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机制解析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首先是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机制，而且是最终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机制。不但政治权力，而且经济权力，皆集中于皇帝。它的结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结构。帝王家是全国最大、最具权威、最富的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是不存在的。结果导致最需要监督制衡的公共权力，在中国的社会里，是最缺乏监督制衡的权力。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上也长期遭遇过国家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衡的问题。但是历史性、文化性地对国家权力缺乏制衡机制，却首推中国！在欧洲，历史上的君主专制被众多的法律、领土分割、以及强大的教会影响所削弱，远没有达到东方大地这种高度大一统的专制程度，其贵族气度、贵族风范被保存下来，基督教的宽容、平等、博爱的精神得到发扬光大，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制的理念得以在其中孕育、发展、成熟。西方的理性精神和宗教意识，以及强烈的个体自我意识，是产生现代文明理念的基础资源。而中国自秦以后二千余年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机制，却导致这三种重要的现代文明理念的基础资源越来越缺失。中国社会不但严重缺乏这种监督制衡机制，而且由于全社会的权力崇拜情结，反而助长了国家权力经常性的恶性膨胀。在中国，国家权力被完全理解为统治权，即对全体国民的统率治理之权，甚至是将人民看成牛羊，可以进行放牧和随意宰割的牧民之权。这从中国古代官吏名称中有州牧之类的称谓就可以明白，即使后来名称改变了。一个县官的权力就达到足以灭门抄家的程度，你说这种绝对权力可怕不可怕？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同时是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机制。在皇权高于一切的体制下，知识分子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一份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只能附庸于权力才有生存空间，即所谓“读取圣贤书、货予帝王家”。对权力依附的臣妾心态从制度上、心理上都入了骨。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承担起社会良知的角色。象洛克、卢梭、孟德斯鸠那样对现代政治科学、制度设计作出伟大贡献的思想家，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机制里，象杜甫那样充满社会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也只能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黯然潜悲辛”的命运。中国的社会机制不变，这也只能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永远的宿命！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也是一种非理性、不包容的社会机制。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这种思想方法会经常引导出一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类的斗争哲学。这也是中国社会形成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这样的社会机制里，社会各阶层相互得不到好的沟通、理解和妥协平衡，反而使整个社会几乎总是处于明争暗斗之中。这种内斗破坏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渐进性，并严重地破坏了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轮轮的权力争斗角逐使许多宝贵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许多鲜活的生命、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毁灭了。随之消逝的还有大量的国土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这一切都成了权力英雄们争斗的牺牲品，造成的是一个“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会局面。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还是一种会经常性地滑向“逆效应”的社会机制。一切正常的思维方式、正常的是非评判、正常的程序操作，往往不能获得正常的结果。相反，原来处于潜隐状态的潜规则、负道德却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于是，非正常的操作反而成功，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以致贪官污吏、功名利禄之徒在社会上层占尽资源与权力优势，奸佞小人常常得志、正人君子受到排斥，出现“奴才战胜人材、雄材辅佐蠢材”的奇观。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中，文化性的逆效应机制已成痼疾，造成的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淮桔成枳和积重难返。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更是一种将风险隐瞒推移到最后的机制。是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使危机在发端时就被刻意隐瞒的机制。这种隐瞒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性的历史习惯。统治者高层获取信息的不对称，发展到最后，最高层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愿意自欺欺人地相信这种不对称的信息。这个集团的核心往往为了自身地位的巩固，不但不愿意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而且不惜牺牲国家民族长远利益，变本加厉地构筑发展自己的统治结构。人民对暴政根源于经验的缄默和屈从又经常地鼓励着权力的为所欲为。骄奢淫逸、及时行乐以及“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心态，弥漫于统治者上层。唯独缺乏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悲悯情怀。这种心态不仅无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反而会使腐败发展至极致，将“太平盛世”的假象维持到最后一刻，以致造成社会在几乎全无思想准备的突然情况下发生断裂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