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毕生为强国

　　尽管是一位理论科学家，但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他的命运与中国和世界的政治风云密切相关；如今，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还在继续 　　2007年9月5日出版的英国《新科学家》杂志评出十大有影响力的太空思想家，钱学森与俄罗斯火箭先驱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并列其中。 　　2008年1月6日，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将钱学森评为2007年度人物。评述文章认为，由于他在中国奠定的基础，2007年，世界空间力量的格局由此改变。 　　2009年10月31日，新华社发布快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31日早上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这条消息迅速被各种传媒以最快方式在最重要的位置发布，钱学森这个名字将被深深铭刻在中国百年科技史上…… 　　 　　从火车到飞机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在浙江杭州，父亲钱均夫是一个丝商的儿子，青年时求学于杭州的“求是书院”，后到日本学习教育、地理和历史；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的女儿，知书达理。1914年，钱均夫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3岁的钱学森随家人来到北京。 　　到1929年，高中三年级时，钱学森决定以科学为职业，开始考虑大学和专业的问题。他曾实地考察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选择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机械工程学府――上海交通大学，主修铁路工程，他想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 　　也是在1929年，冯・卡门首次访问中国，提出通过举办航空教育，“把孔夫子的故乡推进到航空时代”的建议。他不曾想到的是，7年后，钱学森成为他最得意的门生和最亲密的同事。 　　在上海交大，钱学森被认为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因成绩优秀而免交学费，他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度过了绝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周末，他会步行到上海剧院听交响乐。1930年暑假，他患伤寒病，在杭州家里卧病1月有余，后因体弱休学1年。 　　1934年6月，钱学森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这时，他的志向已经从铁路转向航空。 　　 　　从麻省到加州 　　1934年8月，钱学森参加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奖学金考试；他是20位获得者之一，也是其中惟一一位航空专业的学生。 　　1935年9月，钱学森在上海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赴美留学。 　　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硕士学位后，他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力学大师冯・卡门。 　　1936年的一天，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拜会冯・卡门。 　　冯・卡门还记得两人初次会面的情形：“我抬起头，打量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人，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得都异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1936年9月，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安顿下来，开始和冯・卡门一起研究数学问题。 　　钱学森在上海交大打下了良好的数学、物理功底，后又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了许多数学、物理课程。即使是导师冯・卡门也对他的数学、物理能力赞叹不已，他说：“我发觉他的想像力非常丰富，既富有数学才华，又具备将自然现象化为物理模型的高超能力，并且能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他还是年轻学生时，已经在不少艰深的命题上协助廓清了一些概念。我感到这种天资是少见的，因此，我俩便成为亲密的同事。” 　　在上研究生课的同时，钱学森也在自修航空学。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里，他收集到各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航空学资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平均每天会花10个小时。 　　 　　“火箭敢死队” 　　几乎在钱学森与冯-卡门初次会面的同时，另外3个年轻人也走进了冯・卡门的办公室，向他提出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支持他们搞一支探空火箭。 　　这3位青年，一位是富兰克林・马林纳，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博士生，他希望以Ⅸ火箭飞行和推行》为题写博士论文；另外两位则是帕沙迪拉当地没有学术背景的火箭迷――自学成材的化学家约翰・帕森，以及技术精湛的机修钳工爱德华・福曼，他们自家后院早已被他们的火箭试验炸得坑坑洼洼，在得知马林纳正在写火箭推进的论文后，就来请教他。3人于是走到一起。 　　1937年春天，又有两位热心于火箭的人加入了这支队伍：阿波罗・米尔顿-史密斯和钱学森。“仿佛命运注定这两个人对火箭技术要起关键作用，从此以后，加州理工学院就成为美国第一所严肃研究火箭的大学了。”冯・卡门在传记中写道。 　　一开始，火箭小组没有研究津贴，小伙子们为筹措经费动足了脑筋，他们到废料堆里寻找材料，特殊材料自己掏腰包购买，他们曾找过与天气预报有关的富商资助，也想过为好莱坞撰写剧本挣钱，并为争取优秀火箭论文奖金而努力，不过一切劳而无功。 　　1937年5月29日，钱学森向火箭小组提交了一篇有关火箭燃烧室温度，发动机推力等问题的论文，这是一篇有长久影响的重要论文，被小组人员称为“圣经”。同年7月，加州理工学院正式认可了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火箭研究项目。 　　在随后进行的几项实验中，火箭小组将实验大楼弄得乌烟瘴气，冯・卡门不得不将他们迁出去，在靠近大楼角落的一块空地上暂时落脚，不久后又发生两次严重爆炸，从此，火箭小组被冠上“敢死队”的称号。 　　到1938年，火箭小组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马林纳和钱学森对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特性作了理论分析，并发射一些自制小火箭对理论进行验证。这一年，美国航空学会破天荒地接受了第一篇火箭飞行的论文。之后，火箭研究局面大为改观。 　　 　　赴德国调研 　　有了经费，火箭小组于1939年制定了古根海姆实验室1号工程，这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第一个火箭计划。 　　对钱学森来说，1939年也是激动人心的一年，6月，他获得博士学位；秋天，他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航空学科学家，继续与冯・卡门合作空气动力学研究，他和马林纳的合作则发现了固体燃料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一年的9月，钱学森的论文Two―Dimen,qional Subsonic Flow of ComoresslbleFluids发表在《航空科学期刊》上，这是一篇注定要成为经典的论文，它代表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最重要的科学工作。这篇论文引出了著名的“卡门钱压力修正公式”，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工程师们借助于这个公式设计高速飞机。 　　1940年，火箭小组在火箭燃料问题上取得重要成就。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等地的机场，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冯・卡门深信钱学森的价值，安排他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安全执照，从事保密军事研究项目。 　　二战结束前夕，安诺德将军将冯・卡门请

到五角大楼，请他选择一批科学家，共同制定20年、30年以及50年的航空研究发展规划。钱学森是他推荐的专家之一。 　　1945年3月，大战临近尾声，安诺德将军希望冯・卡门带队，“到德国去找出能反映德国科研发展实际水平的第一手资料”，并给他一个少将虚衔。5月，“少将”冯・卡门带着“上校”钱学森、瓦尔登夫、夏伊勒和德莱顿，飞向欧洲。 　　在德国，他们稽查了希特勒的秘密技术，考查了著名的柯切尔和奥茨托风洞，并审查了德国火箭科学家冯・布劳恩、鲁道夫・霍尔曼和路德维希・普朗特尔等人。冯・卡门后来回忆道：“我突然意识到这次会面多么奇特，一个是我的高徒，他后来返回中国，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中国连接在一起；另一个是我的导师，他曾为纳粹德国卖力工作。境遇多么不可思议，竟将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开来，天各一方。” 　　 　　“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 　　1947年5月，35岁的钱学森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不久后，他收到家信，得知母亲去世，决定回国看望父亲。同年7月，他抵达上海，这也是他12年来首次回国。同年9月，钱学森和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在上海结婚。 　　1949年夏天，钱学森带着家人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戈达德讲座教授，兼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办公室就是以前冯・卡门的办公室。在这里，他的声誉几乎与冯・卡门相当。1949年，他写出第一篇论述核动力火箭的杰出论文。 　　这时，国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政府大肆清理共产党，部分最优秀科学家的职业由此受到摧残，钱学森就是其中之一。1950年，他被指控为美国共产党员，并突然被吊销了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他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因此中断。 　　钱学森决定立即启程回国，但美国移民局却扣押了他的行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在拘留所关押了2周。这时，女儿永真出生才1个多月。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李・杜布里奇校长等的大力营救下，他以1.5万美元被保释，之后是长达5年的软禁。据说扣留5年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机密5年后就过时了。 　　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巧妙地将钱学森给前辈陈叔通的一封信，夹在给比利时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信箱。“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他在信中写道，“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 　　以这封信为依据，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受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与美国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举行大使级谈判。8月1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他可以回国了。 　　“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1955年9月，钱学森在乘船离开美国时曾对采访的记者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好极了，我就要你这句话!” 　　新中国给钱学森以格外的重视和厚爱。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从上海抵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20多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次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并正式提出由钱学森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几天后，主管科学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接见了他。 　　在正式开始工作以前，中国科学院领导建议钱学森到东北考察，那里有许多新兴工业，又有中科院的研究机构。东北之行由中科院的朱兆祥陪同，这一安排却对钱学森和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55年11月12日，钱学森一行到达哈尔滨，他提出希望能见到在哈尔滨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庄逢甘，一位是罗时钧，他们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如今都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 　　但当时并未安排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这是保密单位。朱兆祥只好在第二天早上出发前将此事报告中共黑龙江省委，晚上回来，省委打来电话，同意他们访问。 　　然而，更出乎钱学森意料的是，第二天早晨，当他们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出来欢迎的竟是院长陈赓大将，而他是在当日清晨乘专机从北京赶来接待钱学森的。 　　陈赓在欢迎词中说：“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要保。那些严格的保密规定，无非不让美国人知道我们的发展水平。”他陪着钱学森参观了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等。 　　在一个室外小火箭试验台前，钱学森停下来，与正在安装调试的教师讨论。这时陈赓插话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得很干脆：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钱学森回忆说。陈赓听了以后十分惊异，继而变得兴奋起来，他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好极了，我就要你这句话!” 　　多年以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于当日清早乘专机从北京到哈尔滨，就此事向钱学森请教的。也许正是因为这句话，钱学森开始了从事我国导弹和航天技术研究事业的生涯。 　　 　　原子弹・导弹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

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3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两弹一星”为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航天队伍也逐渐磨炼成熟。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终于一步步变成现实。 　　20世纪70年代初，钱学森向国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第二代火箭由第二代人挂帅。他自己则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副主任；70岁后，他辞去了国防科研一线的领导职务。自从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以来，长征系列火箭成功发射了数十颗卫星，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射了亚星、澳星、铱星等，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年底的一天，“航天英雄”杨利伟来到钱学森家，看望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代航天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91年，国家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这一年，80岁的他给自己定了几大原则：不题词、不为他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写回忆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等。 　　在北京原航天部大院的一幢红砖楼房里，钱学森一家在这里住了近50年。他说：“我仍然住在这老房子里不愿意搬家，原因就是因为这是聂老总亲自给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 　　晚年的钱学森从未离开过北京，他怕去外地时当地政府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待在北京，他哪里都不去。 　　钱学森一直不同意为自己写传记。他曾对跟随他20多年的秘书涂元季说：“我没有时间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我也记不得了，所以我无法向你提供什么材料。至于我死了，写不写传记，应该由人民来决定。如果人民认为我钱学森为国家做过一些事的话，那就是对我最高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