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揭开了序幕，当时梅兰芳住在上海。3个月后，淞沪失守，黑暗弥漫了大地，上海租界也是一片狼藉! 　　一天，有人来向梅兰芳提出要求，说是希望他能在电台上播一次音。梅以不久要到香港和内地演出，不能在上海电台播音为理由拒绝了!这次发生了要求播音事件，他认为上海租界绝不是什么安全的桃源，看情况不走是不行的了，要走也只能到香港去演出，藉此机会先跳出樊笼，再作打算。他的老友冯耿光(华北银行界名人，与张学良交好)遂到香港预为布置，替他与利舞台联系，并为演出做准备。一切安排就绪后，梅兰芳在1938年春末，率领剧团到了香港。事先在干德道租下一所房子，演出完毕，剧团北返，他本人就寄居在那里，一住就是4年之久。 　　在梅兰芳演出期间，有过这样一件意外的事情。冯耿光当时住在浅水湾酒店，利舞台在跑马地，冯耿光每晚必来看戏，散了戏照例要到后台和梅闲谈一会，才回酒店。有一晚散戏后，冯耿光走了不久，梅正在卸妆。这时，忽然听到“砰”的一声，化妆室的房门被人一脚踢开。梅兰芳是背着房门坐的，从镜子里看见闯进来一个人，满脸是血，连衫上也沾染了两大块，他转过身来仔细辨认，才看清楚这个血人就是冯耿光。梅兰芳大吃一惊，赶紧站起来扶着冯问:“您怎么啦?”冯耿光挺着腰大声回答说:“让人打了。”梅兰芳一面打电话请医生，一面问冯耿光出事经过。冯耿光说:“刚才我离开戏院走不多远，后面突然有人用棍子向我头部狠狠地猛击了一下，我受伤躺在地上，路人上来营救，凶手看见人多，就扔下凶器跑了。” 　　没多久医生来了，马上给冯耿光敷药包扎。这时凶器也由路人送来，是根圆的铁棍，外面裹着旧报纸。当晚由梅兰芳派人护送冯耿光到一位至熟的朋友潘述庵家中暂住，在潘氏夫妇的悉心调护之下，休养半月才恢复了健康。事后经过调查，知道是一上海流氓干的事，此人在上海曾屡次来找梅，想包办这次香港演出，没有能达到目的，怀恨在心，又疑心是冯耿光从中作梗，所以下此毒手。据医生说:“幸亏这棍子是圆的，要是换个有棱角的铁器，这一下就可致命。” 　　梅兰芳生平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但他个人的业余生活却绝不枯燥，而是丰富多彩的。从幼年起，他就喜欢种花､养鸟､养鸽子，特别是学画。他学画以后，对于美术的兴趣更浓，遇到一幅名画､一件优美的雕塑或各式各样的艺术品，都要仔细观摩，一再欣赏，绝不肯轻易放过，他学画是从花鸟､人物入手的。在北京时期，名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了､陈师曾､王梦白等，都是“缀玉轩”(梅宅)中的常客，梅兰芳见到他们总是虚心请教，他们也都乐于指点。这些人里面，王梦白是他的启蒙老师，每天必来教画，前后有好几年。迁居上海以后，汤定之是他的后期专任画师，教的时间也不算短。梅兰芳虽然不是科学家，而对于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懂得不少，常把世界知识一类刊物上的新鲜事介绍给朋友听，说得头头是道。他自己是个旦角演员，因此对于妇女的性格､形态，观察得十分细致深刻。 　　他在北京､上海的平常生活就是如此，到了香港，环境不同了，就深居简出，请了一位英国老太太在家补习英文，还学过世界语，课余常以绘画消遣。有一次，一位朋友的夫人偶然拿了一张照片请他着色，这本来是一时兴致游戏之作，可是他着笔细腻､敷色淡雅，绝不是一般喜用大红大绿､专事色彩堆砌的俗手所能企及的。看见的人都说:“这哪儿是照片，简直成了一幅绝妙的仕女图啦!”此后就有好多朋友拿照片请他着色，差不多有二三十张。 　　在一个偶然的聚会里，梅兰芳遇到一位打羽毛球的好手。他常主动地来找梅兰芳打球，梅兰芳当然打不过他，这位朋友却不怕麻烦，乐意给梅兰芳进行指导。半年以后，梅兰芳的球艺居然大进，对此道的兴趣亦随之增高，每星期至少要打两三回，变成一种常课了。 　　过去“缀玉轩”座上不断有诗人文士，梅兰芳自己一直喜欢参加他们的谈艺论文活动，他历史､文学方面的知识，大半是得力于这些朋友的濡染启发。到了香港，他仍旧保持着这种习惯，爱听人家谈掌故，但这时却更着重于世界形势的研究讨论。卧室里的一架收音机，成了他室中最亲密的伴侣，随你把指针拨到哪里，它都能很快地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电台的播音，真称得上得心应手，熟极而流。每天除了注意战事消息以外，戏曲､音乐也是他经常收听的。 　　自从剧团离开香港以后，梅兰芳就没有用胡琴吊过嗓子，对人谈起，总说自己的嗓子已经退化，不可能再演出了，而实际上他念念不忘的是在等待着有一天胜利的到来，重登舞台。他又深怕时间一久，嗓子真的会起变化，因此每隔一两个月，就叫友人带了笛子去给他偷偷地吊几段昆曲。他住在公寓房子的二楼，上下左右都有人家，为了不使歌声传出，引起旁人的注意，他事前总是要把门窗紧闭，窗帘拉下，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开始吊嗓子。碰到唱得痛快的一天，他就觉得十分安慰。记得有两次给他吊《刺虎》，唱到“有个女佳人”的“佳”字，工尺相当高，而且腔要拖得很长，他唱不上去，或者上去了不够饱满，他就很感慨地说:“老话说曲不离口，一点不错，老不唱，怕嗓子就要回去了。”一言天下大有髀肉复生之感。 　　他本来是个电影爱好者，常从银幕上汲取有益的知识来丰富他的舞台艺术。在香港期间，当地的“娱乐”､“皇后”等几家大电影院，他是经常去的，外国片固然要看，中国片也不放过。那时中国的古装片还在萌芽时期，只要有这类新片到港，他总打电话约人陪他去看，看了回来，还总要谈谈艺术方面处理的问题，指出这里面的服装､动作和背景的配合，哪些地方是调和的，哪些地方就显得生硬。他这些关心和研究，成为他自己后来拍纪录片时的参考。 　　梅兰芳在港看电影的次数很多，其中有一部卓别林主演的名片《大独裁者》，他是特别欣赏的。这位编､导､演一把抓的电影艺术大师在这部影片里，扮演了两个角色，除了影射希特勒的大独裁者以外，还安排了一个貌似希特勒的理发师，用双关的手法，无情地揭露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动本质，深刻地讽刺了他的狂妄自大､愚昧无知，说明他终于要走上灭亡的道路。梅兰芳看了觉得非常痛快，感到穷兵黩武､好勇斗狠者必然是这个下场。所以他看过一次还想再看，一连看了7次之多。 　　1941年秋天，梅兰芳曾有意到内地去，他和冯耿光商量说:“香港不是久居之地，我早就想离开，您看到哪里去好?”冯耿光说:“我们何不搬到桂林去住，那里是个风景区，气候也还不错。你如果同意，我可以写信托中国银行给我们找房子。”梅兰芳说:“好吧，去了再说。”不久，冯耿光就接到桂林中国银行经理陈隽人的回信，知道已经给他们租定了一所房子，租金每月200银圆，一切应用家具也在着手准备。梅､冯两位计划过了年就走，那时笔者在香港交通银行经管运输事务，和当地两家航空公司都很熟悉，梅一再向我说:“我们内迁时行李不会少，飞机票需要你早给我们想好办法。”我说:“你放心吧!包在我的身上。”谁知道当年12月8日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香港当天就受到飞机的轰炸，形势突变，上述的计划也变成了泡影! 　　1941年12月8日清晨，大家忽然听到了猛烈的高射炮声，都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起初还以为是演习。梅兰芳从电话里对冯耿光说:“看样子不像演习，我从窗口已经看到对岸飞机场有火光，好像受到了轰炸。”后来确知日军已经向香港展开全面进攻，冯耿光去见他，他皱着眉头说:“糟啦!早走一步就好了。香港是个孤岛，我瞧是守不住，早晚要被日本人占领，我一向离他们远远的，这回可难免要碰上了。” 　　日军围攻香港18天，每天炮声“隆隆”，敌机也常来“光顾”。梅兰芳和冯耿光都住在半山，山上没有防空设备，只能躲在楼房的地下室里，算是临时的防空洞，那几天他总是默默地不大说话。

　　他素来爱好整洁，在这种紧张的气氛里，照样还要刮脸，可是与过去不同的是，胡子就不剃了。冯耿光和朋友们问他:“莫非你有留须之意?”他严肃地指着上唇回答:“别瞧这一撮胡子，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用处，日本人假定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如果他们还懂得一点礼貌，这块挡箭牌，就多少能起点作用。” 　　他是个旦角演员，年轻时为了怕胡子太浓，常用镊子拔须，现在要用着它了，可又总是稀稀朗朗的几根，老长不密。直等回到上海，时隔半年，他的胡子才留得有个样子。 　　日军进入香港以后，时有暴行，所有港地的居民，全都惴惴不安。就在日军进香港后第三天的上午10时左右，梅家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要见梅兰芳。他刚跨进客厅，那人飞快过来握住他的手说:“您真把我找苦了，我们进入香港，上级就指派我要找到您，找了一天没有头绪，有人说您已经不在香港，可是据我们的情报，您没有去重庆，8号夜里重庆派来接人的两架飞机里面没有您，肯定仍在香港，但不知道您的住址，叫我干着急，直到昨天晚上才有了线索，现在我真高兴能够见到您。”来者是个日本人，名叫黑木，说着一口流利的带着东北口音的中国话。黑木又说:“酒井司令想见见您，您哪一天有空，我来陪您去。”梅兰芳说:“现在就可以去。”说完就进屋子拿帽子，冯耿光问他:“你拿帽子上哪儿去?”他说:“来的那个日本人要我去见他的司令。”冯耿光很着急地说:“你一个人去，行吗?”他却很镇静地回答:“到了这个地步，生死早就置之度外，怕有什么用处!”说完后出去对黑木说:“我们走吧!”他们刚走出客厅，这时，梅家住着的一位姓周的朋友，就自告奋勇地对梅兰芳说:“我陪您去。” 　　当天下午4点钟我去到梅家，他还没有回来，冯耿光坐立不安，焦急万分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一下畹华(梅兰芳字)真完了!我深悔不该让他去的。”大家心里也在着急，但表面上还要安慰冯耿光，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天已经黑下来了。大家站在阳台上瞪着眼向外看，全部路灯都没有了，住家的也不露出灯光，在朦胧的夜色下，连个人影也找不到，整座山阴森森地充满着凄凉恐怖的气氛。好不容易远处传来汽车喇叭的声音，这辆汽车一直开到家门口停住，果然是梅兰芳和姓周的朋友回来了。梅兰芳刚一进门，大家就赶快围上去问他:“怎么到这会儿才回来?”他微笑着说:“别忙，等我放下帽子，擦把脸，再仔细讲给你们听。” 　　他说:“酒井的司令部设在九龙的半岛酒店，我走进酒井的办公室，酒井正在隔壁房间开会。黑木出去绕了一下进来说:‘司令马上就来，请您稍候。’不一会儿，酒井进来跟我握手说:‘20年没有见面了，您还认得我吗?我在北京日本使馆当过武官，又在天津做过驻防军司令，看过您的戏，跟您见过面。’他一面说话一面盯着我嘴上的胡子看，用惊讶的口气说:‘您怎么留须子?像您这样一位大艺术家，怎么好退出舞台?’我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已经失去登台的条件，唱了快40年的戏，本来也应该退休了。’酒井听了沉吟一下，就让黑木给我一张‘特别通行证’，又对我说:‘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黑木，给您解决。’说完话出来，正想回家，黑木一把拉住不放，坚邀我到他家吃饭。吃完饭时间已经不早，我料想家里一定很着急，但黑木还缠着我大谈其戏，又留我吃了点心，才陪我过海，上了岸，仍派汽车送我回家。今天总算让我闯过去了，你们别以为酒井､黑木他们会对我有什么好意，准是想利用我，瞧吧!” 　　自从日军占领香港到梅兰芳离开香港之前，这中间曾经遭到3次不同程度的胁迫，都被他挡了回去。经过是这样的: 　　日军某部队为了开一个占领香港的“庆祝会”，函请梅兰芳参加，表演一出京戏。这时正好梅兰芳患牙疼，就请牙医写了一张证明，附在回信里说明不能参加的理由，这件事就这样对付了过去。 　　没有多久，日本军部又派人来说，为了繁荣战后的香港市面，想请梅兰芳出来演几天戏。他回说:“我的剧团不在此地，一个人无法演出。”又这么搪塞了过去，以后也没有再提过这事。 　　第三次情况就比较严重了。汪精卫投靠日本后回到南京，汪伪政权要庆祝“还都”，日本的特务机构“梅机关”派专人来港，邀请梅兰芳去参加，准备用飞机送去。梅当然是不会去的，而来人却一定要请他走一趟，不肯空着手回去复命。经过多次的谈话，费了无数的唇舌，最后他坚持着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的理由，这才把来人打发走了。 　　梅兰芳那时的处境，真好比笼中之鸟，但是这只鸟一直在盼望展翅高飞。他惟一的寄托是偷听短波，每天晚上在卧室里把门窗紧闭，放下窗帘，熄灭电灯，用两张棉被包住无线电机，只露出一小块，声音开得很低，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等我到他家时，他常把偷听到的一些重要消息告诉我。他住的这所公寓，楼上楼下都住有日本军官，偷听短波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但他一直冒着险收听，坚持到他离开香港为止。 　　当时，有好些人都轻车简从悄悄地从广州湾偷渡到内地。梅兰芳也决定先把他两个在香港上学的儿子葆琛､葆珍设法送走，就托付两位熟朋友，分别把孩子带进内地去念书，葆琛去重庆､葆珍到贵阳。临走的前两天，在家里举行了一个送别宴，几位好友也被邀参加。饭后，他踌躇着说:“万一路上被人家发现是梅兰芳的儿子，可能就给拦回来，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从学校里是都查得出来的，非改不可，可是改了又得让他们容易记得住，盘问的时候才不会露出马脚，你们看我这个主意对不对?”冯耿光在旁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他们的小名不是叫小四､小五吗?何妨谐着音改做绍斯､绍武，有人盘问，我想容易答得上来。”梅同意了这个办法。两个孩子先后出发的日子，他每次都送到门口，凄然握别，看着孩子下山，走远了还向他们一再地招手。 　　几个月以后，梅兰芳的熟朋友都已纷纷离港，大家对他何去何从，也研究过几次。有人主张化装偷渡进内地，多数人却不同意这个办法，认为别人化装还可以混过关去，惟有梅兰芳的面孔认得的人太多，如果让日本人抓了回来，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大家认为日下香港､上海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没有什么两样，熟朋友慢慢走光了，梅一个人留在香港不太妥当，不如回到上海去。梅接受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在1942年的夏天，取道广州飞回了上海。他回到上海，走进了马斯南路旧居，大家看见他又瘦又黑，比去的时候憔悴得多，嘴上又留了胡子，样子变了。梅夫人一把抓住他，含着眼泪说:“上海传遍了你的凶讯，说你从香港坐船回来，半路上船被打沉了，今天我们还能见面，真不容易!你怎么这样瘦。”他回答说:“你放心吧，别瞧我瘦，我的气儿足，什么都不怕，养几天就能恢复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从收音机里获得了证实，他高兴得流下泪来。这一天，梅家坐满了亲友，大家兴高采烈地相互道喜，同时发现梅先生脸上刮得干干净净，胡子已经不见了。 　　从那时起，梅先生每天一早起来，就在院子里练功，下午吊嗓子，晚上看剧本，又亲自到地下室里去检查戏箱。当时他的心情，就好比退隐多年的老将，一旦又要重上战场，当然压不住内心的兴奋;同时又想到解甲8年之久，功夫生疏，是否能够胜任，也是值得考虑的事。所以他早晚忙碌，积极地为他未来的演出做着一切必要的准备。