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根本不是炎黄子孙!!!

我们根本不是炎黄子孙.....

黄帝，并不存在，他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就象孙悟空并不存在，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一样。炎帝，也可作如是观。

如此比较，似乎荒诞，但迷信更荒诞。我说的不过是一点常识。1776年1月10日，北美一个名叫潘恩的人发表了一本只有50页的小册子，它就是引动欧洲大陆和北美殖民地舆论视听的《常识》。这本小书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久远而又深刻的影响。书中道：“唉！我们长期以来受到历史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作了很大的牺牲。”我认为中国人崇拜黄帝，就是“受到历史偏见的迷惑”，就是“迷信”。

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比说：我们是孙悟空的子孙，还滑稽。孙悟空总还是只猴子，黄帝呢？连猴子也不是。

我知道还有热衷“夷夏之辩”的人，他们怀了偏见，永不接受常识，仿佛义和团大师兄。大师兄们特别易于被激怒，特别乐于炫耀义愤。言说常识，不是什么“叙述的冒险”，但有大师兄辈在，说不定就成了“冒险的叙述”。

若干年前，一篇题为《黄帝·传统·阿Q论坛》的文章中，仿拟马丁·布伯将“做犹太人”置换为“做犹太人”的命题，提出：“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将‘做中国人’置换为‘做中国人’？就是说，将‘做黄帝的子孙’置换为‘做亚当的子孙’？”就“始祖”而言，亚当与黄帝同样荒谬。我想我在象征的层面上寻求人类的始祖（而不是民族的始祖）时，我是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网络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迫近，和平与人类精神的沟通、交流与融汇充满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亚当比黄帝更具世界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一个时代，“做中国人”还是“做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小问题。

黄帝的身份，在传世的文献中相当可疑。大略说来，他先后以三种身份在文献中亮相，一种是“神”，一种是“人”，一种是“仙”。“神”来源于民间，“人”来源于官方，“仙”来源于道士。三者有分有合，分开来看，面目模糊，合起来看，不伦不类。

做为“神”的黄帝，现在多数学者认为系由“皇帝”而来。神话中的“皇帝”是指“皇天上帝”，是一位至上神。后来又有“三皇”、“五帝”，天皇、地皇、人皇，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什么的；北方水帝，南方火帝，东方木帝，西方金帝，中央土帝什么的。 “五帝”、“三皇”在中国神话谱系中，一脉相承，神的属性相当明了。水帝、火帝云云，是仙话，也是神话。黄帝作为“五帝”中的一位，也是神。

黄帝，曾经是中国的宙斯。

就像宙斯活跃于奥林匹斯山一样，黄帝活跃于昆仑山。

《山海经·西次三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唯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都，及帝之囿畤。有鸟焉其名曰‘鸫’，是司帝之百服。”这里的“帝”就是黄帝。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举出两条佐证，很能说明问题——

《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

《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

在昆仑山游荡的黄帝就是一个神话人物。《山海经》中多次提到黄帝，均以神话人物面貌出现。

此外，《韩非子·十过》说到黄帝，也是一个神：“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台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神鸟，人面鹤身一足）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复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一种乐曲）。”

但是这个神的出现，已经有了秦始皇东巡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蚩尤，这位东夷九黎部落的首领，在韩非笔下还只是黄帝的一名巡守前锋。此时，黄帝与蚩尤争夺天下的那一场“涿鹿之战”还没有发生。

黄帝这位神，最早得到人们的膜拜是在公元前420年前后，据《汉书·郊祀志》：“秦灵公于吴阳做上畤，祭黄帝；做下畤，祭炎帝。”在此之前，秦人或祭青帝，祭白帝，祭宝石，从不祭黄帝。顾颉刚以为“黄帝之祀起于秦国，说不定黄帝即是‘黄龙地寅’之类。”又说，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此说有理。这样看来，黄帝这位神祗一开始就被道士们利用了。

即使源于民间的神，也沾染了史官文化与道家方术的色彩，这就是黄帝的宿命。

做为“人”的黄帝，可以在传世的战国文献《世本》及司马迁的《史记》中窥见消息。

《世本·帝系》记述了中国远古至战国期间的技术发明与创造。书中说：

“燧人造火。伏羲制以丽皮嫁娶之礼……女娲作笙簧……神农和药济人……蚩尤以金作兵器……”然后说到黄帝：“黄帝造火食、旃冕。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数，著调历（历法）。黄帝使伶伦造磬，垂作钟，沮诵、仓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胡曹作衣，於则作扉履，雍父作舂，雍父作杵臼，夷牟作矢，挥作弓，共鼓、货狄作舟。”

黄帝时代的发明创造如此之多，又都是人类生存所需的基础技术，这就足以证明人已经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而它的内容则是克服将来集体的人们所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恩格斯《反杜林论》）。黄帝在这里是以一个部落领袖的身份出场的。但是他的时代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科技成果，不免令人怀疑作者神话黄帝的倾向，且“占星”、“占月”、“占日”，又开了方士巫术的法门。如果说这还不足以看出黄帝这个“人”的“神”气、“仙”气的话，再来看所谓“信史”《史记》。

在《史记》中，黄帝成为一位富有人格的帝王。据说，他是“少典氏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正妃”是嫘祖，生有二子；黄帝死后葬在桥山，他的孙子颛顼继任为帝。据说，黄帝在阪泉打败了炎帝，在涿鹿打败了蚩尤，被诸侯一致推为“天子”代神农氏；又搞“封禅”，又巡守，云云，这正是人间帝王的所作所为。但是说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未免近于神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更是许行、邹衍一派“五行”方术学说的谰言。

即使源于史官文化的人，也有褪不去的神话和道家色彩，这也是黄帝的宿命。

做为“仙”的黄帝，在所有杜撰黄帝的文献中数量最多。

黄帝在《庄子》中已开始沾染仙气，在战国末年风行的“五行学说”影响下，天上的帝王也开始了分化，北方有水帝，南方有火帝，东方有木帝，西方有金帝，中央有土帝，即黄帝。

五行学说中有一套“五德终始”的谬论（戏言：五行学说乃是弱智文人的发明），邹衍就认为“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并提出“……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说。在《吕氏春秋·应同篇》中，邹衍一派明确说：“……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后面就依次说了禹之时“木气胜”，汤之时“金气胜”，文王（周）时“火气胜”，“代火者必将水”一堆鬼话。

秦汉之际，黄老说兴，黄帝成为道君。

随着道教的兴起，黄帝被封为“元圃真人轩辕黄帝”，位列于第三神阶的左位。

秦汉道士都是骗子，但秦皇汉武，率受其骗而不觉悟。道士们打出的一张牌就是黄帝。汉武时一道士名公孙卿，向汉武帝说：“黄帝仙登于天……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须号……”

关于黄帝成仙得道的文字，自秦汉以至于元明，很多，尽属无聊之笔，文字垃圾，我不想过多引用。但有一个事实可以指出，那就是道家想象中的黄帝也未能脱却“人”的影子——“仙人”比“神人”更接近于“人”，同时也是个“神”。

这就是文献中的黄帝。一个“人神杂揉”的黄帝，他一会儿是天神，一会儿是帝王，一会儿又是仙人，更多的时候令人无法辨清他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可以从神话发生原理，大众传播原理去解释，国内外已有学者作过这类努力，但我所谈的不是这个话题），除此之外，黄帝在文献中还充任过法家刑名法术的工具，所谓“以黄老治天下”，就与道、法两家有关。

这样一个黄帝，哪一个能做我们的始祖？

黄帝这个“人物”，在战国时期被好事者虚构出来，迄今，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好事者虚构的黄帝，他的活动年代，却在距今4500年前，就是说，好事者往上推了两千多年作为黄帝的时代（我在前面引证的文献典籍均出自战国期间或战国以后）。

行文至此，有必要郑重推介顾颉刚先生的一个著名论点：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为此，顾颉刚提出了三点意见，其中的两点与我今日的话题相关，不妨引在这里：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和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又说：“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样子的世系，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了。”（参《古史辨》第一册）

顾颉刚的意见发表于1923年，在当时人们习于“脑筋一晃，就是‘上下五千年’”（吕振羽语）的信古氛围中，不啻一声惊雷。从此，中国史学出现了“疑古派”。

无论今人、后人如何评说，“疑古派”的大胆怀疑精神总是令我尊敬的。

昔人云，“文士好求，史才难得”，顾颉刚是刘知己、崔东璧这一谱系的史学大家，他的贡献之一，就是破除了中国人对煌煌古史的妄执、愚信，还思考者以怀疑、科学的独立精神。

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中，我们洞见了黄帝的子虚乌有——不管中国人的愿望如何，希望怎样，黄帝，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这就是事实。

现在退一步说话。

假定中国的文明史始于公元前2550年（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系黄帝于本年。此外尚有他说，正负几百年间，兹不录），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按照儒学胡诌的说法，这是一个“圣人御极”的“郅治之世”。

但是现代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四千多年前，中国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稍后才出现金石并用时代），与这一时代相对应的原始文化发现包括：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晚期，以及黄河中游新石器晚期文化（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与山东龙山文化。这就是黄帝生活和战斗过的时代——原来黄帝（假如确有其人）不过是一位腰下围了兽皮，举了石斧、木棒去打猎的部落头人。这样子就与“御极”的“圣人”相去太远了！

王夫之曾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令人钦佩。

他在《读通鉴论》中批驳崇古一派说：“唐、虞（按指尧、舜）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群兽奔跑，草木芜杂），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说黄帝那个时代人与禽兽的生存状态差不多，让自诩为“黄帝子孙”的人多不舒坦，但这是真的。

两千多年前的一群好事者虚构了黄帝，就这么让“黄帝的子孙”承担了尴尬——继续自欺、欺人，永不点破这一层，也是尴尬，因为有怀疑者在，有接纳常识者在。

事实我们看得很清楚，信口“五千年”者，无非要人为的拉长中国的文明史（另外一个意图源于“祖宗崇拜”，详后），以为历史越悠久越佳。

关于这个话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

一、即使公元前2550年果然有个黄帝，他也不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担当者。早在黄帝2000年之前，现今的伊拉克南部海口一带（古称“示拿平原”）就活跃着一群初具文明的社会人——苏美尔人。他们已经开始懂得兴修水利，有了定居农业，驯养家畜，甚至出现了铜器。稍后的埃及人、腓尼基人，其文明史都比黄帝要早上1000年。

二、现代社会，受人尊重的民族并不在于它的历史悠久，而在于他的眼界、胸怀，他所缔造的公正原则与社会制度，以及在这原则与制度的保护下，人民所能够享受到的民主权利，以及因民主权利与其他因素的整合所创造的文明、进步与繁荣。“脑筋一晃，就是‘上下五千年’”在现代社会，仿佛阿Q高叫“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我为现代阿Q、现代大师兄感到害臊。

那位编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说：

“许多人对待传统，甚至是对待他们本国传统的方式是，不作批判检验的全盘接受。”

我们耽于历史的谬误中，“全盘接受”的假货太多了！

黄帝的帝系系统到了司马迁时代，已经演化得像模像样了。

柏拉图在《国家》一书中借苏格拉底的口说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古代的事实，所以我们尽可能把虚假装扮成真实并加以利用。”

黄帝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并不存在，却被装扮成真实，最后被崇拜神衹的民间、儒学或史官文化、道教方术和法家刑名之学所利用。

这之中，影响中国最为深巨的是儒学或史官文化。

他们将黄帝“装扮成”儒学道统的第一人（另有将“三皇五帝”一并纳入道统的，但并不成功，兹从略），下续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武周公，直到孔子、孟子。进入这个儒学传道系统，成为战国以后中国文人或“思想家”至高无上的荣誉。孟子就以战国大儒的身份自命继承孔子正统，后来又有韩愈、周敦颐、二程、朱熹争居正统传人的故事，不去说了吧。

这是一套完整的儒学传道系统，一般的儒学大师往往据《尧典》从尧帝开始算起，但自秦汉以后，黄帝搭上了末班车，进入儒学正统，成为御极的圣人，司马迁一篇《五帝本纪》（以及《封禅书》）与有力焉。

司马迁囿于史官文化的影响，一部伟大史学著作中的“硬伤”过于明显，诚不得不令我为太史公惜之。

《史记》中的“硬伤”很多，黄帝云云是其一也。

也可以理解，司马迁采集关于“黄帝”的史料时，已经发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但他还是在丛杂的文献与调查所来的道听途说中，爬梳剔抉，自圆其说，撰成《五帝本纪》，黄帝从此“正式”进入“正史”，成为“正统”帝王家谱中的第一人。而所谓黄帝“御极”的时代抵司马迁时，已经过去了几近二千四百年！比司马迁到我们的时代还要长几百年。

秦灭之后，所余先秦文献不多；所存文献中又真伪参半；在所有可以认定的真实记录中又没有黄帝做“天子”的可靠说法；司马迁为什么竟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著为本纪之首”呢？据我猜测，原因有三。

一、司马迁说著述《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就需要建构一套完美的系统，需要一个历史的源头。在秦汉以来的“道统”建设中，三皇五帝说，尧舜禹汤说，纷纭不一，司马迁断自黄帝，成为一种选择。换一句话说，秦汉之际的道统流变与司马迁的写作目的不谋而合。

二、班固说司马迁“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司马迁的政治哲学有倾向“黄老”的一面。这一点，与汉文景两朝以来推行“无为而治”的政治政策有关。

三、司马迁自命为颛顼时的重黎之后（按：据《史记·索引》，重、黎为二人，重为少昊之子，黎乃颛顼之裔。重在颛顼时司天，黎司地，司马迁天地并举，“欲以史为己任，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称重耳”），颛顼又是黄帝的裔孙，于是上溯黄帝便不足为奇。

说起“道统”，必须知道战国秦汉之际无聊文人制造伪书的劣迹。

这个话题说来麻烦，但这麻烦的工作已有清季一批考据学家做过，二十年代以来，又有胡适、顾颉刚一班大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给予整理，真实的中国文明史自殷商始，脉络已相当清晰。现在回头来看古人造伪，我不得不说，我为拥有这样一批“祖先”感到害臊。

《淮南子·修道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卫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顾颉刚据此评论道：“这描写当时的情形何等活现！为了要动听，所以托之于神农黄帝。为了来路远，所以看得重。为了盲目的信仰，所以留神地听，用心地念。伪史就这样地流传下去了。”（参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淮南子·修道训》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它指出了伪史造成与流传的三个重要原因：

一、大众接受心理，所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这是伪史得以产生的温床。

二、匆忙登上王侯宝座的统治者有编造家谱、乱认祖宗的癖好，所谓“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这是伪史得以产生的主要源头。

三、无聊文人的附会与传播。这又可以分作两层看，第一层，出于媚俗的目的，迎合大众接受心理，画鬼画狐，以耸动视听，所谓“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第二层，出于对统治者的盲目尊信，或简直就是出于摇尾乞怜的奴才心理，所谓“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这是伪史得以产生与流传的直接原因。

“五德三统”说，便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政治气氛、文化精神下被炮制出来，黄帝，于是成为差不多所有统治者和一大批文人“公认”的“始祖”。

子虚乌有的黄帝被人“装扮成真实并加以利用”的命运，近代以降，有了变化。黄帝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工具。

《光明日报》上看到有人著文，声称我国目前采用的公历是以西方耶稣基督教为中心的纪年法，“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无关”。文章认为不妨采用两种纪年法，国际通行，采用公元纪年法；国内则用“文化始祖黄帝元年”为我国国历之始。文章说“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968年，那么2000年就该是“黄帝4698年”了。

社会进步到今天，还有人如此“说话”，无以明之，借叶圣陶先生当年一句话，此辈真是太耽于“骸骨的迷恋”了。

事实上，主张“黄帝历”的民族分子也是“古已有之”。

清末的革命党人有着浓郁的排满情绪与民族情绪，他们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运动中，既不屑于沿用帝室纪年，又不情愿采用公元纪年，于是寻根溯祖，“黄帝纪年”便应运而生了。

但是在确定“黄帝开国”的年份时，革命党人之间出现了歧义。

署名为“黄帝子孙多数人撰述，黄帝子孙之一个人编辑”的《黄帝魂》，主编黄藻，初刊于1903年，该年即被记为“黄帝4614年”，是记“黄帝开国”当始于公元前2711年。

1900年由陈范接办的《苏报》，1903年特聘章士钊、蔡元培为主笔，该年即被记为“黄帝4394年”，“黄帝开国”当始于公元前2491年，与《黄帝魂》的推算相差220年。

1905年创刊的《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章炳麟曾出任该报主编。《民报》将创刊的1905年记为“黄帝4603年”，“黄帝开国”当始于公元前2698年（这就是《光明日报》那篇文章推算“黄帝开国”年份的由来），与《黄帝魂》相差13年，与《苏报》相差207年。

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及某些文人所接受。武昌首义，湖北军政府文告，后来各省响应的文告，差不多都以《民报》“黄帝纪年”为依据。《民报》为当时影响最大的革命刊物，章炳麟外，胡汉民、汪精卫也曾先后出任过主编。撰稿人中则有胡天华、朱执信、廖仲凯、马君武、宋教仁等一班民国元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发在1905年的发刊词中。章炳麟又是出名的考据学家。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民报》的“黄帝纪年”仿佛真是那么一回事了，其影响竟一至于20世纪90年代！

但90年代倡导推行“黄帝历”的人没有看到《民报》、《苏报》、《黄帝魂》不过是把黄帝做为工具在使用，使用者是未必相信“黄帝历”的可靠性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将1912年1月1日定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从此终结了“黄帝纪年”。这是合乎理性、势所必然的结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特点：天人合一观念，土地情结与祖宗崇拜。黄帝崇拜就是祖宗崇拜。祖宗崇拜的负面影响是独立人格、主体精神的丧失；与异质文明交往时的自闭与自大。祖宗崇拜是不自信者最突出的特征。但崇拜黄帝又与一般家庭本位的祖宗崇拜不同。家庭或家族本位的祖宗崇拜以一姓一氏为崇拜对象，而黄帝却是“共同文化体”崇拜的对象，这一个被虚构为姬姓家族的“始祖”，如今竟成为数以千计姓氏家族的“共同始祖”，这一变化是怎么来的？除了前面说过的以外，“神道设教”是又一个主要原因。

《易·彖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我以为这是中国的帝王统治、儒学道统、史官文化，至为机要的一个“合作”前提，一个传统中的秘密，“争鸣”的“百家”也无一例外。传统“百家”文化，其机要核心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术，在这方面无一例外，我曾经最看好的《墨子》也不例外。

《墨子·明鬼》篇道：“……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但“百家”所设“神道”有所不同，简言之，墨家“明鬼”，道家崇“黄帝老聃”，儒家“祭祖”。所谓“敬宗庙”、“恭祖旧”是儒家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准宗教行为。

统治者从儒家的祭祖仪式与理论中看到了统治的奥妙，这是儒派人物得以厕身魏阙充任“帮忙”式文化鹰犬的原因之一。

儒家将祖宗的地位抬升到神道的地位，就使祖宗以下的系统获得了“神胄”的荣耀，祖宗越是伟大，后裔也便越是荣耀。于是，编造家谱运动也便成了运动。周王朝为姬姓统治者，于是，“黄帝以姬水成”的神话就出现了（黄帝倘诞于明代，说不定他还可以姓朱，若诞于清代，说不定还可以姓爱新觉罗）。姜氏家族于是也可以与炎帝搭上联系。周王朝立国之初赖姜氏帮忙，所以后来就有“炎黄”并称的提法。在儒家的帮助下，周王朝从一开始抽象的设“天命”为“神道”，完成了以祖先为神道的转换，这个祖先就是黄帝姬轩辕。

孔子是一个具有清明理性的人，他不屑于谈论鬼神，在《论语》中，看不到“怪力乱神”的影子。这位“大成至圣先师”的言行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中国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宗教国家，与这位“圣人”的学说和行为关联甚大。但整个儒学系统是以祖宗崇拜代替了鬼神崇拜的。

儒学暗中完成的“共同文化体”（国家形态下的统一民族）祖宗崇拜，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道奇异风景，从人类整体文化角度来看黄帝崇拜现象，它那明显的氏族痕迹、家族影像、共同文化体的地缘特点，以及它所由诞生的丑陋的道统与史官文化，都与我们的网络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它的确过气、背时了。

黄帝既是帝王系统（所谓“正统”）的始祖，又是礼教系统（所谓“道统”）的始祖。这就是儒家史官文化集体创造的神道。

非正统就是“夷狄”，非道统就是“异端”，所以有“夷夏之辩”、“攻乎异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种“华夷大防”的鄙吝学说流播，于是，中国的思想者无不蜷缩在黄帝这个超级大家长也即先祖神的阴影之下斫丧着自由思考，萎缩着独立人格，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消磨了人文精神走向崇高的种种可能性。

黄帝由家族运动而来，它无可规避的农民味道农民习气决定了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相信“正统”（而不是“正义”）的种群，两千年来的统治者、起事者、闹事者，只要打出“正统”的旗帜，就有人前来响应、追随或是起哄。“正统”成为尺度，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正义，遭受冷落。

中国的文人是世界上最相信“道统”（而不是“人道”）的种群，两千年来的御用儒学大师、经师，只要有人打出“道统”的旗帜，就有人前来帮忙、帮闲，“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忙得不亦乐乎。

自战国、秦汉以来，中国的农民和文人就在黄帝这个虚妄的始祖的阴影下，在“正统”和“道统”的束缚下，革命或是思考。中国的舞台天地只有这么大！

经常听到看到有人把黄帝与什么“民族的凝聚力”联系在一起高谈阔论，事实并非如此。两千多年来，“黄帝子孙”杀戮“黄帝子孙”，“黄帝子孙”奴役“黄帝子孙”，“黄帝子孙”愚弄“黄帝子孙”的事实太多了，有如连台闹剧，一幕又一幕地演着，演得华夏大地血流成河，演得农民懵懵懂懂做奴隶，演得文人争先恐后做奴才，演得屠伯逍遥复逍遥，演着演着，不是演成了专制，就是演成了一盘散沙，或者竟是专制下的一盘散沙，一盘散沙中的专制。“神道设教”或曰“祖宗崇拜”或曰“黄帝崇拜”，在鼓吹者那里自有一套深层文化目的，譬如，“凝聚说”就是其一，但“事实”已经证明，“神道设教”或曰“祖宗崇拜”或曰“黄帝崇拜”并不具备这个功能，相反，在争“正统”，争“道统”的名义下，“假是空名，遂其私欲”（鲁迅语）者，比比皆是，中华民族因此灾难深重。

黄帝，这个虚妄的始祖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福音，它理当早早死去。

关于黄帝，另有一个话题值得一说。

作为一个神话人物，黄帝与宙斯可做不无意思的比较。

在西方文化传承中，反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得到了人们持久的尊重；而反抗黄帝的蚩尤却在中国文人笔下成了凶神、小丑。

高尔基说：“奴隶主愈有力量和权威，神就往天上升得愈高，而在群众中就出现了一种反抗神的意愿，这种反抗神的意愿体现在普罗米修斯……以及其他英雄身上……”（参《苏联的文学》）

我们从一些零星的文献资料中可以得知，蚩尤，曾经得到过民间的尊崇。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

“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辑本《皇览·冢墓记》：“蚩尤冢，在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祀之……”

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世故中，黄帝陵香火不断，而蚩尤冢堙没不彰，迄今，还有哪位中国人肯于为不愿做奴隶的叛逆英雄蚩尤说上几句公道话呢？在人们纷纷认了中国第一奴隶主黄帝姬轩辕为祖宗的时候，蚩尤成了中国第一大孤独者。中国人“诵祝主人，悦媚豪右”（鲁迅语）的无耻热情，对叛逆英雄的无意味封杀、起哄式淡化或丑化，让我看到了中西文化中的异质因素。

普罗米修斯是幸福的，而蚩尤，愤怒而又凄凉，在幽冥世界的那一面默默地体认寒彻骨髓的宿命。

鲁迅先生有一个似乎于不经意间表述的观点，他认为有所谓“同胞”，也应该有所谓“异胞”，先生说：“我们大家虽同称为黄帝子孙，但蚩尤的子孙想必也未尝死绝，所以谓之‘异胞’。”（参《准风月谈·新秋杂识》）

这话，也许能给英雄蚩尤以安慰，让这位叛逆的先驱在幽冥世界的那一面感受到一点儿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