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看看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都市快报
要跳没错 不想被滋扰也没错
怎么办 看看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
2013-11-17
记者 冯志刚 黄小星
从“武汉市民泼粪驱赶舞蹈队”到“北京市民开枪放藏獒驱散跳舞人群”，再到美国纽约一支华人舞蹈队跳广场舞扰民，被当地警察带走……
一段时间，因广场舞引发的纠纷和冲突不断。
为杜绝广场舞噪声扰民，近日，广州市启动立法前期调研，拟规定公园内临近学校、医院、居民楼等区域，禁止开展喧闹的健身娱乐活动。
有这么多人要跳广场舞，同样有很多人反对跳，如何找到平衡点？
快报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与和谐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宏山和杭州市沈塘桥社区负责人，听他们支招。
沈塘桥广场舞矛盾化解
从5月初开始，杭州市沈塘桥社区的郑书记，就为社区冲突不断的广场舞，做和事佬，忙着调停。
11月13日，她证实“舞蹈队搬离小区广场，问题解决了”。
调停过程中，这名处理社区问题的“老手”一度很为难，“双方互不相让，很麻烦。”
当时，跳舞者和反对他们的居民，相互抢占广场，丢垃圾桶，抛撒垃圾，两次惊动社区民警。
“最终需要双方相互妥协，理解和让步。”这是她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得出的经验。
作为社区工作者，郑书记认为矛盾都是邻里纠纷，调解难度在于“都是社区居民，需要协调各方利益”。
她觉得“反对跳舞的居民用激烈手段解决问题，方式欠妥；但舞蹈队噪声问题也需治理，冲突是一种双输的局面。”
“最初，我们让舞蹈队调低音响音量，但矛盾仍存在，碰到新纠纷，矛盾会一齐爆发。”她决定给舞蹈队寻找新场地解决问题。
她先后找到社区两所学校，希望提供一个场地，但协调无果。后来，舞蹈队找到了一个远离居民区的空地，问题解决了。
“妥协是一门艺术，我们都应该学会妥协。”她为问题的解决高兴。
专家称问题没那么简单
在杨宏山看来，杭州沈塘桥社区广场舞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成功个案，不能代表全部。
广场舞该如何存在？
他认为，时间和空间最重要。时间就是舞蹈队什么时候跳，它应该是有限定的。空间是要给其他居民拥有安静的权利，怎样寻找安静的空间。
“老人们聚在一起跳舞健身，无可厚非，理应得到公共空间的保障；周围的市民不想被滋扰，同样无可指责。双方都没错，错在哪里？恐怕在于城市里缺少适宜跳舞的地方。”
他以北京为例，前几年，北京有个地方性政策，规定每一个居委会应该有350平米的办公和活动空间，但实际情况是小区公共建设中，可用于开放性的室内的公共空间相当匮乏，根本无法实现。
他调查后发现，室外公共广场尤其是社区广场，大都不适合跳广场舞，原因有二：一是面积太小；二是距离居民区太近。
他说，全国广场舞爱好者超过1亿人，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问题恐怕会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基于对老人的现实关怀，还是基于城市规划和发展理念的人文主义本义，城市都应该多提供些适宜此类群众活动的地方，缓解居民之间的矛盾。
但在公共场地短时间内无法满足的前提下，解决问题变得困难。
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办法
问题要解决，还得回到协商讨论上来。
杨宏山给出了一个新思路。他说，在北京景山公园，暑期仅一个月，就接到了100多起噪声扰民的投诉。作为解决的办法，景山公园做了初步尝试，公园和园内固定常来的53个公园之友团队签下协议，约定把音响和扩音设备音量调到90分贝以下，实施后初见成效。但这样的管理措施，仅仅是以协议的方式存在，在公共景观资源中，要协调不同群体利益，显然还需要具体的法律法规支持。
建立“邻里中心”模式，或许可以解决“广场舞”矛盾。
杨宏山说，“新加坡邻里中心”的模式，实际是在城市社区规划建设中，新加坡政府将居民住宅区作为社会单位加以全面规划，形成了由邻里组团中心、邻里中心、新镇中心和区域中心等构成的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活动中心。这些邻里中心分布于政府组屋区内，根据社区住户数量进行规划，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活动空间，并为教育、文化、生活福利等生活配套服务提供，很多矛盾便于解决。
目前，天津、厦门、温州、南京等城市正在学习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