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继才口述:我的夹边沟记忆

　　“人们都说我是一个红色知识分子。”这是笔者到了西安，司继才对笔者说的第一句话。他是目前尚在人世的对夹边沟情况最了解的人之一。因为他当年的一个下属薛占云在夹边沟农场当管教，照顾他，所以他幸存了下来。司继才以前在夹边沟搞宣传，做过很多具体琐碎的事情，知道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司继才和作者赵旭。 　　我是1928年7月14日生的，原籍山东省青州。1941年入陕西省三原第三中学学习。1943年初中毕业后，到了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第二高级师范学校毕业。1943年参加了八路军。1944年7月13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进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1956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第10师28团宣传股长、师宣传科科长。同年，我在兰州讲师团任团长，1957年任中国国家建筑工程部兰州西北第三工程局（简称三工局）党委宣传部部长。 　　我的前半生是很顺利的，不然那时人们怎么说我是红色知识分子，还争着抢着要我呢？1957年时，我被卷进了“以刘志强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里。大鸣大放时，从中央到地方鼓动人们放下包袱给党提意见，当时反复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当时是整风运动办公室主任。我们宣传科的杜克发言说，党委有官僚主义，不深入基层;党委里有宗派主义;党委会里不纯，有一个委员是汉奸。紧接着反右运动开始，杜克被揪了出来。我和刘志强自然就成了主谋和支持者了。这个刘志强，是山东人，50多岁，大个子，人长得气派，为人耿直。1936年参加革命，原胶东游击支队政委，他的大儿子和我同岁，在他打成右派以前大儿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海舰队政委。刘志强在1957年时任三工局组织部部长，国家第13级干部。这是一个1936年的老党员、老红军，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游击纵队的纵队长，原哈尔滨建筑一公司的党委书记。 　　当时，我们“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为：刘志强（三工局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司继才（三工局宣传部长兼三工局办公室主任、整风反右办公室副主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张静（山西人，文化部部长，老红军）、徐福林（三工局团委副书记）、杜克（女，宣传干事）。这个“右派反党集团”里有刘志强、张静两个老红军，有司继才、徐福林、杜克三个老八路。 　　从夹边沟逃跑 　　我和刘志强、杜克是同时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我们单位当年划了1400多名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就有144人。在此期间逮捕我们、押我们去夹边沟农场的是机关党委干事亢伍，他带了我们的档案材料。搜查我们家的也是亢伍。我是1958年6月15日离开兰州的，16日到了夹边沟农场，17日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可是，我此时越想越冤，对刘志强说：“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王法？为什么要送我们到这里来？”刘志强说：“杜克的发言没有错。用大棒打我的秦烈英不是第一凶手，打我的凶手在上面，上面有政策。” 　　我和刘志强悄悄商量，不能就这么被冤枉，就认了，给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去。于是，我们商量怎么逃跑，怎么去告状。当时我俩分了工，刘志强准备路上吃的，我准备了告状材料。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大约三四点钟，我们从夹边沟跑到了酒泉火车站。因为我们来时，农场已经把我们的钱和粮票全部搜了去，所以，我们就扒了一列向东走的货车。上了货车，我们把穿着的农场棉衣藏到车厢的角落里，当时我们只抱着一个信念：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958年，北京新桥饭店的院内建起了小炼钢炉开展“大跃进”活动。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 　　我们是在兰州西站下车的。刘志强到杜克家和徐福林家共借了五六十元钱，因为钱不够，就先买到了郑州。到了郑州，逃难的人很多，我们在火车站上又被抓盲流的给抓了。我们想这可怎么办呀？此时我们发现厕所里面有棵树可以上爬到墙上。于是，我们假借上厕所，我先从树上爬到墙头，然后将刘志强拉了上去。出了墙外，伸手不见五指，黑忽忽的不知东南西北。我们就顺着火车叫的地方走，这样我们又到了郑州火车站。到了郑州火车站害怕又被抓了，胡乱上了一辆车就往东走，这一下我们上错了车，火车将我们拉到了兰考火车站，于是，我们下了车，扒了一列由南京到北京的火车，从北京崇文门车站下了车。 　　到了北京，到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当时我们望着蓝蓝的天，心里不知有多么高兴！总算可以见到党中央和毛主席了，我们的冤枉也可以诉说了。可是我们想，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我们可不能胡跑乱走呀，于是，我们就打问北京市公安局所在的地方，准备先到公安局报个到再说。 　　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我们进了一个崔教导员的办公室。在那里不上5分钟，进来一个人把我们带了出去，锁到了一间房子里。在这间房子里我们等了8天，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谈话。第8天房门被打了开来，我们一看，夹边沟农场的赵来苟、王干事、孙干事都走了进来。我俩看到这个情景一下傻了眼，两个冰冷的铐子分别戴到了我们的手上，然后将我们拉了出去。这样我们又被押回了夹边沟农场。 20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期间，香港同胞在尖沙咀火车站排长队，搭九广列车回乡接济亲人。 　　我们在明水的那些日子里，每天早上天麻麻亮，段照熙就在每个洞穴和地窝子里拉人的腿，查看人死了没有，如果死了就抬出去放在门口，趁天没亮就赶快让马车牛车拉上去埋。段照熙每次到我的洞穴里拉我的腿。故意开玩笑，“这个人死了。”我说：“还没有死呢。”他此时才说：“是老司呀。” 　　有一天晚上，天上下了雪，雪不太厚。在我们这个地窝子里，我睡的位置已经死了7个人，官锦文睡的位置也已死了6个人了。那时候，死一批人，然后把各洞、各地窝子里的人重新进行一次集中，再死一批，再集中一次。我的好战友刘志强的儿子是北海舰队的政委时，还能多少给他带来些吃的，这时候由于受了他的影响，他的儿子也被下放到农场去了，他没有一点接济了。刘志强病倒后被送到段照熙的草棚里养病。这天天已完全黑了，刘志强爬到了我的地窝子里，我一看他满脸的胡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我赶快将他扶了起来。刘志强说：“老司，这是我的冤案材料，我回不去了，请你回去后交给党组织。”我听到这个话眼泪一下流了下来，我看见他当年打日本鬼子时被打断手指头的那个手颤抖着。他随后又给了我一个东西，说：“这是酱油糕，你饿了就舔一下。老司，我再给你8张邮票，请你出去后代交我的党费。”说完他就要走，我把他送了过去，可是，刘志强回去不到一个小时就死了。他的尸体害怕让狼吃了，放到了南面的一个土洞里。听到他的死讯后，我赶快到了那个土洞里。望着他那满脸胡子瘦削的脸，握着他那被日本人的子弹打断指头的手，泪水不由得地流了下来。我想，我的好战友啊，你怎么死在了这个地方，而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呀！ 　　钱瑛救了我们 　　我们能够从夹边沟农场活着回来，多亏了当时的钱瑛。 　　钱瑛是《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原型。建国后，1954年钱瑛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兼党组书记。她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被定为“铁案”的错案。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我们都把她看作救命恩人。 　　钱瑛发现夹边沟农场的犯人，纯属一科偶然。夹边沟农场和其他关押右派的劳教农场的情况，甘肃省对外一直是绝对保密的。钱瑛当时到甘肃张掖地区视察，检查灾情，准备到高台县去。那些日子她一个村一个村地查，发现有些村里人都死完了。现在才知道三年灾害时，甘肃饿死了140多万人。那天天上飘着雪花，司机开着车迷路了，车里坐着钱瑛和警卫员，还有一个张掖地区干部，一共是4个人。他们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去。到了沟边上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尸体，这些尸体被码着摞着。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面喊：“你们这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有个管教干事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当钱瑛他们继续往沟里走时，农场哨兵就大声喊，“不能下去”！我和官锦文听到喊声，赶快走了出去，因为我的洞穴直接对着钱瑛他们。这时只见刘振玉往钱瑛他们那里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 　　老太太钱瑛迎了上去，拿着拐棍就将刘振玉抽了起来。 　　钱瑛的警卫一下把枪拔了出来，对着刘振玉说道：“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钱瑛。” 　　刘振玉一听是钱瑛，一下慌了。官锦文此时大声喊了起来：“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钱瑛朝官锦文看了一眼，然后说道：“这是谁？”后来才得知这是官锦文。 　　钱瑛于是让官锦文领着在各洞穴和地寓子里查看，发现这里还躺着很多人。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还有五六百人吧，需要5个车皮。实际上明水这时根本没有五六百人。钱瑛于是马上给酒泉地区打电话让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来，并且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赶快救人救命。 　　接着她跟刘振玉走进了他的房间，觉得屁股下面很软，让人一查，刘振玉的房、司里有28条毛毯，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了200多个各式手表，在刘振玉老婆的房间也搜出了几十条毛毯。 　　但是，钱瑛走后明水和夹边沟又进行审查研究，拖延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将犯人放了出云。 　　夹边沟农场前前后后送去了大约3500人。1958年11月发冬季衣裳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名单是我们刻印出来的，我这里还有当年保存的日记;在这之前很多人自杀了，以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陆陆续续送到那里，但是，从明水活着回来的只有200多人，超不过300人，夹边沟农场总的活下来的也不上600人。我刚被释放后，我妻子和我弟弟司继发到场里去看我，一个干事说，你们来的迟了嘛，他昨天已走了。弟弟以为我死了，身体软得一下蹲了下去。 　　我是一个研究党史和马列的人，这段历史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历史值得细细反省。反右运动给全国无数家庭带来的灾难是说不完的。储安平的48个句子都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现在来看历史，《论联合政府》看起来是当时的权宜之计，主要为了夺取政权。可是，夺取政权后，权力过于集中和照搬苏联那一套，却最终酿成了这一场人间悲剧。 　　编辑 叶匡政 美编 董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