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伤医:从医患矛盾到院医矛盾
编按：在近期诸多伤医事件中，重庆伤医事件算得上“最出名，最有影响力”的一起，究其原因，似乎跟事件本身——患者打医生闹医院关系不大，而在于当地有关部门及医院在冲突发生后的处理方式，并最终导致事件“从医患矛盾发展为院医矛盾”，《医学界》转载下文，希望引起相关部门和领导重视：在最高检三番五次强调严惩医闹、刑法修正案起草“医闹入刑”的情况下，在优质医学生生源减少的情况下，“维稳”处理医闹的做法，是时候改改了！
作者：张征
来源：“张征”微信号
（《医学界》转载此文已获作者授权）
这两天的微信、微博，被重医附属儿童医院的伤医事件刷屏。
事件过程并不复杂。据新闻描述：6月24日下午，一名患儿因“乳房脓肿”由家长携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就诊；接诊医生表示病情不具备住院指征，建议门诊治疗；患者家长不满，由言语争执直至肢体冲突；保安无法控制局面，警方介入。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许不会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据统计，仅从2015年开年至今，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见诸媒体公开报道的伤医事件多达23起，其中不乏医生致残、致死案件。
“医生挨打、办公室被砸”，对于这样的新闻，莫说在公众眼里，医生群体自身甚至都已感到麻木。
但事情的转归出人意料。24日下午冲突发生后，由于涉事医生在被三名家属围殴过程中也有还手，事件被警方定义为“医患斗殴”，伤人者未受任何处罚。
而据称是医院受到“必须收治患者”的压力，第二天，医院院领导指派120救护车将患者及家属送至分院，并要求医护人员“不得带情绪，必须接治，谁失职谁负责。”
医务人员长期受压抑的愤懑情绪终于引爆。这算什么，以后谁想住院、谁想优先治疗，就比谁更能打、谁更能闹？
接下来发生的，是“护士拒绝挂号、检验科拒绝出报告、麻醉科拒绝麻醉、医生拒绝手术”。
6月25日，众多医务人员在中午休息时间，自发组织，高举“伤医事件零容忍”、“严惩伤医者”等横幅，在儿科医院门前进行抗议活动。
与其他伤医事件不同，医患矛盾只是这次事件表面的导火索，反映出来的却是内中更为尖锐的“院医矛盾”，医院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冲突被公开化、台面化。
患者的病情是否需要住院，这是医学指征，本来就应由所负责诊治的医务人员去把握、判断，不劳他人置喙。
无论是按照医生的描述：“家属以来回车费高、门诊收费不能报销为由强烈要求住院”，还是按患儿家属的说法：“担心门诊处理不好，不放心带回家”。
此时，接诊医生依据病情所做出“拒绝住院”的决定没有错误、名正言顺，在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上，不受任何指谪，医生也没有义务承诺“门诊一定能治好”。
但在医患冲突发生之后，事态开始恶化。
客观理性地说，即使存在医疗暴力，依然要求医生“必须接治患者”的要求，不仅“政治正确”，也符合医学基本伦理。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这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道德要求。
无论曾有过怎样的积怨，总要给予就诊者基本的医学支持，更何况实施暴力者是患者家长，患儿本身何其无辜。
然而，医院管理者不做疏导、不加安抚，对上一味逢迎，对下武断压制，罔顾一线医务人员情感，粗暴发布官样命令，给这个本来算不上很严重的医患冲突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其结果，不仅患儿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也使医务人员失去了本来所具备的法律和道义上的优势位置。
医生本应该做的，是继续遵循医疗常规，按标准流程处理，该用药用药、该手术手术、不该住院就继续拒绝住院，而不是拒绝所有、哪怕是最基本的挂号接诊请求。导致这一情况发生，医院管理者的所作所为难辞其咎。
依法惩治医闹，这是目前广大医务人员的普遍诉求。然而，这次事件让大家了解到，对医生工作环境和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除了医闹，还有不作为的上级领导、以及不健全的医疗体制。
重医儿童医院的同仁已经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发出了《就6.24伤医事件的具体诉求》。
除要求公安机关惩治伤医凶手外，更对他们所隶属医院提出了更多要求，包括：院长及所有院领导向全体员工道歉、对违规动用120车转运未达转运指征病人的当事领导问责等。
在现今的医疗体制下，这些“自下而上”的诉求能否被满足，不得而知。
归根结底，医生本身的不自由是院医矛盾产生的关键。但凡可以用脚选择执业地点，医生不会甘心忍受这样的屈辱；同样，如果医院并不是医生唯一的执业地点，医院管理者又怎么会唯上不唯下，视医务人员为皂隶，可任意谩辱而驱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