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
《诗经》从文学的角度呈现了封建礼制完善之初，周代社会男女交往的原始生活画卷，表现出了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诗经》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纯真烂漫，或者哀婉悲戚；或者情重绵长，或者懦弱痴情；或者热情泼辣，或者彷徨疑惧。本文试图通过对《诗经》中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爱情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再现周代社会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探求周代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心理取向的要求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我国素来就有“诗国”之称，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我国便出现了最早最古老的诗歌文学总集——《诗经》。《诗经》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历史时间跨越大约五百多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虽然《诗经》篇章数量众多，产生的地域、时间不尽相同，描绘的社会风俗、生活面貌不相一致，但是都从各自方面反映了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各种情景场面和心理活动，再现了周代的社会风貌，对周代的家庭关系、婚姻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人生哲学、审美心志、生活情趣等方面都作了如实生动的刻画。
《诗经》中的爱情诗歌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周代社会各种生活画卷，其中的作品大都感情诚挚、气氛热烈、文体朴素、思想健康，与上层社会的荒淫、庸俗、虚伪以至矫揉造作之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有不少清新可喜、具有优美情思、扣人心弦的优秀之作，是爱情诗中的珍品，而由此塑造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成为劳动人民世代吟唱不衰的经典。
一、 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
恋爱和婚姻是人类共同的需要，也是生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所谓“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因此，《诗经》中描写恋爱和婚姻的爱情诗篇甚多，令人注目，值得称道。《诗经》中的爱情诗歌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诗经》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诗经》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有很多的作品着墨于女性，描写她们的喜、怒、哀、乐与理想追求，通过爱情和婚姻生活展示她们的形象。
《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爱情诗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风俗也是不同的。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候国和不同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更大胆更热烈而已。纵观《诗经》成书的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多年间，正是中国社会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过度的时期，也是奴隶制度社会逐渐演变为封建制度社会形态转型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长达五百多年历史时期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规范社会等级关系的封建礼教逐步形成并且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的角角落落，民风也经历了从“放荡不羁”到“男女授受不亲”的转变。从《诗经》众多的爱情诗篇中，表现出的纯真烂漫、哀婉悲戚、情重绵长、懦弱痴情、热情泼辣、彷徨疑惧等等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来看，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男女恋爱婚姻风格由无拘无束、活脱自然到“受制于父母、诸兄和人言”的重压。
（一） 纯真烂漫的女性形象
据《周礼》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子是时也，相奔不禁。”又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虽未备，年期既满，则不待礼，会而行之，所以蕃育民人也。”由此可见，周代民间存在一种“会男女”的风俗。由于男女“年期即满”，即使“礼虽未备”，仍“会而行之”。这正是为时过晚的未婚男女，促成婚配的一种习俗。《摽有梅》的歌者早已过了出嫁的年龄，尚未找到对象。在歌唱之中，倾吐她时不我待、急于嫁人的迫切心情和诚挚愿望，希望男子及时向她求婚，即所谓择婿之辞。女孩向她的情人隔河喊出这番话，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但又辣而不憨，爽直中颇有心计。她的话既是玩笑，又是真情，让恋人用“褰裳”涉水这一行动来证实爱情的真诚，坦率中带着一点野味儿，其实这种试探中也包含着对恋人主动、大胆的追求。
（二） 热情泼辣的女性形象
善良、美丽的静女，原本和情郎约好在僻静的城隅相会，但调皮的她，一来到这儿，就藏了起来，使痴情的小伙子焦急万分，“搔首踟蹰”，不知如何是好。看到这情景，少女再也不忍心藏下去了，她突然出现在情郎面前，多情地送给他一个光闪闪的“彤管”。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
子仲家里大姑娘，丢下手中针线活儿，跟着男友跑到闹市跳舞去了。“不绩其麻，市也娑。”又把“握椒”赠给心爱的人。她们时而邀请小伙子一起去玩:“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言于乐！’”并与小伙子“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这些姑娘，带着少女特有的天真烂漫，热情地追逐着爱情的幸福，尽情地享受着爱情的甜美。
（三） 情重绵长的女性形象
字字血、声声泪，哀婉悽怆、痛切心肺悼亡诗的《葛生》首先以“葛”之依附于“楚”，暗喻男女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极为贴切巧妙。而“葛生蒙楚”“蔹蔓于野”，又构成了一种悲凉的意境和凄惨的气氛。“谁与？独处！” “谁与？独息！” “谁与？独旦！”等简洁的问答，让人倍感凄凉。而“角枕”“锦衾”的绚丽生辉、光彩夺目，但枕上衾下却是一具尸骨，光彩与死亡相衬，组合为一幅画面，令人震撼、令人心酸！“夏之日、冬之夜”“冬之夜、夏之日”的回环修辞方式，表现了女主人公对死者的思念是何等情重绵长！
（四） 懦弱痴情的女性形象
《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的少女，心爱着邻家的小伙子，“其室则迩”，却不敢主动接近他，“其人甚远”，只好在心中默默慨叹：“岂不尔思?子不我即!”即使她们获得了男子的爱，尽管内心的爱炽烈得“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但绝不肯亲自去找他，让一颗灼热的心在痛苦的相思中煎熬着：“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纵我不往，子宁不来?”少女深沉的内心世界与矜持的性格特点展示得一览无余。这一形象群的妇女即使与男子一见钟情，有心相许，却也要说“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无使也吠”。短短几句话，可看出少女微妙的心理，既欣喜激动，又羞怯紧张；既愿意顺从男子，又矜持、忸怩。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可爱娇羞的妇女形象。
（五） 彷徨疑惧的女性形象
由于受到礼制的束缚和压制，在受到阻挠和破坏面前，相爱的恋人们或者矢志相爱、或忍痛辞绝，欲爱不能。《柏舟》《将仲子》是此类诗歌的代表作。《柏舟》描写的是一个自选配偶的少女，恋爱受到父母的干涉之后，勇敢发出的矢志相爱的反抗呼声。《将仲子》描写的是一位少女正在和情人相爱而又不敢相爱的矛盾痛苦心情。在父母、诸兄和人言的重压之下，只好忍痛辞绝。如涕如诉的自白，是对礼制的控诉。
（六） 哀婉悲戚的女性形象
反映一位妇女诉说无端为夫所弃的《谷风》，使人们看到了在礼教压迫下，古代妇女所遭受到的痛苦经历和悲惨命运。《氓》则自诉了女主人公从恋爱、结婚、直到被虐待、遗弃的经过情景。诗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很具有普遍性、典型性，揭示出了古代妇女所遭受到的欺压和凌辱，反映了男尊女卑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不合理的现实。此类诗歌对始恋终弃、忘恩负义之徒进行了揭露和鞭挞，对女性的那种哀婉悲戚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诗经》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描绘多是一人一事的片段式，没有外貌的工笔描写，却大都具有非常清晰的性格轮廓，并且以各自不同的风貌、品质、情操，鲜活地呈现于读者的面前，存留于历史人物画廊中。
二、 周代社会对女性形象的价值标准和心理取向
探讨和深入研究《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仅仅从各个片段式的诗歌所反映和表现出的形态各异的分门别类的去分析，显然是比较肤浅的。而应该是把这些女性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人们思想观念变迁的高度和社会审美价值的标准来分析、考量周代社会人们的爱情观、婚姻观，这些诗歌不仅真实自然的表现了周代社会男女交往、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等爱情各个方面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在诗歌的字里行间里、在男女轰轰烈烈的爱情生活中无不渗透、显现出周代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欣赏、取舍、评价标准以及对女性形象普遍的心理取向。在礼制初成的周代，对女性形象的要求除了外在的审美需要之外，还包括对女性品德、品格的要求。
（一） 外在之美
人类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和追求总是与美好相连的，有些文学作品甚至把女性看作是真善美事物的象征，譬如曹雪芹先生在名著《红楼梦》里把女性比作“水”的那样。而对于女性美好形象的表现又总是初始于女性的外在之美，至少应有令人心仪的外表。《诗经》爱情诗中女性形象首先给人深刻印象的正是那种透过千姿百态种爱情背后的形态之美。
《周南?关雎》为《风》之始，也是《诗经》的开局之篇。在这首求偶恋歌中，歌者通过对那位女性的塑造而浓重地渲染出了一个值得“寤寐思服”去追求的典型女性形象。该诗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开篇，接着道出了那位女子的形象——“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上句的解释，《毛传》训为：“窈窕，幽间也；淑，善。”以“幽”释“窈”，以“间”释“窕”，即所谓窈窕叠韵，窈之言幽，幽窈双声。此种释义既忠实于词义，又阐释了其深刻内涵。幽，《说文》：“隐也，从山丝。” 丝，《说文》：“微也。”幽，从山丝则是山遮蔽微小之物，隐微不见。而以“幽”释“窈”，“窈”为深远不明；“幽”为隐微不明，用之说人，则是内心的思深虑远而不显露。
《荀子?赋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尉缭子?兵谈》：“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窕，小不恢。”段注《说文》：“凡此皆可证‘窕’之训宽肆。凡言‘在小不塞，在大不窕’者，谓置之小处而小处不见充塞无余地，置之大处而大处不见空旷多余地。”李善《文选》：“貌甚闲暇”注：“闲暇，不惊恐也。”不惊恐即从容不迫。可见“窕”之本义为：深斯极之宽闲是其实，闲静从容是其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毛传》以“幽间”释“窈窕”，意义十分清楚，是形容人的思深虑远而不显露，宽闲从容而行止有仪度。都是形容人的内心与外表仪度的。
在《诗经》描写女性的美，比较注重形与神的有机结合。比如《卫风?硕人》通过“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段对齐国美人庄姜美貌的描写，历来被誉为“美人赋”。此段对人物外表的刻画惟妙惟肖，连用比喻、加以形容，富于想象、生动传神，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其重点在于刻画美女那种“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神色。这点与更为注重外形美描写的西方同期作品是有差别的。
《诗经》中的这种对女性人物外在形态之美的描写和把外在形态与内在神态相结合的描写方式成为中国历代文学所共同遵循的创作手法。无独有偶，在西方文学宝库里，也有一段颇为类似的描写。
古希伯来民族的婚歌《雅歌》四章的一至四节写道：“我的爱人啊，你真是美丽至极！面纱掩映着那温柔如鸽的眸子。你的秀发一似跃下基列山冈的羊群。你的皓齿白如新剪洗净的羊毛，排列整齐，毫无遗缺。你的薄唇好象朱红的线，你的嘴儿嫣红欲滴。你的桃腮在云鬓间艳似石榴。你的粉颈轩秀，宛如饰似无数英雄锦盾的大卫楼塔。”
两者相同的是，都描写了“眼”、“齿”和“粉颈”的美，而且都运用的一连串比喻修辞方式。所不同的是，《雅歌》所描绘的美人光彩照人，缺乏动态之感，没有显示出人物整体的神态之美。《卫风?硕人》所描绘的美人，色彩素净清雅，在用了五个比喻以后，巧妙地用画龙点睛的手法，以甜美的微笑，顾盼神飞的秋波，充分显示了庄姜动态之美、神态之美，具有形神兼备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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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在之美
揭示周代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取舍，不只是注重对女性外在之美，更为重要的是女性人物的行为举止、品德修养是否与周代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念相一致，是否符合人们的心理趋向。从描述情人幽会 “桑中”（《鄘风?桑中》），思妇看到“鸡栖于埘”的景象而思念远去的征夫（《王风?君子于役》），均具有浓厚农业社会的色彩。在农业社会里，人们的生存发展与土地紧密相依，而黄河流域的土地又是比较贫瘠，长期的、固定的、相当艰苦的农业劳动形成了勤劳朴实又较为内向的民族性格，再加上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号，自古以来就比较注重美与善的结合。因此，探讨《诗经》爱情诗中女性人物的内在之美，更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周南?葛覃》从不同于《关雎》的角度，表现了一位勤劳、善良、有教养的女性形象。诗中描绘她“是刈是濩，为绤为絺，服之无斁。”《毛传》：“濩，煮之也；精曰绤，粗曰絺；斁，厌也”，《说文》：“绤，细葛也。”段注：“葛者，绤絺草也。其缉绩之，一如麻枲。其成之布，细者曰绤，粗者曰絺，盖草有不同。”诗由获葛治葛而至于纺织成布，这一过程展现了该女子的勤勉与专心致志。
郑玄引申为：“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将所适，故习之以绤絺。烦辱之士，乃能治之无厌倦，是其性贞专。”“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汙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毛传：“师女师也。古者，女教师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祖庙未毁，教以公宫三月；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汙，烦也。私，燕服也。害，何也。私服宜浣，公服宜否。宁，安也。父母在则有时而归耳。”这里又表现了该女子的善良、孝敬和有教养。
郑玄又进一步阐发为：“我告师氏者，我见教告于女师也。教告我以适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教师也。”由此可见，《葛覃》女主人公具有勤、俭、敬、孝的基本品格。
《周南?樛木》一诗从女攀男的角度赞美了“君子”由室家和谐而“福禄绥之”。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称此诗：“以葛藟萦绕乔木喻女子依附丈夫，并祝男子由此而终身幸福，是女方贺贵族新婚之诗。”能忠实家室、和谐家室、家庭兴旺，由此诗可见，这又是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标准之一。
《周南?螽斯》这篇诗文对人子孙众多进行了赞颂和祝福。《毛诗序》：“后妃子孙众多也。言不嫉妒则子孙众多也。”宗族延续、祖先受到祭祀，这是当时人们的热切愿望，也是婚姻存在的根本意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认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多子是社会对女性价值要求标准的最为重要的方面。近代的闻一多先生从民俗学角度考察，也认为该诗表达情绪如此欢快的动因，是妇人的乐有子。
作为中华文化源头之一的《诗经》所表现出了这种对女性价值评价和心理取向的形成和延续，对后世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三、 《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是中国唯一一部脱去了脂粉与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作为民族青春时代的自由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诗经》爱情诗昭示后人，要摆脱“非人”的镣铐，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境界，就必须赢得主体精神的自由，而这也正是《诗经》这部古老经典具有不朽文化价值的根源所在。
由于《诗经》爱情诗数量多、范围广、内容丰富，且每一首都各具特色，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为什么《诗经》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历代诗歌作者，没有一个不向《诗经》学习，并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道理。《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对后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文学创作当中，而且其道德思想观念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一） 对早期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受《诗经》的影响相当深远。在早期文学典型代表作屈原的《九歌》和《孔雀东南飞》中，可见一斑。
屈原在《九歌》中塑造的几位动人的女神形象，将人的美德美貌集其精华而赋予她们。其中对山鬼的塑造，除刻画其美丽的仪态容饰之外，诗人还将这最打动人心的美女典型形态赋予了山鬼——“子慕予兮善窈窕”，不难看到，此句即是“窈窕淑女”的变相说法。《九歌》是屈原在民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是对民歌的点石成金，它保留并升华了民间的审美心理。
汉末著名民歌《孔雀东南飞》所塑造的刘兰芝的形象，完全再现了《诗经》中对女性形象的各种品质的刻画。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饶有修养，能勤俭持家，对婆母、丈夫皆善待之。她为人沉静聪慧、宽容自持，面对婆母的驱谴、丈夫的留恋、娘家兄的势利、社会的险恶，她心如明镜，深有准备地应对这一切。
诗中着意表现出了刘兰芝心地之善良美好、忠诚于爱情之纯真执著、计事之入情入理、料理事物之从容刚毅，在这种全面刻画中展现了她的形象特制。惟有这种特质，才使刘兰芝的形象能够牵动人心，在人们心理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样的女性被社会摧残、毁灭才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楚辞》和《孔雀东南飞》的巨大成功和深入人心，是对《诗经》中“窈窕”、“淑”、“勤、俭、敬、孝”、等等诸多特征的传承，是《诗经》女性形象的长久文化积蕴的结果，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二） 对封建社会时期价值取向的影响
《诗经》形成所处的周代王朝时期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西周吸取了夏商灭亡的教训，强调敬德保民，建立了宗法制度，把规范化的家族制度推广到政治、伦理领域，形成尊尊、亲亲的社会关系和礼仪制度。在理论上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奴隶社会的人际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价，对原有的道德伦理范畴加以损益，形成了人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到汉朝时期，随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孔孟学说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基本上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统一的汉民族文化。儒家人际关系理论所规定的人际关系原则、规范也因此成为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里人际关系的主要指导原则和规范。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在儒家礼教的基础上，又揉和了佛、道思想，建立了宋明理学，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存在的天理和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儒家学说中的人际关系的理论和规范更成为官方用来治国和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
在以儒家礼制为主要思想文化特征的封建社会里，许多经学家常常以封建礼教为标尺，对这些情诗进行歪曲的解释，或不承认它们是歌唱自由的爱情，如《毛传》就是把《周南?关雎》一诗解释为是写“后妃之德”；或承认是民间爱情诗，但又诬蔑为什么“淫奔”，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它们的内容，以为维护封建礼教服务。《诗经》成为儒学经典著作之一。
《诗经》所描述的社会生活恰是在儒家礼制形成过程中的各种栩栩如生地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其中的爱情诗篇，有的热情泼辣、透漏出人类爱情无拘无束的野性，有的婉转悲切、深受伦理观念的束缚，这些前后时期爱情诗篇风格的鲜明变化，无不昭示着儒家礼制对人们爱情生活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儒家礼制经过后世的发展和创造，那些经学家们带上“有色眼镜”分析《诗经》中的爱情诗篇，原本表现人间真情的爱情，却成为了用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尺衡量的种种令今人无法理解的“高谈阔论”。儒家人际关系理论不仅影响着漫长封建社会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而且对当今现实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也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作为封建理学代表性人物的南宋时期朱熹，对封建礼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发展、创造。朱熹的许多见解和主张是通过对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学经典的再解读中体现的，对《诗经》的解读朱熹编辑成书为《集传》。在《集传》里，朱熹对描写男女爱情的或者表现女性形象的诗句，都进行了刻意的歪曲和牵强附会的解释，诋毁男女之间正常的爱情。
譬如《周南?汉广》本是传唱于江汉流域的一首民间情歌，表现一位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位游女，而又不可追求的失恋情态。但在朱熹的《集传》中却说是：“文王之化，自近而远，先及于江汉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意思是说：原先江汉地区男女之间其俗“淫乱”，受到文王“教化”之后，便都改邪归正不再“淫乱”。游女也变得“端庄静一”而“不可求”了。这位道学先生一本正经的说教，实在迂腐可笑啊。
在对《鄘风?柏舟》一诗的看法和认识上，以朱熹为代表的封建经学家的牵强附会可见一斑。在《集传》中，朱熹认为《柏舟》是“共姜作此以自誓”，即是说：共伯早死，死时其（未婚）妻尚未嫁过门去，父母逼她改嫁，因而应是贞女守义的自誓之词。但此说与史实却不相符。据《史记?卫世家》记载：“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意思是说：共伯不能算是早死，而且其妻也已经嫁过门了，父母逼她改嫁，所以可以理解为是寡妇守节的自誓之词。近代文人闻一多先生在《诗经通义》中认为“此女子失恋之诗”。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首诗的主题还是理解为少女要求婚姻自主为宜。
（三） 对社会主义社会爱情观的影响
香花归香花，毒草归毒草，今天我们自应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诗经》给予正确的评价，以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对此，有许多近代和当代的研究者们不仅将它们进行分类比较分析，并力求概括出其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就，而且更从诗歌本身的规律，特别是从情诗的风格出发，将它们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分析、考察，从而认识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风格和人们审美意向的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这样不但使爱情诗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由此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到《诗经》的真正价值，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诗经》中的爱情诗，表达了劳动人民对性爱问题的严肃态度，反映了劳动人民忠诚老实的本质、健康的感情、谆朴善良的面貌和崇高的道德水平，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对于今天繁荣我国的诗歌创作，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健康的性爱观，反对庸俗腐朽的颓废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