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的内容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的内容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是一种存在分析学，其所寓于的哲学基础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特别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人应当勇于承担责任，这一思想在“意义治疗学”中是一以贯之的。而对“存在”（存在的本质）与“虚无”（存在的虚空）的剖析，弗兰克尔也始终没有偏离存在主义的思想轨道。

一、意义的乏失：“存在的虚空”

弗兰克尔认为，“存在的虚空”是20世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根据在欧洲学生中的调查材料显示，有25%的人存在或多或少的“存在的虚空”。而在美国学生中则高达60%。出现这样的原因有两点，一种就是本能的放纵，另一种就是传统价值的失范：“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做什么, 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24]所以，要么他想要做其他人所做的（顺从主义）；要么他要他人做他所想要做的（极权主义）。人最终会在忧虑和厌倦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

“存在的虚空”是典型的认识不到生命的意义的情形。“无意义”如同生活中的真空，无论再多、再好的事情也无法产生出意义感来。在

我们的社会中，最典型的“存在的虚空”就是“烦”。人们经常有时间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往往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特别是在周末或者假期，人们似乎无法决定去做些什么，形成了弗兰克尔所说“星期天神经官能症”。最终，他们会选择很消极的娱乐方式，借以打发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各式各样的伪装或面具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实际上，当人的生命意义得不到实现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通过其他的途径加以替代，例如转化为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的原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性欲放纵，过着所谓的享乐生活。或者转化为阿德勒所说的追求权力，谋求物质上的成功，或者整天浸没于没完没了的忙碌、服从，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然而，这却丝毫无法填充生命的意义，或者取代生命的意义。

弗兰克尔把那种普遍的“存在的虚空”用病理学的名词称之为“集体性神经症”，并且列举了四种情形：

（１）混世主义态度：生活没有计划性，过一天，算一天。这种态度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当中，人心惶惶，人们时刻担心死神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人们只是焦急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再伟大的远期计划已失去意义。战后，这种态度并没有消失。对战争的恐惧使人们感到生命的脆弱，害怕时间会割断他们所付出努力的事业，他们无

法忍受自己的成果的毁灭，从而放弃了一切安排和想法，选择了无所事事。

（２）宿命论态度：这也是二战客观上造成的一种不幸的结局。战时，全民上下都过着几乎军事化的生活，个体的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的安排，个体必须自觉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人似乎是被驱驰着，自己在随波逐流。如果说混世主义的态度认为计划行动没有必要，那么宿命论态度则认为那简直就是不可能。不管什么时候，他感觉到自身完全是外在环境或者自己的内在的先天因素所决定了的。自己所做的无非是一种上帝已经安排好了的事情。

（３）集体性思维：人有一种安全和归属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只有他人的存在才有可能。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沉浸于大众之中。然而，不幸的是，萨特的那句话非常深刻地告诉我们：“他人是坟墓”。事实上，他很快就会被大众所淹没，按照大众希望的样子去塑造自己，用自己的行为和言语去表达大众的期待和看法。他的独特性，他的自由，他的责任，一切皆被抛弃。

（４）狂热主义：集体性思维忽视了人自身的人格和独特性，而狂热主义则完全忽视了他人，尤其是那些和自己想的不同的人。他凭着自己的喜好和任性随意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他始终认为自己抓住了真理之神的头发，可没有想到的是，真理之神是个秃子。他的意见只

不过是众多的大众声音中传出的一种而已。他没有能够支配自身的意见，相反，意见裹胁着他做出各种愚蠢的行为。

弗兰克尔认为，导致这种“存在的虚空”或者“存在神经症”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的良知的冲突（道德冲突）。只要人能够避免良知的冲突，就能够避免“存在的虚空”，假如一个人能够听到良知的声音就可以克服“存在神经症”。

“意义不仅必须而且能够被发现，因为良心引导着人们寻找它。”[25]弗兰克尔还进一步把良知视为“意义的器官”，是一种探索隐藏于每一个情景之中惟一的特殊意义的能力。良知是“先前的本体论的理解”和“心的智慧”。良知唤醒人们对身的自由意志的认识，它呼唤着人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实现精神世界的提升。最终，引领着人走向和复归自身的存在，开掘人生的意义。

弗兰克尔把“良知”视为一种无意识的精神性的东西，而不同于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学家所强调的本能的无意识的东西。良知是我们存在的核心和完整人格的源头。它使一个人在环境中实现真实的自我。同时，与康德的“良知”相比较而言，弗兰克尔的“良知”也具有康德“良知”论的直觉主义特征。不过，康德的直觉侧重于对自由的认识，而弗兰克尔的直觉则强调在存在主义情境中认识到自我与意义的关系。另外，康德的良知论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并将良知的作用

定位为“道德警察”，它的目的也在于驱使人们追求美德。而弗兰克尔的良知论避免了康德伦理学中形式主义，走向绝对责任的道义结构的僵化。并且，它也克服了把道德法则局限在单纯说教的人生观上，也避免了人生道德化的单一格局。在弗兰克尔那里，道德是意义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相反。

二、“意义治疗学”的基础：意义分析的三项原则

弗兰克尔认为，任何一种类型的治疗学理论都有一种视角，或者说一种世界观。“意义治疗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并且将人对意义重新定位。所以说，它必然会以一种生活的哲学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发挥价值观引导的作用。按照弗兰克尔的话来讲：“意义治疗学是建立在一种详尽的生活哲学的基础之上，更专业地讲，它是建立在具有内在联系的三个基本的理论前提的基础之上的，即：意志的自由、求意义的意志、生命的意义。”[26]。它们是认识人类存在的三项原则，亦反映了人迈向完整人格的三个基本特征：自由、责任、精神，构成我们探寻生存的目的与意义的前提。

1、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Will）

弗兰克尔是一个自由论者。他的自由观带有强烈的经验主义特征。他认为，意义的自由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是属于人的经验直接给予的东西。他从经验主义的立场从本能、遗传和环境三个角度对自由进行了反证。首先，就本能而言，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本能，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受我们本能驱动的。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本能，也没有必要反对人们接受它。事实上，既然存在着接受它的可能，也就必然存在着拒绝它的可能。一言蔽之，人依然可以自由地作出决定；就遗传而论，遗传研究已经表明了，面对先天的遗传气质，我们的自由度还是多么得高。例如双胞胎在一致的先天气质的基础上，依然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一对双胞胎，一个成了狡猾的（Cuning ）的罪犯，另一个成了机智的（Cuning ）犯罪学家。尽管，他们都具有“Cuning ”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并不蕴涵价值，即既非善，也非恶；至于环境，并非环境成就一个人，而是万事万物依靠人的成就以及人的态度。弗洛伊德声称，人在挨饿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如何去满足自己的本能——追求食物的冲动。而弗兰克尔则引用了一个名叫罗伯特 J. 里弗顿（Robert ·J ·Lifton ）的人对被北朝鲜战俘营关押的美军士兵的研究成果反驳了这一观点：“在这里，利他主义行为的事例并不比最原始的生存斗争的事例少”[27]。

因此，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过着自己的具有独特性的人生：“人并不能够免于条件的约束，从本质上讲，包括生理学、

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条件。但是他可以并且一直能够对这些条件采取一个立场，他也一直保留对这些条件选择态度的自由。”[28]他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可以瞬间体验到的东西。人们使用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可以实现这种体验。在他看来，只有两种人是不自由的，即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宿命论的哲学家，前者幻想自己的意志和思想被别人操纵，控制，后者虽然承认我们体验自己的意志时是自由的，但是却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自欺”。

弗兰克尔虽然不同意那些宿命论哲学家的观点，但是他也承认，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他们的自由肯定是有限度的。人无法摆脱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客观的约束。首先，人不能自由地控制他的条件，其次个人的自由也受到命运的制约。命运有三种：一个人的内在性格（Disposition ）、一个人的外在处境(Situation)以及一个人的位置(position)，它是前两者的结合。性格代表人的生物命运，处境是人的社会命运，而位置则代表人的精神命运。尽管这样，由于人是唯一能反省自己，也能拒绝自己的存在体，他可以采取应对这些外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立场和态度。他不仅能够对外在的环境说“不”，也可以对自身说“不”：“他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判断自己的行为。”[29]与自然现象不同，人的现象联结着自我意识和良知。因而，人能够超越自己，超越其生理和心理的层面，走向广阔的精神空间的开拓。

可以说，弗兰克尔的自由观，既摆脱了对自由的片面强调，夸大意志的现实作用，也摆脱了决定论的武断，彻底否定个人的自由。他的观点是自由论和决定论的调和。在强调自由的同时，不否认现实的制约因素，使自由有了坚实的支撑点，不至于流于空泛；在阐明现实的制约因素的基础上，肯定人的意志力量，不至于遁入悲观。尤其是，他的自由观与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相比，他使自由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使自由的选择亦有了明确的方向，即将意义作为了人生自由选择的基点。从而，摆脱了萨特自由观可能导致的那种选择的“无可无不可”的“两可”状态。

2、求意义的意志（Will to Meaning）

弗兰克尔认为，完整的人实际上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三个部分。其中精神部分就是人追求意义的意志。在他看来，希腊字“Logos ”不仅有“意义”的意思，还有“灵性”的意思，“意义治疗学”完全把人视为灵性的动物，满足人们对存在意义的渴求（Will to Meaning）。

弗兰克尔认为生命的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只有人自己能够实践，也只有它获得实践才能够满足追求生命的意志。人缺少生理需要会导致身体疾病，缺少心理需要会产生人格障碍。但是如果缺少求意义的意志，不理解他存在的意义，就会产生存在挫折（Existential frustrion）

和存在神经症(Existentiak neurosis)，其主要特征是人在精神上脱离自由和责任。他还区分了“存在”的三重涵义：其一，指存在本身，特别是指人类的存在方式；其二，指存在的意义；其三指在个体存在中寻求具体意义的努力，也就是他说的“求意义的意志”。

他认为，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习惯于让人们分析事物背后的“潜意识”的真实动机和行为的潜在动力，根本不考虑人的价值和尊严。按照弗洛伊德说法，他的“现实原则”只是“快乐原则”的延伸，并且服务于快乐原则。这样的结果就是，人必须时刻注意维持和修缮他的内在的平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必须批准他的冲动和满足他的本能。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目的似乎就在于释放和排解压抑，所以就应当唤醒本能和冲动。很显然，在他那里，存在和意义的世界被贬低，只是作为清除压抑的工具库。

快乐原则实际上忽略了所有的精神性的品质，它还会导致人生模式的单一化。因为，人的意志有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而快乐原则只是采取相同的形式，甚至它也根本无暇顾及通过道德的行为，还是不道德的行为加以确保。这也使得无法对一种行为与另一种行为进行区分。快乐根本无法确保人生的意义。它只是一种情绪条件，“快乐也只有它在能够让生活变得意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身的意义。”[30]弗兰克尔指出，美国文化有一个特征，就是引导人们去追求快乐。而实际上如他所言，快乐不是强求的，快乐也需要理由：“人并不是追求快乐，

而是通过实现内在的一种既定情境中的潜在意义来寻找快乐的理由。”[31]既然如此，我们很容易明白，享乐的生活并非是“我们值得过的好生活”。（苏格拉底语）

另外，弗洛伊德所谓的追求快乐的原则实质是一种自我挫折的原则，因为人追求的快乐越多，他得到的快乐就越少。而阿德勒的追求权力只是追求意义目标的手段。实际上，追求快乐意志和追求权力意志都是实现意义的意志派生物。前者错把结果当成目的，后者错把手段当成目的。两人都错误地认为人是被动地追求。弗兰克尔认为人应当是主动的追求。他认为，把追求快乐和权力当成一种意志是不妥的。准确地说应该是驱力。因为驱力是被动的，而意志才是主动的。人必须超越他的存在，趋向和追求存在的意义。

这一点，弗兰克尔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有学者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现代社会的基因技术视为降低人类尊严的三次冲击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确实具有强烈的机能主义、生理主义色彩。该学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文明的纠偏，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批判理性主义对人的压抑和摧残，但是，它“过犹不及”，过分地强调人作为自然层面存在的生理满足和心理满足，而忽视了人在一个社会中所需要的人文关怀和灵性抚慰，最终走向对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否定。

“求意义的意志”涉及到一个人所面临的是现实状态和理想状态、存在（Existence ）与本质或者说是“是”（Being ）与意义之间的紧张。弗兰克尔认为，事实上，这种紧张也没有必要担心，重要的是学会“自我表达”，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潜能。“是”（Being ）与意义的紧张是无法取消的，它内在于人，对于维持精神健康是不可或缺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必须具备求意义的意志，去面临意义。

面临意义，其实质也就是个“应当”的问题。意义不只是一种存在的表现，它更是一个真实的挑战。它与“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他认为：“意义从不和‘是’一致，它优先于‘是’。意义设置了‘是’的步履。”[32]“是”和意义，就像一个Pacemaker （定跑速的人）和Peacemaker （和事佬）前者让我们继续面临意义和价值，并支持我们寻找意义的方向，而后者只是缓解我们在面临意义所带来的负担。它缺乏一种像歌德所发出的警告的那种智慧：“如果我们把他视为是其所是，那么，我们使他变坏，如果我们把他视为应当是那样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他成为应当可以成为的人。”[33]人最终要面临意义问题，一旦求意义的意志变成面临意义即达到成熟和发展的时期。此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从自由走向责任。人只有实现他的责任，才能够完成个人生命之特殊意义。

实际上，“是”和“应当”是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探讨。自从休谟发现这个难题以来，它一直是诸家探讨不止的话题。弗兰克尔在这里进

一步肯定了两者的区别：“是”立足于当前，是事实性的，而“应当”则既立足当前又面向未来，是未然的状态。后者构成了价值学的内在依据，为寻找生命的意义明确方向。相对而言，在他那里，“应当”的道德学色彩被淡化。“应当”不再是一种无上的道德命令，而是一种人们寻求意义的内在驱动力。

“求意义的意志”是主动的，原发的，它构成实现人生责任的基础。弗兰克尔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人的两个基本特征。不过，相对而言，他更重视责任：“自由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只是真理的一半。自由只不过是整个现象的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是责任。”[34]一个不仅要对他的人生意义的实现负责任，而且还要对社会、他人以及自己的良知负责。此外，信仰宗教的人还要对他信奉的神负责。

责任是什么？弗兰克尔认为：“责任是一些我们要面对，或者要避免的事情。”[35]一方面，责任的履行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和汗水，因为责任就意味着困难。它好比是深渊，越是去想越会搞糟，结果往往草率行事。另一方面。责任也意味着选择，从微不足道的小决定到事关重大的抉择，其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选择其一必须放弃其他。选择也意味着放弃，这也是人在选择面前犹豫不决的重要原因。但是，选择让我们知道了未来，在我们的选择过程中，我们呈现了自身的现实性。

“意义治疗学”不会向病人灌输某种信条，而是让病人自己去作出决定，理解自己的存在的责任，让病人自己获得“求意义的意志”。“在任何情形下，‘意义治疗学’把责任视为人类存在的特殊本质。”[36]所以，一个意义治疗学家没有权利有意识地影响病人如何解释自己的责任，也不能够因为病人容易犯错误，而阻挠他履行自己的责任。他说，他宁愿活在一个能够有权作出决定，即使是错误的决定的世界，而不是根本没有选择的世界。极权主义、顺从主义、集体主义贬低了人的价值，构成人的价值实现之途的绊脚石。

弗兰克尔以他的“求意义的意志”对抗弗洛伊德的“快乐的意志”和阿德勒的“求权力的意志”。他把人视为身体、心理和精神的结合体，从三元论的立场批判弗洛伊德的身心二元论以及阿德勒的一元论的立场，他将之称为他的三元论称之为“维度本体论”（Dimensional ontology ）。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相比，他的三元论更完整地把握了人性，并为人性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并且，它以精神维度为突破口，强调“求意义的意志”，突出“精神性”的地位，从而最终为挺立人性，培养健全人格奠定了基础。

3、生命的意义（Meaning of Life）

意义问题是人的本质的问题。生命意义的挑战是人的存在状态的真实表达，它最大程度上标志着人的存在的本质。不光直力行走，具有理性思维标识着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生命的意义，人怀疑自身存在的重要性，更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只有人的身上才会出现意义问题。

生命的意义包括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对于一个人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意义问题以它极端的形式完全可以把一个人摧毁。”[37]一个不再爱他周围的东西的人，他会绝望地提出，他的生命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当面临这样的生存危机，又坚信生命无意义可言的是无疑是悲哀的。受那种绝对相信世界没有意义可言的人的的世界观，很难使人在逆境中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人们常常习惯于追问自己活着有什么意义，然而，不幸的结局往往是不仅没有得到人生的答案，还自寻烦恼。弗兰克尔认为，人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洞悉世界的整体奥妙。明智的做法是，先不要理会意义问题、世界的目的以及命运的诡秘。对于依靠信仰的宗教而言，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对于无神论者，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却可以把它转化为一种适当的形式，即：我们首先要决定询问这样的问题是否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我们的质问必须限定为意义的一部分。宇宙的目的显然超越一切实有，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也只能从超越的角度才能够把握宇宙的

整体意义。我们的心灵需要意义，但它对我们的心灵来讲，太深不可测了。他还引证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一句话：“一根树枝无法把握一棵树的意义”。尽管人类贵为万物之精华，但是谁又敢肯定他所处的世界之外就没有一个超越世界呢？

弗兰克尔认为生命的意义具有两重性，既包括客观性也包括主观性。一方面，从客观性的角度来看，意义是发现的而不是被给予的，也不是发明的。就像一个发笑的人，并不是因为你让他笑，他就笑。而往往你因为你讲了一个笑话，他发觉可笑才笑的。意义有自身的现实性，它是我们意识所无法加以改变的。所以，“我们不是给事物贴上意义的标签，或者赋予事物以意义，而是去探测意义，我们不是发明意义，而是发现意义”[38]。

从另一方面而言，还有某种主观性存在于意义当中。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他无法为他人所替代，他的生命亦不可重复。弗兰克尔列举了一个下象棋的例子。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最好的一步棋，它仅仅相对于某一盘棋。同样的道理，人也没有必要追求某一种抽象的生命的意义。个体的独特性决定了生命的不可重复性，也决定了每个人的生活目标和存在方式是不同的。最终，人所追求的意义也是迥然相异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人不应该问他的意义是什么，相反，他应该认识到，被询问的应当是他自己。”[39]因为，“询问生命的意义”只是模糊地触

及生命，却不会具体地涉及每个人具体的存在。人不是质问者，而是被质问者，他要以个人的责任，通过对生命负责向生命作出回答。

个人责任的独特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缘于人与人之间的独特性，所以每一个人的任务都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根据时间的变化性和空间的不可重复性，任务也会发生改变。任务具有情境的价值，它因时而异，因势而异。假如错过机会，就无法弥补。“独特性和单一性是人类存在意义的本质要素。”[40]弗兰克尔说，存在主义已经向人们表明了人的存在本质是具体的和主观的。只有凭借这些品质才能够修复现代社会中的道德责任。所以，存在主义也被称之为“召唤哲学”。它毫无疑问召唤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实现这种独特性和单一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意义就包含在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独特体验之中。而这种体验并不纯粹内心，脱离外在世界的。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不可能在封闭的内心世界寻觅，而是敞开心扉，在与外在世界的沟通和融合中实现。把这称之为“人的存在的自我超越”。所以说，任何人只有承担自己生活的义务才能够发现生命的潜在意义，也只要在生活中负起责任才能够发现自身存在的本质。

人应当做些什么呢？弗兰克尔想要表达的观念很简单。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充满了担忧，当一切都知道时，我们会感到无望，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凭借自己相当有限的知识，人不可能准确地预测自己的未来有多大的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在坚持自己的不足和贬低自身的可能性时，没有人是公正的。在此情况下，个人对知识和价值的主观性的非难实际上预设了价值和知识的客观性。对自己道德上的自我谴责也预设了自己的理想人性。实际上，人总有自己的知识背景和价值背景，只要他能够根据他所理解的价值去判断并加入到价值世界当中，他的人生就不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价值世界包涵了众多人们称之为价值观的东西，它源于人们对生命的不同视角。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活动没有什么高度价值的时候，应当转换对到另外的一种价值观上去。他认为生命需要精神的弹性，以便它能够让人可以运用自己的努力去应对所提供的机会。因此在谈到传统以及传统价值的时候，弗兰克尔认为，尽管传统和传统价值一天一天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是，它并不一定让我们感到丧失意义，陷入绝望之中。意义并非与传统价值不可分割。虽然，每一个社会都会竭力去形成一整套对所有人都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但是，意义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独特或者各不相同的。

分析弗兰克尔的意义观，不难发现，它与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者对意义的看法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在萨特等人看来，人生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甚至是荒诞的。无意义，为人的自由提供了一个平台，因为，人摆脱了规范、制度等一切外在的束缚。人因为自为而自由。

萨特等人显然为了肯定自由，突出主体性，走向了对意义的否定。与萨特一样，弗兰克尔肯定作为前提的自由，即人可以自由地做决定，进行人生的选择，但是人生是具有意义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而意义却不是自由可以设定的。而要获得意义就必须以实践、以行动在自己的独特性中发现意义、开掘意义。弗兰克尔的意义观很好地处理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显然具有了一定的辩证色彩。同时，这也使他避免了像萨特等存在主义者那样走向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否定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甚至视人生为“荒诞”的局面。因而，也使他的“意义治疗学”更具乐观主义和实践理性的特征。

详见之刘宣文、毛华配：《意义的追索——谈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青年研究》，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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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拉啦辣腊蜡

-- 发布时间：2005-11-30 1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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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生命的支点：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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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拉啦辣腊蜡

-- 发布时间：2005-11-30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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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尔的人生

九死一生的集中营经历

“从奥尔维辛，我们开始知道了人能够做什么。”，这是维克多·E ·弗兰克尔在他的畅销书《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结尾所说的话。“人能够做什么”看似简单却蕴藏着无限的奥妙。这个问题需要人一生一世去回答，有的人甚至一生一世都不会有满意的答案。集中营到底让弗兰克尔明白了“人能够做什么”呢？

1、童年及青年时代

与弗洛伊德一样，弗兰克尔也是一名犹太人，并且还是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犹太输入国——奥地利的同乡。在西方历史上，犹太人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但是，上帝并没有犒赏他们，而是继续用灾难、屈辱、痛苦去考验他们的忠诚。从耶路撒冷到奥尔维辛，几乎每寸土地都渗透着犹太人的血液，这也铸造了犹太人团结、刚强、坚定、果敢的品格。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弗兰克尔身上发现这些特点。

弗兰克尔1905年3月26日诞生于维也纳的一个并不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盖布瑞尔·弗兰克尔（Gabriel Frankl）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公务员。他担任过政府部门的速记员，后来，还做过社会服务部的主任。母亲爱莎·弗兰克尔（Elsa Frankl）则是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兄弟姊妹当中，维克多·弗兰克尔看上去要早熟。甚至，他在四岁的时候就有做一名医生的愿望。

到了高中，维克多·弗兰克尔积极地加入当地的青年社会主义工人组织。对人的关注也使他把兴趣转移到了心理学。毕业论文便是一篇关于叔本华的心理分析的文章，还看刊登在《国际精神分析期刊》上。不久，他也开始了和弗洛伊德的来往。

毕业后的一年，他获得了医学的学位证书，还得以私下拜会他仰慕已久的弗洛伊德。不过，相比较而言，弗兰克尔更喜欢另一位心理学大

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也就在这一年，他在阿德勒担任主编的《个体心理学国际期刊》上发表《心理治疗与世界观》一文。

1928至1929年，弗兰克尔在维也纳以及其他六个城市组织了面向未成年人的免费心理咨询中心，并为大学的精神病治疗中心效力。1930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晋升为助教。1933年，他接管了一家针对自杀妇女的精神治疗病房。到了1937年，弗兰克尔则自立门户，自己开业，从事神经病症和精神病的治疗。

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大展宏图的时候，纳粹的入侵打破了他生活的宁静。弗兰克尔和他的家人多少对这种不祥的朕兆有所预感。他的姐姐移民到了澳大利亚，而他和家人也正在积极筹措办理申请到美国的签证。

但是，就当签证被批准之后，他又陷入了深深的思想斗争当中。到了美国，他的事业可以在那片新大陆上得以继续开拓，并且他的父母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移民。但是，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的职业良知却无法让他的灵魂承受放弃他的病人的痛苦。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是我经历最深层的梦。我梦见许多精神病患者排成队被带到毒气室去。一种来自心灵最深处的同情使我决定和他们在一起”[6]。

怀着凌乱的心情，他走进了维也纳市中心的圣·史蒂芬教堂。那里正在上演一场管风琴演奏会。在优美的乐声中，弗兰克尔默默地祈祷：“主呀，快给我启示吧！”回到家中，泪流满面的父亲将被摧毁的犹太教堂的一块大理石残片交给他。那是犹太圣训中的“给你的父亲和母亲带来荣誉”的第一个字母。在圣训的昭示下，弗兰克尔毅然放弃了移民美国的签证，留在了他热爱的祖国。

1942年，弗兰克尔与未婚妻举行了婚礼。同年9月，他和家人包括他的新婚妻子一起被纳粹逮捕，并被关押在波希米亚的一个集中营。他先后辗转四个集中营，被迫与家人分开，以至音信隔断。他的父亲不久就因为饥饿死于波希米亚。他的母亲和兄弟在1944年被纳粹残酷地杀害。而他朝思暮想的妻子则于纳粹投降前死于一个名叫伯根·拜尔森（Bergen-Belsen ）的地方。

2、初入集中营

集中营活脱是人间的地狱。狭小的牢笼，横七竖八地躺着犯人，连翻身的地方都没有。恶劣的空气熏得人不愿张开鼻孔。他们还要忍受狱卒无礼的打骂，皮鞭随时会在他们身上落下。更可怕的是，身边不停地有人被投入焚烧炉。死亡，让他们根本无法感受到生存的希望。然而，求生的本能却驱使他们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集中营是生存斗争的“试验场”：“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多年来失去所有顾忌的囚徒

才能存活下来；为了生存，他们准备采用任何手段，包括诚实的和不诚实的手段，甚至暴力、偷窃出卖朋友”[7]。

在集中营，弗兰克尔凭着他灵敏的职业嗅觉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他发现被关到集中营的囚犯对于集中营有三个明显的情绪反映期：初入集中营阶段、适应集中营阶段、释放之后阶段。

第一阶段的典型症状是惊恐。这是囚徒从生活的常态走向集中营的非常态的不适应的一种表现。在进入集中营之前，有许多人就已经有这种惊恐的表现了，因为他们知道，集中营意味着毒气室、焚烧炉和大屠杀。而押送过程中的所闻所睹更强化了他们的恐惧意识。不过所幸的是，人们还是竭力通过幽默的手段驱逐内心的恐惧。弗兰克尔也承认，这种悲剧性的乐观主义也使很多人逃离死亡的劫难。

面对随时来临的死亡（弗兰克尔后来说，集中营的生还比例不超过1:28），人有一种本能的反应，那就是死亡会光顾别人而不会光顾自己或者推迟光顾自己。这被弗兰克尔称之为“缓刑错觉”。此种想法虽属一厢情愿，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仅有的希望，从而能够增加生存的勇气。

刚到集中营，弗兰克尔就面临了他的第一次生死考验。所有的囚犯分成两行，在一名党卫军高级军官的面前进行重新分组。他一会儿叫这

个人到左，一会儿叫那个到右。轮到弗兰克尔的时候，他竭力地挺直自己的身躯。那名党卫军军官犹豫再三还是把他分到了右边。等到晚上的时候，弗兰克尔才在内行的人口中得知，分到左边的那百分之九十的人，已经迈向了天堂的不归路。弗兰克尔这才明白那名军官弹指一挥间，他的性命就有可能“灰飞烟灭”。

孤独使他希望能够寻觅到一个知心朋友。他尝试着向一个年老的囚犯表示友好。当他向那位老大哥讲述他那本后来名之为《医生与灵魂》的手稿的价值时，得到的回应却是：“一种露齿的笑慢慢地展现在他的脸上，起先是凄惨的，然后是逗乐的、嘲讽的、侮辱的，最后，他吼出了一个词来回答我的问题，一个常常出现于集中营囚徒词汇中的词：‘狗屁！’”。[8]在集中营那九死一生的环境中，活着就是幸运，其他则是多余。囚徒们很自然有这种想法。难怪弗兰克尔的举动遭到鄙夷。他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集中营中，囚犯们像赶鸭子一样被赶到一间屋子里剃发。所有的囚犯，所有的毛发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这个事件也引发了他对人生的深深感悟：“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赤裸裸的存在”。[9]世俗生活中的人，为名而忙，为利而争，为自身存在之外的东西叫劲。殊不知，以此却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也许，在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会有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准确的认识。

进入集中营不久，弗兰克尔对人的适应程度感到异外的惊讶。很多人站在露天顶着凛冽的寒风，全身赤裸地淋浴却没有感冒；无法刷牙，而且严重缺乏维生素，胃口照样很好；冻伤的双手在肮脏不堪的土里干活，却从不化脓。一个个的奇迹，就是他那渊博的心理学知识也无法解释。从中，也使得他在理论上更加坚信人的自由意志的强大力量。

在第一阶段，囚犯们经历了太多的冷酷，太多的心灵摧残，自杀的念头自然会有的。弗兰克尔立下誓言：决不自杀。在集中营苟活的人微乎其微，自杀已无太大的意义。死亡不是逃避的对象，而是必须面对的对象。所以，在集中营中的人惊恐归惊恐，却不害怕死亡。囚犯们也在时间的绵延中摸索着生存之道。他的一个狱友煞有经验地对他说：“如果可能，最好每天修脸。即使有玻璃片来修„„，或即使用你们仅余的面包来换取修脸机会，都大大值得。”[10]这位好心人竭力游说弗兰克尔避免“末世脸”。因为，一个人一旦脸色黯淡，形容憔悴，一副病怏怏的样子，那将意味着他已经不能够胜任苦力。对于纳粹而言，这样的人也就不具备任何存在的价值了。

3、适应集中营

几天之后，经过痛苦的适应，囚犯们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相对冷漠阶段。弗兰克尔又称其为“情绪死亡”阶段。囚犯们在集中营遭受莫名其妙的鞭打，渐渐地他们习以为常。“每个俘虏靠这种迟钝和麻木，

很快地把自己裹进一层极为需要的保护膜里头。”[11]一个12岁的男孩被迫在雪地里站立几个钟头。冻伤的、已经变得黑死的趾头被医生一个一个撕去，而其他的囚犯没有了厌恶、没有了恐惧，也没有了怜悯。这些受难者对彼此的同伴已经丧失了一切情感。没死的囚犯蜂拥而上瓜分死者的遗物。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们还活着。

人的正常的情感在非正常的环境中常常被扭曲。当弗兰克尔出于同情，帮助一个抬梁木的难友时，被警卫猛击一棍，并大加谩骂。然而，就在几分钟前，这个警卫还抨击他们这群“猪猡”太缺乏友爱精神。后来，弗兰克尔深有感触地说：“最疼痛的并不是肉体（而且它既适用于成人，也适用于儿童）；它是由不公正，由不彻底的不可理喻而造成的伤害”[12]。

囚犯们就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一日归来，总会把自己还活着当成是最大的成就。除了活着之外，他们已经不敢有太多的奢望。他们的需要已经被残酷的现实所压制。而这种压制最终使人以梦的方式从“潜意识”疏导出来。弗兰克尔永远也不能忘记那天夜里，他被一位难友的呻吟声所惊醒。那个人正在做噩梦。他最终还是没有推醒那位可怜的难友。因为他知道：“那一刻间，任何梦任何事再恐怖，也不可能比得上集中营的残酷现实”[13]。

“食物”是囚犯们平时最爱谈的话题。对于他们，这似乎可以达到“画饼充饥”的效果。一片很小的面包，却在使用上产生两种意见。一派主张立刻吃掉，这样可以避免失窃，还能够缓解饥饿的剧痛。另一派则主张分次进食，毕竟它能够给人带来希望。虽然，一小片面包无法增值，但是它在囚犯心中的地位可以增值。这一小片面包并赶不上珍馐的价值。但是在生命至关的时刻，它却显得价值重大。

除了谈“食物”外，集中营的囚犯们热衷两个话题：政治和宗教。来源不明、内容混乱的军事形势的信息，让他们的情绪大起大落。尽管有一些人丢失了希望，但依然有许多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至于宗教，囚犯们对宗教的虔诚让人惊讶而又感动。人们忍受着饥饿与困顿，依然念念不忘祷告上帝。这也使弗兰克尔坚信：“虽然人的身体和思想由于受到压迫而处于原始状态，但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化也是可能的”[14]。在一次押送途中，弗兰克尔想到了他那心爱的妻子。他在脑海中构筑她的形象。他感到她在向他微笑，并以表情向他示意，鼓励他好好活下去。这样的体验让他超脱了囚犯的行列而进入天使的阵容。弗兰克尔说，他第一次看到了真理，理解了爱的价值，他深深地感悟到：“人的拯救是通过爱和被爱来实现的”[15]。

集中营固然相当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精神需要，但是人们还是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苦中作乐。集中营里面还不时地有一些业余的节目。即兴的歌唱打破了集中营生活的沉闷与乏味，而一曲小提琴

演奏则勾起了人们无限的哀思。除此而外，人们还会互相调侃以驱逐内心的郁闷。尽管，几乎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快乐而言，弗兰克尔还是制作了一张《快乐明细表》聊以自慰。虽然在集中营中，快乐非常有限而又是消极的。但是，从中却反映了囚犯们对生命的热爱，也正是这份爱，让他们继续去面对那前途未卜的明天。

为了生存，在集中营中越是能够融入到集体中，不引人注意，越是安全。在这里，人的生命贱如蝼蚁，形同草芥，囚犯身上号码表达了他本人的存在。然而，当他死去之后，又会有一个人重新来填充这个号码。在狱卒眼中，死活无关紧要，反正就是一个号码。死亡时刻侵袭着囚犯们的内心世界。尽管他们不愿死去，不自由的事实却让他们感到命运力量的强悍。他们没有选择，只能以消极冷漠的态度等待命运自身做出决定。

西线战事的推进，一方面给集中营的尚存者带来了希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他们的生存危机。纳粹随时随地会以更残酷的手段与他们同归于尽。弗兰克尔再一次面临着生死抉择。呆在集中营的最后一天，党卫军以交换战俘为借口把集中营的绝大部分犯人骗进了死亡的陷阱。弗兰克尔也仅仅因为极其偶然的遗漏而幸免于难。从而，也能够以一位幸存者的身份向人们讲述他所见证的意义。

4、见证意义

“意义治疗学”尽管是在二战结束以后，以《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的畅销而闻名。但是，“意义治疗学”的思想却不是在集中营中形成的。作为一个勇于创新的心理学家，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弗兰克尔便把研究的视线转移到了寻找生命的支点。而那个支点，也正是“生命的意义”。

1926年，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已经使用了“意义治疗”这一术语。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沃克在一篇题为《存在的焦虑与创造性的生活》一文中也称：“弗兰克尔是极有资格来谈生活意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他的思想曾受到考验。他的早期著作之一题名为《从死亡的营垒走向存在主义》，这样有些人就以为他的思想是在集中营里形成的。其实，他曾经告诉我，在他囚禁以前，自己的思想就已形成，并完成了阐发这些思想的手稿。只不过他的思想在集中营得到检验，信念也更加坚定。”[16]无论如何，九死一生的集中营生活，对弗兰克尔的思想触发还是巨大的。不仅他的一些基本思想在集中营中得到了深刻的检验，并且真实的感触让他感受到了生命意义的强大。那种亲身的体验，无疑使他的理论比其他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上的优势。

弗兰克尔一直就是一个意志自由论者。经过集中营的生活，他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立场。按照决定论者的观点，集中营是最不适宜生存的

地方，人在这种地方决不可能存在任何的自由。固然，集中营确实存在着普遍的恐惧、冷漠以及心灵创伤等被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弗兰克尔观察到，人并非一点自由都没有。那些可歌可泣的事实表明：积极地面对命运，冷漠并非不能消除，烦躁也不是不能抑制。并且，优胜劣汰的标准恰恰取决于生命的意志。这也使他坚信他的基本立场：“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剥夺”[17]。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所具有的超越性质也完全得益于那一段集中营经历。在集中营中，他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弱者和善良的人，并力求在极端非人性的条件下保持自己的良知。他后来发现，并非到了集中营当中道德就失去了任何作用。他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了人性的光辉：一个看守冒着被处罚的危险给他面包；一个狱卒竭力帮助他逃避酷刑；甚至一个集中营的司令官因为其善言善举，以至战后被他的囚犯所藏匿。从这些表面站在自己对立地位的“恶人”身上也能够看到这样的闪光点，不能不让弗兰克尔感到惊讶万分。“他的结论是，人的精神可以封闭起来，但它一直留在那里，成为一个人保持人性的根本源泉”[18]。这一论断始终是弗兰克尔意义治疗方法的基础。

尽管集中营的生活是相当残酷的，但是它却让弗兰克尔明白了很多。他深有感触地说：“人是发明奥斯维辛毒气室的人；然而，他还是带

着对于上帝的祈祷昂首走进毒气室的人。”[19]也就是说，人完全能够自由地作出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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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拉啦辣腊蜡

-- 发布时间：2005-11-30 23: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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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义的治疗：存在的分析

“意义治疗学”的本质上是一种存在分析方法。它与精神分析的不同之处是它站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立足于人性问题，深入探讨人生问题，通过的人生问题的诊断，使治疗对象获得人生的意义。

精神分析的基点是“潜意识”领域，竭力向“意识”呈现人的本能的事实，而“意义治疗学”则寻求精神现实的意识。它要唤醒在本能和冲动的游离状态中的人对自身人性的重视，唤醒一个作为万物灵长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也构成了存在分析的任务。

实际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从非理性（比如强调本能，“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的角度出发，对理性进行纠偏，而弗兰克尔则重新拿

起理性的武器，并且辅之以宗教、道德等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进行纠偏。因而，又有人将他的“意义治疗学”称为“理智信念疗法”。

1、一般的存在分析

一般的存在分析，分析的重点是一般性的人生问题，也就是还没有上升为心理问题的人生问题。它是面向社会中的一般人的，通过他们存在样式的分析，指导其获取生命的意义。

在一般的存在分析中，弗兰克尔指出了人有三种途径可以发现生命中的意义：（1）我们给予生命的（在我们的创造性工作之中）；（2）我们可以从世界中获得的（在我们对价值的体验之中）；（3）我们可以对无法改变的命运采取立场（在诸如不治之症等悲剧性的事实面前）。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三种价值：创造的价值、体验的价值、态度的价值

首先，创造的价值就是要完成一定绩效的行为，或者我们用其他心理学家的话来讲就是获得一定的“成就感”。他认为，每一个活动中都蕴涵着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对意义的反应更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去，展示自我的独特性。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工作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就可以完全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最终会以行动来获得意义。 工作首先应当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是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一种联结，所以它必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支撑。个人的工作总是和社会贡献有关系的，并非作为一种纯粹的职业。就像弗兰克尔所认同的那样，关键不是我们占据了什么岗位，而是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填充了多少

意义。要使一个人的日常工作变成有意义的绩效行为，他必须指向这一过程并超越自身。他工作的意义在于他能够从工作过程中得到多少乐趣，他的工作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了多大的作用以及他从工作中能否体现人性的光辉和自身人格的高尚。只要是考虑了他人和社会的需要的行为，都会成为自我超越的有意义的行为。

弗兰克尔倡导人们以自己的行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他并不赞同实用主义的“有用即价值”的观点。他指出，这种观点导致了社会对成功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崇拜，而忽视其他人的价值。而且，如若以此推理的话，希特勒1939年下令屠杀老人、智力低下以及残疾人的行动无疑是正确的。光环永远属于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则被冷落在一边。然而，“由于世界处于一种糟糕的状态，除非每个人尽力去做最好的，否则所有的事情将还会变得更坏”[41]。 其次，体验的价值，即体验那些丰富和提高人性的价值，诸如对世界之真、之善，之美的价值。同时，弗兰克尔显然吸收了同时代的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高峰体验”的观念。他说：“生命的伟大可以通过伟大的时刻（哪怕是很短暂的时刻）来衡量，就像山的高度不是取决于一座座小山头，而是最高峰一样。”[42]弗兰克尔认为，爱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人类体验，也是理解一个人性的最核心的方法。爱，让人能够发现对方身上的本质和特征，甚至是潜能。爱，也能够让自己把握好人生的方向标，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爱，也使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之门得以打开，让人充分体现生命的价值。

就爱情而言，人作为爱者和被爱者的体验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就是具有最原始的，最本能的、最表面化特征的“性爱”，它从人的身体表面诱发性驱力，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第二种是“情爱”，它比“性爱”更高级，超越了生理层面的吸引，而进入心理层面的依恋。不过，第一层次，只是指向性对象的身体，而没有超越。而第二层次，只是停留心理上的寄托，还达不到穿越另一个人的核心。这有第三层次的态度，即只有爱情本身才可以做到。爱情是情爱的深化，它达到了主体对象之间在精神上的沟通和融合。

真正的爱情是以精神为基础的，它也保证了爱情的永恒性。身体的外表是暂时的，人的心理也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性的快乐是短暂的，而心理上的迷恋也就无法维持太久。唯有互相契合的精神活动，才是永恒不朽的。真爱不会因为被爱的一方的死亡，而宣告爱情的死亡。它的本质是超越时空，永不枯萎的。

爱与性是不同的。性虽然是表达爱的方式，而且也仅仅作为表达爱的方式的时候，才是正当的、合理的。虽然，在两性之间的爱情中，爱是最基本的，但是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性，爱照样存在。当性的满足成为不可能的时候，爱也并不会立即消失或者减少。 游戏爱情者往往只依恋对象的身体，所以必然会轻易喜欢一个人，或者很多人，也会迅速转向其他对象。因为，他只是看到外表，却没有把握对象的深层精神。而真正追求的爱情的人，必然会以对精神高度重视，并以时间去实现互相之间精神的交融。这种精神的交流往往具有排他性，所以真爱本身是一夫一妻制的内在决定因素。如果说，爱

情是一种内部的结合，那么婚姻则是一种外部的结合。而达到婚姻的这种外部结合，就需要双方必须承担各自的责任，互相忠诚。

显然，弗兰克尔基本上认同传统的婚恋观，把一夫一妻制作为两性发展的顶点、性教育的目标，也作为性伦理学的重要理念。特别是他对爱和性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人们对真爱的认识。同时，他还基于社会现实的反省，极力批判“性放纵”现象，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婚姻、对待爱情、对待人生。

最后，就是态度的价值，就是人们在面对不可改变的事实面前，意义具有改变态度的自由，它具有深刻的价值。他认为，只要一个人认识到他有义务实现自己的价值，哪怕是态度的价值，这种责任就可以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管现实性的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多么渺小，他总是可以凭借态度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维护自身的尊严。

弗兰克尔称，人的存在构成了三重悲剧：（1）痛苦；（2）内疚；（3）死亡。弗兰克尔认为他谈痛苦，主要涉及到的是经受痛苦的问题，而内疚和死亡则是讲人必定会犯错误与终有一死的双重事实。实际上，人生活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最悲惨的情况下都具有潜在的意义。人都可以以“悲剧性的乐观主义”的精神创造性地把生活消极性转化积极性的一面。因为，在这方面，人具有三种潜力：（1）把痛苦转化为成就；（2）从内疚之中获得完善自我的机会；（3）从生命的短暂性中获得采取负责任的行为的动力。

第一，就痛苦而言，虽然，痛苦不是人所追求的，但是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存在痛苦。毕竟人生在世，祸福寿夭，非人力所能够克服。但是，

弗兰克尔依然坚信：“当我们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时，我们也能发现生命的意义”[43]。

一个经历丧妻之痛的老医生向弗兰克尔咨询。弗兰克尔问：“大夫，如果你先死了，而你的妻子还活着，将会发生什么呢？”那个老医生回答说：“对她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她将遭受多大的痛苦呀！”弗兰克尔博士作出了最为精彩的解答：“大夫，您看，她免受了这场痛苦。正是您使她免受了这场痛苦——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您现在必须活下去并怀念她。”一语惊醒梦中人，那个老医生一言不发，平静地离开了弗兰克尔的办公室。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意义治疗学”的某些特点。它并不能够改变事物的发展，人的命运，但是，它却能够引导人去发现自己行为，哪怕是悲剧性行为的价值，进而改变对事、对人的态度。

诚然，快乐和幸福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留恋和不舍。痛苦和不幸让我们藏在心灵深处，躲避这个世界，甚至想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也许，这是人对人生、对世界很自然的一种倾向。然而，“一阴一阳之谓道也”，痛苦和不幸终究是无法避免的。是不是快乐了、幸福了，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痛苦了，不幸了，我们的生命就降低了意义或者失去了意义。假如是这样，自杀必然是合理的，杀人也会找到有力的理由。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实际上解开了这个问题。不管我们快乐着，还是痛苦着，意义总是存在着的，它只是需要人去发现和开掘。当然，经历痛苦也并非发现意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弗兰克尔只是向人们指出即使是有再大的痛苦，生命的意义还是存在的。当痛苦

是可以避免的时候，仍然自讨苦吃的人不是什么英雄壮举，而是受虐狂。因为，受难并不是人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 其次，就内疚而言，人必须回答生命所提出的问题，人也必须对自己应该回答那些问题作出决定。并不能够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停止作出决定，而沉浸于自责和内疚之中。他声称，每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就意味着人不一定一直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或者解决方法。而且，作为一个有限存在者，人总是无法避免犯错误，所以人不得不承担犯错误的危险。但是，“我们不得不尽力达到‘最好的’，否则我们连‘相对好’都难以达到。”[44]与之同时，]内疚也代表着责任，预置着责任。从责任的角度来看，内疚就是一种对自身责任的意识，哪怕是对抛弃责任的意识。它为另一个行为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道德端点，为个人提供完善自我的机会。因而，它对于有意义的人生是具有着积极的作用的。

最后，就死亡而言，痛苦与不幸之中可以发现意义，死亡同样也具有意义。死亡所涉及的是生命的有限性的问题。人生的有限性把人置于具体人的独特性和单一性之中，因而，也给予了人类存在的意义。我们常听到人说死亡消解了人生的意义，最终让人的所有工作都变得毫无价值。弗兰克尔对此进行了批驳。他说，生命的无限将导致任何事情都没有结果，因为所有的结果将会被无限推迟。而且，我们总可以把自己的行动无限推迟。然而，当面对绝对终结和可能性的分界的死亡时，我们就必须最大程度上利用生命，不让这单一的机会，即组成生命的有限总和付之东流。

人从生就开始迈向了死。死在人生命的每一刻都在窥探着人，想把人永远地压在它的身底。意义治疗学的信条是：“生命的短暂性并不会贬抑生命的意义。”[45]死，并非意义的终结，而是意义的总结，也是最后一次体现生命的意义而已。死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凝结于临终者的“生”上，他们的存在本质代表着他们的生命意义。面对死亡，“意义治疗学”是乐观的，它和悲观主义差别是明显的：“悲观主义者就像一个人，他带着害怕和悲伤看他的日历，由于他每天撕去一张，随着一天天的过去，日历变得越来越薄。另一方面，积极处理生活问题的人，每天从日历上撕去一张，并将其整齐仔细排列，并在背面写上一些日记，他能够骄傲而又愉快地对于这些日记做出反应。”[46]人只要意识到他有责任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责任可以延续到他生命最后的一刻。不管实现价值的可能性多么渺小，他总是可以依凭态度性价值。

对于“安乐死”的问题，弗兰克尔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特别强调了作为一个医生的责任。他认为，安乐死，只是提供一种便捷的死亡的方式，它从来就不应该是医生的问题。断定一个人是否值得活下去，并不是一个医生的专长，社会给予他们的只是救死扶伤的责任。假如一个医生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病人及其家属也会怀疑医生是去救人还是充当刽子手。特别是，对于病人病情的前景，医生也无法给予准确的预测。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的明智之举则是鼓励病人好好活下去，充当病人生存意志和活下去的权利的代言人：“我们必须尊

重这种生存意志，不要为了某种意识形态而否定一个人的生命权”

[47]。

弗兰克尔一如既往地反对以有用还有无用来看待人。他认为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的人，似乎构成了社会的责任，是社会的寄生虫。但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就没有必要经历老年阶段，因为他们对社会的用处已经大大削弱了。事实上，每个人必须承认，那些残疾人总是为他们的亲人所包围，他们作为爱的对象是不可替代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尽管这种意义或许是消极的。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无助性，所以他们能够为他们的父母及亲人的特别疼爱和悉心呵护。

弗兰克尔特别反对自杀。他认为，自杀的动机大多是出于怨恨或者由于一种无望的条件。因此，自杀从来不是伦理上的判断，也不是赎罪。自杀的人妄图通过消灭自身去消除过去的不幸与不公。自杀对于一个苦难中长大和成熟的人是不可能的，而它对弥补过去对他人的伤害也是不可能的。人对生命的厌倦是一种情绪的事情，然而，情绪之下从无公断。

有自杀意图的病人往往声称自己有决定生与死的权利，也就是说谁反对他去自杀，也就是剥夺他的自由。按照“意义治疗学”的观点，每一种自由都是包涵着一定的责任感，即使是自杀，这种与生命搏斗的最根本的形式，也是如此。人无法逃避自身的责任感。他虽然有自杀的理由，但是，责任让他无法离开，死并非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所以，医生应当向病人强调自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向他表明生命中的责

任，他是谁，他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他的生命的意义。生命具有无条件的价值，医生所做的关键是给病人以活下去的理由，病人才可能被说服，诚如尼采所言：“不管是谁，只要有活下去的理由，几乎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什么比得上让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生命的责任更能够帮助一个人克服困难与挫折。

弗兰克尔认为，人除了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到生命的意义之外，还可以在世界之外（彼岸世界）发现意义，即宗教中的终极意义。现实生活中的人习惯地使用理性的、科学的逻辑思维，因此也会习惯地用逻辑思维去考察意义。但是，“意义比逻辑更深刻。”[48]这就注定了人要有解决不了的人生问题。不管它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还是作为实际操作的神学系统，它都是具有超越性的意义。这一点对于弗兰克尔非常强调人的精神维度的“意义治疗学”而言，无疑是不谋而合的。这也使得弗兰克尔非常重视宗教的价值，以及由此而利用信仰所带来的精神资源。

他在《医生和灵魂：从心理治疗到意义治疗》一书中还述及了自己对宗教与心理治疗的关系。科学主义的发展了削弱人们对宗教的依赖性。这样，就像很多心理学家抱怨的那样，人性问题的解答已经从神父那里转交到医生的手中，这也使得一些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颇感尴尬。面对这个问题，弗兰克尔认为，心理治疗旨在医治灵魂，使人的灵魂恢复健康，而宗教的目的旨在拯救灵魂。宗教完全可以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途径，继续提供人的“灵性之锚”。他的“意义治疗学”也正是将心理疗法和宗教对灵魂问题的优势加以了结合。

就人而论，信仰可以提升人生的意义感：“一个真正的信仰源于内在的力量，这种信仰可以无限增添人的活力。”[49]人一旦具备一种信仰，最终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世界上所呈现出的东西呈现成一系列意义的链条。没有伟大的思想会消失，即使其无法传达到公众，甚至被带进坟墓。时间的短暂性不会影响它的价值。

良知指导人们对生命作出回答，并承担生命的责任。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信仰宗教的人不仅能够体验到良知所诉说的，而且要比一般的不信教的要深刻得多。在这种良知的对话中，这种最亲密的独白中，神是他的对话者。

一个妻子不能够生育的神父对他没有孩子忧心忡忡。之前，他的第一个妻子以及六个孩子都命丧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弗兰克尔本人从“意义治疗学”的角度认为生育并不关乎生命的意义，但是他还是尽力开导这位绝望者。弗兰克尔问他是否想在天堂见到他的孩子。他满含热泪地说，他的孩子是烈士，将处于最高的地位。而他只是一个年老的罪人，是无法能够在一起的。弗兰克尔进一步说，你可以通过这些年的受难享有和你的孩子们居住在一起的权利的。圣经上有“上帝保留你所有的眼泪”的话，所以，你的努力也许不会白费的。最终，这个神父走出了心灵的死角，迈向了新的生活。如果，这个人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话，这样的治疗实际上是不会有效果的。

从一般存在分析的情形来看，弗兰克尔更多地是面向普通人的。他强调通过创造的价值、体验的价值和态度的价值，去完善自己的人生。这一见解无疑是具有创造性的。从人生的顺境，到人生的逆境，从生

活的常态，到非常态，从现实的层面，到超越的层面，虽然不是面面俱到，但却也层次分明地加以了把握。他所告诉我们的无非是：不管我们身处顺境，还是陷入逆境，我们都能够有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都可以勇敢地面对命运，去开掘我们生命的意义。

2、特殊的存在分析

一般的存在分析涉及的重点还是在一般的人生问题上，通过对人生问题的解答，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而特殊的存在分析则主要针对一些人生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导致产生心理、生理、神经、精神等症状，行为呈现病态的患者。神经症实际上是人的精神性受到忽视，所产生的一种极端化的后果。

弗兰克尔认为，人类的存在包涵四个层面：生理、心理、社会和存在（笔者注：显然用的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存在”）因而，神经症也就以四种形式出现：一是某种身体原因的结果；二是精神的某种表达；三是在社会范围内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四则是作为一种存在模式。神经症主要包括四种：焦虑神经症、强迫性神经症、忧郁症、精神分裂症。

他认为，这些神经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基本的表达和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这并不能解释神经症的起因，仅仅解释它集中于某一方面。“意义治疗学”或者说是“存在分析”的任务就是让病人理解他真实的生命任务。假如能够达到这一点，病人也就能够摆脱他的神经症。

（1）焦虑性神经症

弗兰克尔认为通过寻找神经症的源头就会发现，病人有一个存在性的焦虑，它被浓缩为一种忧郁症。因为病人对生命有着良知的内疚感，所以他会害怕死亡。并且这种害怕被推向心灵，害怕又逐渐转向身体的某一器官。病人会为自己的焦虑寻找一些具体的内容，某些死亡或生命的客观象征。它不仅是对生活的一般焦虑的表达，也是个人生活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意义治疗学”把焦虑性神经症的根源归结为存在层面。焦虑性神经症是病人对生活普遍焦虑的表达，也是个人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病人把对于他很重要的生活阶段视为一种危机。他因为精神的亏空而感到极度地威胁。所以，在某种情形下，树立积极的目标往往有助于克服焦虑性神经症。“意义治疗学”要承担苏格拉底哲学意义上的助产婆的角色。让病人自己发现自己生活中的任务，把自己的生活灌注全新的内容，充实自己存在的意义、实现自己的个性。只有生命的意义的充实与完满性再度恢复之后，焦虑性神经症才能彻底消失。

（2）强迫性神经症

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往往会做一些强迫性的行为，这并不总是有害的。强迫性神经症的作用机理是，病人与自己的强迫性观念之间斗争的紧张。越是想摆脱一个观念，越是无法摆脱。“意义治疗学”认为，要纠正病人的这种错误而又绝望的努力，就必须明确两点：其一，病人不需要对这些强迫性观念负责。其二，病人要对面临这些观念采取什

么样的态度负责。因为，他的态度直接影响这些观念是否构成对他的折磨。病人只有最终忽视他的强迫症，才能够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也只有他转入具体的生活，拒绝他的强迫性观念，才会变得更容易。 强迫性神经症病人持有一种怀疑主义和完美主义的态度。怀疑主义让他分散做出生活中决定的注意力。毕竟，一个正常人往往根据其直觉的确定性去意识到生活中的责任，而良知也往往以直觉的形式去认识生命中的任务。而强迫症恰恰是一种“过度意识”和“过度良知”所造成的。同时，强迫症病人持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态度，寻找认知和决定的绝对的确定性。然而，他的“过度良知”阻碍他去行动，他的“过度意识”又阻碍他去认识，所以，这又使他优柔寡断。强迫性神经症病人在寻找安全感方面出现了偏差，他们死命地追求一种遥不可及，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的绝对安全。强迫症病人所持的世界观是一种极端的怀疑论，最基本的就是怀疑存在的意义。他们怀疑一切。但是，他们却没有对自己的怀疑产生怀疑。“意义治疗学”认为，假如能够进一步推进他们怀疑的理论高度，必然能够使他们抛弃夸张的理性主义，认识到自己所奉的世界观是缺乏根基的，进而重新寻找到生命的支点。

（3）忧郁症

弗兰克尔认为，忧郁症是一种心理和内在的沮丧。所谓良知焦虑的症状并不是忧郁症作为一种心理疾病的产物。而是代表作为精神维度的人的人类存在的实现。它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无力感，不充足感。动物

也有焦虑，但是只有人有良知焦虑和内疚性焦虑，也只有人才会认识到他存在的责任和任务。忧郁症实际上是“应当是什么”与“实际是什么”之间张力太大所造成的。患忧郁症的人过度夸大了他作为一个人远远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忧郁症也会反过来加剧存在的紧张，无力去应对自己生活的目标，丧失了方向感和未来感。由于沉浸于无力感中，忧郁症患者对于自身的内在价值茫然无知。并且，这种对价值的盲目感扩张到他周围的世界。起初只是他自己，这或许还能够保持中立，但是一旦扩张到整个现实，那他必然就走向虚无主义。从否定自身的某种价值为起点，到否定自我为终点，所以他们会有自杀的冲动和行为。“意义治疗学”强调应当帮助病人克服自己的无力感，从自己擅长的事情入手，从简单的事情入手，使他们在学习或者工作中获得初步的成就感，进而，树立对整个生活的信念。

（4）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弗兰克尔认为，即使在患有精神分裂患者身上，依然可以观察到具有普遍意义的表现。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病人往往生活在幻觉和妄想之中，实际上把自己作为主体的行为转换为对象的行为。他们的心理机制是被动的。正常的人是主动地作为，而精神病人是被动地作为，他们觉得自己被他人观察，被他人思考。

传统精神分析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病人意识不足造成。弗兰克尔继承这一观点并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实质是病人的自我意识和责任出了问题。因此，他们就无法把自己体验为一个充实的人，不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他自然也无法理解他人。他们处于一种可怖的人生黑洞中，世界与他隔开，他人无法看到他，他看不到自己，更不可能看不到他人。这种“共鸣”的缺乏使他产生人格解体感。

当人对自己过度关注，往往容易导致人格解体。毕竟，一心不可二用，我们在观察对象的同时，又要关注自己的感受，人的意向性被折叠，良知和自意识被极度限制，结果导致无法感受到对象活动和自我的内在联系，进而导致活动感和人格的失落。精神分裂症与这种因素也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弗兰克尔看来，这四种神经症的成因是由于发现不了生命的意义，以至于人格扭曲乃至分裂所导致的结果。显然不同于弗洛伊德将其归咎于本能的压抑。弗兰克尔也指明了这四种病态人格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呈现由轻到重的趋势。他的分析不再停留在从病理学上的探究，而是从人的存在的角度进行哲学的探讨，以意义感的获得作为人格救治的立足点。确实具有独特的创见和丰富的内涵。

四、“意义治疗学”的技术方法

“意义治疗学”还总结了一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技术处理方法。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必须在生活中发现这种意义。因此，“意义治疗学”强调在治疗过程中发挥患者的主动性，对患者提出“我怎么办”问题，不是给出的一种权威性答案，而是帮助患者自己发现存在的意义，并鼓励他去充分实现这一意义。这一点与传统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有人曾经询问弗兰克尔意义治疗与一般的精神分析治疗有什么区别时，他要对方回答什么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质。对方回答说：“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时，病人必须躺在椅子上向你诉说那些有时候非常讨厌讲的东西。”弗兰克尔马上补充道：“在实施意义治疗时，患者可以一直坐着，但必须聆听有时是非常讨厌讲的事情。”意义治疗法设法帮助患者发现生活中的意义，以促进患者意义系统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可以表现在思想中，也可以表现在行为中。

弗兰克尔在长期的临床治疗实践中，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意义治疗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去反省、矛盾意向和态度改变。

1、去反省（De-reflection ）

去反省疗法[50]是弗兰克尔1955年提出的一种治疗方法。它“使我们能够‘忘记’自己指向一种治疗的注意中心，即使注意力从问题转向他人或自己思想的积极方面。”许多人都过于沉浸于反思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消极情感与体验。去反省的目的则在于系统地改变我们注意的焦点。

弗兰克尔认为，在预期性焦虑中，病人常常因为对某些病症的担忧和恐惧，反而加剧病症的恶化。但是，这确实是一种无法抑制的自我观察的冲动，他称之为过分反省（Hyper-reflection ）。特别是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一点反映得比较明显。在治疗过程中，治疗专家的任务在于鼓励患者去想或做他们问题以外的事情。环境条件虽然不可改变，疾病、衰老等自然因素也不可抗拒，但是治疗专家可以帮助他们寻找集中注意力的事物。注意力的改变是导致生活中的核心意义变化的关键。患者会发现新的生活意义、确立新的生活目标。

2、矛盾意向（Paradoxical Intention）

“矛盾意向法”是弗兰克尔1939年就提出的一种意义疗法，1946年他把这一方法加以了体系化[51]。“矛盾意向”实际上是指，当病人为一顽固的想法纠缠，或者深受某一症状困扰的时候，他所作的不是和这种想法或症状作斗争，而是利用与之斗争相反的想法或行为，以达到消除症状的目的。用另外一句话讲就是：“鼓励患者去做，希望发生正是他害怕的事情——尽管不是诚心要这样做”[52]。

当一个饱受失眠之苦的人向弗兰克尔求教的时候，弗兰克尔只是要求对方，不要试图入睡，而是最相反的事情，尽可能保持清醒。结果，问题迎刃而解。矛盾意向已经成功地应运于许多领域，包括治疗强迫症和恐惧症，特别是以预期性焦虑为基础的病例。虽然，它只是一种短期见效的疗法，但是，却可以产生永久性的治疗效果。这一点已经为弗兰克尔的病历报告所证明。

关于神经症的形成原因中，预期性焦虑的反馈机制是一种致病的主要原因。病症引发了恐惧，恐惧又加剧了病症。这样的过程可反映于强迫症患者与缠绕他的观念斗争的过程。不过，这样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换一个角度，假如患者能够停止和自身的强迫性观念做斗争，而是不屑一顾，也就是运用矛盾意向，最终能够成功地加以克服。他认为，矛盾意向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疗效，还在于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一旦超越了自我和现实，达到精神理智的阶段。他的意向就会逆转，使患者能够看到新的意义。

“矛盾意向法”还蕴涵有一定的幽默成分。弗兰克尔把幽默视为人的一项特殊潜能，即所谓的自我隔离（Self-detached ）的能力。他认为幽默是打开人自身与事物之间的距离的一种重要途径。幽默可以使人对待事物的发展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所以，幽默当然也可以拓展心灵的维度。

他认为“矛盾意向法”的技术原理，也可以用幽默的方法来表达。为此，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个迟到的男孩向他的老师解释，由于结了冰的路面太滑，以至于，他向前走一步，结果向后滑了两步。老师反驳道，你在扯谎，如果是那样，那你怎么可能到达学校呢？孩子平静地说：“后来我掉转方向，朝着回家的方向去的。”。

3、态度改变（Attitude Diversion）

“态度改变法”也是弗兰克尔经常使用的一种意义治疗法。患者往往对自己和生活抱有消极悲观的态度。对此，意义治疗法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这个人思考生活的方式，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代替消极悲观

的生活态度。而最终是帮助患者达到生活意义的认识，确立新的生活目标。生活态度的改变必然导致生活意义的改变。

“去反省法”、“矛盾意向法”以及“态度改变法”是弗兰克尔的首创，他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移情”说，使之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特别是，这三种方法不是治疗学家的专利或者是精神分析师的绝活。它们可以面向普通人，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对于解决个人生活出现的诸如失眠、轻度强迫症确实具有很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