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研究述评"整理

“整理国故运动”研究述评

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里，与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等 研究的繁荣相比较，学术思想的研究则相对显得冷清。不过近年来，随着学术 史研究的不断升温，这种状况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改观，其中一个典型的征候 便是“整理国故运动”逐渐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目光。姑且不论这里是否蕴 含有研究主体积极“预流”的主观动机，仅就“整理国故运动”的历史地位而 言，其自身就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毋庸置疑，五四前后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历史时段，各种思 潮纷至沓来、此起彼伏，构成了一道道波澜壮阔的思想景观。其中，由胡适所 揭橥的“整理国故”思潮，固然由于操作层面上的专业性，其影响似乎不如其 它社会思潮来得广泛，但它对民国知识界所造成的冲击震撼或许较比要更为深 远。毕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日趋“边缘化”和“职业化”，使得不少学人 对政治产生了疏离甚至排斥的情绪；相反地，学术性思潮倒有可能在他们的内 心世界里引发更多的讨论兴趣。因此，藉助于对“整理国故”思潮与运动的考 察，当能将思想史研究的触角扩展延伸到一些过去较少涉及的学界中人，从而 更剀切地体认他们那种原本就十分复杂微妙的心态。至于“整理国故运动”本 身是否暗藏政治动机，以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则更是一个长久以来 便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思想史话题。

同时回眸过去，诚如胡朴安所预言，“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 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苟努力不已，则民国之学术，必能迈前世而上 之” [1]。民国学术界确乎名家辈出，灿若群星，形成了继先秦诸子百家、北宋 关洛闽蜀、清代乾嘉考据之后又一学术高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学术巨 子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潜心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研究范式。 也正是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中国传统学术最终实现了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而 作为一场旨在“使国故现代化” [2]的学术运动，“整理国故运动”无疑是这个 转型过程中的一大亮点。即以胡适为例，有学者曾经统计，“胡适一生著述， 绝大多数都可看作是对中国传统的重新阐释，也就是他所说的„整理国 故‟ ” [3]。尽管对胡适的学术造诣，后世訾议颇多，然而他那些“整理国故” 的文字在学科创建与研究典范上，对“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贡献则是有目 共睹的。由此可见，通过对“整理国故运动”的脉络梳理和源流考辨，不惟能 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和 把握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历程及其意义。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整理国故运动”都具有相当 重要的研究价值。况且，它对于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前些年的新“国学热”，或 许也能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启示。

然而有意思的是，作为一场曾经在民国知识界“甚嚣尘上”、影响广泛的学术 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长期以来，“虽然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 中不时被提到，但不知为何迄今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 [4]。当然，所谓“少

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并不意味着迄今连零星的个案研究都不曾有过。其实， 此运动不仅“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中不时被提到”，而且也不乏专题 研究的论文。以下即拟以时间为坐标，来简略回顾一下“整理国故运动”研究 经历过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论争阶段（1919年一1949年）。

与一般呈现相对静态特征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思潮与运动往往在初起时就引 起了圈内人士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震动和广泛关注。严格说来，这已是研究的 起点。“整理国故运动”也不例外。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 口号后不久，便如巨石投浪，在民国知识界引发了阵阵 的轩然大波。围绕着提倡“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方法是否得当，无论 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学界新秀，也无论是敌是友，均本着各自对时势与治学的 判断和看法，公开或私下地发表了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褒贬各异、 莫衷一是。时人即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 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 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 [5]鉴于这些思想论争的涉及面十分 广泛，在此不拟详细展开[6]。

第二阶段，思想批判阶段（1949年一1979年）。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陆上开展了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 动”。在汇编成八辑的《胡适思想批判》以及其它大量的批判文章中，作为 “流毒”之一，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自然难逃被口诛笔伐以求“彻底肃清” 的劫数。尽管在个别文章中，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尝试从方法论角度，对胡适及 其“整理国故”进行学理性质的批评，间或还参入了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论辨； 但形格势禁，即便是这类文章，也不得不立足于众口一词的全盘否定。在当时， 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便是指斥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一方面宣传帝国 主义奴化思想，一方面诱惑青年用繁琐主义、形式主义、趣味主义脱离现实斗 争。两翼是相互作用的，因而目的是一个：达到民族虚无主义，向帝国主义屈 膝！ ” [7]甚至还有人认为：“胡适的所有„考据‟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有 特殊的目的的。这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 [8]自此以后，“整理国故运动”基本上“盖棺论定”。1957年出版的 《鲁迅全集》对“整理国故”做出了 “权威性”的注释：“ „整理国故‟，是

当时由胡适所提出的一种反动运动。” [9]其后刊行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 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也大多沿用了这一说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 到“文革”结束后数年。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虽然 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但是有些文字还是较具学术意味的，不宜一 笔抹杀。如童书业对“古史辨”的反思，以及周一良对“整理国故”与“乾嘉 考据”的辨析，均对后人研究不无启发[10]。

第三阶段，思想解放阶段（1979年至今）。

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持续地冲刷着昔日的坚冰，极大地促进

了史学的繁荣与发展。其中一个表征便是随着学术氛围的日益正常以及胡适研 究的逐渐升温，有关胡适和“整理国故”的论题再次引起了一些学人的关注和 重视，并在诸多方面予以了重新的审视。

首先，由丁•根本观点上的亟待“拨乱反正”，这一阶段的研究必然选取了 “评 价”问题为首要的突破口。1979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 会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以此 为契机，关于胡适和“整理国故”的再评价，也逐渐在学术界铺陈开来。1981 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新注释中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为：“ „整理国 故‟，当时胡适所提出的一种主张。” [11]此前所谓“反动”的负面字眼，已 然去除。此后，随着研究心态渐趋客观，更有论者进一步彰显了 “整理国故” 的正面意义，强调它“不仅撕破了守旧派的„保存国粹‟的旗子，而且也在一 定程度上纠正了许多人否定一切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倾向” [12]，并且进 一步肯定说：“整理国故确是吸收外来文化，再造中国的新文化的一项极为必 要和极为重要的准备工夫。胡适整理国故的另一个主要的意义，是通过这项工 作启示做学问的方法。而他的方法确实影响了一大批后起的学者” [13]; “历 史地看，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口号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 他本人的大量实践也是成功的，具有开创风气的榜样作用与学术层面的样板价 值。„整理国故‟作为一段时期内广泛推行的一个实践运动，对于我国民族文 化遗产的发扬光大，尤其在去芜存精、推陈出新方面涌现出的创造价值具有深 远的积极意义，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也起了重要的阻 遏作用” [14]。此外，近年又有学者辨证地提出：“胡适系统提倡的„整理国 故‟的理论和实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功绩是主要 的” [15]，“ „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 的” [16] o

不过，在肯定“整理国故”积极意义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并不讳言其中有消极 流弊的存在，认为“就整理国故本身而言，它是在历史文化领域里着手对封建 糟粕加以清理的活动，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它又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产 物。……这就是胡适„整理国故‟的双重性质” [17]; “对胡适来说，他的 „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也是有相当的片而性的，即只看到它的反封建的意义 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作如此提倡，客观上会带来的严重的消 极现象” [18];以至于“后来有些学者陷身故纸堆里而自娱，实在脱离国计民 生和社会实际，这不能不说是胡适这句话所产生的流弊” [19]。与此同时，龚 书铎先生也在《怎样评价胡适？》一文中，全面论述了胡适和“整理国故”。 他深刻地指出胡适所揭橥的“整理国故”，“一方面对于清理中国古代的历史 文化遗产起到了某些作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诱使青年脱离社会、钻故纸堆的 负面影响，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封建复古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 如果说上述重新评价“整理国故”的文章，主要是侧重于文化史的取角；那么 随着研究的不断细致深入，有些学者也渐次注意到与“整理国故”有关的一些 学术史问题。如郑师渠教授所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就揭 示了晚清国粹派之于“整理国故运动”的先导意义，认为它开创了 “近代国故 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21]。欧阳哲生也在《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 代阐释》一书中，从研究的范围、目的、态度、方法等角度，对“整理国故”

与乾嘉考据、晚清国粹派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辨析[22]。

由于学术史研究逐渐升温，“整理国故运动”近年来也日益为更多的学者所关 注。罗志田教授便将此作为一个主要研究课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 一例》

一文中，他具体探讨了五四后“科学”实践一度落实到“整理国故”、“古史 辨”和“社会史研究”上的原因，认为其中“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 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 用” [23]。在《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 论争》一文中[24]，他又选取毛子水与张煊的论争这一事件切入，通过“回向 原典”式的解读，从思想史视角考察了 “整理国故” 口号初起时知识分子的观 念异同。而在《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一文中，他则 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以往研究大多忽略的问题，即胡适本人关于“整理国故”的 认知前后并不一致；概言之，“整理国故的主要倡导者胡适，在最初论证其正 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但他自己在北伐时期却转变 了态度，将整理国故与„打鬼‟联系起来” [25]。此后，在《新旧能否两立： 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文中，罗志田教授又结合文 学研究会前后两次的态度转变，深刻分析了这一逆转与世风的变迁密切关联， 尤其“后一次很可能与北伐造成的政治权势转移带来的思想倾向转变相

关” [26]。而在《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西方学术分类 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 惑》等文中[27]，他则较为详实地介绍了民国学者对“国学”与“国故学”的 不同诠释，以此来说明“国学”与“国故学”在当时就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 又充满歧义的概念。同时，他还在《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 他性》、《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二文中[28]，指出了这 样一种奇异现象，即民初一些趋新学者一方面极力否定“国学”或“国故学” 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又希望通过对研究“资格”的强调来确保“国学”或 “国故学”的清纯性。此外，他还在《留学生读什么书：20世纪20年代的一 次讨论》、《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 紧张》等文中[29]，就当时社会上对胡适、梁启超开列所谓“国学书目”的反 响与争议，进行了一番深入探析。以上诸文，大多己汇编入其《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中[30]。 一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燊兵教授也对“整理国故运动”做了不少个案研究。他首 先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一书中[31]，对中外学者之间的 交往予以了缜密疏理，从一个侧而展示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状况与趋势。继 而，他又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一文中[32]，充分揭示了西学 对近代国学研究的巨大影响。而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33]， 他则以陈寅恪致陈垣函中一语为楔子，通过另辟蹊径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重 现了民国学界的基本格局。此后，在《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 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一文中[34]，他再次运用其所擅长的

语境分析和人脉梳理方法，指出傅斯年《旨趣》的针对对象并不只是顾颉刚， 甚至主要不是顾颉刚，而是此前长期占据学术主流的太炎门生。另外，他在

《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际反响——以整理国 故为中心》、《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等 文中[35]，也对一些相关问题做出了十分精辟透彻的论证。上述这些文章大多 已收入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中[36]。

在此期间，“整理国故运动”也吸引了一些台湾学者的密切关注[37]。尤其是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陈以爱早在攻读硕士阶段，就在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 学门早期的发展（1922 — 1927) ——兼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的硕 士论文中，凭藉广泛坚实的史料基础，以30万字篇幅，对“整理国故运动”的 发源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在这部己 经先后刊行于台湾、大陆的专著中[38]，她不仅首次完整重建了国学门的全貌， 而且还将其置于现代学术运动的背景下，由此也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深 入的考察，其中时有超越前人的创见。譬如她关于研究机构与刊物对学术风气 转移的影响，“疑古派”在国学门的势力等问题的阐析，皆可谓新颖别致，不 乏独到见解。此后，她又继续以《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 流衍》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对“整理国故运动”加以了进一步的专门研究[39]。 在这篇已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中，她分上、下两篇，分别从文化史与学术史的 视角，全面地论述了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发展历程，从而填补了该研 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而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该文也屡有洞见。如对胡 适“汉、宋”形象的历史还原，尤显作者功力与识见。另外，文中关于《大公 报•文学副刊》对胡适的刺激，以及王国维何以“攻戴”等问题的探讨，均堪 称论据确凿、新意迭见。

差不多同时，南京大学中文系徐雁平也以《整理国故与中国文学研究——以胡 适为中心的考论》为题，撰写完成了博士论文[40]。在文中，他详细探讨了胡 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兴起背景、方法和传衍途径，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研 究与文学观念的影响。其中，第三章围绕民国《诗经》研究所展开的评析，充 分显示了著者扎实的古典文献学基础；而第五章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变迁来看 “整理国故”观念的渗透，以及关于学术演讲与书信论学对“整理国故”促进 作用的论述，也反映了作者别出心裁的视角。

同时值得密切关注的是，在前年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 卷）中[41], “整理国故运动”成为了各位作者集中阐述的一个研究对象。其 中，台湾学者王汎森在《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一文中，从治学取向、研 究风格、史料观、历史解释、史学与时代的关系等层面，逐一剖析了新、旧史 学的异同，并且还疏理了 “新派”史学治史观念的变迁。而刘龙心、王晴佳则 分别在《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 与跨学科》二文中，不约而同地从近代中国史学“专科化”这一角度，阐释了 它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在其他学者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可供参考的成果。 如宋小庆在《近代“国学热”的兴衰》一文中[42]，就根据对“国学”的根本 态度差异，将近代“国学”研究划分为弘扬、整理、批评三派，并指出近代的 “国学热”大致经历了初兴、高涨、衰落三个阶段。钟少华也在《试论近代中 国之“国学”研究》一文中[43],通过对40多部近代“国学”专著的考察，分 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方面予

以辨析，g 在对当今所谓“新国学”提出针砭。

限于篇幅，以上介绍的研究状况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未必周全。至于 大量与此相关的学术史和史学史论著，以及关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 个案研究，则更是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但毫无疑问，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该 课题的研究的拓展和深化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前驱意义。

不过，综观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研究，可以 发现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大多集中于研究胡适个人；其二，大多侧 重于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总体评价。今天看来，这两 个特点当然有其一定合理性。毕竟，胡适作为提倡“整理国故”最力者，无疑 是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而且研究一场运动，对它做出评价，也是题中应有之 义。但毋庸讳言，这两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研究视野的拓展。首先， 由于过多地将研究目光聚焦于胡适个人，甚至于将“整理国故运动”完全附庸 于胡适，容易遮蔽了运动的广泛性和群体性。因为既然是一场运动，其规模与 影响范围就必然是广泛的，参与者也是十分众多，不可能自始至终都是胡适一 个人在唱“独角戏” [44]。这种状况虽在近年有所改变，但以“整理国故运动” 为背景来研究其他近代学人的论述仍不多见。其次，由于过多地侧重从文化思 想角度，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评价或“再评价”，由是难免造成了结论的 简单重复。事实上，关于“整理国故运动”，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尚待研讨。而 近年来虽经一些学者的努力，相关史实不断得以发掘、辨析，在个案研究方面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总的来看，该课题的研究仍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阶 段，研究空间尚显疏阔。这主要体现在迄今为止的研究，较多的是对其中所牵 涉到的人物、流派或事件，展开细致入微的个案考察，还较少将“整理国故运 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史现象，从宏观层面上加以系统的把握。例如，“整 理国故运动”的概念究竟如何界定？运动大致可分为哪几个阶段？它在民国知 识界兴衰递嬗的原因又是什么？尤其是与其所继承的学术渊源相比较，“整理 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哪些影响？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 或许恰是对该课题加以系统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 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民国日报•国学周刊》国庆日增

刊‟ 1923年10月10日。

[2] 邓广铭口述、闻黎明记录《我与胡适》，引S 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 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3]耿云志：《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

《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86页。他同时还统计：“胡适一生 著述2000余万字中，至少80%以上是直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典籍和思

想

人物为研究对象的。” 、

[1] 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

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2]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1924年1月1日），《创造周报》第35

号，1924年1月6日，第6页。

[3] 可详参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

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 〈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陈以

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台湾政治大学历史 系博士论文，2001年。

[4] 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整理国故》，《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三

联书店，1955年，第220页。

[5] 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史学”方法》，《胡适思想批判》第 6辑，三联书店，1955年，第189页。

[6]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35页。

[7] 参见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胡适思想批判》第 3辑；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以上二 书均为三联书店1955年版。

[8]

[9]

[10]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 魏绍馨：《“整理国故”的再评价》，《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耿云志：《胡适整理国故平议》，《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胡明：《胡适传论》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06页。

[12] 李妙根：《胡适与“整理国故”》，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胡适研究》 第1辑，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73—174页。

[13] 罗检秋：《“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 期。

[14] 刘筱红：《胡适与整理国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 年第1期。

[18]朱文华：《评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和实践》，《江淮论坛》1989年 第4期。

[19]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168页。

[20] 龚书铎、宋小庆：《怎样评价胡适？》，《中流》1999年第5期。此外, 关于这一问题，尤文科在《胡适与“整理国故”》一文中，也曾有较为全面的 论述，收入丨晓强、徐梓编《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 社，1989年。至于其同名之硕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8年）， 则惜未见。

[21]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329页。

[22]

[23]

[24]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第171—172页。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25] 《中国学术》总第6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5月。值得一提的是，洪 峻峰在《胡适整理国故思想寻绎》一文中（《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 4期），已注意到此问题，他并且对胡适思想演变的脉络做过一番梳理；另外, 雷颐也曾对胡适这种内在矛盾心态予以解析，参见其撰《胡适与“整理国故” 运动》一文，载《开放时代》2000年7月号。

[26] 《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7] 分别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四川大学学报》（哲社 版）2001年第5期、《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1期。

[28] 分别发表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四川大学 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

[29] 分别发表于《开放时代》2001年9月号、《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2年第5期。

[30]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 2003 年。

[31]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该著主要是由一组相关系列论文汇编而成。

[32]

[33] 《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4]《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5] 分别刊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 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36] 燊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7] 东吴大学中文系张中云早在1996年，就在导师王汎森指导下，完成了博

士论文《整理国故运动之研究：以章太炎、胡适、顾颉刚为例》，惜未见。

[38]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 中心的探讨（1922—1927) 》，台湾政治大学，199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39]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

[40]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1年。该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

6月出版，题为《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41] 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 社，2001年。

[42]

[43] 《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9期。 《学术研究》1999年第8期。

[44] 魏绍馨早在《“整理国故”的再评价》一文中，就对“ „整理国故‟是胡 适个人的私产”这一研究倾向进行过反思，遗憾的是，他并未就此详加申论或 在研究实践中予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