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遗忘翁文灏所说的"第三种人"

散 木

“火柴大王”刘鸿生所生产的“龙游”牌火柴

何谓“第三种人”

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翁文灏先生曾说：“中国从前只有二种人，第一种人在纸上做文章，第二种人在实地做工作，彼此几乎不相通，说话也彼此听不懂，不用说互相帮助。现在却要有第三种人，有知识更能实行，能做工还能研究，这就是你们工程师。”（《翁文灏论经济建设》，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这里所谓“第三种人”，即如当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之一），以及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的凌鸿勋。这位凌鸿勋大概是我们早已忘却了的历史人物，早年他曾就读于清末的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即原邮传部的南洋公学）、民初的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继詹天佑之后的中国的“铁路之父”，后来他还是交通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陇海铁路工程局长、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天成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西北公路管理处处长和工务局局长等。自1929年至1945年，他先后从事筑路16年，兴建新路1000公里，测量路线4000公里，管办公路5000公里，对民国时期的铁路和公路建设，厥功甚伟，尤其是开发西北、西南交通，成就显著，他还著有《中国铁路志》、《十六年筑路生涯》、《詹天佑先生年谱》等。如评论所说：“从某种意义而言，凌鸿勋这样的技术专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现了一种变化趋势，即超越思想文化领域中体用之争，将学以致用奉为最高准则，并且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自主创新和充满爱国热忱，这是我们考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时不应忘却的历史真相。”而认知这些“历史真相”，其前提更是应首先认识这些具体的历史人物，由此，笔者又联想到了毛泽东曾说过的“不要忘记”了的诸多“中国工业之父”，如“航运之父”卢作孚。

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毛泽东和卢作孚，他们后来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殊途同归，即他们的一生都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和振兴的。当年恽代英、邓中夏和毛泽东选择了苏联革命式的道路，卢作孚则以为：“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里的所谓“微生物”，就是我们曾经鄙薄过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改造的事业，如卢作孚的“实业救国”、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等等。当年卢作孚似乎深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所以他会以为“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即要从根本上改造国家，难免不伤筋动骨，故为力避不必要的损失，须从小范围做起（比如他在重庆北碚开展的社会试验），取得了切实可行的经验，再进行推广和扩大。当然，“历史真相”是，革命的“炸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和悲惨的命运，尽管如此，“革命救国”也好，“实业救国”也好，都是“充满爱国热忱”的。这其中的后者，即所谓“第三种人”，后来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逐渐式微了，甚或竟被遗忘了，论其原因，可能就如经叔平为《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一书所写序言中所说的：“过去我们讲现代史，总是注意残酷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和平建设的一面，是有一些片面的。”

“实业救国”思潮下的实业家们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涌动过一股热烈的“实业救国”思潮。

如张謇，这位著名的历史转型之际的“状元资本家”，他认为“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此后，他目睹时艰，慨叹京官疆吏不足为谋，虽科举成名却不愿以此求官，于是另走了一条实业和教育的道路，创办了“大生”这家“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工厂”，并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以及南通大学、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学校等众多学校（包括女师、幼稚园、中小学、职业学校、盲哑学校等），还有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剧院、公园、医院等。

再如自奉甚俭、一生兴办教育投资达千万元之巨的陈嘉庚，以及人称“万金油大王”的报业巨子、文教医药慈善巨子胡文虎。这里说到办报纸，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进步的资本家也热心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突出的便是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公共舆论的建设。显然，中国近代史上的报纸对社会的推动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于是，四川资本家康心如由早年对《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等的刻骨记忆，以及自己壮年先后创办《公论日报》、《国民公报》、《雅言》、《民信日报》、《中华新报》但因言论不自由身陷囹圄，最终悟出“不做官，不入党，不办报”的辛酸体会，遂“下海”经商，一俟马到成功，却又放不下早年的夙愿，康氏兄弟（康心如、康心之）“复活”了《国民公报》，使之成为一家四川工商金融界的民办报纸，继续发出它“民间”的声音。

还有，中国化工事业“北范南吴”的范旭东、吴蕴初，以及侯德榜、李烛尘等，他们开创了“久大”、“永利”、“天厨”、“天原”等著名的化工民营企业；

穆藕初，开创了“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又最早翻译出版了企业管理的经典著作——美国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并兴办植棉试验场，自著《植棉浅说》，发明“七七棉纱机”等；

还有，刘国钧的“大成”；周学熙的“启新”、“华新”；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茂新”、“振新”、“福新”、“申新”等纱厂、面粉厂；简氏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火柴大王”刘鸿生的“鸿生”和“大中华”、“大中国”；

此外，郭乐，由一家水果摊发展为仅次于“申新”的纺织企业以及雄踞上海滩的百货公司“永安”；

张振勋，学徒出身，却矢志“为祖国效力”，终以“张裕”扬名全球，又一生热心赈捐社会福利和举办学校无数；

排字工人出身却创办了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化印刷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蓬矢四方，男儿之志”、以革命元老身份转到教育文化救国的陆费逵（创立了中华书局等），终成中国书业和出版界的巨擘；

项松茂的“五洲固本皂”；陈万运的“三友”烛芯和“三角”毛巾；都锦生的丝织风景“西湖十景”；等等。

以上都是当年竺可桢所说的“第三种人”，他们“埋头苦干”，不务虚名。在这支队伍中，还有科学家丁文江、翁文灏、黄万里，教育家严修、陶行知、晏阳初、任鸿隽，以及社会活动家梁漱溟、黄炎培、章乃器等的身影。

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家，大多涌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当时他们幸逢所谓中国实业的“黄金时代”，如方液仙等的“中国国货公司”的创立等，这些“老板”们的发迹史也因此令人颇为感慨不已，尽管这些历史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过从政的经历，但他们的历史定位却无一不是他们“真真”的“事业”——“实业救国”。

一位“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的人

当年的老板，是怎样的人呢？这又让人想到了卢作孚。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怎样的“资本家”？为什么有人说他“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在今天卢作孚塑像的所在地——重庆北碚公园，石碑上雕刻着他生前的友人和同志（社会改革家们）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等的题词——“耐劳耐苦，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忘我忘家，绝对无私”——这，这是说“资本家”么？

当年《大公报》的名记者徐盈先生说：卢作孚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面对着这么为古老陈旧所腐蚀着的社会，难怪他时常肝火上升。对他的一代都失望了，而新的一代又是这么使他不能完全信任，完全满意。我想他在说话时，他为效率而忘记了一切。”他不仅仅是精明的实业家，或者说他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这种人往往是不惜损己利人的，他们竟会与真正的共产党人不相上下，比如在私德方面，卢作孚的个人生活竟如此简朴，以至于外国记者怎么也看不懂：“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美亚杂志》）甚至，这位堂堂的大老板，他却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股份，临终前，在他给妻子留下的遗嘱上，写着这样几个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这就是卢作孚，果然是“一个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徐盈之语）

卢作孚搞实业有长远的眼光，他知道自己一个人毕竟有限，那么，就要靠教育的作用。卢作孚说：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关键是人的建设，社会改革的核心是人的训练。于是，他从开办成都通俗教育馆开始，在“建设新川南”的口号下，相继在泸州的川南师范学堂等学校推行“新教育”，并在社会上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当年带头剪发的新女性代表人物胡兰畦、秦德君等，都曾在他开办的学校任教，卢作孚还开办了传播和提倡新思潮的暑期讲习会，聘请恽代英、萧楚女、陈启修、沈雁冰等讲学，启迪新知。这些实践，正是我们后来才认识到的所谓现代化，从某种角度上看，其实就是人的现代化，而在卢作孚看来，“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这“现代化”除了必备的“硬件”建设外，也不可没有“软件”的建设和开发，它就是人民的公民意识、自治能力、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健康与体能等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就此而言，卢作孚绝不仅止于一个实业家，他还是社会的改革家，即翁文灏所说的“第三种人”，他们往往能够“超越思想文化领域中体用之争，将学以致用奉为最高准则，并且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自主创新和充满爱国热忱”。抗战胜利后，卢作孚还有一个建设四川乃至全中国的宏伟计划，要在战后建设一个“现代的强有力的国家”。至于他的方案，则是保留私有制以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同时又以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为手段（“如果中国整个经济建设有计划，每一经济事业又有其精密的计划，则中国未来的可能发展的速度，又当比苏联为大了”），也就是说，须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出现的那些痼疾，以防止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垄断以及严重的贫富差距。由此不难想象，当年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应该说是有着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的基础的，这是中国战后的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把社会变革的成本和代价最低化和最小化了。那时的卢作孚试图以此走出一条综合不同范畴的文明成果、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第三条道路，可惜，这种曾经予以热情想象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却被新的内战打断了。

卢作孚生前曾说：“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事业都是国家的根本。”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在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