县城南牛尾岗的范围;子城按照文献记载,肯定是在今寿县城内西北部一带②。因此,曹大志指出的今寿县城就是唐寿州城也就是楚寿春城,应当是可以肯定的。

今寿县城的城墙向南外推约300米,其城池范围基本就是唐寿州城的范围,也就是汉寿春邑和楚寿春城的范围。南宋嘉定七年以后的寿春县城周长7800余米,南宋以前的寿州城规模更大一些,南北城垣距离约2100米,西门至东门距离约2050米,城垣大致成方形,四面城垣总长约8500米。这个规模当然远远小于楚强盛时期的郢都——江陵纪南城,后者城墙周长达15506米,面积16平方千米[9];却又大于楚国后期都城中的陈郢城。陈郢楚故城即今河南淮阳县城,经发掘城垣证实在战国晚期有过一次大规模增筑,被认为是楚人迁都陈城后所为[10],该城周长只有4500余米[11](p419),长度只有楚寿春城的一半多。今寿县城的规模完全可以相当于后期楚都的规模。现在的问题是,今寿县城内因历代城市的叠加,楚寿春城的遗存已经很难发现,目前发现的战国晚期的楚寿春城的遗存都散布在城南及城东南的吴家嘴、周家油房、阎家圩、邱家花园、邢家庄、柏家台、东嘴子、二里桥、南关集、小58

长街、门朝西、史家圩、尹家孤堆一带(其中有多个

地点都发现有大面积的带铺地砖的高等级建筑群)。按照我们对楚寿春城范围的认识,这些楚国遗存大都分布在当时的城外而不在城内。我们认为,这些在当时城外的大型建筑群大都应当是楚国贵族和官僚宅第的遗迹。类似的国君居于城内而其他臣僚居于城外的现象,(今山西侯),,,[12]。楚国卿大夫居住在寿春,这也见于文献记载。《史记・春申君列传》:“楚于是去陈徙寿春;而秦徙卫野王,作置东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吴,行相事。……後十七日,楚考烈

①该土梁是原寿州城的南城墙,这在文献中也有踪

迹可循。南宋嘉定七年,范季克知安丰军事,“以城阔难守,

(曹缩减北壁,既与戎帅同任其责,更环之以堑,以增险固”

彦约:《朝议大夫直焕章阁范季克墓志铭》,曹彦约《昌谷集》卷十九)。安丰军(寿春县)城北面是淝河,城墙应沿河而修,今天的城墙仍然如此,不存在缩减北城墙的可能性。“缩减北壁”肯定应当是“缩减南壁”之误。

②寿县有小城最早见于三国末期,魏将诸葛诞据寿阳城反,魏谴大军围筑长围围攻寿阳。《三国志・魏书・王毋丘诸葛邓锺传》记其事说:“城内食转竭,降出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兴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钦子央及虎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驰赴之,众不为用。……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孙按:寿春城有小城,文钦与诸葛诞等数突围不能,城内粮食储存告尽,故文钦欲尽留吴人坚守小城。当魏军突入大城后,诸葛诞乘马从小城城门突出。这是寿春城有小城之最早记载,早于所谓宋武帝筑相国城。又《晋书・桓石虔传》:说“初袁真以寿阳叛,石虔以宁远将军、南顿太守帅诸将攻之,克其南城,又击符坚将王鉴于石桥,获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资治通鉴・梁纪一》记“梁王将杀齐诸王,防守犹未急。鄱阳王宝寅……昼伏夜行,抵寿阳之东城。”按:寿阳“南城”和“东城”也就是大城,因寿春城的小城在西北角,东南的大城统称南城或东城。《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麻安石”条:“麻安石,唐贞元中至寿春谒太守杨承恩。……后安石忽夜梦寿州子城内路西院中殿内见戴冠帻神人,乘白马朱尾鬣,称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杨承恩无节度使,卿不用住’。至明方问人,此乃宋武帝升坛拜将处,有记具在。……”按寿州城如果就是现在的寿县城,该城的范围及街道格局正好可以安排十六个坊,按照唐代地方城市衙署多在城西北部的布局规律,以及其他文献关于宋武帝衙署的位置,寿州子城应在现在寿县城的西北部。一座州郡治所的子城不会只有一个坊大小,而应当是四个坊大小。如果是这样,子城内“路西院”所得名的道路,就不可能是寿州城内作为南北中轴线的道路(该道路在子城东城墙外),而应当是子城内两个坊之间的南北向道路。准此,宋武帝衙署——淮南王刘安庙——忠显(肃)庙所在路西院,就应当在寿州城最西北角的一个坊或两个坊,这也正合明正德《寿州重建忠肃王刘公庙碑记》所记忠肃王庙在“州城内西北隅”的记载。宋武帝相国城应当就在这一带。

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夹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於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正义》释棘门为“寿州城门。”春申君黄歇的家,据说在城西南约20千米的古城拐,这里现在还保留着一座很小的战国晚期的古城①。正由于楚国不少贵族官僚都居住在寿春城外,当秦军最后灭楚之时,这些贵族官僚匆忙将家中细软等埋藏在宅第旁边,这才形成了如今所见楚国金币在寿县城南和东南多个地点出土的局面。

,那么,今寿县城西20?它如何会与楚寿春城发生瓜葛?对于这些问题,曹大志在他的学位论文中曾经专门作过讨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上面所引述的楚都寿春城的考古新材料,是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1～2003年工作的收获。这些新的材料,我们将会尽快用专刊的形式予以公布。该专刊还将收录曹大志《楚都寿春的考古发现和初步研究》一文,该文对楚寿春城本身和该城从战国到南宋以后的沿革都有详细的论述,我相信这

将对晚期楚都的研究一定会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2]　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A].石泉.古代

荆楚地理新探[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3]　石泉.楚都何时迁郢[J].,1984,(4).[4]　石泉.楚郢都、[A].石泉.

古代楚地C汉大学出版社,

.

].[J].中原

,1984,(4).

[6]　李学勤.论仲冉父簋与申国[J].中原文物,1984,

(4).

[7]　何浩.姬姓冉国的存灭[A].何浩.楚灭国研究[C].

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

[8]　王光镐.江陵楚纪南城的分期与年代[A].王光镐.

楚文化源流新证[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9]　楚都纪南城的勘探与发掘[J].考古学报,1982,(3～

4).

[10]　曹桂岑.楚都陈城考[J].中原文物,1981,(特刊).[11]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Z].北

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晋都新田[Z].太

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ThreeProblemsontheLocationofChuState’sCapital

SUNHua

(SchoolofArchaeologyandMuseology,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　InthedevelopmentofChustate’shistory,itscapitalevolvedinthreestages:earlyinDanyang,lateinYingandlastinChen&Shouchun.ExceptofChen(locatedatWaiyang,Henanprovince,now),thelocationandscopeofotherthreepastcapitalsarenotclearyet.ThesiteofDanyanghasnotbeenfound,itslocationshouldbeatShangcounty,Shanxiprovince,bythenorthbankoftheDangjiangriver,accordingtorecordsinhistoricalliteraturessuchasShanhaijing(geographyofChina,wrotebefore200B.C).AstothelocationofYingCapital,therearetwoviewpoints:oneatJinancheng,Jianglingcounty,Hubeiprovince,andotheratChuhuangcheng,Yichengcounty,Hubeiprovince.AnalyzingtherecordofplacenamesinthenarrationofthewarbetweenChuandBastates,whichrecordedinZuozhuan(Chinesehistory,wrotebefore200B.C.),itshouldbeatJinancheng.AstoShouchun,accordingtothehistoricalliteratures’recordandarchaeologicaldiscovery,itisjustlocat2edatdowntown,Shoucounty,Anhuiprovincenow,buttheoriginalscopeofShouchunislittlebiggerthanthatofcurrentdowntown.ThecurrentverdictaboutShouchunmisunderstooditslocation.Keywords　Chu;capital;Danyang;Ying;Shouchun

责任编辑　梅莉

①《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九记寿州城说:“城即烈王所筑,西南小城即楚相春申君黄歇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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