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德治"思想简论

周公“德治”思想简论

黄玉顺

（四川大学 哲学系，成都610064）

摘 要：儒家“德治”思想最初是由周公提出的。周公出于对周王朝的群体生存的关怀，提出了一种“天——王——民”相互制衡的三角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以德配天，用德祈天，敬德保民。而其核心就是“德”。这后来发展为儒家的“德治”思想。

关键词：德治；儒家；周公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德治”思想和“法治”思想都相当丰富，值得我们加以批判地继承。儒家就是主张德治的，孔子阐述过这方面的思想。但是追本溯源，这种德治思想最初是由西周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提出的。本文讨论周公的德治思想，意在为我们今天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提供一些中国文化传统方面的精神资源。

周公（？— 约前1095）姓姬、名旦。其采邑在周地（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他是殷周之际最伟大的政治家、谋略家、思想家。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他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先后辅佐父亲周文王、哥哥周武王及侄子周成王，先后灭殷平叛，封侯建国，“制礼作乐”，建立了标炳史册的丰功伟业。

在周公思想中，最核心的是关于“天命王祚的兴衰继绝”问题。一个王朝、例如商王朝，是怎样丧失自己的王祚的？而另外一个王朝、例如周王朝，又是怎样获得自己的天命的？这个问题的意义，小而言之，只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大而言之，则是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群体生存哲学问题：对家、国的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这就是周公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思考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德治思想。

周公的德治思想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三角关系”。这个三角的三个端点是：天、王、民。三者之间具有如下的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天

王 ——→ 民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环状结构：天决定着王，王决定着民，民决定着天。这里，王命取决于天命，天意取决于民意。这与殷人的观念大不相同，后者虽然也存在这样三个基本因素，但它们之间只是一种单线的联系：天 → 王 → 民。他们没有意识到民意对天意的决定意义。例如殷朝的最后一个暴君纣王，当有人向他指出他的荒淫腐败、置人民疾苦于不顾、这必将导致商朝的灭亡时，他却有恃无恐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1）应当说，意识不到天意取决于民意，这是殷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周公则把天意与民意直接联系起来了。其结果是显然的：王政的好坏是取决于民意对它的评价的。这就是后来人所说的“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

一“覆”，都是以“天”为中介的。

为确保周王朝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从上述三角关系出发，周公对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各自的“注意事项”分别进行了陈述：

1．天命 → 王命：以德配天

我们知道，“天命”观念乃是当时的普遍观念，周公思想也是如此：一个王朝的命运是由天命决定的。周公指出，殷之灭亡、周之统治，都是天意：“尔殷遗多士，弗弔（不料）昊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唯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多士》）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康诰》）根据这个认识，周公深感“天命靡常”（4）（3）（2）。这一“载”，殷鉴不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其不延。„„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其不延。”（《召诰》）谁敢说那殷朝的命运就不能延续？谁敢说我周朝的命运就必定延续？这表明，周公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

因此，对于周公来说，如何“祈天永命”（《 召诰》）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周公思想的独

到之处在于，在他看来，面对无常的天意，人并不是无所作为的。那么，一个王朝如何才能祈求天帝永长自己的统治命运？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这个王朝是否有“德”，因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5）应该说，这是他的独到发现。为此，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敬德”“明德”的途径，达到“永命”的目的。周公明确指出，殷朝的灭亡是因为不敬德：“惟其不敬德，乃早坠厥命”（《 召诰》）；反之，周朝的成功则是因为能够明德：“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康诰》）。所以，周公一再告诫：“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 召诰》）。只有具有德，才能感动天，从而才能祈天永命。

2．民意 → 天意：用德祈天

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目的在于“祈天永命”，这也就是“用德祈天”，亦即通过实行德政，祈求上天延长自己王朝的统治命运：“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为什么要以德祈天？为什么有了德就能够祈天永命？因为天命是遵从民意的，而民心又是向往德政的。“我其敢求位？唯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多士》）我们知道，天从民愿，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时代思潮。例如史伯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统治者就应当以民为镜，正如《酒诰》所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鉴，照镜子），当于民监。”民心所向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民意的臧否，就是自己是否有德的标准，也是上帝考察自己是否有德的唯一参考。所以，周公坚信：能得民心，也就能得天命；而得民心的关键，就是实行德治。

3．王 → 民：敬德保民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对民的关系当然是一种统治的关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周公却意识到：如果没有了人民，也就没有了自己的统治。所以，如何“保民”（保有人民）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既然天意遵从民意，那么不能保民也就不能祈天。为此，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这里，“保民”是目的，“敬德”是途径，“永命”则是最终

目标。首先是要敬德，敬德才能保民。但周公也意识到，敬德保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畏（威）棐（非）忱，民情大可见，小民难保。”（《康诰》）所以，在他看来，统治者必须对人民心存敬畏之心：“治民祗（敬）惧。”（《无逸》）说到底，敬德也就是畏民。这就正如唐代魏徵所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天是要“翻船”的。

具体说来，周公认为，敬德保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能自己贪图享受，而应该以正道引导人民：“无康好逸豫”（《康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以万民惟正之供。”（《无逸》）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体察民情：“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民之依（隐）。”（《无逸》）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则是“明德慎罚”。他认为周文王当年就是如此，所以才能得天命、保人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康诰》）否则，“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无逸》）如果严刑峻法，为所欲为，就会成为民怨所归、众矢之的。总之，君王就是应该“裕民”“宁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康诰》）要让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宽裕。

以上几个方面有一个核心点，那就是“德”；从政治角度看，就是“德治”。周公认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文王）德延。”（《君奭》）周朝的统治并非依赖天帝的恩赐，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德行的努力。这在当时实为一种大胆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为儒家所继承发扬，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8）（7）如果不对人民心存敬畏，总有一这就是说，单凭法治是不行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德治。因为单纯的法治至多只能使人努力避罪，却不知道羞耻；德治则能使人不仅知道羞耻，而且心悦诚服。正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9）德治能使统治者成为北斗星，人民自然就会象群星一般环绕着他。 当然，周公受时代的局限，把“天”“天意”“天命”作为“王”与“民”之间的中介，以

至造成一个“神秘的三角”；而我们今天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所谓天意就是民意。再者，我们今天实行“德治”，不是封建时代那种“王”和“民”的统治关系，而是人民公仆和人民的服务关系了。我们的“德治”就是“以民为天”，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