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叛者孙少安的新农民形象
论反叛者孙少安的新农民形象
在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的人物形象分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我们一般的印象中，孙少安一开始似乎就是以一个集体主义的反叛者形象出现的：从最初的因为私自分配猪饲料地被批斗开始，孙少安似乎就一直没有“安分”过。他似乎不像几千年来的农民那样，因为一次上层的打压而就此本分，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反叛的因素在里面，一直想要改变点什么。所以在私分猪饲料地之后，孙少安又大胆的尝试包干到组，结果又被上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直到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在全省落实下来的时候，此时的孙少安却又转向农村企业的方面——创办砖厂方面去了。我们的孙少安似乎永远都走在政策的前面一般。我们须看到，孙少安个人的反叛与田福军等领导之间的争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条主线。一个问题即农业问题，当公社化运动在农村实行了十几年，农村不仅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反而在温饱线上挣扎，这个问题首先会在农民那里引起反思。孙少安本人的反叛史其实也是中国农业政策的调整史，一条线以孙少安为代表的农民在冒险大胆的实验，另一条线则是以田福军为代表的改革派在艰难的斗争，可以说这两条线共同构成了文革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的曲折历史。
提到农业政策的调整，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一本小说里面的一个人物——《创业史》里面的梁生宝。这两个人物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新农民的成长史。梁生宝与孙少安要做的其实都是在变革，梁生宝的变革是弃绝个人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步走向合作化，而孙少安却恰恰相反。如果说梁生宝是新中国以来塑造的第一个比较成功的新农民形象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孙少安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塑造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民形象。梁生宝和孙少安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即脱离贫困，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但为什么我说孙少安才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民形象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即孙少安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还是一个集体主义者？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文本，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农村还是集体主义的时候，孙少安做的一系列的尝试似乎都是对集体的一种反叛，在孙玉亭之流的“革命家”看来，这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但是在集体解散大家分了单干之后，某些人生活过不下去，孙少安又趁机借自己办砖厂的机会再次将集体聚集起来，于是我们虔诚的“革命家”孙玉亭同志又开心地地欢呼，集体又回来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位孙少安的形象呢？依鄙人之见，他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具有集体主义情怀的新农民形象。孙少安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集体主义者，他是一个跟梁生宝一样有着“创业”理想的农民，他追求的是家庭的温饱，所以当集体主义并不能带给他们温饱的时候便大胆尝试叛离集体主义，他身上既有现代人意识在他身上的觉醒，体现为开始重视集体中的个人，把个人从集体这个大话语中解放出来，这一点从秀莲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几千年以来农民这个群体中的集体无意识，或者说小农心理，这一点从原著中他对少平说与其要办学校他宁愿把钱财都给家人分掉可以看出来。同时他又具有集体主义情怀，在砖厂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还将大家聚集成一个集体，给大家发工资好度过艰难，他本没有义务去帮任何人，但他的确做了，他在集体时代做了单干的事，却在单干以后做了在集体时应做的事，这可以看出集体主义在他身上留下的影响。
现在我们再回到上面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说孙少安是一个真正的新农民的形象？我们先对比一下梁生宝和孙少安的集体主义。梁生宝的集体主义的在形式上上处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天生圣人梁生宝的口头禅就是：有党在，我怕啥？这体现的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对农村的强行介入，或者说是灌输。梁生宝一开始之所以要搞合作组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要温饱，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但后来搞合作组则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而最出的目的被阶级斗争这个大话语所掩盖了，手段变成了最终的目的。在孙少安身上，集体就是一种手段，既然这种手段不能到达富裕的目的就另寻他法。在分单干一段时间以后，
当孙少安意识到集体这种形式对于在集结物力人力的有时候，他内心的那部分集体主义情怀又活了。他首先要追求自己的温饱，当自己富裕了，他还想带着全村人一起共同富裕，这难到不是一种集体主义吗？而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是自发的，从集体到个人，再从个人到集体，虽然最终的结果相似，但其中的含义已经大不相同。因此孙少安相比于梁生宝是一个真正的新农民形象就在于：一，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即集体主义已经自发在他身上显现了，二，他对集体的理解显然要比梁生宝要成熟，集体应该以共同富裕为基础，如果不能，那这就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从梁生宝的“集体”到孙少安的“集体”，二者已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也是新中国新农民形象的成长史。（其实但就《从梁生宝的“集体”到孙少安的“集体”看农村集体意识的流变》这个题目都可以另写一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