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元首制度
中国的国家元首制度
在分析中国国家元首制度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国家元首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制度。谈到国家元首时,我们会不禁想起奥巴马、胡锦涛等人在政界的光辉形象。他们不时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例如,会谈、仪式、以及重大事件的现场。他们之所以能以如此高的姿态出现在这么多公众场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是各自国家的国家元首!是国家的最高代表。在学术上,我们将国家元首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实际上或形式上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其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实质上或象征性地居于首脑地位。那么,国家元首制度就是关于国家元首产生、任期、职权,以及国家元首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的制度。
一般来讲,国家元首的职权主要有公布法律、发布命令、赦免权、任免权、外交权等。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往往享有礼仪上的特殊待遇。但由于各国政体不同,国家元首行使的实际权力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中,国家元首是总统,他通常由选举选出,是行政机关的首长,独立于立法机关。属行政机关的政府只向总统负责,总统有权任命和解雇而无需经过议会,主要代表国家是美国;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中,国家元首可能只是国家的象征行政首长,理论上拥有行政权力。事实上,经过宪政的改革,实际权力由首相领导的内阁行使,只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而存在。并且,国家元首世袭担任。主要代表国家有英国;在少数一些国家,国家元首既国家元首无行政权力又无象征权力。比如德国总统、日本天皇。他们由世袭或选举产生,只作为国家精神和统一的象征而存在。一般来讲,国家元首对于国家的作用主要有:象征国家、代表国家、对内代表国家的统一。 中国的国家元首制度是国家主席制度,国家主席是我们国家的国家元首,对外作为中国的国家最高代表。特别的是,中国国家主席并不是一个个人的职务,而是作为最高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根据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的国家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中国国家主席的职权分为对内职权和对外职权。其中对内职权有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的职权;对外职权有接受外国使节、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职权。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主席这一制度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反复。其历史发展具有极大戏剧性。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没有设置专门的国家主席,而只是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是,由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而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实际上行使了国家主席的职能。1954年,在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第一届国家主席由毛泽东同志担任,随后,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新中国的第二任国家主席。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在此之后,中国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并严重影响了中国一系列国际事务的处理,同时也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1975年颁行的新中国第二部宪法“七五宪法”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制度。历经多次变革,中国国家主席制度于1982年再次建立,并延续至今。较以前的国家主席的职权,1982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的职权中取消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权。现在国家主席职务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虽然享有最高的地位及国家的最高代表权,但不能独立决定任何国家事务。
中国的国家主席制度从建立到现在,历经多次变革,这使其也具备了十分鲜明的特点。现在,中国的国家主席制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三位一体”。即国家主席同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这一特点是从江泽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开始演变至今的。2003年,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担任了中国国家主席一职,随后一两年,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胡锦涛接任,从而延续了中国国家主席同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这一三位一体的特点。就在今年的11月15号,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当选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且出人意料的当选了中央军委主席,由于国家主席是有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故国家主席一职仍由胡锦涛担任,但国家主席“三位一体”的特点可以说基本没有改变,随着明年三月份新一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国家主席应该会不出意料的由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担任,届时,“三位一体”的现象还将会延续下去。
中国国家主席制度之所以会呈现出“三位一体”的特点,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最高国家代表和中国执政党的关系上。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其执政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实际领导权力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即中共中央总书记手上。但中国实行了以国家主席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元首制度,那就必然需要赋予国家主席对外国家最高代表的职权。一边在外事交往礼仪中发挥作用。但是作为最高领导的总书记以及军委主席,在权利地位上又和国家主席有了一定的冲突。尽管宪法上点到国家主席是中国最高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避免矛盾的做法,在实际的运行中,矛盾不可避免,特别是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中国共产党对稳定国内环境以及自身执政地位的需求使得中共最高领导人对国家最高权力集中的想法破茧而出。而事实的发展也顺行这个理论点展开,随着1997年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逝世,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开始走向集中,1997年江泽民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制度特点和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国家主席的“三位一体”的特点使得中国的最高权力走向最高度的集中,这有利于中国政局或者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不断稳定,从而使得中国在高层权力交接的时期能够实现最稳定的过度。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基石。事实也证明,“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制度加上特定的政策,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稳定的政治和发展环境,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了巨大作用。从1997年至今,中国不断的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软着陆和中国总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提升到世界第二位,国际影响力不断的提高,这一切都源于“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制度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政策的配合。形成的高度稳定的局面。
但是,以“三位一体”为特点的国家主席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弊端。
首先,“三位一体”带来的权力集中为中国带来稳定的同时也容易带来制度的僵化。而这种僵化首先出现于领导制度的僵化。党内的领导权力的集中对个人权力的扩张起着一定程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党内的领导制度,其对地方的影响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现在,在各个地方,领导发展方向不断的趋向专权。而专权的最终发展方向会趋向特权,特权则是贪污腐败的温床。在当今党内党外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这种领导制度将成为解决中国贪污腐败问题的瓶颈。
如果说领导制度的僵化导致的贪腐问题是“三位一体”化的国家主席制度的后遗症有些以大见小的话,那么“三位一体”所造成的民主问题将是其最大的弊端。国家主席的“三为一体”的实现需要在选举时参选者们的高度统一,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选举由中央委员会实行,国家主席的选举需要全国人大的开会,而国家主席的“三位一体”使得党需要对全国人大施加政治意识,而作为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民主性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削弱。人大将进一步成为国外媒体所说的“政治花瓶”。同时,对于中央而言,过度的集权往往会压制党内的民主意识和社会对民主的渴求,二者之间的矛盾或许就将成为社会稳定因素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因此,尽管“三位一体”的权力集中会带来一定的稳定环境,但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可变动的,因为其合法性的取得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获得的,而这种合法性往往会受到社会的质疑。在目前,由于社会的质疑受限于制度、思想,使得这种质疑的响应范围局限于提出问题、谋求出路的阶段。还尚未在制度体制上进行进一步的变动。在今年的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之前,中国普通的民众就能知道新一任的国家领导人人选。这是民主受限的最大的体现。
在我看来,比较中国未来的战略发展,目前中国国家主席制度的“三位一体”的现象其弊端的影响将大于其优点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国家主席制度要做出必要的改变。我认为,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打破“三位一体”,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要退出国家主席的职务,同时通过宪法将国家主席仅仅限制于国家的外交象征和国家统一的体现,例如德国总统的职责。以此来化解执政党元首与国家最高权力的矛盾冲突。即将中国的国家主席彻底的虚职化,仅负责对外的外交礼仪。
其次,在国家主席的产生选举的过程中,尽量发挥中国全国人大的作用,使得全国人大的民主性在一定出程度上得到肯定,从而推动随后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改革。随着改革的不断的推进,国家主席制度将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逐渐的弱化,最终走向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因而不断的减小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也使得国家主席在中国社会中地位性发生转变。
最后,我觉得中国的国家主席制度可以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对国家主席制度的改革或许可以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民主改革起到一个正向的推动作用。
今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之所以备受全国和世界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这次大会将决定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指向,早在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国的改革就呼声不断,这里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改革。而在这些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万千呼声中最受关注的一项,并且,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政治改革的成功将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而政治体制的改革的重点就是扩大民主。以目前中国共产党推行的理念更侧重于党来领导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平稳的过度,而从国家主席制度的变革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国家主席制度的改革意味着中国最高端的权力的一种有序地下放。从而由中央向社会放出政治民主的改革的信号,从而引导民主不断的对实体权力的约束和妥协,从而达到一种高度的协调的状态,而这也是民主的本质体现。
对于社会领域而言,国家主席制度的变革乃至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都需要民众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改革的成功关键点之一就是中国国民的思想解放的程度,在国家主席制度的变革中,民众要改变以前将国家主席奉为“皇帝”的思想,仅将其视为中国的对外代表来看。
最后要明确的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变化来自于社会意识的变化,如何使社会意识与政治制度形成良性的互动,使二者形成合力,达到为多数人接受的共同的目标是我们进行政治制度学习和研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