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未晚:棠棣之花 ·

张彻1967年电影《大刺客》中的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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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棣久飘零，几回寂寂，闻鸟顿心惊。”

“柏舟眇眇。矢志终身。萱草萋萋。销魂半世。”

——明·沈鲸

题记：这篇小文从8月开始，断断续续写到现在，期间因为病痛，因为旅行，因为无可救药的拖延症，因为懒惰，最主要是自己胡思乱想却又力有不逮。虽然幼稚浅薄，而终究是自己想要明白的问题。因此不揣简陋，片段整理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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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第一个深刻印象的男人，名叫聂政。

深刻印象的女人，名叫聂嫈。

他们不是以肉身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中，而是由简单的线条和黑白，在纸上描摹出的小人儿。大约是七、八岁的年纪，一本因翻阅太久，封扉皆已不存、无头无脑的小人书，在同学中流传。故事说的是在遥远的年代，一个名叫聂政的男人，在韩国杀人之后，为了避免被认出祸及自己唯一的亲人，姐姐聂嫈，于是以剑破面挖眼，割腹剖肠，自毁其容自杀身死。聂政残损的尸体被官家弃于市中，重金宣告天下求其来历。姐姐聂嫈听闻后，疑心是自己的弟弟聂政，不愿自己独自苟活而使弟弟蒙污自辱，声名埋没于后世，于是不避菹醢之诛，执意前往韩国认尸。看到弟弟面目全非的尸体，悲痛过度，伏尸而亡。由于这个故事太过惨烈惊怖，不为童稚的我所理解，而在心中造成了太大的惊吓，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很多年里，我落下了一个无法克服的毛病，完全不能忍受流血和外伤，看到自己的伤口流血我会当场昏厥，甚至一想到伤口的样子，就会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自己身上而痛到不能自己。曾经有一次，一位外国朋友让我帮他看看余华的一篇小说，我试着看了，告诉他我完全不敢读下去，他感到很惊奇。余华和莫言的小说中写到的那些酷刑，我完全没有能力读，一触到那些文字，心就痛到不能呼吸。这不是修辞，是真正的生理上的疼痛。我不知道是我的心脏太过衰微脆弱，还是天性太过胆怯懦弱，或者两者皆而有之，总之那本小人书里描绘的那些想象或画面上真实的开膛破肚、割鼻挖眼的血腥场景，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因为从来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或者该向谁表述这种感觉，只有独自在无眠的深夜，看着自己或想象中的伤口，无端地浑身发抖。如今年齿已长，心肠越来越硬，神经越来越麻木，已经可以厚皮老脸地对生活和自己谐谑调笑，插科打诨，这个毛病才慢慢好起来。

后来知道，这些小人书，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少年的各种普及读物中的历史普及读物。

郭沫若戏剧作品连环画《棠棣之花》

这是我第一次被历史伤害。那些完全无助地呆望着自己或想象中的伤口，独自在黑暗中发抖的日子，是我生命的无人知晓的黑暗颜料，涂抹着我的一生。我似乎游魂般貌似完好无损从那时活到了今天，但是如今的我终于明白，有一个从未被了解从未被认识也从未有人在意的自己，以及它残破不堪的身心，已经永远和聂政一起，留在了那些恐怖无助，无依无靠的深夜，我的罪，我的歉，我的痛，一直睁着双眼，默默无言地看着我。

成长的过程中，各种影像的叠加，比如教科书，比如电影，比如大人们对自己经历的讲述，非但没有使这种伤害得以平复，反而是与日俱增，让我终于得了历史恐惧症，几乎是无论什么样的历史，都本能地拒绝。刚工作的时候，参加一位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的研讨会，专家正在口若悬河地大谈奸臣曹操的各种阴险毒辣，我突然发梦忡似地冒出一句：“这只是你的片面之词”。在周围诧异的眼光注视下，历史专家只是鄙视地看了我一眼，从此视我为陌路。如我这般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其实是没有资格发疑问的。但当时面对专家的口诛笔伐，因为读过曹操的诗，对他有着因文字而来的本能感受，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这个写着“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这样“跌宕悲凉，独臻超越”的文字，却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受尽骂名的一代奸雄，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专业的研究人员，自有他们立论的出发点和相关论据，各人也可以在自己的论证范围内自圆其说，因而每一个人物和事件，就有了不同的侧面和风貌。如果一个观察者，能统和这些不同的侧面，就会对全貌有个整体的了解，因而会离真相更近。但是在一个各种观念立场先行覆盖的世界，了解一个人和一件事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多数时候，各执一端的人，各自以自己的观念立场为战场，忙不迭地开始厮杀，甚至没来得及看清自己的敌人是谁。

曹操的历史评价，三十年间已经全然不同。同样是一个人，或一件事，因为不同的政治历史原因，他的面貌就完全地大相径庭。比如妲己、秦侩、雍正或慈禧，甚至柳如是潘金莲，历朝历代都有人在描摹自己心目中的他们，这些翻云覆雨中被扬起或掷地的人，哪一个是真正的他们呢？皮面决眼，自屠出肠，不辨真容的聂政，当然主观意图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姐，但是客观的效果，却昭示了一个恒常的历史主题：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浮沉的人和事，或许很难有自己的真面目。

就聂政而言，或许冥冥中他已知晓，会有后来的人，重新塑造他的面貌。

张彻1967年电影《大刺客》中的聂政

《史记》载，聂政的从容赴死，纯粹是为了报知遇之恩。韩大夫严仲子与韩相侠累结仇，重金托付聂政替他杀自己的仇人。对这个理由，心中总觉惑然。聂政在此之前就已杀过人，《史记》和《战国策》都并未交代他此前为何杀人。按照常理，但有命案在身的，必是心中有激愤的人。聂政原是轵深井人，为了躲避仇家，才与母亲姐姐逃到齐国，在那个时代，必定也是深仇，才会千里迢迢从河南避到山东，屈身杀猪屠狗之辈勉力维生。愤怒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愤而杀人，有各种原因，我对历史素无研究，无法得知司马迁的选择标准。聂政杀人，而能被司马迁写入列传，或者从他生存的时代遗存的一些史事，知道聂政杀人属于迫不得已，这样的杀人，是以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争取公道，或者就是与如严仲子一般，是为人托付杀人，是为知己杀人。而依聂政种种言行，想必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才有“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之叹。为自己杀人或为人所托杀人，于情于理都有可以理解之处，于理于法也或有商榷之处，而以金钱雇凶杀人，原是人类的惯用手段，似乎也是人之常情，而受雇者因杀了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受到历代史家文士的高度赞美。其中尤以蒲松龄赞之最力，不仅在《聊斋志异》中赞聂政以魂魄之力退淫人妻者，更以他单刀独行杀身成仁因此而恨荆轲“生不成名，死犹丧义”，既至鞭尸出墓，聂政的地位不可谓不高。我知道聂政被司马迁列为传主，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杀人者，而是因为他身上承载着司马迁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只是千百年来，似乎也没有人追问过，那个被他杀死的韩累，该不该杀？史记只是说他们庭争结仇，并未说谁对错。为了权力或私仇的原因，不问对错的杀戮，这甚至连基本的正义都谈不上，何以会被赋予如此之高的荣誉呢？不问是非曲直地杀人，而在主流价值中尊为义士，这其中的悖论是什么？一个自以为正义在握的人，就可以对他以为的不义滥开杀戒吗？我当然无意贬损聂政个人性格中义不容辞的无畏精神，更无意贬损司马迁力图在对聂政的书写中所要寄托的重义轻生、勇于牺牲的精神价值（虽然在后面的分析中，我可能会对此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只是试图窥探那被历史忽略的另一个纬度，是否有被思考的必要？这样一个价值推崇的结果，为华夏民族的精神道德政治生存，提供了怎样一个径路？又为华夏文明的构成，提供了怎样一种资源？甚至而言，对提倡法制治国的今天，又提供了怎样的一种思路？是否能够从这最初的精神文化政治源流中，找到可资反思的一条隐而不彰的线索？

司马迁这样一个高标的忠义故事，两百多年之后，有人给出了一个伦常的人间逻辑。相传为蔡邕所作的《琴操》，在其河间杂歌中，说聂政父亲为韩王制剑，过时不成而韩王杀之。聂政为报杀父之仇，入太山，遇仙人，学鼓琴，吞炭漆身，艺成鼓琴阙下，观者成行，马牛止听，蒙韩王召而终于如愿杀死韩王报得杀父之仇。虽然同样惨烈，不忍卒读，而人物之间的逻辑却从为朋友之义变为人伦常情，从廓天高义变为自争公义。为他而死的也是人伦关系中第一轮的母亲而不是第二轮的姐姐。读过刺客列传，我们就知道，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基本是套用的豫让报智伯恩的故事。只不过在司马迁的书写中，豫让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千载高义，而在《聂政刺韩王》中，聂政是为了自己父亲寻常的血亲复仇。从西汉到东汉，仅仅两百年，通过对聂政故事的书写，我们看到，在精神价值的取舍上，已经有了不可谓小的差异。我不知道该说这是人的精神维度下滑呢，还是该说，高蹈的仁或义如果不是真的无私，则很容易流为虚幻，或者是，一个人以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争取公道，是人伦社会的最低底线。

也许，聂政仰望天空，模糊中会看到千载之后，在一个铁丝网和钢筋构筑的屋子里，也有一个容颜被损的人，即将开始他十二年的囚禁生涯。他的容颜被损，不似聂政的引刀自毁，因为并不是身体上的，而是他的行为，因为似乎并不那么完美，而使他的美德，蒙上了点点污垢。由于远隔时空，音讯渺茫，人们对他其实一无所知。只是隐隐知道，他似乎勇敢，似乎为了一些无助的人提供过帮助，缺点亦明显。

也许，他会看到另外一个人，站在自己的房顶上，决绝地要保护它不被暴力撤毁。而最后，他和他的房子，一起化为齑粉，即使一个民族的呐喊，也没能挽救他的性命。

也许，他还会看到，一个蒙冤二十一载的人，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清白，其中隐含的各种力量的博弈，有多少人在努力，有多少人在牺牲，有多少人在心碎。

历史的烟尘之中，谁生？谁死？谁起？谁灭？

载沉载浮的芸芸众生，该怎样面对自己的命运？

荆轲、聂政或豫让以刺客身份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刺客本来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这些纯粹的杀人故事，之所以被司马迁写入史记，是作为“士为知己者死”以及“俠之大者，为国与家”这些价值的载体。不过当我们细看严仲子与聂政的关系，就会发现，严仲子是为了要找一个为自己复仇的人，打听到聂政素有俠名，因携重金特来结交，既非青梅竹马，又非惺惺相惜，本来素不相识，所以谈不上真正的彼此相知。而聂政的为严仲子死，绝然不能说是因为酬金，但是因为有重金请为杀人这一点，于是先在性地使得这个故事失去了纯粹性。至于豫让，他原来是章范，中行氏的属下，不被重用，于是离开，后来为智伯臣，为智伯宠信，这其中也更多是现实人生的价值实现，而非真正精神上的相知相惜。我这样说，依然并非是要否认聂政和豫让在现实行动中意气相尚，一意孤行的勇毅之举，而是想对以这些刺客为代表的“士为知己者死”流传千古的美德提出一点个人意见。因为知己，一定是在两个自主的主体人格之间产生，而不可能在主仆或主雇之间。现实价值的交换，哪怕是在彼此极为尊重的基础上，也都不能称之为纯粹的精神价值的呼应。诡谲的蒲松龄，在另一个故事《田七郎》中，借田母之口：“无故而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于子矣”，点出了这些取义故事的另一个面目。

如果要选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或许早在《诗经·邶风·二子乘舟》所描述的伋和寿，更具代表性。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据《诗经》的有关研究，这首诗，是伤祸乱三世的卫宣公的二个儿子。世子伋为卫宣公烝夷姜所生，贤德至孝。弟弟寿，是宣公与宣姜所生，对兄长十分敬爱。宣姜（当然，正如我前面所说，对于宣姜淫乱宫闱，现在也有学者为她洗怨）本该是伋的妻子而被宣公所夺。宣姜欲立寿为太子，使计使宣公杀伋，寿深知哥哥不会退避，于是把哥哥灌醉，自己代哥哥赴死。伋醒来后，发现弟弟为自己而死，亦随弟弟而死。

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在谈到伋和寿的这场悲剧的时候说：“伋子之死让人很感概春秋这个时代，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呢，又有那么多古老的贵族德行还保留着。像伋子明知使齐有生命危险而往、寿为救兄盗节争死，这都不是春秋之后的人所能做出来的义举。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废墟中，最美的人格和最卑鄙的人格混杂在一起。礼崩乐坏导致的贵族之坏是一种有教养的无理，有文饰的野蛮，能腐蚀一切向往文明礼乐的灵魂，为害远甚于野蛮的质朴。”

这超越一切现实功利而建立在灵魂相应、德行相符基础上的兄弟之爱，知己之死，汎汎其景，汎汎其逝，隐约在飘渺无垠的烟波之上。伯牙子期琴碎，广陵散绝，白云天涯之外，暮色中唯有鸟的声音。

棠棣花残紫荆老，可无书扎问孤鸿。

“多少年过去，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有的人已谢世，

而我站在远方，夜那么静”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