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上的民族变迁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2004,13:168-179.

上海歷史上的民族變遷 / 李 輝

上海在中國的版圖上只能算一

個彈丸之地，但她居於我國第一大

河長江的入海口，因為這種特殊的

地理條件，使這個城市的轄地上的

各種事物也非常特殊。長江是中國

冬季零度線的大致位置，致使大江

南北氣候、風土等自然狀況都迥

異。而這條線上的情況又與南北都

不同，比如一種

獨特的畫眉亞

科鳥類——震海三棱藨草 旦鴉雀，就以上

海為集中分佈地，又有一種美麗的灘塗植物海三棱藨草也大部分生長在上海。近十幾年來的人類學和遺傳學研究也不斷揭示長江

還是中國南北人群的大致分界線，在中國境內的人群雖然震旦鴉雀 有很大的共性，但長江南北差異還是頗大的。南北分界線上的人群的格局和歷史上的民族接觸更是有很大的意義。上海地區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壹、上海的悠久歷史

一般人總把上海當作是個新興的城市，沒有什麼悠久的歷史背景，甚至土地本身也是長江晚近沖出來的。其實這是個很大的偏見。上海的東部和北部的確是晚近形成的長江沖積平原，但是西南部的地勢卻較高，還分佈丘陵。所以西南部的形成時間大多在至少五千年以上。這塊土地被包括在一個很悠久的考古文化分佈範圍內。這個文化現知的源頭就是世界聞名的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鼎盛時期是五六千年前的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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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期主要考古文化及其基層區

中國早期最重要的三種考古文化是良渚文化、龍山文化和仰紹文化，他們都發生在八千年前到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更早的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還沒有確定與我們現代人有什麼關係，而且遺傳學證據越來越強地表明他們和我們似乎沒有關係，現代人是十萬年前從非洲出發，四五萬年前到中國的。所以對那些太早時期的，可能已經完全滅絕的人種或許可以作為生物學中的一般物種看待，無需討論其民族種屬問題。在上述的三種文化中，平心而論，成就最高的要數良渚文化。良渚文化遺址表現出整體的社會結構和階級分化，精湛的玉器雕琢工藝體現了當時非凡的生產技術水平。它最主要的分佈區在浙江嘉興地區和上海西南部（實際上，上海西南部長期以來一直是率屬於嘉興地區或稱為秀州的）。

上海及周邊地帶的考古文化分佈

河姆渡文化是這一系列中現今發現的最早的類型，存在於七八千年前。當時的人們已經很熟練地種植水稻，飼養家畜，養蠶繅絲，架樓構屋，修船浮水。這種文化不可能孤立地出現在一個很小的地方，所以相信河姆渡文化僅在浙江余姚發現應該是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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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六千多年前分佈在以嘉興為中心的廣大地區的馬家浜文化有證據表明是河姆渡文化的繼承者。同樣在嘉興發現，其最早的羅家角類型出現於約七千年前，與河姆渡的歷史時期相接。以上海崧澤古文化遺址為代表的崧澤文化出現於五六千年前，也具有同樣的分佈區。這個時期是個承前啟後的時期，孕育出了四五千年前的輝煌的良渚文化。在杭州以北的良渚遺址，只可能是良渚文化的政治中心。良渚文化比前幾個時期分佈廣的多，南至浙南的飛雲江，與肩頭弄文化相接，北至江蘇山東邊境上的花廳遺址，深入龍山文化腹地。隨後而來的三四千年前的馬橋文化卻體現出了文化特徵的多元性，有些方面的生產技術又似乎有退步，使人懷疑其與良渚文化到底有無繼承，深入的多學科的研究傾向於肯定的結論。馬橋文化之後進入了有歷史記載的越文化時期。在這五千年的史前時期裏，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文化體現了一個逐漸發展成熟的過程，其居民的種屬成分應當是相對穩定的。

文化時期 河姆渡 羅家角馬家浜 崧澤良渚 馬橋 越

時間

上海及周邊地帶的考古文化譜系

貳、誰住在史前上海？

這個姑且稱為良渚傳統的文化脈絡的真正負載者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這就直接涉及到上海最早的居民究竟是什麼民族的問題本質。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必須說明一下“民族”概念。這是一個極其含混的名詞，由於各種原因使它含有學術以外的政治、宗教、社會等各種意義，所以對它真正含義

的分辨在不斷地定義以後已變得沒有意

義。原始社會中的人群一般認為還不能稱為

“民族”，所以本文不再用“民族”一詞。

“部落”的概念又有地緣的內涵，含義太窄

了。為了方便闡述，我們不妨專門定義“部

族”概念為具有較近血緣、擁有或曾經擁有

共同語言和習俗的人群系統，而不是狹義的

民族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概念。這樣可以

既不顧及人群所處的社會階段，又不考慮人

群的文化轉變，而僅分辨他們的血統淵源。

部族變遷也僅指人口遷徙，不包括文化傳

承。中國境內早期雖然部落有成千上萬個，

但部族是很有限的，可以歸為幾個系統。包

括“北狄”、“戎羌-華夏”、“三苗”、“東良渚玉琮上的宗神

夷”、“百越”、“百濮”等族系。這些名詞出現的年代不一，我們已很難瞭解這些部族最早的自稱（不一定有），所以用後來形成的叫法稱呼早期的部族系統也是不無可取的。

一般認為，考古文化中“仰韶”的居民是後來的“戎羌-華夏族”，“龍山”可能170 Journal of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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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後來的“東夷族”，那麼良渚傳統的居民究竟是那個部族？在這個區域裏，涉及到的族系可能有百越、三苗、東夷、華夏。考古界關於良渚傳統究竟是百越還是三苗還沒有定論，但民族史學界傾向於把良渚傳統與百越聯繫在一起。“三苗說”認為良渚玉器上的神像面貌威嚴猙獰，很像苗族的祖先，傳說中的三苗首領“蚩尤”。最近人類學研究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一個事實，這裏的先民是百越族系。對良渚文化、馬橋文化時期的墓葬人骨DNA的分析也證實當時的居民是百越系統的。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後來歷史記載中這裏沒有三苗的蹤跡，只有百越的活動。

叄、史前的夷族遷入和越族遷出

在暫定史前的上海居民為越族之後，我們不妨設問：難道就沒有其他部族到過這塊土地嗎？這個問題也有了部分答案。2000年，上海松江大學城動工的時候挖掘到了廣富林遺址，上海博物館馬上開始發掘，在四千年前留下的地層中，找到了一種當地沒發現過的文化類型——王油坊類型。這種類型屬於龍山文化，最早在山東河南交界處出現，又斷斷續續地出現于蘇北蘇南零星地區，最後到了松江廣富林。上海博物館的考古學家認為，這支龍山文化先民由於某種原因從黃河流域輾轉遷來上海落戶，在上海的西北部長期地定居了下來。這些居民可能是上海地區最早出現的東夷部族。在之後的各時期，不斷有東夷族民從江北遷來，居於上海西北的新生江岸土地上，特別是商代末期。殷商的主體屬民是東夷部族，在周滅商之後，大批東夷部族南遷，從河南山東的龍山文化老家遷到了江蘇安徽一帶，建立了徐國、舒國等淮夷部族（東夷內的一部）國家，其中不乏有遷入上海地區的。故而東夷族成了上海現代居民的一個來源。而最近的古DNA分析發現東夷族的祖先龍山文化的居民也很有可能源於百越。

不管是由於何等樣的內憂外患，輝煌的良渚時期於大約西元前2100年宣告終結，留下了一個個高高的祭壇，一座座荒涼的陵墓。四千年來，人們漸漸把這個年代遺忘得一乾二淨，那些遺跡也只被當作是一些無意義的土丘。當時肯定有一場大災難，導致家邦滅亡，人民失散，可能就是傳說中大禹治理的大洪水。事有湊巧，夏代正是那個時期建立的。這裏我們不探討良渚文化的消失和夏王朝的建立有什麼聯繫，我們關心一下良渚的人民，這些最早的“上海人”怎樣了。當然前文已述，許多人依舊留在當地，形成了之後的馬橋文化。但是相信確實也有很多人背井離鄉，踏上了征程。在廣東北部發現的石硤文化是在良渚時期之後發現的最接近良渚文化的，其中發現的一大批玉器基本還是屬於良渚文化。可以想見有一批越族人，因為攜帶大量玉器，很可能是上層貴族，逃離了良渚滅亡的大災難，向西南方向探求生路。之後的這批越人，史料中描述的越族人和侗傣民族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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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地原住的生產力水平較低的越人融合，漸漸發展成為中國西南乃至東南亞的侗傣各民族。

浙南閩北的肩頭弄文化也是典型的百越文化，具有民族學家作為百越特徵的印紋陶、有段石錛等器物。在上海一帶的馬橋文化中，也發現了原來不存在于良渚文化而

屬於肩頭弄文化的因素。所以也有可能部

分生產水平相對較低的浙南越人在這場大

混亂中遷入了上海地區，他們為什麼搬

來，恐怕沒人會知道了。總之到了夏商時

期的馬橋文化階段，上海漸漸形成部族接

觸的局勢。

肆、太伯奔吳的背後

自古以來一直是越人居住的長江下游

地區，在周代突然冒出了一個吳國。這個

方國和她的部族民眾的來歷是那麼匪夷所

思，以至於人們想當然的以為吳族也是從越族之中發展起來的，以此回避追尋其來源的傷腦筋的問題。然而，兩個住在一起的兄弟部族之間為何有如此深的矛盾呢？作為兩個方國，上層統治者之間的政治鬥爭和權力爭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民眾之間居然也有如此深刻的仇恨，這在當時留下的史籍中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如果是同樣的部族，毗鄰而居，絕對不會有如此涇渭分明的分界，也很難想像其間會有如此強烈的敵對情緒。

把吳越當成同樣的部族的觀點提出一個證據，史籍記載吳國與越國的民眾能通話，而與徐國的民眾則不能，所以吳越是語言相同的同一部族。然而，能通話的原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語言相同固然可以通話，但別忘了有仲介語也能通話。就像現在的雲南各民族，都能用漢語西南方言通話，但他們絕對不是一個民族。周代的吳越的漢化程度同現在的雲南各民族差不多，史籍中記載的越國文獻多是雙語書寫的。同一區域內接受漢語形成的方言往往較一致，所以吳越之間能用這種“原始的吳方言”通話，而江北的徐國則用另一種方言。但是，至少越國還有自己的母語，吳國是否也有

只能待史家考證了。至於後來一直吳

越並稱，是因為越國滅吳之後，吳越

兩族就一直在同一方國內，有的部分

民眾也相互融合了。

史書記載的吳國，建立于商末周

初。太伯從周原（陝南）遷居到吳地，

而後吳國興起一方。正史總是喜歡把

美事都與中原聯繫在一起，所以“太

伯奔吳”這一點也是值得懷疑的。如

果吳族在商末從北方而來，那麼與商

太伯奔吳的歷史背景 亡後東夷族的南下就是同一時期的史前時期上海地區的移民狀況 172 Journal of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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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事件。是否吳族是東夷族的一支呢？這一可能性暫時是無法排除的。或者吳族本來就住在江北不遠，由於東夷族的南下，把他們排擠到江南來了。那麼當時江北的江蘇安徽一帶是何部族居住呢？蘇北的南緣部分應該還是越族的勢力範圍，而安徽一片的最早居民據史家介紹應是“蠻族”，即“逐鹿之戰”敗于華夏族後南撤的“三苗”。《史記》記載的“吳太伯”在周國王位爭鬥中失利，便帶著屬下逃到“荊蠻”之地，這個“荊蠻”的族民“擁戴”了他，於是他把統治的這個部落叫“句吳”。

那麼吳族有沒有可能是“三苗”的族系呢？我們發現吳和楚也常常並稱為“荊吳”，都是出於“荊

蠻”。“荊”就是楚。

這兩個部族似乎語

言、文化、習俗等諸多

方面有著更多的共同

處，在歷史舞臺上出場

的年代也略同。所以

“荊吳”一詞更多地

可能是族系的稱呼而

不是“吳越”那樣的

地緣稱呼。楚族的淵源

歷來與“三苗”密不

可分，連王室也自稱 “蠻”族。湖廣一帶是

“三苗”的老家，他們吳越兩部族的分界示意圖

由此北上與華夏族爭

奪中原，失敗後大部分退居江淮，而後漸漸分化。西部的三苗族中較發達的楚部落建立了楚國，與苗族的其他部分分野；東部的一支吳部落可能早期居住在豫皖鄂邊區，被西鄰來的“周太伯”用某種手段征服而成為一個兩族融合的方國。隨後由於北方的民族變動的壓力被擠壓進入越地，趁著良渚方國滅亡後越族長期不振的機會，裂土建國。從遺傳結構上分析現在的吳人和楚人，發現他們的Y染色體結構都有苗瑤民族的特徵，而鮮有浙江的百越特徵。在考古學上，吳人相對應的可能是湖熟文化，越人相對應的則是馬橋文化。越人對吳族的侵入當然是痛恨異常，於是兩國征戰不斷，一直到三國時期。這種揣測當然要待人類學和遺傳學研究的驗證。當時的吳越分界與今天的江浙省界大致相同。在上海境內基本以吳淞江為界，淞北的嘉定屬吳，其他地方土地尚未生成，淞南的青浦當時大部分還是澤地，其西是吳境，以東屬越。所以當時的上海還是以越族為主，北端有部分吳族，中部有少量夷族。

伍、楚人的入侵

吳國幾乎滅了楚國，自身又為越國所滅，最後楚國吞併了越國。這三個部族方國

似乎相生相剋，相互牽制，力量相差無幾。楚並越，領土要求可能只是種政治炫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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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態，故而沒有對這塊領地上的事物產生太多的興趣，而忙著去爭霸中原。甚至越國之時丟失了從吳國奪來的土地，退回甯紹平原繼續稱王。上海被封于楚國重臣春申君，所以上海也簡稱為“申”。但是春申君是不屑於管理這片濱海之地的，他覬覦著楚國的王位，結果這塊土地上也沒有留下他更多的痕跡。總之，整個楚人的入侵，完全成為了一個政治事件，幾乎沒有改變當地人民的生活。楚人終究沒有大批地湧入。自然零星的楚人遷來上海也是有可能的，他們很快就會融化在當地的先住民中。

陸、秦統一對上海的移民衝擊

秦滅六國之後，揮師南下，征討百越之地，所謂“百越之君，俯首系頸”，也只是一個誇功的說法。史書中記載，秦國對百越的戰爭持續了許多年，付出了極慘重的代價。所以秦王朝和漢王朝的統治者一直把越族視為眼中釘，恨不能除之而後快。好在短命的秦朝還沒來得及對江浙間的越族下手就滅亡了。但是北方連年的戰亂造成了大量的難民湧入，這些移民大部分居住在了較北部的江岸地帶，在上海的主要遷入地為嘉定、松江和新從西部沼澤地中淤積出的青浦，與吳人相互同化。少量人進入南部越地，和遷入的楚人一樣融化進了越族。這批移民華夷難辨，因為他們離開中原的時候華夏族和東夷族已經在文化上同化了，東夷的齊、魯、宋、徐等國與華夏的秦、趙、魏、韓差別不大了，故而只能稱“中原移民”，以別于本地的吳越諸族。

柒、漢武帝和東吳的民族滅絕政策

隨著漢朝的建立，漢族作為一個文化概念上的民族形成了，大漢族主義也在漢族的擴張中產生了當時吳族已被同化入漢族，而越族則還是“化外之民”。漢王朝繼承了秦王朝的對越政策，把越族當作是潛在的敵人，實行民族滅絕政策。在漢初，先後滅了南越、甌越、閩越等國。窮兵黷武的漢武帝絕對沒有忘記江浙間的越族，他們中的大部分於是被強制遷徙內地，被奴役和同化。從上海的金山、浙江的嘉興乃至整個浙江北半部的越族部落都遭受了同樣的“待遇”。在這場滅族之災中，越族民眾面對的是最強大的漢朝軍隊，他們沒有組織系統的反抗自然遭到了血腥的鎮壓。於是大部分的越人逃入了浙南浙西山區，他們後來被稱為“山越”。其中必然也有來源於上海地區的。也有些越人逃入了其他地區的山區，進行“遊擊”式的反抗。在徽州地區的地方史料中就有記載當時有越、漢反民“梟聚山林”。於是嘉興地區及其相鄰的上海金山等地幾千年的土著越人幾乎遷盡。可貴的是，在當時上海最東的海濱，馬橋文化的代表地區現在的馬橋一帶，有一部分揚越人被遺忘了，他們就無聲無息地生存了下來。

三國時候的東吳是一個被漢化了的吳人政權，他也繼承了漢代的民族滅絕政策，繼續剿滅和同化浙江北部的越族勢力，並且與南部的山越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戰爭。這場拉鋸戰從東吳建立一直持續到其滅亡，山越一直不屈不撓的鬥爭著。在江浙間越人遷走後留下的空白地帶當然由吳人和融合于吳人的其他移民填補。於是嘉興和上海金174 Journal of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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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帶就基本上成了吳人定居地，只留存了極少數的越人血統。上海南部自此有所變化，形成了東部越區、西部吳區的格局。

捌、東晉永嘉南遷和宋靖康之亂的難民潮

自漢以後，松江漸漸成了上海地區的政治中心，也成了從北方晚來的漢人的主要聚居地。大批的漢人移民很難融入當地文化迥異的先住民社會，所以官府的駐地成了他們的倚仗。這種情況在北方動盪時期大量難民南遷時尤為突出，各地大抵相似。在歷史上有兩次較大的難民潮衝擊上海，第一次發生在晉王朝南遷，另一次是宋代靖康之亂。由於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中原的漢人（華夏裔）大部分面臨著家破人亡的危難，其南逃的人數很難估計。第一次漢人南遷可能還並不很多，因為鮮卑等“五胡”民族受到相對先進漢文化的壓力，主動地融入漢人中去，並沒有挑起太大的民族鬥爭。這一時期南遷的漢人主要遷入南京為中心的地帶，進入上海的也自然主要在松江。

宋金之爭就激烈得多了，漢族與女真族的敵對基本是全民性的，女真族的金國把宋廷趕到南方的過程中，對漢族的民眾的欺壓也是慘絕人寰的。其結果是中原地帶的漢人幾乎逃空。所以有的史家甚至極端地把現代的中原民眾都視作“金元之後”。這樣一來，南方地區承受難民的壓力極為沉重。就上海而言，雖然仍有進入松江的，但松江已容納不了這麼多的移民。在唐代以後漸漸形成的奉賢區東部的灘塗土地一直以來無人居住，於是南宋時期的難民就大量湧入，建立了新的家園。所以晚來的漢人（華夏族裔）在上海的分佈就集中在了松江一帶及奉賢的東半部。

玖、上海新生灘塗的墾殖引起的內部流動

上海由於地處長江入海口，長江上游沖刷下來的泥沙在上海的沿岸不斷淤積出新的土地。錢塘江的徑流量遠小於長江，所以之在其入海口的杭州灣南岸和平湖以內的北岸形成淤積；長江形成的淤積則從上海北岸一直分佈到南部的奉賢海岸。所以是上海大部分海岸不斷向外擴展，而西南部則被兩條大江的水流向內沖刷崩塌，使上海地勢向東南扭曲伸展。另一方面，由於人為地圍墾和自然的淤積，西部的大片湖沼在明清時代更快速地變成了平地。青浦區的大部分在這一時期形成，金山區的柘湖等較大的湖泊也相繼消失，為移民帶來了更多的生存空間。

宋元時期，由於戰亂等因素，政府無暇重視對海塘的維護，使得新生的灘塗地帶海患無窮，頻頻出現的海水倒灌經常使這些地區的新移民家破人亡。因此，從當時的戶籍紀錄裏可以看到，這些北方移民的人口增長速度極其緩慢，有的地方甚至銳減。

相反，西部的吳人則生活相對安定，人口增長速度較快，迅速佔據了青浦等地的原湖沼區域。明清加強了海塘建設後，沿海新陸地也成了適合居住的地區，中原也沒有大戰亂，不再有之前那樣的大批北方難民填補。西部吳人在人口增長的壓力下向這片空地遷徙，漸漸佈滿了浦東的大部分，而晚來的北方漢人被局限在奉賢東部一帶。

崇明島從西部吳人地區漸漸漂移到今天的位置，最早的居民可能是吳族漁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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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於崇明島的陸地不穩定，又有人從島上移居對岸的新陸地寶山區。海上漁民的流動性比定居的農民大得多，所以難免有浙閩南來（吳、越）和萊淮（東夷）北來的漁民加入這個群體，而且人數不在少數。最後分佈於崇明、寶山及浦東沿海的漁民群體的血統變得相當複雜。

拾、現代上海的人群分佈格局和生活現狀

上海開埠以後，各地移民湧入市區，上海灘變成一個五方雜處的都市，城市裏的居民族屬問題與先前的移民族屬問題性質已很不相同，本文就不多分析了。

經過幾千年的風風雨雨，上海郊區已形成了源於不同部族的居民分區而居的格局。一般人總認為這些不同來源的人群已完全融合，在各方面已大致趨同。但是從歷史上的移民狀況可知，不同部族的移民在不同的時期遷入不同的區域，阻礙了人群融合，使上海各地人群至今保留著相對不同的語言或方言、不同的習俗，血統的差異更是明顯。不同的服飾更使他們顯得似乎是不同的民族。

上海最早的居民——揚越人

依舊以馬橋為中心分佈于閔行區

南部、奉賢區西部及相鄰的松江

區、金山區邊緣，自稱“宕傣”。

他們今天還過著飯稻羹魚的生

活，稍有年紀的人還穿著夏布（一

種本地生產的棉布）服裝，用圖

案美觀的錦帶作束縛和裝飾。女

子是頭戴大方巾，腦後折成倒五

邊形，上身窄袖斜開襟短衫，下

身長褶裙，腰前又束一塊方巾；

男子上身對開襟，不戴頭巾，其

他與女子相同。各種用品都尚藍

色。他們的方言中含有大量的侗

台語的辭彙和語法，從某種角度

看，可以認為是個受漢語影響特

別大的獨立語種而不是漢語方

言。其實現在的京語、壯語等無

不是這樣。他們還保留馬橋文化 時期的墓葬方式，幹欄葬—燎上海各地的成陸歷史 葬，不挖坑掩埋，墓朝向南偏西。

有兩個節日是揚越人專有的，四月十九祭水節和西部傣族的潑水節時間上很相近，九

月十八潮信節。兩個節日都體現了百越的水崇拜。揚越在遺傳基因上更是明顯地與侗176 Journal of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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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橋地區的越人（攝于奉賢區金匯鎮）上海西部的吳人（攝于吳中區甪直鎮）

傣民族和臺灣原住民極為接近。他們是很可貴地保存下來的古揚越族的“民族活化石”。

吳人在上海郊區的分佈就比越人普遍得多。最純正的是上海最西部與蘇州接壤的 水鄉地區，在服裝和文化習俗上也最有特色。那裏的吳人婦女椎髻，髻上飾以紅穗，包長頭巾；衣服色彩斑斕，特別是袖子由花色的多塊布條接成；下身著極短的圍裙。他們的服飾上還是有相當多的苗瑤特徵。越人的織錦工藝在這裏完全見不到。除上海極西地區外，西南的金山區、東部的浦東新區、南匯區、閔行區浦東部分都是吳人的分佈區，但是那裏的吳人相對來說特色較少一點。主要體現為服飾上的裝飾物基本不見了，色澤偏素，多用藍印花布。但是婦女的髮式和頭巾基本還是相同的。崇明縣、寶山區和浦東濱海地區還分佈著大量吳人漁民，服飾與吳人農民略有不同。

華人的分佈則相對集中于松江區、嘉定區和其間的青浦區東部以及奉賢區東部。他們在文化特徵上和北方漢族基本相同，服飾上也沒有揚越人和吳人那樣的民族特色。

上海現在的各部分不同文化特徵的居民在文明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生活水平基本相似。幾千年的鄰居歷史雖然沒有改變各自的血統，但是不同群體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是相當頻繁的。所以這些族群在許多方面也體現出上海地方化的共性，那是另一個話題了。

上海地區的民族變遷歷史是中國東南民族移民史的一個縮影，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研究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也有助於研究上海城市文化的形成過程。本文基於遺傳、考古、歷史和語言的研究結果對上海地區的族群變遷歷史進行了嘗試性的描述，也希望以後有更多的證據來修正其中的觀點，並且把中國東南的其他地區的族群變遷歷史也進行詳細地分析，這一定會是一項既有趣味又有意義的工作。

（作者任職于上海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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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區現代族群的分佈示意圖

越裔農民 中原漢人 吳裔農民

吳裔漁民

參考文獻：因文中語句並未明確地引用相關的材料，故參考文獻未在文中標注，但文中

觀點來自有關文獻， 讀者根據參考文獻標題可以容易地理解有關觀點的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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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

[1] 黃穎,李輝,高蒙河.古代基因:百越族群研究新證.見:鄧聰,吳春明.東南考古研究3.廈

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249-253.

[2] 李輝.百越遺傳結構的一元二分跡象.廣西民族研究,2002,70(4):26-31.

[3] 李輝. 東亞人的遺傳系統初識.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 2002, 10:123-136.

[4] 李輝. 墓葬人骨的遺傳基因研究.見: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馬橋1993-1997年發掘

報告[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57~68.

[5] 李輝. 上海馬橋話的台語底層辭彙.瓊台少數民族學術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集.海

口,2001.15-26.

[6] 李輝,周振鶴,徐立群, 張淩君,金建中,金力,盧大儒. 上海本地人源流的主成分分析.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12(2):167-173.

[7] 林淩,李輝,陳莉,孫佩華,謝克強,夏元敏,喬守怡,盧大儒,金力. 奉賢縣東西部兩個人群

的體質差異. 復旦學報(自然科學版),2002,41(1):97~101.

[8] 林淩,李輝,張海國,夏元敏,金力,盧大儒. 上海郊區人群的體質特徵和遺傳關係.人類

學學報，2002.21(4):293-306.

[9] 林淩,張海國,李輝,金力,盧大儒. 上海郊區居民和臺灣高山族的體質比較. 復旦學報

(自然科學版),2002,41(6):694~697.

[10] 錢乃榮.奉賢東西鄉的語言同言線.李振麟.語言研究集刊I.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1987.297~308.

[11] 許寶華,湯珍珠,陳忠敏. 上海地區方言的分片.方言.1993(1):14~30.

[12] 徐立群,李輝,奚慧峰,金力. 上海郊區姓氏和通婚分析.遺傳學

報.2002,29(8):666~673.

[13] 楊俊,李輝,金建中,金力,盧大儒.上海原住民的Y染色體遺傳分析. 中央民族大學

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13(1):60-69.

[14] 張帆,李輝,黃穎,譚婧澤,張麗蘋,徐智,金建中,盧大儒,金力.中國若干考古遺址古

DNA樣本的初步探索.中央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12(1):40-44.

[15] 鄭張尚芳. 浙南和上海方言中的緊喉濁塞音聲母初探. 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吳語

研究室.吳語論叢.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232~237.

[16] 周同春.十九世紀的上海語音. 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吳語研究室.吳語論叢. 上海:上

海教育出版社,1988.175~183.

[17] Li H, Xu LQ, Zhou ZH, Zhang LJ, Jin JZ, LU DR, Jin L. Historical Immigrations to

Shanghai Suburb Based on Pri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n Physical Characters and Surnames.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2003, 14(4):233-242.

[18] LI Hui, JIN Li. Genetic Structure of Daic As Revealed By Y Chromosomes. 17th

Congress,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134, Taipei,Taiwan,China. 2002.9.

[19] JIN Li, LI Hui, WEN Bo. 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Daic-speaking Populations: A Tale

of Y Chromosomes. The 4th HUGO Pacific Meeting and the 5th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Human Genetics, Cholburi, Thailand,2002.

[20] Jin L, Su B. 2000. Natives or immigrants : 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modern humans in

East Asia. Nature Review Genetics. 1:126-133.

[21] Su B, Jin L, Underhill P, Martinson J, Saha N, McGarvey ST, Shriver MD, Chu J,

Oefner P, Chakraborty R, Deka R. 2000. Polynesian origins: new insights from the Y-chromosome.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7:8225-8228.

中華民國93年5月16日出刊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