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思想面面观(下)
直到20世纪,曾国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魅力未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当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曾国藩:《笔记十二篇》,《全集》诗文第392-393页。在理学盛行之世,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往往以不恰当的所谓“德”的规范去决定人才的取舍,而不看是否能不负所托,推进事业。而他们衡量德业的方法又常常是吹毛求疵,在卫道的大言下,卑劣地争权夺利,不顾事业成败。他对“忠实”、“盛德”之辈误事的微词,对器使适宜的恳切呼呈,以及对君子、小人划分标准的愤懑,实际上都是对理学摧折人才的批判。这并不是说他把德才并重的标准置诸脑后,而仅是就如何正确坚持这一标准总结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其五,鼓励下属独立谋求发展。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中世纪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他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第33页。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氏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曾国藩:《复李黼堂》,同上卷十二第20-21页。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其六,以鼓励为主,引导人才成长。
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国藩:《复许仙屏编修》,同上卷三十三第44、45页。这并不是说,曾氏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曾国藩:《复吴竹庄方伯》,《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26页。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51页,华夏出版社1982年北京。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此外,曾氏“推贤让功,和衷共济。”何〓□:《江苏巡抚查明事迹疏》,《曾国藩年谱》附《荣哀录》第77页。顾大局求团结的言行,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精神。
人才能否迅速成长,乃至事业的成败,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必须保持团结奋斗的比较健全的环境。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大凡良将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外省盛称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的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曾国藩:《历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摺》,《全集》奏稿三第1636-1637页。这不但是对胡林翼的表彰,也是曾国藩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夫子自道。湘淮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搏斗最后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前者团结奋战的状况总的说来远胜后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任何军事、政治集团一样,湘淮集团内部也有矛盾,但作为主要统帅的曾国藩以其宽广的胸怀,比较恰当地处理了内部的纷争,有力地维护了团结的大局,为部属各显其能创造了重要前提。
他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80页。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例如,同治元年(1862)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08页(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反对自己的人,也是曾氏顾大局、识大体的重要表现。突出的例子是处理同左宗棠的关系。他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录《荣哀录》第95页。可是,左氏在曾氏扶持下脱颖而出,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要员后,却以爱闹意气和喜骂人的特点平添许多纠纷。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纷争不含要不要反对西方侵略者这一类牵涉爱国、卖国、妥协、投降等重要原则的内容。当矛盾表面化以后,曾氏采用两条办法:一是表扬、鼓励不参与纷争的部属。如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39页。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二是当骂到自己头上时,则不予理睬。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糊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上卷二十六第12页。他甚至嘱咐自己的儿子:“余于左、沈二公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曾国藩:《谕纪泽》,《全集》家书二第1333页。这样的胸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工作中出了差错怎么办?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处理不当,动辄对人际关系带来恶劣影响。曾国藩也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请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色者,亦以见理未明故耳。”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77页。这种自责正表现了他力求维护团结的情怀。
与此同时,他极力提倡“不忮(妒忌)”、“不求”的道德规范,冀图从修身中消弭阻碍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因素。他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曾国藩:《忮求诗二首》,同上第38页。
友:这无非是老生常谈罢了!
袁:的确,曾国藩思想中的正确部分,常常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闪光。即使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深化或发展了的观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晶。从总体上看,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他那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内部建立起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梦寐以求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上五个方面无一不贯串着这个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为贵”。《论语》。这是我们民族足以傲世的睿智,也是曾国藩思想的出发点。博采众长,以善相浸灌;尊重和扶植人才、顾大局求团结等等都离不开和而不同的精神。当然,曾国藩只是在社会的上层或湘淮军内部讲和而不同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文化精神的应用范围也有可能扩大。此外,他生活在中国由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期。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事业的结合点。例如,中外历史均已证明,任何国家走出中世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摆脱宗法专制体系对人们的束缚。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可是,他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支持有为之士自辟乾坤,尊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僚等观点,既体现着“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的智慧,也蕴含着同个性解放的现代观念相通的一些因素。应该细心考察体现在近代历史人物身上的这一类可贵的结合点,而不应轻率地断定这些都是无足称道的老生常谈。
友:在军事思想上,曾国藩的主张又有什么魅力,致使《曾胡治兵语录》长盛不衰?
袁: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也是一种文化遗产。湘淮军同太平天国、捻军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古代战争的终结。双方都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者,但由于湘淮军领导集团的文化素养远胜对方,他们继承和有所发展的东西更多。现在看来,有这么几个要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第一,组建一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团结奋战,酷羡英雄的军队。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庸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可以金钱、美女为诱饵而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曾国藩:《讨粤匪檄》,《全集》诗文第232-233页。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根本,十分值得重视。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藩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曾国藩:《复李幼泉副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4页。他除了以升官发财为鼓舞官兵英勇作战的动力外,非常重视军官的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和激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版(三)1885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自省矣。”“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曾胡治兵语录》十,和辑。根据现有史料全面地看,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有的史家热衷于揭示曾李矛盾,似有失之片面或渲染过甚之嫌。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支持实是曾、李关系的主流。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8页。他甚至认为,散布曾李或湘淮不和,无非意在挑拨:“令兄筱泉书来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气类之语,即从大帅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实无丝毫衅隙。渠前批霆军之禀,颇似有意簸弄。尊处军事若不得手,左公必从而□□之。”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2页。时下流行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为剿捻统帅是由于两人争权的说法亦无足够的根据。此事的主要原因是曾的健康状况很差,而剿捻初期的失利主要原因则是战略转变和重组军事力量过程的困难,而不是淮军不听曾氏的号令。李鸿章接任之初,也未能立即走出困境就是明证。而在整个剿捻之战中,他们师徒俩互相支援、共同商议的记录连篇累牍,很难不赞之为关系良好。在围剿太平天国中,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当李鸿章剿捻成功,荣膺重赏之际,曾氏的贺函写道:“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之佳话也。”曾国藩:《复李中堂》,同上卷二十六,第34页。恐怕无法斥之为虚情假意,而不是压抑不住的满腔喜悦自然流露。
曾氏高明之处还在于他重视将政治思想、军事上的各项要求灌输到部队中去。对将领和僚属,他不轻下命令,而宁愿以师友的热肠,频频嘱咐和商讨或撰成格言戒语劝勉;而对下级员弁和兵勇,他则编就明确、易懂的歌谣和营规,令他们传唱和遵守。《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不愧为19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和重要文献。“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要端详,”“第二打仗要细思”,“第七不可抢贼赃”……《全集》诗文第422-432页。读后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毛泽东为红军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名篇。
友:这可有点出格了,革命和反革命怎能相提并论!
袁:认真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提倡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在内。他什么时候说过不要向被目为“反动”或“反革命”的历史人物学习呢?任何人如果主张只向志同道合的历史人物或当代英杰学习,必将走向废弃重要文化成果的危险境地。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20世纪的中国军事史中,除了蔡锷、蒋介石公开号召学习曾国藩外,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同曾氏也有许多共同点(当然也有重要差别,这是不言自明的)。至于这是自觉吸收,还是无意中的巧合,却并不重要。反正青年毛泽东曾经认真读过曾文正公遗著。
书归正传,继续谈曾氏军事思想的特点。
第二,不迷信书本,注重实战经验,广集众智,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孙子到戚继光的军事著作以及史传所记的重要战役,曾国藩都曾考察研究。特别是对相隔较近的戚氏,从湘军组建之初便借鉴良多。可是,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不能迷信书本和前人。他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无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曾国藩:《复尹杏家》,《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九第38页。因此,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考究实事,多思多算。”曾国藩:《复李眉生》,同上卷二十五第29页。
为了贯彻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必须十分重视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将领的意见,在他们中间实行军事民主。他说:“师行所至之处,总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热……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王之将战会诸将各献计谋,皆宜深思而善学之。”曾国藩:《与李幼泉》,《曾文正公书札》第23-24页。这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求实和尊重有真知灼见的人才乃是根本所在。
第三,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
在采用西方的新式武器问题上,曾国藩虽然积极性稍逊于李鸿章,但他决非抱残守阙,抗拒外来新鲜事物之辈。同时,他还敏锐地看到,不能见物忘人,而应把人看作决定性的因素:“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复左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6页。这是在同治元年(1862)采用西方武器较多之际,他一再告诫所属的观点。
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一贯强调部队必须严格管理和严格训练。在他看来,“小仁者,大仁之贼……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59页。他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营规,对作息、“站墙”(警戒)、操练、扎营、行军、服装、号令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并严禁抽鸦片、赌博、奸淫等不良习气。规定“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曾国藩:《陆军得胜歌》,同上第428页。对这些规定,他要求勤于落实。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人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查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曾国藩:《朱守隆禀报接管湘前右营》,《曾文正公批牍》卷二。这些规定和要求的贯彻,是湘淮军战斗力较强的重要原因。
第四,稳中求变,战无常法的战略战术。
同中国历代有为的统帅一样,曾国藩也以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为要旨。其特点是:
1稳中求变。曾氏用兵,以谨慎著称,时人甚至病之为“儒缓”,即染上了儒家保守性的毛病,他亦以此自警。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合理因素。《孙子兵法》便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曾氏是秉着这个意思行事的。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他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他甚至把“打仗要打个稳字”曾国藩:《初定营规二十二条》,《全集》诗文第461页。定为营规,一再“教诸将平日要走行快,临阵要打得稳”。曾国藩:《致沅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全集》家书(二)第1305页。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求变化。相反,他一再提醒,战无常法,抄袭过往的战例往往误事。“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第385页。但他总的宗旨是:“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正月初四)《全集》家书(一)第365页。
2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他对曾国荃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藩《致沅弟》(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同上第348-349页。他所说的安排算计,包括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的救援等等都有全盘的安排。换句话说是:“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8页。力求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不留下漏洞。
在算计中,如发现没有把握,他主张宁可不打。这样才有利于保持旺盛的士气。“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影印本(三)第1885页。3集中兵力。
《孙子》主张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孙子·虚实篇》。曾国藩继承这一思想,也力主集中兵力。他曾批评部将:“阁下用兵事事可法,惟开仗时分支太散,队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摄敌之胆,转足以长贼之气,人皆以此议阁下之短。”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第28页。这是他指挥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主张。
4以全军破敌为上,保城池次之。
他有一个重要主张是:“危急之际,以全军保士气为主。”曾国藩:《复李宫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