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绍祖发射中心访谈录

　　不久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伍绍祖，带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加“为了下一代・红色中国行”爱国主义主题实践活动，为发射中心颁发了“中国校园健康行动示范基地”牌匾。期间，伍绍祖参观了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问天阁和载人航天发射场等场所，并为广大官兵作了一场生动的“两弹一星”精神暨优良传统报告会，受到热烈欢迎。在此期间，我们专门对他作了采访。

　　

　　记者：您先后担任过原国防科工委（现为总装备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您认为搞国防科技事业和航天事业与搞体育是否有联系？

　　伍绍祖：我是1988年12月29日在原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任内，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的。这之后，我一面积极参加体委的工作，一面主持了我在任内的最后一次国防科工委党委工作会议，直到1989年1月19日，我正式到国家体委上班。

　　依我看，搞国防科技、从事航天事业与搞体育，都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有人说体育运动是脸面上的事，得了冠军后可以升国旗、唱国歌，而国防科技事业的保密性很强。但没有国防科技事业，没有核武器，没有导弹，我国在国际上就站不住脚。我认为，一个国家就好比一个人，一个人长得好看点差点没有太大关系，但没有脊梁这个人是站不起来的，而脊梁是看不见的，它在人体的后面、里面。你们搞国防科技事业，从事航天事业，就是参与铸造共和国脊梁的人！

　　记者：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您是1999年春天，您带国家乒乓球队来慰问发射中心，这是您第几次视察发射中心？

　　伍绍祖：我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非常有感情的，我在原国防科工委工作时，至少来基地有10来次。每一次来，我都会感动一次，受一次革命传统教育。1988年10月1日我军第二次授衔以后，我在这里主持了全科工委部队对发射中心正规化建设进行校阅，到现在已经17年又10个月了。但是我一直非常牵挂发射中心，对这个中心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只要我有机会我就回来看一看。这是我离开部队之后第二次来中心。第一次是1999年4月25日，好像是个星期天，我带了国家乒乓球队来慰问大家。说得更亲切一些，我的儿子、儿媳是在你们这里东风中专上的学，我的亲家就是发射中心的一个老工人，八级工。这些都是我与中心有感情的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发射中心从事的事业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十分需要的，而且在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过程中产生了伟大的革命精神，这是你们这里吸引我的地方，并不是个人的亲情。

　　记者：与过去相比，您认为发射中心有哪些方面的变化？

　　伍绍祖：这两天我在中心参观了一些地方，变化确实很大，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但我觉得有一条没有变，就是你们的革命精神，具体的表现就在许多试验场所的显著位置都挂着一条醒目的标语，即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就是中心最主要的光荣传统，最主要的革命精神。现在你们把这四句话放在中心展厅的门口，就很好，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后来又说了很多新的精神，但根子是在这里面。

　　记者：您如何评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伍绍祖：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组建最早、规模最大、环境最苦、贡献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一支航天发射部队。48年来，一代代东风航天人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扎根戈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创造了令世人瞩目、国际惊叹的伟大事业，把一个不毛之地建成了现代化的世界著名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40颗卫星、6艘飞船和1000多枚各类导弹，书写了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发射史上“十三个第一”的辉煌篇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们的革命精神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我很受教育和鼓舞，也使我从内心涌起对航天人的深深敬意。

　　发射中心当初组建时，主要部分来自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是由朝鲜战场回国后直接开赴戈壁滩的。首任司令员孙继先是1955年我国第一次授衔时的中将，他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挑选17勇士时的直接指挥官，打通了红军的通路。他调走后，李福泽同志来担任司令员。中心就这样开始建立起来，并且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后来是张贻祥同志担任司令员，再后来是徐明同志，他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是个大知识分子，带有儒将风采。这支部队不仅在1958年建立发射中心后给祖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勋，而且在它建立以前，在红军时期，在八路军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抗美援朝时期，都为我们党我们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讲这些，是为了你们了解这些历史，并且把这个光荣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我们中心建设、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我们任务的强大精神动力。前些日子我看到《人民日报》登载了中央政治局7月25日集体学习红军的历史，胡锦涛同志主持了学习会并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发扬光大党的光荣传统。我们中心也要挖掘发扬革命历史，发扬光大革命传统。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对整个国防科研试验部队的建设起着某种母基地的作用。虽然经过编制体制调整，除去交出去和裁撤的基地，目前来看，从中心发展起来的，还是占了总装备部的半壁江山，仅搞航天发射测控的有五个，全部是从中心的前身分出来的。

　　从干部来讲，中心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光在大军区级领导岗位上的已经不少，我粗略算了一下，足有20人之多。到基地、院所、学校、机关各部门的干部就更多了。他们不光人去了，也带去了好的作风、精神和传统，也带去了好的工作方法，比如我们国防科研试验部队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精神都带到了各个岗位。

　　另外，发射中心部队本身也搞得很好，是个表率。我在1988年10月来中心就是因为中心部队抓了正规化建设的试点，来进行校阅。我们国防科工委就把所管的所有的基地的司令员、政委都请来，就在这间房子里，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搞了阅兵式，参观了部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开了座谈会，大家对发射中心的部队正规化建设评价很高。

　　 记者：您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反映了整个国防军工事业对全国、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伍绍祖：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1958年开始建设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么发展导弹、卫星也就是航天事业就不可能，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载人航天。我想从你们中心的这一滴水也可以映照出整个大海的情况一样，从中心近50年的发展，就可以看出我们国防军工事业在整个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一，我们完成了军队装备的完全国产化。过去我们打仗的时候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说蒋介石是我们武器的“运输大队长”。建国以后再这么搞就不行了，当时我们就大力发展军工事业。1959年国庆阅兵时，在天安门展示的所有武器装备包括飞机、大炮、坦克、枪弹、通信、医疗器材全都是国产的。到了1984年阅兵时，就更不同了，不仅常规兵器更好、更先进、种类更全了，而且有了战略导弹核武器。一个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我们才成了一个世界大国，在世界上说话才有分量。

　　第二，完成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改造。过去我国的工业基本上是纺织工业和一般的机器加工工业。通过军工的带动，一个新型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了，比如核工业建起来了，建造了核武器、核潜艇，而且建成了核电站；航空工业，不仅建造军用飞机，也建造民用飞机，还出口了一部分；电子工业，是新世纪的一个核心技术，我国发展很好，也很快，手机现在有3亿多部了，电视机世界第一了，电子设备日新月异；兵器工业，不仅能够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常规兵器，而且机械加工包括光学仪器加工也是突飞猛进。前几天报上刊登上半年我国的出口达到了3000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占了一半以上；造船工业，我们造出了军舰，潜水艇，还有核潜艇，有攻击型，也有发射导弹的，现在我们也造客船，最大有几十万吨的；航天工业，现在也进入了世界大国行列，我们现在不仅能造出多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也可以造各种卫星，现在也可以造飞船了。这六个工业部门原来都是军工科研制造业，是六个部（二、三、四、五、六、七机部），一共有280万人，是一支没有穿军衣的部队，当时还成立了新时代公司协调这六个部的对外出口。我很荣幸担任过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有一次出国向外国朋友介绍我们公司的时候，说是有280万人，把别人吓了一跳。现在这些军工部门发展起来之后，主要转向了民用，大约占到了90%，叫做“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以民养军”。如果没有军工的需要，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现在的民用工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及时调整了政策，军工发展起来及时地“保军转民”，保证军队需要，又把重点转向民用。

　　第三，相应地发展了我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工业是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是建筑在技术支持之上的，而技术支持又要科学知识的指导，这就是钱学森同志给我们讲的“科学是认识世界的知识，技术是改造世界的知识，工程是改造世界的实践”，这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正是有了这六大工业系统，相应的科学技术也发展起来，比如核科学技术、航空科学技术、电子科学技术、机械光学加工科学技术、船舶科学技术、航天科学技术，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就是搞的生产力。

　　第四，军工事业为我国社会的大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最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都集中到国防科研部门了，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因为刚才说了国防安全是国家的第一需要。有些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就出现了当时我们军工部门领导“哀叹”的“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军工部门当然不愿意他们走，但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件好事，这些科技人员在五六十年代被储存下来了，现在有了机会，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发放出来，这也是军工事业对全国发展的最大的支持。现在各个行业的骨干人员有很多有军工背景。

　　第五，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大批科学方法。你们每次试验都有个科学程序，每个部件的安装都有个相容性的问题，既是空间的相容性，又有电磁相容性，装好以后有“模飞”试验，每个分系统有个合练，全系统最后还有个“全区合练”，即首区、航区和末区一直参加的合练。这套方法我后来把它运用到了1990年的亚运会的组织工作中去，进行了三次“全区合练”，保证了万无一失。还有计划网络图技术，时间统一技术，类C3I系统等等，这些我也把它们运用到了亚运会上去了，现在我们举办大型运动会也用这些技术。

　　第六，创造了一整套国防科技工业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就是我们革命理论基础和革命实践的灵魂和旗帜。我现在正好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担任领导工作，我理解延安精神就是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它是继承了前面的大革命时代的精神、井冈山的精神、长征的精神。党中央在陕北、延安呆了十三年，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那里最终形成的，同时造就了延安精神，后来是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在今天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国防科技工业也为创造这样的精神做出了贡献，发射中心的革命精神现在有很多新的提法，比如东风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都讲得很好，这些都是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我记得1988年10月我在这里的讲话中也说到发射中心的革命精神，我是这么说的：“在30年的坎坷历程中，你们不仅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而且培养铸造了革命献身、科学求实、开拓创新、团结协作、严守纪律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精神，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面貌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我也把这六条讲成了整个国防科技工业工作的精神，而且还讲得比较多。

　　记者：您现在是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您认为发射中心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成就如何？

　　伍绍祖：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对全党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全国人民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又是你们自己首先要继承和发扬的。

　　第一是革命献身精神。首先要有革命的思想，最基本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要地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搞两点论，还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要端正立场、观点、方法。什么叫立场？立场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国家和民族的立场，这些都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总开关，立场错了就全错了。什么叫观点？过去我们常说要树立唯物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和劳动（实践）的观点，其实还有很多观点，但这几个是最基本的。什么是方法？最根本的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就是四论，对一切事物都要有两点论、重点论、转化论、发展论。其次，要有革命的行动。一切有利于革命的事情都要积极支持干，光有革命精神是不行的，还要有献身的精神，个人利益要融合到集体利益之中，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的利益，需要的时候要牺牲个人的利益来维护集体的利益，这就是献身精神。你们发射中心就是这样，特别是在1958年刚组建的时候，许多同志都为革命事业献身了，昨天我们去看了东风革命烈士墓，现在一共有670余位烈士，包括我们尊敬的聂荣臻同志，你们的四位司令员孙继先、李福泽、张贻祥、徐明，还有很多是我当时的战友。

　　第二是科学求实精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有科学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成功与否要用实践来检验。科学求实精神要求我们拒绝一切虚假的东西，导弹、卫星发射的工作性质决定我们不能搞假东西，一个导弹、卫星、载人航天器的发射有成千上万的零件，哪一个都不能出问题，如果出了问题还能发射上去说明这个零件没有用，就可以不要了。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办事，该绝缘的要绝缘、该屏蔽的要屏蔽，绝不能凭想象来办，一切要用实践来说了算，这种精神非常重要。真理也不是领导说了算，是实践检验的，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最基本的要求。你们在这方面做的相当不错，取得了那么多成果，都是实践检验出来的，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第三是开拓创新精神。开拓创新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如果不开拓创新这个民族就要灭亡。中国革命就是走了我们自己开拓创新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发展导弹、卫星事业确实是个前无来者的事业，后来苏联专家也撤了，完全靠我们自己去摸索。20世纪能够取得这么多成就就是靠自己开拓创新取得的。当然开拓创新也并不是拒绝外援，而是把力量的主要之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我们的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卫星，第一枚远程战略导弹，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都渗透着你们发射中心同志们的开拓创新精神。

　　第四是团结协作精神。首先是要团结，干部战士是团结友爱的，我们要严格依法带兵，又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还要军政团结。这些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专委的一份关于研制核武器的报告上面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情”，这里面讲到了“大力协同”，这就成了我们国防军工事业又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大力协同”更多的不是讲的官兵之间的团结，而是讲各部门要互相帮助，共同把事业做好。现在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就与我们的团结协作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你们发射中心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不仅内部团结做得很好，对外也很注意团结协作。比如执行任务之前与其他部门的合练就是团结协作。

　　第五是严守纪律精神。我们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自觉形成的纪律，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纪律。从大局上讲，有三种纪律是必须要注意的，一是思想纪律，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搞辩证法，不能说瞎话，不能搞形而上学，不能搞繁琐哲学，这也是文风的一个重点问题。二是政治纪律，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有利于人民的事就做，不利于人民的事就要反对。三是组织纪律，这是最直接的，就是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在发扬民主的时候要充分发扬，但是在集中以后就要坚决执行集中的意见，你不赞成也得执行，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力所在。

　　第六是艰苦奋斗精神。我去过两次英国，这两次我都必须去海格物的马克思墓看看。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这么一句话：“从来的哲学家都是用各种方式来解释世界，而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它。”这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关键是要实践，不是坐而论道。要实践就要奋斗，要奋斗就会碰到困难，碰到困难就要艰苦奋斗，就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从马克思主义来的，是从我们的实践中来的。我们的艰苦奋斗不是苦行僧式的，也不是自我摧残，不是自讨苦吃式的，是革命需要的那种艰苦奋斗。艰苦奋斗不能只是追求形式上的，如吃粗粮、穿草鞋，而是要深入理解它的含义。我在干校的时候，有幸和胡耀邦同志在同一个班劳动。那时我们俩在一起成了忘年的好朋友，谈了很多问题，什么话都讲，其中讲到了艰苦奋斗的问题。他就讲，艰苦奋斗有三个层次：生活上的艰苦奋斗、工作上的艰苦奋斗和思想上的艰苦奋斗。生活上的艰苦奋斗就是不要奢华，不要浪费，要耐受得住生活上的困苦，这个我做得不错，掉在地上的东西我都捡起来吃了，这不是不讲卫生，常言讲“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掉在地上的食物，一个是沾上的病菌数量有限，“剂量”达不到致病的水平，再一个就是我们自身也有相当强的抵抗力。工作上的艰苦奋斗，就是要克服工作上的困难，努力去完成任务，劳动的时候要吃大苦，耐大劳，这个我也做到了，插秧插得全连最快。第三个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要把问题想明白，苦思苦想，像达摩面壁一样。比如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必须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干校的时候耀邦同志就要求我把这些问题好好想一想，最好每个月能写一篇理论心得出来。他对我的教育、影响很深，去年在他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耀邦同志也到发射中心来视察过，我陪他来的，他还题了“身居最下游，志在最高层”，你们把它挂在展览馆里，这也很好。

　　这些都是你们发射中心这么多年创造的革命精神，这是18年前我的理解，现在你们提出了东风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这都很好，但是基本方面至少包括我刚才说的六个方面，可能还有其他的方面，这都是一致的。

　　记者：看得出来，您这么多年来，在关于精神文明方面所思考和总结的东西非常深刻，也非常丰富。尤其是在当今这样的经济大潮之下，注意精神层面的建设，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您所讲到的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伍绍祖：作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我认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革命精神与延安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发射中心的革命精神就是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我衷心希望发射中心的同志们发扬自己创造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把我们所承担的任务完成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就！

　　

　　责任编辑/水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