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李永平:四重证据的升级改造与国学建设的当代价值

引言

国学是晚清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激荡中，民族国家意识自觉的产物。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第一次国学热背负着民族文化救赎的历史重任，其学理性和学术性不是首要问题。当下国学的复兴，无论我们是否情愿承认：国学复兴面临社会道德救赎的历史使命，所以，当今国学复兴的第一要务是传统文化典籍的教育普及，这从近年来举办的几次有关国学研讨会的议题就可以看出来。“国学热”本身并不必然等同于国学研究热，本文主要致力于思考当下国学建设给我们学科建设以及解决学术问题，可能带来的观念改变和方法升级。

一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升级学术研究观念

第一次国学热时，从事国学研究的大师们大都有跨学科的背景。郭沫若、闻一多、傅斯年、陈寅恪、胡适等都有留学经历，都亲身濡染于西方新兴的考古学、人类学、比较文学等学科。闻一多把古籍材料与田野调查成果相结合，对高唐神女、姜嫄履大人迹神话，人首蛇身神、伏羲女娲配偶婚神话等做了考证阐发。通过考古、田野调查、语义钩沉、古籍破译等具体方法，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原生态生活。如今的学科细分致使交叉综合之学“国学”痛失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和多重证据的学科观念。

近代，王国维先生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自汉代以来孔壁中经书、汲冢竹书、赵宋古器，相应地带来了古今文之学、年代之学以及古器物古文字的三次学术的发展。他在清华大学开讲《古史新证》，首提 “二重证据法”理念，号召学人用“地下的材料”即甲骨文来印证“纸上的材料”, “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相互参证”。其成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对古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1]王晖教授把出土的殷墟卜辞与传世文献参照考证还原了远古以来存在的文化大传统：“商纣俎醢诸侯绝非商纣个人的劣迹败行，而是一种文化传统及礼俗观念的反映。”“周武王克商之后，就袭用过殷礼，以人为牲祭祀先王百神。”这个研究成果和弗雷泽、布鲁斯·林肯等人类学家关于献祭的研究成果可互相印证。师从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和汉学家葛兰言的民族学家凌纯声先生，著有两篇用跨学科的人类学方法研究《楚辞》的论文：《铜鼓图文与楚辞九歌》[2]和《国殇礼魂与馘酋祭枭》[3]。 顾颉刚、饶宗颐、杨向奎、孙作云等都分别尝试使用跨学科的第三重证据进行学术探索。顾颉刚在其《史林杂识》、《浪口村随笔》等写在西北实地做田野考察之后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对新证据的使用。余英时认为这两个笔记式的著作代表顾氏个人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转型，即“从勇猛的‘疑古’转而为审慎的‘释古’了。”[4]

今天看来，就是三重证据的研究方法，局限也越来越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堆积成山。在“学术的国家化”和“知识的全球化”的今天，国学的特点决定了国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倡导学术研究贯穿跨学科视野和多重证据的研究方法，升级学术研究观念。

由于材料的收集和处理往往涉及不同学科（跨学科）的交叉互证和阐释，没有观念的更新和方法的突破，无意识不用或有意识不敢用多重证据材料，只在一个学科收集处理材料，在学科本位内部论证“学术问题”，一是不能发现新问题；二是对许多问题解决不到位；三是容易流于虚空推断和蹈空阐发。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针对晚清三百年古学研究的遗憾断言“研究范围太窄”，“学人的目光和心力注射究竟就在几部儒家经书”。“太注重功力而忽视了理解”，所以“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不进行跨出学科搜集使用材料，囿于学科规制，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发文章、出书、拿课题“有圈子”，甚至还是优势。但是，使用多学科的材料，三两句就能说清楚的问题，如果局限于学科本位，绕来绕去，很像踢足球，带球满场 “转悠”，令人眼花缭乱，却不见临门酣畅淋漓地一脚踹。正像胡适评旧学研究的缺憾时指出的：“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打破这个“陋”字，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5]

二

从四重证据到N重全息证据，升级改造国学研究方法

章太炎、刘师培等主张国粹，把国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严格限定，今天国学如果依然局限于经学、儒学,不仅价值有限而且没有出路。满学、蒙古学、藏学、彝学、西夏学等也应该属于国学。国学要推陈出新，注入新生机，升华新境界，思考“内圣”之后如何 “外王”，如何培养知行合一的现代人的问题。

从观念的革新和方法的升级来讲，“国学”的研究范围的扩展和方法升级有先天优势。由于中国文化“全息式”分散渗透到文化典籍和社会生活之中：无论是杨庆堃的中国宗教的“弥散性分布”[6]还是张光直的中国文明的“连续性”[7]存有，其中都包含了中国文化连续性和全息性的特点。形象地说就像金圣叹评价《水浒传》那样：“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8]概括地说，在中华文明系统内部，信仰仪式-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治理相互关联，形成网状分布，全息存在管窥锥指，盘根错节相互扶持。空间上全息式呈现，时间上连续性布排。杜维明用“存有的连续性、整体性和动力性”，“在宇宙之中，任何一对事物之间永远可以找到联锁关系”给予描述。[9]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点出发，沿波讨源，必然打破学科划分，进入“整体知觉场”，必然动用全息式证据网，这样方能回溯到文化“大传统”的深远一端(1)。

从证据搜寻角度说，需要发掘那些被遮蔽的、扭曲的，曾经发挥过重大历史意义的“表述”，找到进入前文字的方法，揭橥事件被叙述、呈现和建构的“思想史”，回溯断裂的历史信息。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升级三重证据理论为四重证据理论，(2)其中对四重证据的材料的处理，已经跨越文字文本，在文化文本观念上横断于不同学科之间。[10]

南宋法医学鼻祖宋慈所判的亲子鉴定案件，依靠检滴骨亲法，对事实的把握只能靠“信仰”来完成。今天DNA亲子鉴定技术，利用法医学、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从子代和亲代的形态构造或生理机能方面的相似特点，分析遗传特征，判断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是亲生关系，使得这类案件能实现最大限度地回归事实判断。基于这一自然科学演化发展来推理，笔者认为：只要方法足够科学，证据足够丰富，时间足够充分，我们就可以“全息化”的逆向捕捉并破解文化事项，对包括案发现场空气中的微粒和各种气味等在内的全息信息一网打尽，“重回案发现场”，像穿越时空回放现场“影像”一样进行过程还原。

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认为“史学为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不断而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特别是人类学和社会学。 (余英时． 中国史学的现阶段: 反省与展望［A］//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 北京: 三联书店，2004．P. 374)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解决问题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学科，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需要多学科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阐释。当代新史学内部的史料观和证据法拓展，其实质已不再是历史学本身的变革，它暗含着以史学为中轴的学术转型。虽然史学研究的重心已经转向历史事实如何被叙述、想象和建构的问题，但无论转向叙事史、心态史，还是记忆史，史学研究的内核依然遵照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原则——“用证据说话”，执着探求确定性，并与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义互参，追根溯源”的治史精神相沟通。在这种背景中，笔者认为，当今的国学建设要跳出国学概念之争，(3)摆脱学科桎梏，借镜人类学研究方法，从破学科、后学科、无学科的观念出发，尝试将研究的“四重证据”扩展为N重全息证据，这对开拓知识视野，引领学术国家化时代的话语权，提升民族文化传统的阐释空间和释放文化投射力至关重要。

N重全息证据其跨文化跨学科的间性视野，特别重视分析证据材料：从材料的学科分布上看，跨越了文学、史学、哲学、音韵训诂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人类学、考古学、图像学、自然科学新技术等当今大多数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从材料的媒介形式看，无论是文字、口传、图像、音频、仪式和实物等都可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材料的来源看，传世文献（档案）、考古资料和民间活态文化等都可能是学术研究关注的对象；在材料的时空关系上，中外古今等都可以纳入到考察的范围之内，人类文化的边界就是N重证据法获取材料的边界。[11]

仔细剖析，我们发现，目前提倡的证据理论从学科上讲，都是建立在人文社科方法和自然科学技术割裂的潜意识上的，从认知媒介看，都是建立在西式的视觉表象认知模式上的，是视知觉“路径依赖”和“媒介偏倚”的产物。简单的说就是重视视觉（文字）媒介，轻视（口头）媒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灵感直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知识传统丰富多样 。媒介技术学派巨擘麦克卢汉认为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避免了“感觉和功能的分离”， “在文化知觉和表达的广度和精巧方面优越的多”，[11]中国人是 “听觉人”：

中国文化精致，感知敏锐的程度，西方文化始终无法比拟，但中国毕竟是部落社会，是听觉人。……相对于口语听觉社会的过度敏感，大多数文明人的感觉显然都很迟钝冥顽，因为视觉完全不若听觉精细。[12]

《西游记》第58回六耳猕猴所化的假悟空与真孙悟空从天宫闹到地府，十殿阴君也被致盲一筹莫展的书写生动传神地隐喻了中国经验的巨大魅力。地藏王菩萨请出经案下的灵兽“谛听”伏地聆听：“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时，将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间，蠃虫、鳞虫、毛虫、羽虫、昆虫、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鉴善恶，察听贤愚。” 须臾之间便“听”出了假悟空的本象。如来最后指出：假悟空乃“善聆音，能察理”的六耳猕猴所化。[13]这一书写告诉我们：超越诸根遥感能力的六耳猕猴同样是善于迷惑他人视觉的孙悟空的强硬对手。以“六耳”为名，意在突出强调其“谛听”遥感力的超强配备。德国小说《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的主角洛雷诺耶凭着罕见的敏锐的嗅觉记忆，帮助雇主分析合成了当时最好的香水“阿摩耳与普绪喀”，在此基础上，改良升级为摄人心魄的香水“那不勒斯之夜”。[14]中国文化中还有以“镜听”方式见微知著，获得超常预测力的民俗文化传统。

象形文字同样包含了“整体直觉”的中国思维模式。麦克卢汉认为象形字的“整体直觉”与意识的“整体知觉场”相表里，“在意识的任何时刻都存在着整体知觉场”。[15]笔者认为：在破解文化事项上，随着观念的进步和材料媒介解析能力的日益精进，譬如自然科学的分子遗传学方法、加速器质谱法、热释光测年法、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法、古天文历法等等，[16]最终所有多层次的探求会整合为全息证据。人类理性逻辑推演的最丰富的智力深度阶段更近乎瞬间直觉。在大数据时代，具有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能力的超级人工智能AlphaGo和DeepMind，他们每秒处理500G以上的海量数据，可以针对任何问题，自动将非结构化信息转换为可使用的知识，给出元解决方案（meta-solution）。据此推断，随着人类认识层次的提升和求证能力的提高，和文化文本的“N级编码”相对应，完全存在超越视听经验在内的全息式互释互证的网状证据收集，通过N重全息证据的解码推演，对现象学意义上“事实”过程有快速实现动态的“三维全景重建”的可能。

三

从元学科出发，收集全息证据与国学学科的当代价值

当今急需从理论和技术两个层次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国学学科。先秦儒家的社会思想是 “天下”观念，若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全球视野。国学建设要借镜人类学的视野，实现跨学科、跨族群、跨时空、跨文化的整合。国学研究应该是整合学科，是促进科研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研究。当代的学科分类仅仅是近代大学教育诞生以来的工具性分类，并非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那样，建构社会的秩序式的内在的分类体系。这种工具性的学科划分，今天看来，不利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打破学科分类的知识壁垒，直奔元学科，才能真正改善认知模式。

长期以来，在国学观念更新上锲而不舍，探索文献材料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硕果累累的一些著名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个别学者的印象是：“他有时讨论《论语》，有时研究哲学，有时钻研考古，有时思考民俗，有时又是神话、少数民族文学等。”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恰恰是学术管理学科割裂造成的学科本位潜意识的真实表露，是“症候性话语”。这种症候性话语潜在的心理成因告诉我们，不能有效地打破学科壁垒，会带来潜意识“自我局限”和“他者设限”。

打通现代学科分类意识给国学研究的割裂是文学人类学以一贯之的追求。他摒弃“铁路警察各管一边”的传统格局，要知道“火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方面需要透过本土话语去获得人类学家所说的‘地方特有的知识’,另一方面把此种‘地方特有的知识’放置到人类知识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定位和评价。”[17]三十余年来，饶宗颐、钱锺书、萧兵、叶舒宪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孜孜不倦地分别穿行在文史哲、人类学、神话学、考古学、甲骨学、简帛学、中西交通等不同学科领域，坚信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方略和重要认识领域，往往隐藏在这些边缘性的交叉地带。钱锺书先生生前多次强调学科交叉汇通的重要。据赵一凡教授回忆，钱先生生前，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打通”“打通”，“打通拈出新意”。先生虽然是从比较角度谈学术、学科的交叉整合，并形象地称之为“混纺出新”。“在他看来，文本、文化和文明，都是一再翻新的纺织品，因此也都需要混纺交织，才能不断生出新意，达至美轮美奂。”(4)在国际上交叉学科，跨学科、后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的今天，还固守学科本位，“学科相轻”，实在缺乏费老生前讲的“各美其美，人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和气魄。(5)

虽然存在“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主观上得意的事，客观上的不得已”(6)的原因，个人不能完全打通所有学科，但这种观念要进入我们的潜意识。有了对文字以前大传统和文字文献小传统编码的打通，有了N级编码理论和多重证据的观念和方法，会发现许多问题，哪儿有问题那儿就是研究的对象。一切所谓的“学科”，实际上是为了研究方便依据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划分，并非相互独立、互不关联的独立领域。目前，学术管理和学位授予可以有学科分类目录，学术的深入探讨没有具体学科阻隔。如果有，就是行政管理建制造成的精神心理上的区隔对学术思考潜意识的扰动。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当代国学建设就是要突破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学术研究对象、范围、方法、观念的瓶颈，绕过西方的、东方，古代的、今天的，人文的、自然的等等狭隘观念，回避所谓的宏大叙事等概念拘牵，回到问题本身，从深入思考和解决具体问题这个纲目出发，纲举目张，才能直奔鹄的。一百年前的旧船票，登不上今天的航海巨轮。“玄鸟生商”中的“玄鸟”已经不是郑玄那个时代的“燕子”。(7)面对新世纪中国软实力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国际挑战，是该回归国学——“中国学”真面目的时候了。

中国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观念，它引譬联类的关联性思维和国学学科的元学科观念，文化大、小传统的N级编码与N重全息证据的追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统一的。国学经史（天神）子集（地人）的宏观划分，是宇宙与人两方面的全息统一。我们当今的国学应该是为“天下”立心之学，是整合方法，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之学。不应该端着金饭碗，却在西方话语体系里乞怜，论争该不该设立国学“一级学科”这样的问题(8)。学科分类是为了治学，但治学不是为了学科，更不是巩固分科，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相对于问题、相对于研究对象，学科的存在本来只具有工具的意义。可以说，当前的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联手强化了学科自身的存在，导致了对问题研究的割裂，乃至对问题研究的回避。其间的要害是：我们究竟是应该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还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毫无疑问应该是前者。国学是超越学科观念的“元学科”，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整合、跨越和交叉和解决实际问题（如下表）。

西方学术是孕育在宗教神学体系下的，自然科学甚至也萌蘖于神学的土壤。所以西方学术研究的顶层设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宗教神学，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二字，不是工具真理，而是文化，是西方文化传统的近代延伸，大学教育贯穿这一至上理念，颁发的最高学位博士学位是Ph.D。这使得西方的学术研究，汇通了学科，解放了观念，消除了精神束缚，凝聚了文化认同，这也是西方学术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中国学术包括自然科学同样有“仰望星空”的人文传统，学术研究的核心路径——“格物致知”，语源于“格于上下”“格于皇天”的宗教神话空间。(9)如今的学科分类按照前苏联模式，授予学位分为理、工、医、农、文、法、教育、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3个学科门类，这种工具性的分类，本身与西方的文明等级互为支撑，是西方世界秩序的同谋。同时它遮蔽了神学宗教的神圣精神内涵，割断极具超越性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追求，使学术研究的“工具理性”进一步强化，妨碍了高层次人才（博士）进行跨学科的探索和证据搜集的主观努力，也完全背离了解决问题锐意穷搜的方法特点。你想一想，当我们遇到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像解决夏商周年代问题一样，肯定同时调动不同学科，各种材料，多种方法齐头并进，多管齐下，直奔问题的要害，哪会局限在某个学科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呢？

更为重要的是，国学思维背后贯穿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文化记忆和价值认同，这种文化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情感基础。国学元学科的确立，要在全球史视野中展开话语实践，让中华民族找到一种认同和凝聚的价值纽带,对进一步加快民族文化自觉，推进两岸三地中华民族认同，形成中国表述，“精心构筑对外话语体系，创新对外话语表达”[18]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国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以突破观念屏障，在人格养成中以培养探索兴趣和进取精神为第一要务。学者搜寻既能解释中国本土经验，又能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理论框架的实践，和当代学术研究以创新为契机，带动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的目标整体上是统一的。

综上所述，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我们的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最高学位应该突破学科观念，授予人文社科博士“国学博士”（GuoXueD）学位，这也是新国学建设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注释

(1)2012年6月重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提出了“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的主题。什么是大传统？我们认为汉字出现后的文明传统是“小传统”。而在这些之前，有很多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存在过。比如，崇拜玉的文化，崇拜巨石、金属（青铜、黄金）的文化。这些是通过物的叙事、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展示的材料被认识的。人类不是因为有了文字书写才开始认识和表现世界的。“大传统”概念的提出就是对人类表述方式之——“书写文化”的深刻反思。文字产生以后，书写媒介参与了话语权力的分配。书写媒介霸权以“白纸黑字”的表述参与了真实与虚构的话语实践，历史叙述已经习惯性地把没有文献叙述的事件和历史看成子虚乌有，把没有文字的民族看成“低级”“原始”“野蛮”“蒙昧”的民族。口传时代和信仰紧密关联的口耳相传的口述事实，即便记录下来，仍然被书写媒介规制、筛选，要么被抬升成为经典，要么被断裂、遮蔽，被遗忘为“神话”“传说”甚至“志怪”、“谣言”。大传统之于文学最值得重视的是对口头传统的再发现。来自人类学、考古学反思的大传统范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魔咒”和书写媒介的双重遮蔽，重新以整体宏观的眼光审视包括华夏文明在内的世界各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关系。参见李永平《文学何为？文化大传统对文学价值的重估》，《思想战线》2013年第5期。该文收入叶舒宪，章米力，柳倩月主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第一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

(2)四重证据可以概括为：一、传世文本叙事，文字文献（档案）、域外汉籍等历史文献；二、器物铭文、帛书、文书、汉简、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文本叙事；三、口传叙事与仪式礼俗等民俗或民间文学资料（神话传说、口述历史、口头史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出土或传世的文物、实物（图片图像数据包括出土或传世的历史图片、插图、版画、年画等等。这些材料从学科上看，都是跨越历史、考古、文献、音韵训诂、哲学、民俗、图像学、甲骨学，等等。参见叶舒宪《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以猫头鹰象征的跨文化解读为例》，《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二里头铜牌饰与夏代神话研究——再论“第四重证据”》，《民族艺术》2008年第4期；《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学术史的回顾及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3)国学争议持续百余年，包括国学概念之争、国学范畴之争、经学存废之争、科学与人文之争、学科体系之争、文明优劣之争、典籍真伪之辨等。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并没有过细的学科分类。晚清以降，中国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的学科体系，也逐渐参照欧美大学的样式设置起来。学科设置完成后，国学学科失去了存在基础，国学院相继撤销。

(4)根据赵一凡教授2013年5月在陕西师范大学的演讲《赵一凡解析钱锺书》整理。刊载时取得了赵一凡教授的同意。

(5)费老这句话谈的是不同民族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促使不同人文类型和平共处的问题。我在此引用引申为不同学科跨越融合的问题。参见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

(6)钱锺书在《七缀集》中说：“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学科。” 参见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9- 130页。

(7)“玄鸟”生商，“玄鸟”被郑玄释为“燕子”。通过考古学和比较神话学等多重证据的论证，文学人类学新的研究认为玄鸟为“鸱枭”。参见叶舒宪《鹰熊、鸮熊与天熊：鸟兽合体神话意象及其史前起源》，《民族艺术》2009 年第 3 期、第 4 期。

(8)21世纪以来，在二次国学热的推动下，各大学相继设立国学院。2009年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发表了《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历史教学》，2009年第5期）。该文被2009年第15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产生了较大影响。2009年9月23日，陈来、黄朴民、吴光、龚鹏程、朱汉民、吴根友等六位著名学者举行了一场座谈，强调建立国学学科的必要性。刘华泽等发表了《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2-11；张分田：《“国学”不宜用于命名一级学科》，《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9)“各”（格）所代表的言说，一开始就含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打通意思，即虞夏书中赞美尧的所谓“格于上下”（《尧典》）。屈万里认为，“各（格）”是祝祷以祈神自上降临之意。屈注“降格”云：“神降临谓也。”参见《尚书集释》，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6页、第259页。西周金文中有“各于大室”、“各于庙”的说法，“各”多位于西周神圣礼器铭文的开端。表明“各”是对沟通人神的活动的描述，不论这种祭祀礼仪发生在“庙”、“穆庙”、“大室”，还是叫做“图室”，都说明降神仪礼是在神圣空间举行的，带有神圣意义。通神巫者得以称为“格人”。格人往往通过占卜的方式能至知天命，称为“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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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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