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探索

　　 ［摘 要］ 中共八大在党的文件上首次对政党制度做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指导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笔者认为，这是中共八大的一项重要内容，标志着我们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从策略层面上升到国家政治建设的高度，对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 中共八大 政党制度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说明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国情依据、性质、地位和形成发展等问题：“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1］白皮书首次以官方名义正式公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中国政党制度建设史上又一里程碑。［2］由此，笔者认为在深入学习贯彻“白皮书”的同时，有必要重温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就这一层面而言，中共八大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分析了政党制度确立的逻辑前提 　　 　　形势和任务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中共八大在以前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对新形势、新任务作了分析和判断，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的目的和宗旨时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3］在八大开幕式上，他又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4］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进一步提出了任务和要求：“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5］ 　　八大《政治报告》正式明确了这一思想，“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6］ 　　这样的形势和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和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早日实行社会主义而奋斗。因此，怎样处理好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奋斗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就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指导方针的提出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必要事实论证。 　　 　　二、对民主党派作了新定位 　　 　　中共同民主党派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各个民主党派能够根据条件的变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对自己的性质和方向做正确的调整。总体而言，各民主党派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各民主党派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中共对各民主党派认识的重新定位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确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最后说，“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7］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国外兄弟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在我们这类国家，民族中产阶级文化最高，其他阶级没有那么高的文化，真正近代的文化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手里。这个阶级掌握大批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部分变成了共产党员，马克思就是其中的一个，列宁也是，在座的很多也是，我也是。我们这些人比较接近工人，资产阶级培养了我们，反帝反封建任务完成以后，还要和他们取得联盟，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生产资料。［8］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党。”［9］朱德在八大发言时，肯定了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局面。他说，这个团结，是以工农之间的亲密的联盟为主体的，还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各民族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大团结更加巩固了，团结的范围更加扩大了。［10］ 　　以上说明，中共上层对民主党派性质问题的认识在八大达到了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民主党派成为联系各阶层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这是长期共存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互相监督的前提条件。这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在政党本身性质层面上的问题基本解决。 　　 　　三、提出了政党制度的指导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11］不过在中共重要会议上、重要文件中提出，八大尚属首次。 　　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说，“就国内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12］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3］这表明政治报告正式确定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李维汉在八大发言中谈到监督时指出，我们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还需要来自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必须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便进行这种监督。9月27日通过的八大《政治报告》再次重申，“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政协机构的作用。”［14］在党的重要会议、正式文件和党的根本大法的权威性上，为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奠定了政策基础。这一方针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处理相互关系提供了依据，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民主党派的疑虑。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在政党制度方面突破了前苏联一党制的政党模式，作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正式确立。 　　 　　四、首次邀请民主党派列席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中共八大邀请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列席，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这次代表大会高度民主性的表现之一。同时，显示了中共贯彻执行政党制度指导方针的诚意，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指导方针的正式确立发出了信号。 　　八大召开前夕，195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座谈八大问题。这次会议为民主党派列席中共八大做了充分的准备，确定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八大。 　　9月17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大会献礼和致词。在李济深致词结束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沈钧儒、黄炎培等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主席台前，向大会敬献礼品。9月26日下午，宋庆龄向大会致词。她说，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党派，建立了联合阵线和联合政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和平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15］中共八大期间，各民主党派领导机构分别举行会议，做出决定：学习中共八大文件，宣传大会的精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 　　这说明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在政党格局方面已经形成共识，各民主党派自主自愿地团结在中共周围。如果说，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政党制度的“一厢情愿”的话，那么民主党派的表现，则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是“两厢情愿”的杰作。 　　 　　五、对如何贯彻政党制度指导方针做了探讨 　　 　　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以后，执行的问题就至关重要。中共八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明确了共存和监督的指导方针，对究竟怎样去监督也做了一定的探讨。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说，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我们的党员必须同党外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党必须教育那些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合作的党员迅速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是目前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16］八大期间刘少奇在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要合作就要强调相同方面，差别点与分歧不是不讲，而是少讲，不要过分和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这样才可以合作。只强调分歧不强调统一性，就不能合作。并且指出，统一战线有上层和下层之分，统一战线只做下层是做不好的，上层、下层都要做。不做上层，只做下层，挖它墙角，上层统一战线就做不好。［17］ 　　在八大前后，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就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陆续以开会、座谈、讨论等不同方式进行了探讨，一致表示愿意接受中共的领导，“只有中共的领导，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1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1949年9月新政协的胜利召开意味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而1956年的中共八大则是中国特色政党格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的：“八大路线和毛泽东同志的多次讲话，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发展和巩固新的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规定了方针。”［19］尽管八大之后，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很快发生了反复，但这丝毫不影响八大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重要贡献。 　　 　　注 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2007年11月・北京，第1页。 　　［2］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探索的过程中，有好几个可称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节点，比如中共十二大，1989年的14号文， 2007年的白皮书。但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节点应该是中共八大，因为以八大为关节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对政党制度的探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并且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本文尝试对中共八大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贡献进行梳理。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93页。 　　［4］［5］［6］［7］［12］［13］［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重要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3、40、342、37、34、85、350页。 　　［8］石仲泉、韩钢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87页。 　　［9］《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246页。 　　［10］［15］［17］石仲泉、韩钢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40、320、29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94页。 　　［1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246－247页。 　　［18］李济深：《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57年3月25日。 　　［1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14页。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