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语篇分析_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
2002年第6期 外 国 语 总第142期 No.6, November 2002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General Serial No.142
文章编号:1004-5139(2002)06-0042-07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
戴炜华,高 军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摘 要:本文旨在讨论批评语篇分析的概念、原则和理论框架,着重论述语篇、权势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运用该理论框架分析了一篇新闻报导。
关键词:批评语篇分析;权势;控制;意识形态;系统功能语法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etical Review and a Case Study
DAI Wei-hua, GAO J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concept, principle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Emphasis is put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Then the authors analyze a news report by employ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DA.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power; control; ideology;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一、 概述
批评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某些原则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的批评理论,该学派坚持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反对意识形态控制和支配人的心理。当代的批评语篇分析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主要由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开创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发展起来的。1979年R. Fowler,B. Hodge,G. Kress 和T. Trew出版了《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提出批评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方法,旨在通过对大众语篇的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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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作用。一般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对客观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具体表现在哲学、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等领域。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就CDA 来说,意识形态指人们“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总的观点和看法”[11:81]。或者指“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生活的总的方式”[12]。
CDA在人类学上吸收了美国人类学家E. Sapir和B. L. Whorf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认为人类在文化上有共同点,但在语言上有相异性。即使同一种语言,由于使
用者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不同,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差异。CDA 在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上吸收了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的观点。系统功能语法主张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是由其所实现的社会功能决定的,而CDA 正是主张语言形式反映语言的社会功能。CDA 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篇作为语言的存在形式是具体化的社会实践,“表达社会机构的意义和价值。”[12]批评语篇分析学家主张“语篇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在社会的互动作用中产生”[3]。因此,在本质上,CDA 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社会分析,并把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融为一体。CDA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语篇分析,“主要是研究在社会政治语境下语篇和谈话如何实施、再现和抵制社会权势滥用、统治和不平等。”[3]说得透彻些,CDA 是对持不同意见人的语篇进行分析,其最终目的是让人理解和揭示社会的不平等并最终抵制这种不平等。为此,对CDA 来说,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清楚地意识到语篇在社会中的作用,从而正如N. Fairclough[8]和G. Kress [6:84-85]指出的那样,用批评性观点分析和解释语篇的生成、内部结构和整体组织,把语篇的形式、生成过程和阅读过程与产生它们的社会权势结构联系起来,揭示语篇的政治性。可见,批评语篇分析与非批评语篇分析相对,前者是解释性的,而后者是非解释性的,或者是局部解释性的,即依赖背景语言(background language),并采用“目标-驱动”(goal-driven )的局部解释性模式来分析语篇,描写语篇中句子之间的衔接和连贯、语篇结构和信息结构、语篇语境等,而并不考虑语篇本身直接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的构成,忽视权势(power )和地位(status )在语篇中的作用。
鉴于CDA 所固有的性质,它就必然同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社
会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媒体学、人种学、民族学等的批评性要素互为补充。我们不能说语言学及其一些分支和领域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语体学、会话分析、叙事分析等没有批评性观点,事实上它们或多或少也带有些批评性观点,但只是局部采用,而CDA 则是整体上采用批评性观点。
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语篇分析自1979年由R.Fowler 等创立以来,已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M. Bakhtin,R.Clark ,N. Fairclough ,R. W odak ,J. A. Thomas,R. Ivanic ,M. Martin-Jones,T. A. van Dijk,D. Forgas ,A. Gramsci 等都对它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是N. Fairclough和T. A. van Dijk对CDA 的深入研究格外引人注目。
二、概念、原则和理论框架
CDA是语篇分析的一种路子,并不是一个具有特定研究方向的学科领域,同时,CDA 的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分析类型,例如会话的批评性分析和新闻报导的批评性分析就不同,法庭盘问的批评性分析与课堂语篇的批评性分析更是不同。因此,对CDA 来说,并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语篇类型的单一的理论框架。但是,尽管语篇类型不同,CDA 有其共同的批评观点,而且也有其总的研究目标。
除了通常用于语篇分析的一些概念外,我们可以找到对CDA 来说在总体上是一些专用的又是紧密联系的概念框架。这些概念均对应于CDA 中普遍使用的术语和词汇,例如:权势(power ),支配权(dominance ),霸权(hegemony ),意识形态(ideology ),阶级(class ),性别(gender ),种族(race ),种族主义(racism ),种族歧视(discrimination ),制度(institutions ),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社会秩序(social order ),利益(interests ),再现(reprod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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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abuse ),抵制(resistance ),不平等(inequality ),证明正当(justification ),批评(criticism ),辩护(defense ),社会互动作用(social interaction),政治语境(political context ),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民族主义(nationalism ),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社会经济制约(socio-economic constraints),社会文化制约(socio-cultural constraints),批评语言意识(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等等。
当我们把CDA 这些基本概念理论化时,CDA 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 )具有共同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在批评分析和“批评社会理论”方面有共同点。虽然CDA 没有那么激进地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它只是在语言学的框架内联系相关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以语言分析为手段,以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为其目的,强调语言学的主体地位。
那么,什么是CDA 的主要原则呢? N. Fairclough 和 R. Wodak[10:271-280]曾经把CDA 的主要原则归纳如下: 1. CDA 处理的是社会问题; 2. 权势关系是推理出来的; 3. 语篇构成社会和文化; 4. 语篇为意识形态工作; 5. 语篇是历史性的;
6. 语篇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 7. 语篇分析是解释性的; 8. 语篇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
这些原则归根结蒂强调语篇具有社会性,语篇是具体化的社会实践,但是语篇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语言为意识形态服务,语篇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语篇的内容;权势关系在 CDA 中十分重要,但是它是通过分析推理出来的;批评语篇分析并非是描写性的,而是解释性的。
就CDA 的理论框架来说,虽然没有一
个适用于一切语篇类型的单一的理论框架,但作为CDA 的理论框架,话语、认知和社会这三个要素却是共同的。CDA 就是对这三个要素进行批评性的分析。
按N. Fairclough的观点,任何话语都是一种三维概念,即话语由语篇(text )、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和社会文化实践(social cultural practice)组成。语篇包括口头语篇和笔语语篇,话语实践包括语篇生成和语篇解释。由此,语篇分析也应该是三维的,即以语言为主体,对语篇作出语言学上的描写,对话语和语篇的生成过程的相互关系作出解释,并对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解释。
语言使用、语篇和言语交际属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微观分析层次,而权势、控制和支配以及社会集团间的不平等包括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则属于宏观分析层次。这样,CDA 正好填补了这两者之间的空缺。我们可以把CDA 看成是一个介于微观分析层次和宏观分析层次的中间层次(meso-level )。
语言使用者作为社会角色必然涉及认知。这种认知既有个人认知的性质,又有社会认知的性质。个人认知包括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知识和个人对社会事件的看法,而社会认知则是作为整体的社会集团或文化的成员所共享的记忆、知识和认知。这两种类型的认知影响社会成员的互动作用,也影响他们的语篇,其中共享的认知也控制和支配一个社会集团的集体行为。因此,认知可以看成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至关重要的界面,也是个人语篇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结合部分。
在CDA 的认知系统中,作为控制和支配的权势是一个中心概念。权势是根据交际或语篇事件的参与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以及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来控制语篇如何生成、分布和使用的不平等能力而形成概念的。语篇生成、分布和使用方式的不同就导致不同的语篇形式。Van Dijk[3]指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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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群体拥有获得稀有社会资源的特权,如名誉、金钱、地位、知识、信息、武力等,并能够控制其他群体的思想行为,我们就说该群体享有权势。根据实施权势的不同来源,语篇可分为如军事语篇、政治语篇、媒体语篇、科学语篇等。权势也有不同的类型,如以暴力或武力为基础的权势,以权威性的说服力为基础的权势,以一般的舆论一致为基础的权势等。当然,权势并不是绝对的,它只体现在某些特定情景或特殊的社会领域,而且被控制群体可能会接受、服从或是抵抗这种权势。因此,拥有权势群体通常以法律、规范、制度等形式把权势表现出来。Gramsci[4]称之为霸权,如阶级统治、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霸权”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列宁著作中,但是A. Gramsci在论述和详细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欧的革命策略时把霸权放在一个中心位置。霸权即是在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体现其领导和支配地位。A. Gramsci的霸权理论就是详细阐明“权势关系如何制约和控制语篇实践中的生成性和创造性,以及语篇实践的一个特定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如何组成霸权的一个领域”。[9]值得指出的是,CDA 中的权势是就整个群体而言的,并非指群体中的个别成员。
我们知道,篇章和谈话会影响人的心理,而行为受到心理的控制,影响人们的心理就会间接控制人们的行为,因此,语篇最终控制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而这种控制造成的社会后果,就是社会的不平等。对语篇和谈话的控制既涉及控制语篇和谈话的结构,又涉及控制语篇体裁和话题,但是在日常的语篇和谈话中普通的人们对此只是消极的控制,只是服从上级和权威告诉他们要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对媒体语篇也是消极的控制。但是有权势的集团或组织成员就会对大众语篇进行积极的控制,这样,记者控制新闻语篇,教授控制学
术语篇,政治家控制政治语篇,教师控制教育语篇。CDA 强调语篇结构如何影响心理控制。心理控制通过语篇和交际涉及关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信念和习得。“如果语篇控制是权势的最主要形式的话,那么控制人们的心理是再现支配和霸权的另一个基本方法。”[3]这就是说推理性的心理控制也是权势和支配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定义为是对别人的心理模式和社会描述的一种控制。这种控制可以影响一个集团的知识,即事实性的信念,也可以影响一个集团的社会共享的意见,即评价性信念,如态度和意识形态。
在CDA 的认知系统中,除了权势和心理控制外,语境控制也十分重要。这里讲的语境是语篇生成和理解的社会情景的那些特征在心理上表达出来的结构,“由情景、环境(时间、地点)、不断发展中的行为(包括语篇和语篇体裁)、各种交际的、社会的或制度性的角色中的参与者以及他们的心理描写(目标、知识、意见、态度和思想意识)这样一些完整界定语境的范畴组成的。”[13]以语境为基础的控制不仅来自于人们理解和描述语篇,而且也来自于人们理解和描述整个交际情境。“CDA 正是典型的研究语境特点(例如权势集团的语言使用者的特点)如何影响支配集团的成员在‘更加可取的语境模式中’界定交际情景。”
CDA 把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融为一体,主张语篇本身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尽管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因此在CDA 的理论框架中,社会这个要素是不能缺少的。社会结构决定语篇特性,语篇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但是社会集团的权势与语篇的关系、语篇与认知的关系以及认知与社会的关系相当复杂。一个支配集团控制大众语篇、反对另一个被支配集团并不总是十分明晰的,社会集团间的意见冲突和不平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舆论一致和权利合法也会采取多种形式。即使是“支配集团的成员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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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持不同政见的人,并站在被支配集团一边……”[3]
三、实例分析
CDA 在语言层面的分析主要运用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但并不排斥其他语言学理论中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如语用学、叙事学、图式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等。Halliday 认为,语言有三个元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反映人类各种经历,而及物系统又是表达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包括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作者/讲话人选择何种过程、何种功能成分(动作者、目标、感知者等),选择何种体现这些功能的语类(如名词短语、动词短语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想观点和意识形态。人际功能表达语篇作者的身份、地位、态度等,通过语气(mood )和情态(modality )体现出来。语篇功能包括说话人或作者组织自己思想先后顺序的主位结构和表达说话人或作者对信息中心成分处理的信息结构。研究语篇功能有助于了解讲话人或作者的起点是什么,有助于掌握有关中心内容的信息在语篇中的分布情况。批评语篇学家分析语篇时把各语言形式和这些功能相联系,特别注意运用及物系统(transitivity )、语气、情态、转换(transformation )、词语选择(lexical choice)、代词化(pronominalisation )等分析工具。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每个语篇都有其特定的特征,因此,分析具体语篇时,要突出其特有的特征,不求面面俱到。
本文试图分析一篇登载于1986年6月24日《泰晤士报》的新闻报导,题为“35 years’ jail for ‘inhuman’ IRA bomber”,目的在于揭示语篇、权势和意识形态的互动作用。1984年10月,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及其内阁大臣正于Brighton's Grand Hotel召开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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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年会。12日,爱尔兰共和军投弹手Patrick Magee 等引爆Grand Hotel,企图炸死撒切尔夫人,但以失败而告终。相反,5名群众被炸死,34名群众被炸伤。本文分析的语篇是对两年后即1986年英国中央刑事法庭对Patrick Magee 等的审判的报导。《泰晤士报》一贯标榜客观公正,事实上常常支持政府的政策和观点,一直是统治集团的喉舌。它的读者对象也主要是英国上层社会,包括政府官员、高级知识分子和工商、金融界人士等。从该报的内容及观点来看,“掌权的人读《泰晤士报》”一说,在英国不无道理。我们拟从直接引语、称谓、词语选择、语态、情态等分析记者是如何从语言形式的选择反映意识形态的。这些方面与语言的三个功能相联系。
直接引语是新闻报导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通常引用当事人或权威人士的话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影响读者对新闻事件的看法。该报导中的直接引语除两句引自爱尔兰共和军支持者的话外,其余全部引自法官Boreham 的原话,如inhuman, a man of
exceptional cruelty and inhumanity, horrifying, even more hideous这几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表明了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的残暴、非人性。这恰恰与撒切尔夫人的演讲保持一致,“The bomb attack was first and foremost an inhuman, undiscriminating attempt to massacre innocent, unsuspecting men & women. ”再如,记者记叙对其他同谋犯的审判时引用了法官的话,“active service unit”,“enjoyed terrorist activities”,“a fanatical loyalty ”。这表明了法官对恐怖分子疯狂行径和狂热信仰的嘲讽和仇视。我们知道,不同的社会阶级对同一事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泰晤士报》倾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记者通过代表政府利益的法官的话将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传达给读者,达到控制读者的目的。此外,记者还引用了爱尔兰共和军
支持者在法庭上的话“Up the Provisionals”和“Our day will come”,以此告诫读者,爱尔兰共和军仍然有其追随者,仍然伺机暗杀撒切尔夫人,仍然企图危害公共安全。毫无疑问,这将引起众多不能参加庭审的读者的强烈愤慨以及坚定他们誓与恐怖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这里,记者既引用法官又引用爱尔兰共和军支持者的原话,表明其对双方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爱憎分明的立场,有效地将政府的观点传达给读者。
我们也可以从记者对Patrick Magee的称谓以及对人物、事件的描述看出他所持的立场。记者在第一段已交代引爆手姓名的前提下,以后直呼其姓Magee ,显示对他的不尊重甚至蔑视的态度。“It was accurately timed to explode when people were at their most vulnerable in bed.”中的vulnerable 一方面表达了记者对遇难及受伤群众的同情,另一方面表达了对恐怖分子残忍手段的痛恨和谴责。“She had enjoyed every minute of being in the witness box and the trial.”中的enjoyed 令读者感受到爱尔兰共和军的支持者对法庭的蔑视和丧失人性的心态。如此惨无人道的恐怖分子怎能不激起读者的愤慨?可见,记者(这里代表统治阶层)通过语言形式的选择来达到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控制读者的目的。
被动语态的使用同样可以实施意识形态的控制。报导中大量地使用了被动语态,如,“Magee was given a total of eight life sentences…after being convicted on seven counts …”,“The Brighton bombing was described …”,“Four other members of the IRA were also each given life sentences for conspiracy …”,“Earlier a Glasgow man was given eight years for helping the unit.”,“
…no mitigation was offered for Magee…They were brought up from the cells to be dealt with one at a time…”,“He had sat
down …but was dragged to his feet.”,“Peter Sherry, aged 30, was told that…w here Magee and the unit were arrested…”等,Magee 和其同谋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全部脱离其常规的宾语位置,成为主语,说明这是本篇报导的主要话题,是作者的视角和出发点,强调了恐怖分子处于被审判者的被动的地位以及法官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情态系统可以用来表达作者对事物所持的态度和看法,以体现其权威性、支配性和霸权的权势关系。报导第三段的句子“The public must be protected”中,记者用情态动词must 表示他的主观取向,强调了公众的利益应该而且必须受到保护,拉近了与读者(主要是上层社会人士)的距离。同时,该句接在间接引语“The judge told Magee that...”之后,使读者分不清这到底是法官的话还是记者本人的话,有效地避免了记者为此应负的责任。此外,The public被置于主语的位置,承载最重要的信息,表明公众的安全至关重要,从而获得上层社会对政府更有力的支持,有利于保守党政权的巩固。记者还用情态词would 对未来作出主观臆断,如“Magee was and would remain a menace to the public.”。研究表明,对于与自己个人信念和经验相背的信息接受者,他们往往相信那些权威的并值得信赖的人士,如新闻记者、专家学者等的语篇(Nesler, et al. 1993)。因此,代表政府利益的记者通过自己的预测左右不清楚事件全过程的读者的观点,统一了读者的认识。
从以上的语篇分析可以看出,记者运用语言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权利控制的目的。Fairclough[7]指出,意识形态由于普遍存在而通过自然化过程变成非意识形态的常识为人们所接受,批评语篇分析就是将语篇中的意识形态非自然化(denaturalize ),通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示隐含的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统治阶层如何运用语言实施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维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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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势,提高读者对语篇的敏感,培养读者的批评语言意识。
四、结束语
本文讨论了批评语篇分析的概念、原则、理论框架及实际应用。批评语篇分析涉及语篇和权势、意识形态、社会和文化等的关系。语篇形式的选择受权势、意识形态的控制。读者应该以批评的眼光分析语篇,加强对权势、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及对语篇的反控制意识。批评语篇分析正处于成熟过程中,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均有待于进一步探讨,重要的是要把批评语篇分析与相关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如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学、人种学等)联系起来考虑,这样才卓有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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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研究受上海理工大学青年科研基金资
助,特此鸣谢。
收稿日期:2001-02-25
作者简介:戴炜华,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高军,女,英语语言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语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