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原始神话到现实生活的道德思考

　　关键词：苗族古歌；苗族个体品德；幸福；情感；良心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7554.htm　　摘要：苗族是我国拥有人口近千万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长江以南的西南山区。苗族人民勤劳善良，具有重情讲义、追求平等、团结和睦等伦理美德。苗族古歌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编年史”，作为苗族人民言志明理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对苗族生存与发展、苗族个体品德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I276.5 文献标志码：A 　　 　　苗族古歌，学术用语称为“苗族史诗”，民问称为“古老话”、“古老歌”。顾名思义，苗族古歌是以歌为主，以舞、乐器等相衬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苗族没有文字，而苗族古歌作为苗族文化传承的物化载体，不仅是南方文化的活宝石，而且是中华文明宝库的重要精神财富。苗族古歌是对苗族民间生活劳动、人类与本民族的起源、婚姻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最生动、确切的写照。它也是苗族民族心理结构、文化积淀、性格特征的反映，突出地表达了苗族人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苗族古歌叙述了从远古时期的天地万物形成、人类起源到苗族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进程，思想资源丰厚。本文试从苗族古歌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来探讨其对苗族个体品德的影响。 　　 　　一 善毕与幸福 　　 　　古歌开篇以神话为视角解释了世界万物起源，诸神、与人密切相关的动植物甚至是鬼皆是自然物神格人化的产物。人们对宇宙万物形成和秩序所做的阐释也构筑了苗族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与道德情感取向。无论是在古歌中对神鬼的描述还是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信守盟约的苗俗苗约的规定，个人人生与民族艰辛历史紧紧地维系一体，但人生应尽可能减少痛苦，享受快乐。数千年的迁徙，在陌生、荒芜的恶劣环境里重建家园、谋求生存，民族的自信自强与乐观精神是绝不可缺少的。在与自然作斗争的生活艰难中，在反民族压迫的苦难斗争中，民族认同感产生，民族内聚力极强。聚族而居的苗族天然地把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的生命与群体利益融为一体，视群体利益至上；重视精神生活需要，轻视物质生活需要。苗族古歌中以文学形式在善与恶的对立与斗争中，用道德为衡量尺度，塑造了造日月、开天地的英雄里工、雄天、冷王等诸多主人公形象，折照了苗族人们注重道德、追求道义实现的道德倾向。当然，幸福的生活不仅只是精神意念的强调，它依然建立在社会安定、物质丰足现实基础上。为此，勤耕细作，“造屋建村落，开田又辟土：”；遵守古理古法，“论理会维护正义与公正”，才有“鸡儿窜满寨，鸭儿漂满河；猪儿关满圈，牛儿放满坡。”的富饶生活。纵使有着非常乐观的人生态度，也没有忽视肉体获得，否定肉体的快乐。应该指出的是，和汉族深受佛家“善恶生死”轮回观不同的是，苗族人们并没有把来世意义仅仅寄托于未知的灵魂世界，而是落在现世生存与存在的价值肯定上。苗族民间信仰认为，生与死一样生生不息；灵魂与身体一起同有；人死后会有三魂：一魂守护墓地，一魂回到祖先故乡――“遥远的东方”，一魂留在家中，庇护子孙的兴旺平安(部分苗区认为人有五、七魂)。由此看来，死也不过是生的延续(维护自我、亲人与家族的利益)，而不是现世一切的终结。 　　 　　二 情感与良知 　　 　　虽受汉族文化的一定影响、辐射，长久以来在苗汉的历史性融合中，苗族依然在其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保留着独特的心理认知结构和情感认同符号系统。人们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古歌中“枫树――蝴蝶妈妈――姜央――人”的人类起源链结，树(植物)、蝴蝶(动物)、人共置天地间，“千万东西同一理，东西生成一条根”(转引自《苗族生成哲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人们改造自然企望索取更多的物质，然而认知有限性，日常所见之物既亲近又让人产生敬畏，那些奇怪，陌生之事物更是如此。平日疲乏的农耕劳作，宗族内群体相隔离，唯有在农闲时才能在集会祭祀等公共场所聚合。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苗族古歌，以历史为线索，以歌来叙史，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祭祀、婚庆、劳作等礼仪、场所中吟唱。歌词的反复传唱，突出、符合了苗族人民认祖归宗的祖先崇拜心理，不断加强个人认同于集体的意识，促成了苗族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产生与确认。从古歌传播者来看，多是聪明、风趣、德高望重的理老、寨老。他们中大多既是村寨部落的首领也是民间的歌师。他们以其自身文化道德素养，具体、生动地体现了一定社会的规范与原则，感化、激励着人们进步，在苗族古歌的传承、发展中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苗族古歌的反复吟唱，不仅具有强烈的感觉效果，又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蕴；舞台生动表演营造了幻想与现实交融的思想氛围。既为人们所期待又为之迷幻、兴奋。一方面，人们观看表演，接受着施受影响的物象：另一方面，演唱的内容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熟悉又神秘。心灵的触动、情感沟通、行动参与，既是观赏主体对客体的心灵重奏，也是审美意象对人们思想牵引，是其道德感性特征与理性意念的统一。多次传唱，无疑是对人们进行本民族伦理规范的道德教育，提升个人的审美情趣，激发苗族人们的道德情感，唤醒人们的道德良知；在树立人们的道德信仰中培育全民族的道德素养，形成了苗族人民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勤劳勇敢、重情尚义的传统美德。苗族古歌作为苗族的思想文化资源，其蕴含的传统伦理思想，融入到苗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中，成为“苗规苗约”、社会舆论习俗，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对苗族地区道德风尚和苗族的繁衍与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 良心与正义 　　 　　人类的进化轨道有异同，中国的苗族发展演变也是在自然逻辑规律与人类思维图式的引导下，在保留着本民族的特质中沿着一定的序列不断的向前发展。被称为人类历史上两个最苦难的民族之一的苗族，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匮乏、屡受外族压迫的恶劣外部环境，古歌《跋山涉水歌》中所唱：“我们六支公，火坑共一个，烤的身上暖，等的身上寒。”“我们六家姑，一对挑水桶，一个担水吃，五个等水用。”正是其生动的写照。个人的生存能力有限，总是依靠民族(氏族)的整体力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成了个人生存的前提。一个民族、社会的良好运作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秩序，而维持社会秩序，整个民族群体利益的善的理念就是正义的体现。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规范与强制力量落实，苗族没有文字，也没有法律，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说明事理、判断是非的民间“法典”――“理歌”，又名“加”、“贾”、“佳”(是苗族古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近似习惯法的不成文的规范形式既对苗族人民起到重要的教育启示作用，它和“议榔”制(氏族公社制)“合款制”、“埋岩”等构成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军事管理制度，维持了苗族友爱平等的和谐社会。对舆论约束的畏惧；趋善抑恶的人性内在道德需要，外在压力与内在意识揉合使非制度化的规则升华为道德主体的认同、主动确认，形成特殊的道德意识，内心的“道德法庭”――良心。一方面使人们产生义务感、合乎道德的荣誉精神愉悦感和违

背道德的内疚羞耻感；另一方面无形指导、监督人们的“道德检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遵守“理词”中的“理规”(“古理”)、“榔规榔约”的规定的是合于正义的，应受到社会舆论赞同、人们褒扬。而不遵守“古理”、“榔规榔约”的就是不正义的，理应受到谴责与严厉的惩罚。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理性，有抽象思维能力，有自主性、能动创造性；能发现内在规则――人之所以为人的类的同一性，有着追求平等的愿望。而重情重义、讲理友善的苗族人民素来有着“有贫富无贵贱、有君长无统属”的鲜明的平等观念。氏族、部落的重大事情如迁移、战争、民事纠纷等由族长、理老、寨老通过“议榔”来定夺。平等不仅在于氏族内部政治民主参与，而且体现在与汉族等民族之间的民族平等，对此，古歌在“蚩尤与苗族迁徒歌”、“除鳄斗皇”史诗中做了相关的生动描述，“要和皇帝分管地盘，要和皇帝共享大地上的粮米”。苗族人民相信人生来是平等的，所有人完全同一于民族、氏族，个人生命、价值与民族完全融为一体。苗族伦理道德重于调整群体与个人关系，其正义观从民族整体利益角度出发，认为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的善，就是维护苗族人民的善是正义的。正是这种带有些宗教色彩的高道德力量，维系着苗族的政治社会生活的有序性。苗族历史上的平等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基础上的原始平等，但为现今我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现代民主与平等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亚里士多德指出“应该察觉到音乐对性情和灵魂的陶冶作用”，音乐艺术教育是培养人们道德品质的重要途径。苗族古歌抒发人们心境，给人以强烈、崇高的精神愉悦与满足。“既然音乐带来快乐的享受，而德性在于快乐和爱憎的分明，那么必须阐明的是，没有比培养正确的判断能力、学习在良好的情操和高尚的行为之中求取快乐更要紧的事情了。”美妙的旋律，通俗上口的乐词，动人的歌舞……人们在艺术美的欣赏、体验时接受道德教育、感悟人伦常理、提高道德判断能力、在日常的道德实践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些思想习惯反过来又通过艺术、宗教、习俗等手段逐步社会化、制度化，渗透于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中。苗族古歌蕴涵丰富伦理思想，它是苗族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资源。尽管其脱胎于原始公有制或向私有制逐步过渡时期，精华中不乏有糟粕，但我们应批判性的继承发展优良传统，更好地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服务。 　　 　　参考文献： 　　[1][3][4]潘定智，等，苗族古歌[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2]石宗仁，中国苗族古歌[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5][6]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