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未来

作者：滕维藻郑飞虎谢光北

世界经济 2000年07期

　　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跨国公司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力量。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供的报告显示：现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的50 多万个海外分支机构在所在国的销售额超过了110000亿美元。199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了20%，达40000多亿美元。目前， 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40—50%，国际贸易的50—60%，对外直接投资的90%，且拥有全球90%的技术转让份额。人们形象地将之称为“工业主权”（注：引自唐勇的博士论文：《跨国公司行为的政治维度》。这里用“工业主权”来概括跨国公司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凝聚的强大经济力量以及由此衍生的巨大权力。）（唐勇，1999）。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对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角色的一种肯定。

　　近20年来中国对于跨国公司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1974年在联大特别会议上，我国代表曾就跨国公司问题提出了自己最早的看法：要辨证地分析、看待这一导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这种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观在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被证明是有生命力的。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外国资金的引进，尤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所做的贡献令人瞩目。目前，在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国际生产体系（冼国明，1994）逐步形成之际，如何迎接跨国公司全球垄断带来的国际竞争，同时致力于扶持与发展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取得产业竞争优势，已成为我国今后对外引资工作应考虑的重点。对此，坚持辨证看待与灵活处理同跨国公司的关系仍是我们的基本论点（滕维藻、陈荫枋，1991）。目前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已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实际，认真分析，做出自己应有的判断、选择及行动。

　　一、跨国公司与中国情结

　　跨国公司在二战后的迅猛发展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近半个世纪来，跨国公司或是抢占国际市场，或是组成战略联盟，或是掀起跨国并购，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全球运营体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跨国公司没有在中国经济活动中有所作为，没有参与这一部分国际市场的开放运作，这一“全球运营体系”是不完善的。由于这一缘由，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敞开大门，跨国公司在中国经历的由试探投资到逐步增加，再到大规模抢滩的现实过程，向人们揭示：在中国进行的这场改革开放试验，也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经济资源配置的必需。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选择在中国上海召开，参加者规模之巨，重视程度之高，议题之深入，都向世人展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正不断上升，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情结，正是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变赋予外来投资者巨大的市场机会和合作激励，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又是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助推剂。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揭示了《财富》论坛选在中国举行的原因。

　　20多年的改革开放表明：中国“区位优势”（注：在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中，“区位优势”指东道国独特资源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所形成的投资环境。）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开放的机制与市场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合作的激励，改革的深入则进一步巩固了与外部合作的成果，从而使中国经济融合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90年代之前中国经济经历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90年代中期后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与效益调整的中低速发展阶段。研究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向，我们发现：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跨国公司投资特征是从试探投资到逐步增加；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结构与效益调整阶段时，跨国公司却大规模抢滩中国。那么，这一现象到底揭示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实践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逐步推进的，因而在长期计划体制下被束缚的资源得以不断释放。这种资源释放、价值回归的活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来自于中国自身资源释放的强大推动效应，改革与开放则起到了关键的信号激励作用，此时外国资本（包括跨国公司）来华是以试探性投资为主，并未形成大规模，系统性、战略性投资。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步入第二轮高潮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与深层攻关阶段。中国经济实质上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调整与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已是必然之势，因此1993年以来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表明到中国投资，参与中国经济发展，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需要。这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已逐步摆脱了原先资源释放的推动，更加依赖全球化合作，寻求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下的发展，进入一个规范化市场运作的阶段。这些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结构与效率调整上必定是根本的、巨大的，并且是与世界经济相融的。正是这一转变，吸引了全球跨国公司抢滩中国。中国经济越是进入结构与效益调整阶段，越是表明经济成熟程度的增强。中国这种大范围、大幅度的经济运行调整提供的合作发展前景与经济收益的激励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仍将持续进行，这一巨变蕴含的机会与收益将成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重要激励因素。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形成了三个高潮（1984年以来，1988年以来及1992年以来），外国公司对华投资主体也由初期以中国港澳台中小资本为主，发展到1993年后美欧跨国公司大举进军，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在外国资本（包括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的20多年间，我国的产业布局、产品结构、资金利用、管理技能与生产经验等各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原先不规范的经济体制与运作机制也在外来竞争与示范效应下得以不断调整。国家宏微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的竞争力在不断分化中重新组合，从而蕴含了更为深刻的竞争突破。跨国公司投资使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挑战。这种挑战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在《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的，如果政府能制定正确的投资政策，外国投资则可产生巨大效益。在中国20多年改革实践中，无论是当初的扩大开放，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还是后来的“以市场换技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体系，当重新审视这些中国政府与外来投资者（包括跨国公司）打交道中制定的（或学会的）举措时，仍有许多深刻的含义与启示需要我们总结。如果站在中国经济需要进一步与世界经济融合，需要与跨国公司进一步合作的立场上，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最大限度地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是至关重要的，但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对其国内的经济发展实质上存在“双刃剑”的作用。跨国公司会挤垮本国竞争对手，损害本国新兴产业（这种危害不仅仅是个短期内外国商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倾销所能看出的），因而政策制定者关键在于能不断地检查、分析跨国公司的投资政策，适时评估其可能效果；与此同时，政府应具备改变和修正自身政策，以使其适应新形势的能力。由此可见，一个开放的政府如何注重形势发展动态，协调本国经济发展与外来经济合作者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而政府倾听合作者（跨国公司）的声音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步骤。99《财富》全球论坛从这方面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机会。

　　二、《财富》论坛透视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移

　　《财富》论坛把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信息带至中国，在一个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之际，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力度与深度取决于未来50年乃至更长时期内，跨国公司在其全球战略中将如何摆置中国的地位。

　　《财富》论坛历来被视为全球业界最高规格的盛会，其500 强的排名是任何一种其他排名无法比拟的。99全球《财富》论坛在中国召开，论坛以“中国—未来50年”的主题揭开帷幕，这与前四届以各种世界性主题的探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对比之后隐含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在一个全球性论坛中，站在历史与世界的高度，从世界与中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角度来看待在未来全球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中国。由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及中国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可窥一斑。从《财富》论坛中外企业家交流与探讨中，看到这样一些鲜明的特点：论坛就目前世界经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做了最新的介绍与探讨，同时又针对上述问题对中国的启示进行了分析，就中国深入进行改革开放中一些关键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所有这一切的目标只有一个：如何评估一个经济正处于发展中且极具增长潜力的中国，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考虑的重中之重。

　　因此，透视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必须把中国放至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来探讨，而对于目前逐步形成的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上述问题实质上演化为：如何把握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变化（包括将中国放至何种战略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在这一全球体系中获取的经济份额。

　　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三大趋势

　　1.跨国公司积极抢占全球新兴市场，巩固与扩大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全球化成为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当前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便是跨国并购。冷战结束后，单一国家的经济向全球性市场经济进一步转轨，各国经济合作与交流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综合国力的竞争，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政治风险正逐步弱化，代之而起的是巨大的市场与经济风险。这为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带来机遇与挑战。世界新兴市场一度成为跨国公司资金流向的重点，亚洲地区1997年外资流入达到创纪录的935 亿美元，拉美1998年达到72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中国、 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对外引资持续增长，反映了国际资本对新兴市场的信心。90年代国际金融危机迭起，但跨国直接投资在新兴市场并未出现大规模撤资行动，特别是美、欧的大型跨国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举替代日、韩等国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投资者，这充分反映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运作中对新兴市场的重视。90年代以来，在国际资本流动中，跨国公司主要以并购方式实现，通过同行业并购，跨国公司强强联合，得以优势互补，增强实力，直接借助已有资源与渠道迅速有效地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据统计，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约占全球并购总额的80%。1997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流量的58%，高达2360亿美元。1998年前3季度全球行业并购资金高达3820亿美元。目前， 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进行并购的特点各自有所侧重。发达国家间的跨国并购反映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国际竞争的加剧、产业供需能力的调整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因而实行强强联合，通过并购完成战略调整（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从硬件产品向软件产品和系统产品转变，如美国在线被收购一例），进行业务重组（突出核心业务，发展多元化业务，如花旗与旅行者的合并等），大力倡导管理革命（减少层次，精简人员，贴近客户，灵活反映，如通用汽车的变革）。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新兴市场上，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实施产业转移，完成自身产业的调整；另一方面因新兴市场近来金融危机频繁，资产价值被低估，因而通过并购及资源整合可以获取更大的收益，这也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原因。

　　2.跨国公司的全球运营体系把产业分工的增值链放在全球不同区位，以利用专业分工优势与全球协作网络的整合优势实现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最大化。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对此，国与国之间的反应是通过促成区域集团化以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目前，由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及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与销售，国际经济关系中投资的重要性与发展速度已大大超过了贸易。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活动已把世界各国纳入一个一体化分工与交易的网络，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的销售与生产，使许多先进技术产业（如通讯、计算机、半导体等）的国际化与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不参加跨国公司在这些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与市场网络，就很难加入这些产业发展的主流，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也就无从获取。从目前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模式来看，跨国公司全球内部销售与生产的加强及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国家间竞争力的重筑不再单独依靠某些产业的绝对完全占有，而是根据综合比较优势与合作优势，尽力参与并抢占产业中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将低技术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给其他国家，由此形成的产业空间置换突破了原有产业空间置换的外向转移，变为产业价值链的内向分割转移。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相互协作可以在做大某一产业利益蛋糕的同时，快速利用自身的有限资源力量投入价值链增值最快的环节，从而确保效率与收益最优。因此，只有自身先行加入跨国公司这一全球运作网络，与其进行有效协作，在不断的学习合作中才能最终参与全球产业增值链的竞争队伍。

　　3.跨国公司的战略、结构与经营方式发生根本性重组。信息时代技术（通讯、网络等）变革使得产品的寿命周期与价格以指数形式递减。在由工业经济时代向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中，企业创造价值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的一般制造业出现利润递减趋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出现利润递增趋势。硬件产品利润越来越低，软件产品特别是系统化产品利润越来越高。在企业创造价值方式发生上述变革的同时，经济运行模式也经历了深刻变化：推动经济快速运行的不仅仅是以往稀缺性资源——资金的效用，而更多地转向生产技术。生产技术的效率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创新”主导行为使得企业运作模式也发生改变。各种新型产权体制与多元化产权模式不断显现，甚至出现产权跨国界流动，从而在体制创新的保障下，技术创新与资金效率很好的结合，共同推动了目前有效的经济增长。跨国公司的战略、结构与经营方式发生了以下根本性变革：从战略上看，跨国公司更加注重复合一体化战略，在全球各处按区位优势进行价值链配置，不单把国家看做市场，更看做全球化目标下的战略伙伴。而且在跨国公司成长战略上，更加注重向服务业渗透，提供的全球性产品更多体现为内含高科技的软件产品与系统集成产品。从业务调整看，核心主业突出，并随着市场需求变化不断推出竞争性主业产品，同时运用跨国并购，发展相关业务的多元化，以核心主业带动相关业务拓展，以多元相关业务辅衬与保障核心业务是跨国公司业务调整的一大特点。从经营重组看，跨国公司在全球又掀起一场“信息时代”革命，充分运用新技术变革成果，大力压缩膨胀性组织结构，实行“宽扁平”的组织网络构筑，贴近客户，以最大灵活性与适应性参与全球竞争。

　　跨国公司上述战略调整与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一项领先标准，如果不正视跨国公司的这一巨大变革，后起国家在参与全球竞争中必然进一步拉大差距，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对未来50年的发展对策研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四、中国的对策

　　1.开放中双赢的策略。即一方面中国要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利用好外资，另一方面提倡走向世界，不能保护特权，让中国的企业与世界同行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直接竞争。中国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与世界的联系正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中国与外国伙伴在一个相互了解、相互合作的长期过程中建立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发展机制。在一体化的今天，这一机制的存在、维护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这一背景也决定了我国在今后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致力于实施一种更为开放与合作的战略性举措。

　　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使得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同时，也使国际竞争日益在各国国内展开，从而在国际上出现了对利用外资的激烈竞争。在发达国家继续充任外国资本流动主导者地位的前提下我们看到，流向新兴市场的跨国资本处于分足鼎立之势，拉美、加勒比海地区及中东欧地区的外资流入因各地区私有化进程而呈上升趋势，这与流向亚太地区的跨国资本形成竞争。1998年亚太地区跨国资本进入呈恢复性增长，达850亿美元。 这一地区今后外资流入总额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是否有能力继续保持相当规模以及该地区主要经济体在区域内投资的恢复性增长。从中国当前引资形势分析，东南亚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小，而且中国自身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战阶段，深层次矛盾暴露出来，对经济的进一步运作构成严峻挑战。1998年我国连续多年对外引资第二位的名次已被英国取代。面对中国对外引资的严峻现实，我们在扩大开放，积极利用外资工作中应切实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适应新形势，在扩大开放中让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与信任中国，愿意到中国投资。二是中国在面临这一对外引资工作新形势时，自身应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就前一问题的思考，涉及我国对外引资工作方式与内容的变革，使之适应跨国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如跨国并购成为重要手段，周边国家日益调整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从我国当前对外引资的现状看，我国的投资环境已取得很大进步，但在经济转型时期，无论从法律法规还是对外运作管理来看，尚有许多方面亟待完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前外商投资形式不断深化，从以往“三资”（合资、合作、独资）到合作开发、控股引资、资本并购等，使得我国现有外资运行管理体制面临新的挑战。目前，跨国并购的兴起，多在电讯、银行、化工、汽车等行业进行重组。如果要利用这轮跨国并购，引进跨国资金、技术等，要求我国顺次开放上述行业，实际上上述行业也正是我国着力培养与国外竞争的垄断性行业，这就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扶持本国竞争优势与利用外资合作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根本的，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是迟早之事，参与国际竞争也是必由之路。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当前必须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完善投资环境。目前，我国政府在对外引资工作中，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对金融、保险等10多个领域进一步改变现有外商投资的限制（地域、业务限制），同时，扩大跨国公司在华设立投资性公司的经营范围。另外还将扩大外国投资中介服务业的试点。这一系列举措正是中国为适应外来投资战略调整，向国际资本市场发出的一个可喜信号，表明了中国经济将在扩大开放中融入世界经济，并从交流合作中获益。

　　跨国公司在全球运营中根据世界各国不同的区位优势进行分工投资，从而对不同价值链的生产环节进行配置。这一特点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是限于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某一环节的价值链增值活动，那么，该国竞争力与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将随跨国公司全球运作战略而波动。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与跨国公司合作中，必须强调竞争意识，不单着眼于在本土区域中的价值链合作竞争，更应让本国企业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到国际市场搏击。这种“走出去”的做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将在本土上合作学习的东西拿到国际市场去检验，从而判断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是否真正有意义。二是走向国际市场时，实际上竞争机会变得更多。发达国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转换空间及广大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都提供了潜在的机会，而这一切只有深入国际市场，才能真正把握。目前中国进入前500强的4家公司，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便是日益增长的国际业务。国际化、多元化、实业化、集团化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方向。我国政府也决定将重点扶持海尔、宝钢等6家企业。在强调中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时， 必须注意这样几点：一是对中国未来的跨国公司成长应有一个综合评价体系，核心是企业的盈利能力与研究发展创造能力。二是政府提供的激励应是产业导向与市场环境改善，让企业在一个有序又有力的市场氛围下自由参与竞争。外国资本纷纷进军中国市场，中国如何加强反垄断法等系列调控法规建设显得非常重要，只有在强调同一水平线上的起跑，才能真正扶持中国国有企业得以发展壮大。

　　2.中国应有自身的全球发展观。联合国贸发会议在《1999世界投资报告》中曾提出几个令人关注的问题：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创新，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快，一个复杂的国际生产体系随之出现。它的出现对发展中国家究竟有哪些益处？发展中国家可能为此付出何等代价？发展中国家政府可能奉行什么样的涉及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政策？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构成了中国自身全球发展观应有的内涵。

　　（1）“立足世界”。这是指站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积极参与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基点上。这一内涵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中国加入WTO。WTO的最大好处是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下，各国的开放与合作将在有序、有保障且日益深化的过程中进行。鉴于WTO所辖议题、成员规模、 贸易总额等诸多方面都在当前世界经济贸易领域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需要WTO，WTO也需要中国。在坚持权利、义务对等，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 后，必须对可能面临的巨大竞争做好充分准备。这种面对面的国际竞争，对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从长远看是有益的。中国企业从竞争中发展到参与国际竞争，置身于WTO这一多边体制下能体现竞争的益处。

　　（2）“放眼区域”。 区域集团从某种程度上通过小范围的合作与自由机制，引导合作成员的经济资源更为有效地配置，进而导向更高一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发展到现在的一体化最高形式。中国处于亚太地域中心，以APEC论坛为契机的这一区域合作形式灵活，层次丰富，为中国经济在大范围、多层次、多样化国际合作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形式更为灵活，强调成员国经济特点的区域渐次合作将给成员方，也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益处。为此，要求中国在参与这一区域合作当中，一方面注意不断维护与推进APEC开放论坛形式，反对各种试图利用论坛形式进行经济支配的大国意志；另一方面，自身的改革开放也应积极融入这一区域合作中，以经济发展效用带动与影响区域合作前程。

　　（3）“完善自我”。 即要求中国必须切实摆正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并以此为起点，对中国现有束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框框进行改革，强化企业机制转换。从99《财富》论坛会议看到，众多国际知名大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列入未来全球战略的首位。因此，中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体系中承接的各种资源的国际转移将很可观。在适应跨国公司国际分工体系的这一运营特征时，可根据经济发展特点，采取分阶段与跨国公司合作的举措：从承接目前国际生产增值链活动的基地发展到跨国公司技术转移适用开发基地，进而成长为区域性跨国公司研发创新基地。中国还可依据自身禀赋优势，积极利用国际资本，发展成为区域性功能中心（如贸易营运中心等）。

　　（截稿：1999年12月）

作者介绍：滕维藻：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教授。 郑飞虎、谢光北：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博士生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