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的利弊

中国科举制度与高考利弊分析

南充师范学校 李长江

一、科举制度及其演变

科举制度是各封建王朝设立科目，通过统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分科取士而得名。其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研究选拔人才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选士、贡士的办法。但是，作为封建皇朝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担任官吏的一种制度，是在西汉以后逐渐形成的。西汉政府是以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明，至清末〔1905年〕被废除，在中国沿用了1300余年，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唐朝于进士科外，增设明经、秀才、明法、明算、明书等非常设科目，其中惟明经、进士科为士人所趋。武则天时设武举。宋初因袭唐制，后考试科目、内容和方法发生多次变化。宋太祖时确定殿试之举，科举考试遂定为三级，殿试及第者即行授官；英宗时定为每三年一试，为后世相袭。宋代扩大了及第名额，提高及第待遇，并建立糊名、誊录制度，严格考试规定。元朝规定以

科举制度的最初确立和九品中正制相比，有了一定的客观标准，并使一些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有了入仕的机会，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但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敝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的范围，考试的方法注重死记硬背，日益流于形式，其结果是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败坏了学风和士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发表上谕：从丙午〔1906年〕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正式废除。

二、科举制对社会的影响

科举制是一种重要的文教制度，它通过选士的途径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其中既有积极的影

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了解科举制的社会影响，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科举制度能在封建社会沿用多年，确有其可取之外 。第一，科举制比奴隶社会官职世袭的

展，封建王朝的腐败，导致科举制弊端丛生，终因不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而被废除。

在

宋初对科举制的改革，最终取消了门第限制，逐步扩大了取士范围。科举应试范围的扩大，直接鼓励了世人读书的热望，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和带动，读书遂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一。社会上具有文化知识的人大量增加，范围已不限于地主阶级，城镇一部分商人和少数富裕农民也有了一定的文化。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入仕，入仕的途径，主要靠科举，科举制遂成为读书和做官之间的中介，它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和应试勇气，从而也促进了当时教育的空前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与此相关的印刷业的发展。科举制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现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在全党和全社会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

科举考试后对及第者的优待和荣誉，是打动千百万知识分子乃至全社会人们的一个重要因素。科举制已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科举成为最吸引人的事业，读书成了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活动科举及第与否成为人生极喜极悲的重大因素。

三、现代高考制度及其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上基本是照搬苏联的教育管理模式，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从1951年开始，实行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的统一招生考试来选拔培养人才。而现在世界各国选拔新的培养人才基本上全部都采用这一方法。高考制度在

影响外，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

高考制度的恢复，彻底根除了文化大革命在广大青少年中形成的

高考制度的恢复，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竞争原则，调动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整个教育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从而促进了中等教育的发展。

高考制度的恢复，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急需人才。1977年全国高考招收新生20万，而到2000年，全国全日制高校年招生数已达到180万人，20多年，已毕业几千万学生。很多毕业生目前已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精英，为国家建设作出了显著贡献。

高考制度的重新确立，有利于客观公正选拔人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情况下，大学生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之一，就是改进招生录取制度，这是保证学生质量的第一关。科学的、合理的招生制度能够从大量的候选人中选拔到合格的优秀人才，因此它是保

证高级专业人才质量的前提条件。目前实行的高考制度，对于公正、客观地选拔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选拔人才，虽然是仅通过书面成绩来确定，有一些弊端，但由于高考组织的严密、客观、公正，标准易于掌握，因此它在国人心目中的信誉很高，没有真才实学者是难以跨进大学校园，所以它有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保。进而促进科学技术及文化的发展。

一分为二地分析现行的高考制度，特别是目前教育及社会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不得不对现行考试制度进行反思。

采用全国高等 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由一次考试定终身。现有的高考方法，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科目中，很难全面反映出学生的素质状况。但往往一次考试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学习质量，尤其是不能反映学生能力的高低，有可能使真正优秀的学生落榜。

对新生质量高低如何理解，知识质量是否就是唯一的，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否还应该有其它方面的质量，如专业思想、实验经验、动手能力等等，这些内容如何反映到招生制度中？这都是目前高考制度 无法解决的问题。

片面求升学率。现行的高考制度只进行文化考试，而且仅是文化学习中的一部分内容，因此很难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由于受传统观念和现实用人制度的影响，陈旧落后的人才观念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始终认为，只有考分才能体现学生的素质，才能反映学校的教育质量，甚至有人认为考分是最好的素质体现，把升学率作为衡量一所学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通过读书让孩子

学才是硬道理。学校管理者认为，升学率低了，不但影响学校的声誉，而且直接关系到全校教职工的切身利益，上述种原因，迫使学校努力提高升学率。而为了追求升学率，学校不严格按照国家教学计划开设课程，高考考什么科目，学校就开什么课程，使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畸形展；为了追求升学率，学校加班加点，实施

由于

体罚学生、学生厌学甚至轻生、学生杀害父母等现象已经不少见。 高考只重视书本知识的考查，忽视实践能力的应用，因此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差，许多学生高分低能，长此下去，--学生的创新精神被扼杀，创造能力被削弱，结果是国家的创新水平下降，科学技术落后，最终导致综合国力的减弱，国家的繁荣富强只能是一句空话。

四、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

重视学生在中学阶段的学习成绩。仍然实行统一高考，但为了避免偶然性和片面性，可既根据高考的成绩，又参考中学的学习成绩来录取新生。对中学学习期间学习总平分数以及毕业考试中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减少考试科目门数、优行录取。

重视学生的能力 。过去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主要看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现在则普遍认为，学生的能力 ，如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判断推理能力等等，对学生在高等学校的学习十分重要。许多国家已经把对学生能力的测验列为中学毕业考试或高考的内容。我们国家现在招收

重视培养有生产经验的人。要打破传统教育中把高等教育视为一定年龄层的教育的看法，把教育与劳动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既是我国教育方针的要求，这种思想也正在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中学生毕业就业一段时间，然后再接受高等教育，有其优越性。目前从在职人员中招收新生以及放宽人学年龄就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改进考试制度，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

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我们现在已欣喜地看到，针对高考中的一些弊端，目前正在进行高考制度的改革实践，如在部分省市进行的

从1984年开始，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择优秀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

高考考试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一次检验，更重要的是通过考试为国家选拔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地件大事。 高考作为现行的选择人才的制度，备受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家长

来自: 中基网>>备课手册

总的来说利大于弊的。不然的话又如何多少治国能臣，舍生取义之士。如果做反方的话只能采用老土的说法什么束缚思想，以愚黔首之类的。不过为了确保统治，哪个朝代不是呢？老兄保重。

科举考试曾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设置科举之前，产生官员的公务员队伍全部从高门权贵子弟中产生。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由于不能进入公务员系统，不能进入公务员系统，自然无法到中央和地方担任官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

科举制度，打破了公务员及权贵世袭的局面，给人数占绝大多数的底层家庭带来飞黄腾达的希望，有效的制造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使富不过三代成为千古谚语。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人人公平有机会，而非绝望，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陈胜吴广，刘邦，松江，中国历来的不稳定因素基本都是人们在前途的绝望产生产生的。

目前中国的情况与隋文帝面临的情况基本相同，公务员体系为权贵子弟世袭，而公务员是产生官员的梯队，官员间接被世袭，社会阶层流动性到了历史最低谷。若不改善，必将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相对于公务员考试，科举考试具有更高的公平性与公信力。科举考试由国

家最高领导亲自举办，举办的级别高，由教育部最高领导监考，监考更加严格，而公务员考试由于举办权在地方，导致频频出现状元被淘汰，招聘条件按人设置的内定黑幕（如福建），甚至在江西出现状元被设计通缉以达到淘汰该人，以录取官二代的荒唐事件。富不过三代成为过去式，拼爹成为热词。在科举时代，状元被淘汰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加大社会阶层流动性，保障社会稳定，为了公务员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恢复科举制度---刻不容缓。

【“出题困境”导致俞樾严重失误】

曾国藩曾经开玩笑说，他的两位得意门生，“李少荃是拼命做官，俞荫甫是拼命著书”。李少荃就是李鸿章，少荃是他的号。俞荫甫是俞樾，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荫甫是他的字。一个拼命做官，一个拼命著书，人生志趣迥异，道路有别，不过两人的努力都结出了硕果，只是果实不同、滋味有异而已。李鸿章官做得成功，身系国运，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俞樾著作等身，章太炎、吴昌硕等众多学术、文化精英均出其门下，实际影响或许不在李鸿章之下。

俞樾是道光三十年（1850）的进士，当年曾国藩是阅卷官，所以曾国藩算是俞樾的“座师”。俞樾生于道光元年（1821），中进士时还不到30岁，可谓少年得志，此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并受咸丰皇帝赏识，可谓官途无量，何以后来弃官途而一门心思做学问呢？

事因起于俞樾在河南学政任上出考题失误丢了官。咸丰七年（1857）七月，御史曹泽告发此前一年俞樾出题荒谬，咸丰下旨交河南巡抚英桂等查办。核查属实，咸丰大为光火，下旨永不叙用，俞樾的官途从此终结。

俞樾出了三道题：第一题，“君夫人阳货欲”；第二题，“王速出令反”；第三题，“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三

题都出自儒家经典：第一题出自《论语》，第二、三题出自《孟子》。题目出自“四书”，完全符合要求，为什么会出问题？

问题出在“截搭”。所谓“截搭”，就是截取上一句话末尾的几个字和下句话开头的几个字搭配起来。古书没有标点符号，断句对理解语义非常关键。截搭破坏正常的断句规则，很容易造成“文义难通”甚至“戏侮圣言”的现象。

三道题中，第二题语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一句，是将应断开的“反”字截下来搭到前面的“王速出令”后面；第三题是将《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一段话中后句的“我”字截下来搭到上句去。这两个题目在相邻的句子之间截搭，算是典型的截搭题，而第一题则是非典型截搭题。该题前半部分出自《论语・季氏第十六》的最后一句话“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后半部分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的第一句话“阳货欲见孔子”，截取两章的前后搭在一起，成为“君夫人阳货欲”。众所周知，《论语》二十个章节，一般来说，在古书中各章是相对独立的，每一章结束后下章要另页起排。这个题目将后一章的开头搭到前一章的结尾，而且原文“阳货欲见孔子”变成“阳货欲”这种莫名其妙的字眼，这样僻怪，刁难考生，也太说不过去了。

如果说第一题让人莫名其妙的话，那么第二题、第三题在意义上的歧义更大。第二题“王速出令反”，从字面上看完全可以理解为“王出令使造反”，这就有谋逆的嫌疑了。第三题“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意思上可以理解成“无君而有我”，也是大逆不道的。“君夫人”和“阳货欲”分属不同的意义单元，合起来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题目完全是考不出水平的。俞樾出这样的考题，可说思虑极不周全。

问题是，俞樾为什么会出截搭题？这只能归于科举的出题困境。

截搭题在宋代就出现了，它的出现是科举考试专门从儒家经典出题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之一。考生十年寒窗苦读“四书五经”，可说早已滚瓜烂熟，而且对那些可能出题的地方早已进行模拟训练，并准备了范文当“标准答案”了。为了避免让考生遇到准备好的范文而侥幸成功导致遗漏真才的情况，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冷僻题目，比如截搭题，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因此，出截搭题在政策上并没有违反规定，不过为了避免这类题通常存在的割裂文义的弊病，一般要求所出的题“必须意义联属，血脉贯通”，而不能“恣意穿凿，割裂语气”。

俞樾出的三道题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要求。如果不是曾国藩极力保荐，朝廷看在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作战的分上，俞樾恐怕就不是丢官这么简单了，丢命也不算不正常。

【一些流传千古的名句出自科举考场】

截搭题只是宋明以来科举中出现的弊病之一。被认为最严重的弊病、遭受最多激烈批评的，是八股文。但简单地批评八股文，其实并未看到问题的深处。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实际上是一种文章的结构方式，非常有利于文章写得短小精悍。八股文的字数有严格限定，明代是三五百字，清代乾隆以后限定在700字。可以想见，要在一篇700字以内的有限空间中写好文章，说清道理，必须讲究起、承、转、合的文字技巧，而八股文以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来结构文章，不失为严谨、有效的办法。当然，一旦写文章的思路全部模式化，便难免失去变化的生机。但这不能说是八股文的真正弊病，真正的弊病是出题限制在“四书五经”，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又必须以朱熹的解释为标准，这就限制了读书人的阅读和思考，束缚其心性。

与八股文同样受批的是应试诗。唐代进士考试考写诗作赋，考场写出来的诗很少有佳作。应试的诗有很多限制，首先必须是五言排律，严格限韵。这可能和考八股文一样，既然是考试，就必须设置严格的要求，要求越细，越容易评判，这是追求公平的代价。若无客观的评价标准容易导致评判不公，这就像现在考试趋于客观化一样。综观历代应试诗，尽管佳作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唐玄宗天宝十载（751）的考题是《湘灵鼓瑟诗》，出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这个题目与音乐欣赏有关，钱起的应试诗中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表现音乐演奏结束后听众还沉浸在无限回味之中的感觉，是唐诗甚至中国诗歌史上难得的佳品。如专论音乐欣赏，估计可算诗史第

一。而钱起作为诗人，最优秀的也就是这两句，但这两句是在科举考场上写出来的。再如俞樾考进士时，殿试的诗题是“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写的诗头一句是“花落春仍在”，曾国藩看后激赏，认为咏落花而无衰飒之意，力荐第一。清代诗歌存量虽大，仅乾隆一人写的诗就以万计，但能够让人记住的又有几句？俞樾仅仅凭这一句诗就可以入选清代名诗人之列了，可是这句诗也是在考场上作出来的。由此可见，应试诗虽是戴着脚镣跳舞，但并未限制住诗人。唐代考作诗，也未见得对唐代诗人的思想造成束缚，对声律的严格要求反而有利于诗人锤炼诗艺，可能还有助于唐诗的繁荣。

八股文、应试诗等考试形式方面的弊病是有限的，科举之弊主要不在考试形式，而在思想内容，其大弊是内容的绝对“儒家化”造成的。

【科举的好处没有得到继承，坏处却发扬光大了】

宋代以后，科举内容有绝对“儒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政治方面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步，可以说是宋明以

来政治方面集权化、专制化加强的结果。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实行三场试。第一场为“帖经”，类似填空题，就是要求填出所取经书中被贴白、没有露出来的几个字，一般有10 题，4 题或 6 题答对算通过。“帖经”的“经”，主要是儒家经典，有时也加试《道德经》。第二场为“杂文”，包括诗、赋、箴、铭、颂、表、论等各种文体，但主要是诗、赋，即写一首限定题目和韵脚的五言律诗，做一篇同样要求的赋。第三场是“时务策”，是提出时事政治问题要求考生献计献策。从三场试的内容看，它对考生的要求是比较全面的：第一场考文化基础，第二场考文学才华，第三场考政治才能。

考文才的第二场“杂文”试是重点，成败主要在这一场。“杂文”试的诗赋试题，据笔者统计，现在知道的题目有137个，对其内涵进行考证可以发现，出自儒家典籍、其他文献、现实生活三类题材的题目各约占1/3。儒家经典在其中占有优势，但不是绝对的，道家题目也不少，这就要求考生不能偏于儒家，只熟悉儒家经典有可能考不上。所以唐代的读书人知识结构比较宽，不像宋明以后专攻儒典，知识结构“窄化”。

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唐代以后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北宋王安石改革时要求专考儒家经典是一变，明初要求考八股文又是一变。这两次变化，使考试内容和形式越来越僵化。出现这样的变化，应该说是科举本身的困境在特定政治现实下的合理结果。

科举制度的优越性，是不重出身、只看才能，以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的方式选拔人才。

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存在三种形式：世袭制、荐举制和科举制。先秦时代实行世袭制，凭血统而不凭才能任官。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政治角逐需要真才实干，世袭制因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而被扬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实行荐举制，因推荐不能出以公心，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滥举情况，荐举权被垄断并代代相承，还出现势族（世族、士族）势力而加重了社会不公，最终也被淘汰。只有科举制，因其公开、公正、公平，比之世袭制、荐举制有不言自明的制度优越性，所以在隋唐兴起后一直沿承下来，成为选拔人才的主流方式，从公元622年到1905年，沿用了1383年。

科举是为了选拔符合王朝统治需要的人才，但考试内容如何体现这一要求却是个难题。人才的评价标准，不外乎德、才两项。有德曰贤，有才曰能，前为贤者，后为能者。科举是王朝统治者主导的，对他们来说，符合需要的人才最好是天才+奴才。天才是才能突出，能帮助统治；奴才是能体会上意，没有独立人格，忠诚有保证。科举能有什么办法把两个选才目标统一起来？这是科举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但看来是很难实现的。这样，在考试内容的设计上就常常出现争议。唐代进士考诗赋，评判标准是“巧丽”，唐代很多人认为这只能助长“浮华”的社会风气，多次掀起要求改变考试内容的大辩论。因为诗赋考试侧重文才，无法顾

及“德”的要求，所以主张“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的人反对这种考试内容。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儒家尊王，支持大一统，最对统治者的心思。因此，要顾及“德”与“才”，恐怕只有考儒家经典，从中精心设计才有可能。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实施效果不错。经历晚唐五代中央权力丧失的政治动荡，入宋以后政治制度设计的第一要求是加强中央集权，礼敬王道的儒家思想开始占据高地，“奴才”思想抬头，所以要求进士考试专从儒家经典出题就成了一个能够照顾德（“奴才”）和才（“天才”）要求的可能方案。从这一点看，王安石时代的变革可谓历史大势所趋，苏轼等人的反对不可能产生效果。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上书，对进士考试内容变革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说：“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认为变革之后的考试“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但是道理归道理，历史情势已不同于唐，变革的趋势难以阻挡。

入明以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更趋严重，所以八股文的出现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八股文更有利于选拔“奴才”的一面，与宋代的变革思路一脉相承，只是更进一步而已。

因此，中国科举的真正弊病，不是八股文、应试诗、截搭题之类的考试形式，而是通过考试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指导方针，而这最终归于皇权专制体制的思想控制需要。所以说，科举之弊，实是专制之弊，而非考试之弊。

有人说，科举制被取消的百年来，中国官员的整体素质可能是自有科举以来的千余年最低的。这个结论是否准确可以再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科举包含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等优点，随着科举制的取消似乎也消失了，而科举制中包含的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端，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即好的没有得到继承，坏的却发扬光大了。

【“奴才”遍地、“天才”稀缺，何谈“软实力”？】

现在人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弱还有“软实力”的问题，要使国家的“软实力”得以提升，就必须从科举的利病中借鉴经验，扬其长而避其短。进一步反思，中国人一向有大国情结，大国有大国的责任，然而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多少文明成果？这些成果能否使中国担当“大国”之实？

因此，无论从提升“软实力”的角度，还是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的角度，都必须借鉴历史经验，发扬科举作为制度安排所具有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优点，而摒弃那种借教育、考试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病。优点不发扬，人才受压制，难以脱颖而出。缺点不摒弃，难以产生有创造力的“天才”，只能产生思想僵化的“奴才”。“奴才”遍地、“天才”稀缺，很难有真正的“软实力”，民族复兴、国家强盛

恐怕也很难真正实现了。

（本文刊于《同舟共进》2009年12期，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