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融与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的演变

内容摘要： 【摘 要 题】近代 中国 传统农业在西学东渐的 历史 潮流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其一，中西交融是近代中国传统农业演变的主流，中国传统农业一方面吸取西方近代农业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仍然保持中国传统农业的优秀传统，走上了中西交融的近代化之路。其二，中西农业融合的进程表现为突出的层差性，由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从技术、制度到精神，中西交融由表及里，层层深化。其三，中西交融的结果，是发生了奇特的异变现象，中西农业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有机的整体。

中国传统农业非常发达，它与传统中医一样，堪称中华文明最富有生命力的精髓。那么，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文化是怎样适应新的 发展 趋势，步履维艰地走上坎坷的近代化之路？本文拟从中西融合的角度探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农业嬗变的主要特征。

一、中西交融是近代中国传统农业演变的主流

融合与吸收，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传统。有的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放射型的核心文化，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揭示问题的全部。何则？因放射需要一定的能量，而这能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聚集起来的。也可以这样说，一种文化的放射力是由其吸收力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辐射力，关键之点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融合力和吸收力。

19 世纪末，西方 科学 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中国传统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对抗，还是西化？富于韧性、惯于调合的中国人，又象他们的祖辈一样，走了一条中庸路线——融合，即一方面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仍顽强地保持着本民族基本的文化传统，走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交融之路。 在中西交融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影响很大的学说——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西学中源说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某些科学技术乃至事物，本源出于中国，是西方人从中国学习和引进了这些东西。因此，中国学习西方，实际上是在恢复自己的旧物。例如，晚清著名学者郑观应曾说：“自《大学》上《格致》一篇，《周礼》缺《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做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注：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清季《农学丛书》编辑者罗振玉首开编译西方农学著述之风。他自述编辑丛书心得时说：“先后垂十年，译农书百余种，始知其精奥处，我古籍固已先言之。”

按照西学中源说，学习西方变成了“光复旧物”，“譬如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金以购还之，„„正当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藉其推阐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失所由来，恶其异类而正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 32 《学术志》。）因此，西学中源说的流行，有力地削弱了保守派对引进西学的阻力，调合了中学与西学的矛盾，为中西交融架起了一座桥梁。当然，该说也是曾经拥有辉煌民族文化的中国，在与西方对比下显得落伍但又不甘落伍，开始向西方学习又耻言学习的一种复杂心理的产物。

中体西用说是晚清中国对中西交融的另一种流行观点。早在 1861 年，冯桂芬在谈到吸取西学时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1895 年 4 月，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匡时策》的文章中，正式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主张中体西用说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顽固维护封建统治的保守派，他们以此为借口反对引进西方民主制度。著名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就曾在《劝学篇》中大肆鼓吹中体西用说，对此来攻击变法维新运动。另一类则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变法派，他们提出中体西用说，是为了避开保守派“以夷变夏”的攻击锋芒，以迂回曲折的方式，为引进西学开辟了一条通道，也为中西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近代在引进西方农学的过程中，深受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的影响，形成了中西农业兼容并蓄的交融态势。正如梁启超在为《农学报》做序时所云：“远法农桑辑要之规，近依格致汇编之例„„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古之实学，保天府之腴壤。”在这里，梁启超把“近师日本”、“远摭欧墨”与“追三古之实学”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西交融的基本思潮。

我国虽然早在明朝末年就已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但直到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学才开始大量涌入我国。 1855 年合信所著《博物新编》一书在广州出版，该书系统介绍了西方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光学、电学、生物等科学知识，其第三集“鸟兽略论”相当于动物学。 1858 年，上海墨海书局又出版了韦廉臣、艾约瑟与李善兰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的著《植物学基础》而编译的《植物学》一书，是我国最早一部专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随着西方生物学的传入，近代农学也开始传入我国。 1877 年在《格致汇编》中就收录了《农事略论》一文，首次系统介绍了西方农学和农业的概况（注：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6 年第 6 页。）。

罗振玉也是我国较早从事西方近代农学引进的学者之一。 1896 年，他与徐树兰、朱祖荣、蒋伯府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农务总会，并在第二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农业学术刊物——《农学报》。该刊到 1906 年共出版 315 期，发表了大量介绍国外农学及本国传统农学的文章。此外他还主持编辑了一套大型的《农学丛书》。这套丛书共分七集，内含 233 种译著并汇辑了中国历代重要农学典籍。这套丛书可谓中西农学的混合体。丛书所收译著的内容涉及农业政策、农业 经济 、农业科技、农业 教育 、农业法规等诸多方面，大体上把当时英、美、日、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有关近代农业的最新成果都介绍进来。另一方面，丛书按照新式农法，将中国传统农业经验及技术重新分类摘编，使之与西方新农学互相参证，以收相得益彰之效。这种把西方新式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相比照，并找到二者相通之处的研究方法，对后来我国的农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出现了西方近代农学和中国土著传统农学同步发展的奇特历史现象：西方农学借助传统的形式得以传播，中国传统农学吸收西方农学的某些因素而得以延续、完善和发展。

近代农学与传统农学的融合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应用于农业技术改良的实践中。我国清末开始在各省普遍设立农业试验推广机构。这些具有近代性质的、全新的农业机构不仅在管理上仍采用封建官僚体制，其工作内容也是结合传统农业进行的。例如，清末吉林省农事试验场的工作方针是“以向来旧法为基础，发挥其所长，补救其所短，藉以灌输新法，渐进改良”（注：《吉林行省档案》， 1(6-1)-285 。）。该场最初所进行的农业试验，大多系利用西方近代农学理论，对当地的传统农法进行验证和分析，或者运用新法对当地作物品种进行优选。总之，近代农学理论只是被用来验证和改造当地的传统农业。这种现象在当时全国其他农业试验推广机构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这种对待西方近代农学及本国传统农业的态度，从清末以来，一直延续下来，形成

了中西交融的历史传统，对我国 现代 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建国后，我国进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即在保持和发展本国农业优良传统的前提下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有些同志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括为“用现代技术强化了的传统农业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大力提倡实现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同时，仍强调“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注：《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9 页。）。他为此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其主要内容仍是传统农业技术。从农学界来看，建国以后，我国农学家系统地发掘、整理和出版了我国历代传统农学典籍，并对传统农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形成了一个比较繁荣的农史学科。一位外国专家在评价中国农业发展时指出：新中国农业之所以取得较大成绩，关键在于没有盲目抛弃中国优良的农业传统，使中国得以在耕地面积缩小的情况下，仍能解决人民的食粮问题。

总之，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西农业交流和融合的历史。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农业史时，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主流。

二、中西农业融合进程的节律

中西农业交融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融合的方式、内容、程度及结果，受中国各地的 自然 、社会、历史、风俗、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风貌。中国原本就很丰富多彩的传统农业，又不同程度地注入西方近代农业的某些因素，形成更加多样化的复合型农业。但就其交融的基本过程来看，仍可看出其大致的发展节律。

从区域来看，近代农业的影响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呈现由强到弱的区域差异。尤其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农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趋势下，东南沿海地区率先接受了西方近代农业的影响。我国设立最早的近代农学团体是 1895 年孙中山在广东发起创办的“农学会”。该会宗旨是“搜罗各国农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不久，因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清政府封闭了广东农学会。翌年，罗振玉等人又在上海设立农务会，创办《农学报》，编辑《农学丛书》，使上海成为新农学的中心。 1893 年，上海设立育蚕试验场，是我国设立最早的一家农事试验机构。与俄罗斯及日本接近的东北地区，也是近代西方农业技术传入较早，农业近代化发展较快的地区。早在 1896 年，俄人就在哈尔滨香坊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试种糖用甜菜。 1904 年，俄国割草机械被引进兴安岭以西草原。 1906 年，在沈阳成立了奉天省农事试验场，在黑山县创办奉天官牧场，在大连也由日本人成立了关东农事试验场。 1907 年，黑龙江省出现了引进外国“火犁”（拖拉机）进行开垦的机械农场——兴东公司（注：《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大事记》。）。而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因僻居内陆与外界隔绝，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开始大量接受西方近代农业的影响。

就融合过程而言，中西农业交融在技术、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上依次展开，呈现出先易后难，从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最初，中西农业交融是以引进西方新式农业技术、新式农业机构开其端的。 1894 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农业近代化的设想：“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即由官府主持引进西方农学和农业机械。 1895 年他在广州成立农学会，计划“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即于会中设立学堂，以教授俊秀，造就其为农学之师。且以化学详核各处土产物质，阐明相生相克之理，著成专书，以教农民，照法耕植。再开设博览会，出重赞以励农民。又纠集资本，以开垦荒地”（注：孙文：《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载 1895 年 10 月 6 日广州《中西日报》。）。孙中山提倡译农书，设学堂，核土质，开博览，

集资本，皆属物质技术层面上的引进和改造。 1898 年，光绪帝下诏变法，涉及农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编印“外洋农学诸书”；“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这些措施基本停留在农业技术引进和改良的层面上，并未触及封建制度，因而戊戍变法事败时，其他方面的“新政”多被扼杀，唯独农业方面的改良措施却未被取缔。 1899 年，慈禧“懿旨劝农设学”，派留学生赴日、欧、美各地“学农”。 1901 年湖南设立农务局和农务试验场。山西省设农林学堂，湖北创办《湖北农学报》。 1902 年，直隶创办农事试验场和高等农业学堂。 1904 年，江西省创办农事试验场，山东建立林业试验场，河北保定设立北洋马医学堂，上海成立水产学堂。与此同时，技术引进、品种引进，农机引进也陆续展开，中西交融在农业技术、农业教育和农业推广领域有了较大进展。

技术引进和推广虽然对我国传统农业改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落后的封建制度成为中国农业近代化的严重障碍。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封建土地制度。孙中山先生在 1924 年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 政治 主张，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真正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注：《孙中山选集》，第 849 ～ 850 页。）孙中山从力倡农业技术改良到主张“耕者有其田”，反映了他对中西农业融合的认识已从物质层面深化到制度层面，也即从改造传统的农业技术转向改革传统的封建制度。从此以后，中国农业近代化的主题从技术引进转换为制度变革，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接受了西方马列主义理论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进行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消灭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改造了旧的 农村 经济结构，把中国亿万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发展之路。 土地改革的胜利虽然从经济关系方面为中国农业现代化解开了束缚，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全部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逾来逾清楚地认识到：技术及制度只是表层的东西，它可以通过引进、投入、改革或革命等方式予以解决。但几千年来传统农业在人们内心深处积淀起来的旧意识却不可能一下子根除。因此，如何从意识形态上改造传统农业，至今仍是困扰国人的重大问题。

中西农业交融的层差不仅表现为时间上的先后，在其交融的方式及程度上也有显著的体现。大致来说，在技术层面上，中西融合进度快、程度深，近代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改造较为明显。在制度层面上，虽然不象技术引进那样畅通无阻，但一旦时机成熟，便以革命或改革方式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当然这种改造过程要比技术引进更痛苦，付出的代价也更高。尤其传统农业制度往往改头换面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使这种革命或变革往往多次反复，极其曲折。至于精神层面上的中西融合，则是在潜移默化中一点一滴地进行，随着技术革新及制度变革而悄悄发生着不易被察觉的变化。由于旧的价值观念根植于人们潜意识的最深层，外来因素的渗入极其艰难，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小农观念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最后堡垒，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所要面对的永久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