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如何解决违章建筑问题:皇帝缩小出行规模
文章摘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11月7日 作者：佚名 原题为《官民街道战》
从唐代长安到北宋开封，中国的大都会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在这背后，是官府的禁街与百姓的侵街，是官与民争夺城市空间的一幕幕大戏。总的来说，官府对街市的管理渐趋宽松。
禁街与侵街，是自唐朝以来官府与百姓在大都市争夺空间、反复博弈的重要内容。
唐朝的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坊市制的典范和顶峰。宫城是皇帝起居和办公之所，皇城是中央各官署集中区域，外郭城则主要是居民区、商业区和寺观等建筑区。外郭城的主干街道南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最宽的是南北向的中央御街——朱雀大街，宽155米；最窄的顺城街，约20米；与外郭城各城门相通的街道宽都在50米以上，将外郭城分隔成一百多个坊区和两个市区。坊有坊墙，市有市墙，出入各有坊门和市门。除官署、寺庙和三品以上官员的住宅外，坊内住宅一律不得临街开门，商业活动也必须在指定的市场进行。
每到晚上，鼓声响过后，城门、坊门、市门按规定都要关闭，全城实行宵禁，没有官府的特殊证明，一律不得在街上行走，违者将受到拘捕和处罚。街道也不允许私搭乱建。每次皇帝出行，盛陈仪仗，沿途静街，禁止行人，所过旗亭、市楼垂帘外蔽，更不允许普通百姓居高临下观望。由于长安城比较大，有的居民从城外回家，进了城门后，晚鼓擂动，城门、坊门、市门都纷纷关闭，不敢违反官府的禁令，只好躲在桥下蜷缩一夜，待天明晨鼓擂响后，再上街返回家中。
这种封闭的管理体制，给居民的生活和商品交易活动都带来极大的不便，唐朝中叶，随着都城人口的膨胀和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各种“侵街”之举。
有的居民违反不得临街开门的规定，住宅大门朝街开；有的居民凿墙破洞，将屋舍扩建至街道；有的居民和军将占用原来警卫部队在街道执勤的房舍，并且大肆修造和扩建。在街道上，小商小贩日益活跃，卖胡饼的、卖鲜鱼的，都出现了。更有甚者，晨鼓未响，坊门已经先开；晚鼓已擂，坊门、市门仍不关闭，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还有的居民，置禁令于不顾，在道路上穿坑取土。
当时负责街道管理和治安的官员主要是左右街使和御史台。有关官员曾经多次上书，反映情况，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下达了多次拆迁令，强行拆除私搭乱建的房舍，对涉案官吏予以处罚，违法向街开启的门一律填塞。但由于人手有限，很难全面禁止。而京城以外的大城市，侵街现象更为严重。如扬州，地处水陆交通冲要，各地工商业者云集于此，侵街造舍极为普遍，以致街衢拥堵，难以行车。
在禁街与侵街的博弈中，北宋的开封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禁街的条令已经大为宽松。
《清明上河图》是描绘北宋东京（开封）的画卷，生动展示了从封闭的坊市演变为开放的街市后，帝都的繁华与勃勃生机。从画面上看，因临街不得开门的禁令已经废止，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不再有固定的市场，街旁、桥上、巷内，都可以经商和交易。街鼓制度和宵禁制度也都被废除，夜市、早市接踵，商品品种丰富多样，尤其是食品种类繁多，少男少女沿着大街一路走一路吃，从早上吃到半夜，可以不重样，夜市才撤，早市又开。正如在北宋开封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中的描述：“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乐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街道的管理宽松后，侵街的现象也日益加剧。与唐朝长安的宽阔街道相比，北宋开封的街道狭促了许多。按规定，主要街道大约宽三十米，道路两旁还有排水沟和绿化树木。街道两边林立的店铺，因招徕顾客和商业经营的需求，常常将经营范围向道路中间“挺进”，加上市民、游人如织，道路的拥堵可想而知。皇帝出行，因不再禁街，从而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随行的上至侍从百司官属下至厮役都“杂行道中”，“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
“侵街”的日趋严重，给城市的管理和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多问题。一是引起交通拥堵，给出行带来不便；二是临街店铺侵占街道，也侵占了排水沟、绿化带，造成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违章建筑多为木构材料，容易引发火灾，开封城多次大火，临街店铺往往一烧就连成片，损失惨重；四是侵街的违章建筑不易管理，人员混杂，导致治安案件增加。
面对着日益加剧的“侵街”现象，北宋朝廷采取了分别酌情的处理办法。首先是皇帝的出行仪仗队主动减少随行人员，缩小规模；其次谨慎对待违章建筑，关系到基本民生则不强行拆除；而对贵族、官吏、商人非法侵街的行为，或强行拆撤，或对商人因“侵街”而增加的商业利润征税。
城市在扩大，人口在增加，“侵街”屡禁不止。对城管和流动摊贩之间的博弈如何评价、如何协调，仍然是中国大城市目前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