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前言

第三卷前言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8月开始合作前各自写的著作。第一部分是马克思在1843年3月中旬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后至1844年8月写的著作，第二部分是恩格斯自1842年11月至1844年6月在英国期间写的著作。

这一时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他们通过各自的途径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收入本卷的这些著作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

本卷第一部分的首篇著作是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就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页)，这促使他思考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探讨物质利益同国家和法的关系，为批判黑格尔的法学观点做了准备。这期间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特别是他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论述，对于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起了促进作用，为他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中心问题。黑格尔把观念变成独立主体，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见本卷第10页)。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这种把现实关系头足倒置的思辨唯心主义，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见本卷第10页)。“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见本卷第11页)“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见本卷第12页)

马克思在分析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揭示了现代国家中人的个人存在同社会存在的分离，指出其主要原因是现代国家不可能实现人的普遍本质和人民的利益。他认为，只有“真正的民主制”才能消除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政治领域同社会领域、国家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的分离。“真正的民主制”在现实的人民中有自己的基础，是现实的人民自己的创作。“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见本卷第41页)马克思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见本卷第72页)人民绝对有权利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

马克思还揭露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实质是颠倒现实关系，本来是出

发点的事实被神秘地变成观念的产物，不依存于思维的经验事实被归结为观念，观念被说成是经验事实的原因。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见本卷第18—19页)。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就在于“使政治制度同抽象观念建立关系，把政治制度列为它的(观念的)发展史的一个环节”(见本卷第19页)。

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自觉地向唯物主义转变。后来马克思在《序言》中回顾他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所取得的成果时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页)

1843年10月，马克思去巴黎，与卢格一起筹办《德法年鉴》。他打算通过这个刊物把德国和法国学术界的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在巴黎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历史，接触了工人运动，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新变化。本卷收载的《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3年，布鲁诺·鲍威尔发表了《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文章，提出犹太人要求得到解放的必要性，论证犹太人应当以放弃犹太教为前提，并把这种要求提升到人的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驳斥鲍威尔把社会政治问题化为神学问题的错误观点，指出宗教不是政治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现，指出必须先消灭政治压迫，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见本卷第169—170页)马克思阐明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内容和性质，指出：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从封建主义下解放出来，实现了政治解放，即消灭等级制、同业公会和特权，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政治解放实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还不是人的解放，只为人的解放创造了前提。而人的解放要求突破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对社会进行改造，消灭私有制，消灭人的生活本

身的异化。“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见本卷第189页)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阐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区别，但还没有明确指出推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和途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人的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和动力问题。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了自己，从而取得普遍统治，它丝毫不触及旧制度的基础。他认为，对德国来说，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他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对魏特林的工人共产主义的研究，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的状况，批判地吸收了魏特林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关于“未来只属于工人阶级的思想”，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他指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 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圾这个特殊等级”(见本卷第213页)。“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同上)，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不仅表明它能彻底代表普遍利益，而且表明它是能够为消火任何奴役而斗争的阶级。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任务不是去实现一定阶级和阶层的受历史制约的局部解放，而是实现人的解放。

马克思还阐述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见本卷第207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见本卷第214页)

《导言》虽然还使用了费尔巴哈的一些术浯和带有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思想的个别表述，但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49页)。

收入本卷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性研究并对共产主义作初步论证的一部未完成的早期文稿。

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肯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功绩在于把劳动提高为政治经济学的惟一

原则，同时批判了它把私有财产的规律看成永恒规律、把资本主义视为永世长存的社会制度的错误观点，抨击了它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立场。马克思考察了工资、工人转化为商品、工人阶级贫困化，资本、资本的利润、资本家的竞争和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资本对工人的统治，地租以及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作用等问题。他把雇佣劳动、资本和地租理解为决定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范畴，通过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分析，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

异化劳动理论在《手稿》中占有重要位置。马克思把私有财产作为社会经济关系来分析。他开始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来研究，以探索导致扬弃私有财产、导致这种社会经济关系解体的客观原因。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分析，不是从资本开始，而是从劳动开始，他把劳动称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同时肯定劳动的本质方面是工人同生产的直接关系。从这种关系出发，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范畴，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特征。首先，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存在物同工人相对立。其次，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工人的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变成了反对工人自身的、强制的劳动，工人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再次，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类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作为强制劳动的类活动变成仅仅维持他自己生存的手段。最后，人同人相异化。工人同劳动产品、同自己的生产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是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同他人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马克思还分析了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他指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后果。他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进一步得出结论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见本卷第278页)

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次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他考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发展，评价了它们的各种历史形式，并把这些历史形式理解为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各

个历史阶段。他指出，“粗陋的共产主义”要求扬弃私有财产，只是简单地否定私有财产；它否定个人的个性、各不相同的才能，否定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对于要求扬弃政治异化、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则指出这种理论在扬弃异化方面有进步，但是它并不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只要求改变人的政治本质，不要求改变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把自己理解的共产主义概括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见本卷第297页)他同时指出，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必须靠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这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见本卷第347页)。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哲学作了积极评价，吸收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积极成果，同时指出了费尔巴哈无视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中的合理因素这一缺陷。他着重评析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见本卷第316页)，是理解黑格尔哲学奥秘的关键。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这篇文章发展了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见解。文章是为批驳卢格否定1844年6月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伟大意义而写的。马克思与卢格相反，给这次起义以高度评价，他从这次起义中看到德国工人阶级的觉醒，看到工人阶级是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强大力量。他指出，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德国工人以暴力手段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第一次尝试，它不论带有怎样的局部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革命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即使只在一个工厂区内发生，其目的也是为了消灭工人的非人生活。“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

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见本卷第395页)

本卷第二部分收载的是恩格斯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居住期间写的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过程。恩格斯抵达英国时，那里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更趋尖锐，1842年8月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大罢工被统治阶级镇压，英国各党派力图分析国内阶级斗争及其原因。恩格斯密切关注并深入考察了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他为《莱茵报》写的《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谷物法》这五篇文章以及为《瑞士共和主义者》杂志写的《伦敦来信》，反映了他考察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所取得的成果。他分析了英国的社会关系，研究了英国各政党和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和阶层，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根源是各自的物质利益，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形成的最大矛盾是：“工业固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它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无产阶级……一个以后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见本卷第410页)他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来说明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一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越是比较低，越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没有教养’，它就越是与进步相联系，越是有前途。”(见本卷第424页)恩格斯通过同宪章派领导人的接触和交往，了解了他们的宗旨和活动情况，认为宪章派是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意识到本阶级的力量的群众政党，积极评价了宪章派为维护英国工人阶级利益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宪章派想通过合法途径进行革命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金融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见本卷第411页)。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写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是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范畴的最初尝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端。这篇著作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后立即受到马克思的重视，并写了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称《大纲》是“德国人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称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并在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写的导言草稿中称这篇早期经济学著作“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

恩格斯在《大纲》中历史

地考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为这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同商业和私有制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见本卷第446页)他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惟一的肯定的进步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

恩格斯在论述中把私有制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把批判私有制当作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的出发点。他揭示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对立和分裂状态的根源。他还研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并认为竞争是主要范畴。竞争是一个渗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全部生产中的客观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固有的财产集中规律的作用，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

恩格斯不仅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不道德，他还看到了社会革命在资本主义内部合乎规律地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见本卷第461页)，危机的反复出现，“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的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见本卷第461页)。恩格斯强调指出：只有全面改革社会关系，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资本和劳动对立这种反常的分离、社会的利益对立、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才能实现有组织有意识的生产和分配。

恩格斯还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揭示这个理论的实质不在于断言一般的人口过剩，而在于它得出关于穷人过多，必须用暴力来减少穷人生育的结论。恩格斯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见本卷第466页)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评述了英、法、德三个国家中主张在“财产共有”基础上改变现存社会结构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学说和运动。他分析了各国历史的民族特点及其对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作用，指出共产主义“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见本卷第474页)。

文章概述了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指出法国革命为欧洲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徒具空名，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文章批判地

分析了以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认为圣西门主义因“笼罩着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的云雾”，“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很快地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而傅立叶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哲学，它关于劳动、关于协作的理论有其合理因素，它的根本缺陷是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见本卷第476—478页)

恩格斯在文章中着重介绍了德国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派别。一个是在德国工人中已有社会基础的魏特林的工人共产主义，另一个是从德国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哲学共产主义。当时正在英国的恩格斯由于不甚了解国内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以及他们对以财产共有为基础的社会革命的态度，在论述中还把赫斯、卢格和马克思不加区分地列为哲学共产主义的代表。

《英国状况》这组文章包括《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十八世纪》和《英国宪法》三篇文章，是恩格斯对英国工业革命、对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变革进行研究的成果。

恩格斯在评述托马斯·卡莱尔的著作《过去和现在》时，肯定了卡莱尔对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现象的揭露，同时指出卡莱尔解决问题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更确切地说，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见本卷第516页)。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立场出发界定宗教的本质，说明神只是人本身的歪曲了的反映。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他主张彻底地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把宗教夺去的人的内容归还给人，即唤起人的自觉。必须抛弃“神”的抽象概念才能了解人类发展是“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直到“自由地独立地创造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见本卷第520页)。他还批判了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史观。卡莱尔要求建立“真正的贵族”，确立“英雄崇拜”即物色最卓越的人以形成“真正的领导和真正的政府”(见本卷第516页)。恩格斯强调指出，贵族的全部思想直到最终结论已经卖弄净尽，它的统治迅速走向灭亡。推动历史发展的任务正落在工人阶级身上。拯救英国要靠工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见本卷第497页)。恩格斯确信，无产阶级的兴起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

在《十八世纪》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详细叙述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指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见本卷第542页)。恩格

斯分析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作用和后果，指出“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见本卷第544页)工业革命使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主要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往存在的阶级和阶层解体了，作为它们生存基础的条件和关系被破坏了，于是产生了崭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的第三篇文章《英国宪法》中进一步阐发了作为政府形式的民主制的观点。他揭露了英国宪法的虚伪性，理论和实践的惊人矛盾。他认为，英国在最近将来要实行的民主制，“不是那种曾经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这种同中间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英国所走向的民主制“是社会的民主制”。他同时指出：“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会的祸害…—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是最后—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有待进行试验，从中必定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见本卷第584、585页)

恩格斯为《北极星报》写的若干通讯的中心议题是报道德国的进步运动，也报道瑞士、法国、俄国和波兰等欧洲国家的民主运动。其中《普鲁士消息》和《西里西亚骚乱的详情》两篇通讯是较早评述德国织工起义的文章。文章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对立造成的社会矛盾具有普遍性，工厂制度的出现在德国带来的后果同英国的完全一样：对大多数人是受压迫和劳累，对极少数人是财富和享乐。

恩格斯在1885年《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追述他在英国期间进行考察和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经济事实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又是政党形成、党派进行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而当时马克思也得出同样的看法：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

相应时期有关卷次收入的文献增加了9篇，其中马克思的文章2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索引》和《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绝对知识〉章》；附录7篇：《消息一则》、《〈德法年鉴〉停刊起因》、《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录》、《黑奴和自由奴》、《普鲁士官方的慈善活动》、《阿尔萨斯的奥斯特瓦尔德移民区》、《货币》。本卷马克思的文献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恩格斯的文献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重新作了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